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的历史，小人物，也就是那些劳动者，历来是不受待见的，他们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卑贱而屈辱地活着。
毛主席对“小人物”的态度却是极尽尊崇，他的一句话颠覆了历史的认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让一直卑贱着的小人物顿觉扬眉吐气，身心舒展。
1954年，有两个青年团员，李希凡和蓝领，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是批评《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的，俞平伯当时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两个年轻人的文章发表颇费周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结果人家没搭理他们，好在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发表了他们的文章。后来有人向《人民日报》推荐，被某些人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理由拒了，作为一种妥协，《文艺报》转载了文章，《光明日报》也给予了发表。这事毛主席知道了，他给两个青年的文章写了不少批语，又连同批语给不少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1958年5月18日，毛主席阅“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的报告”的材料，写了一篇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批语写道：
“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刻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讲到破除迷信问题时，他说：
“第一机械工业部搞出一个四十一个科学发明家的小传。这个材料可以证明，许多科学发明家是出身比较穷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还有许多是农民，是小知识分子，只有七个人是比较有社会地位的。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
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印了《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初稿，这个资料说:在这四百人中，中国的有七十人，外国的有三百三十人，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年纪较轻、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类，有二百三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1959年12月24日-26日，毛主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段落时，他说：
“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
1963年11月8日，毛主席阅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讲话稿，非常同意讲话稿的观点，并对讲话稿作了修改和加写，其中加写道：
“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毛主席对于“小人物”的高度评价，甚至是尊崇，并非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真情流露，这主要来源于他的平民情怀，来源于他要建立一个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社会的理想。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表达了他建立平民社会的志向，他在文章中写道：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毛主席为他创办的社团组织“新民学会”确定的方针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改造的路径就是借平民主义的高呼，打倒强权，解放平民，建立劳动者的社会。他认为“劳工神圣， 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这是他基本的立场和观点，构成了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改造世界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他找寻到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农民阶级，这成为他进行革命和实现远大理想的基本力量，毛主席所依赖的基本力量，都是“小人物”群体，他带领着这些“小人物”，为这些“小人物”，打下一片属于“小人物”的江山。
毛主席心中的“小人物”，他们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他们的热爱，毛主席从来不吝笔墨和溢美之词。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对艺术工作者们提出希望，要求艺术家们到群从中去，向群众学习，他说：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
1941年3月、4月，毛主席为了帮助大家提高研究问题的方法，将自己过去做的一些调查材料编印成《农村调查》，他在序言中指出，要了解中国的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好社会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他有个志愿，希望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说起那些他调查过的普通干部群众，他说：
“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1942年5月，毛主席邀集文艺界的工作者召开座谈会，他在会上进行了长篇发言，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了解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写出服务于工农兵的作品来。在会上，毛主席还讲了自己接近工农兵的感情变化的经验，他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8年2月1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写成“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两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们，共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九十，其中农民则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所有这些劳动人民，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 除受经济上的剥削外，还受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
1948年3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指示中对人民大众和劳动人民的概念进行了说明，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他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成了一件理所应当的大事业，这是中国革命的目的所在，是毛主席奋斗的理想所在。循着这样的逻辑，就能够理解毛主席对劳动人民、对“小人物”的那种关爱和扶助，也能够理解毛主席要求于干部们的那种严苛约束，所有这些，无不是为了建立真正的人民国家的那份执着和信念。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了教育的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1月，毛主席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一条是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要求是：
“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 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 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 一定要打掉官风。”
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成了毛主席对干部的一条基本要求，他用这个标准频繁地敲打干部，使之成为一种常态，一种制度。
1958年2月1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在北京作官的一年要离京四个月，下去接触群众，少一天都不行，他说：
“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元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拥护。”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他说不管做多大官，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针对有人说“跟着毛主席走”这句话，他指出：
“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合作化我们是跟贫下中农。”
1958年12月11日，毛主席会见由国防部部长雷维斯率领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在向外宾介绍中国解决部队上下级关系时说：
“利用整风的办法，干部参加生产，官长下连队当兵，大大地改进了上下间和军民间的关系。下去可以体会到群众是怎样生活的，只有益而无害。干部也根据其身体情况，每年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或当工人，或当农民。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做法是好的，不懂工农业劳动，容易脱离群众。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于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发表看法说：
“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 度，干部参加劳动，工 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
1961年5月2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大跃进时期“共产风”对农民造成的剥夺，要求坚决退赔，他指出：
“现在农民与我们还有隔阂，不相信我们，只有坚决退赔，农民才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剥夺农民还能搞什么社会主义?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准剥夺农民。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农民，一事无成，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
1963年5月7日，毛主席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
题的决定(草案）》稿，指出干部参加劳动能解决许多问题，减少贪污，还可以了解农业生产，他说：
“要使支部的领导放在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的手里。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 ”
1967年9月9日，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谈话，对于领导干部因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等等问题，他说：
“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以后干部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的战士。”
1967年10月3日，毛主席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对于干群关系问题，他说：
“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
1968年8月下旬，毛主席审阅修改一篇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他加写了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的文字：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对于文艺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
“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对于中国的劳动人民，那亿万个“小人物”，毛主席把他们写进了美丽的诗句：“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对于劳动人们的每一个进步，他都兴奋地溢于言表：
“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毛主席于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期间，作为许多讲话，其中有一段是针对有些人上了大学，瞧不起工农了，他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
毛主席对于劳动者的至高评价，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些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那一个个千百年来都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尊崇，象王进喜，陈永贵、时传祥、雷锋……那些最普通的“小人物”，成了一个时代的灿烂群星。毛主席用宽广的臂膀保护着他们，不再让他们受剥削，受压迫，受歧视，受伤害，对那些爱在劳动者面前摆官架子的，动不动训人的，毛主席总是严厉地训斥他们：
“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
我想起了一首老歌，过去的老演唱家们唱起来非常有味道，荡气回肠，气势豪迈，歌名叫《石油工人之歌》，也叫《我为祖国献石油》，歌词是：“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这首歌是一个时代的“劳动者之歌”，唱出了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唱出了劳动者的大气滂沱，只有当家做主的劳动者才能唱出这样的情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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