1928年3月30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桂东沙田，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１９４７年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1947年3月30日 ，毛泽东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会议后，中央机关人员为了便于行动，编成四个大队，成立了直属队司令部，任弼时为司令（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治委员（代号郑位）。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
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更是明确地指出，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克服“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由此不难看出，形式主义迎合、助长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捧出”“逼出”形式主义。二者如影相随，甚至可以说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一种，破除官僚主义就要反对工作上的形式主义。
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中写道：“现在，全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原稿上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3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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