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然而，尽管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是这个总方针具体要怎么执行，其实大家心里都还没谱。

　　会议结束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建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

　　但是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中国的百年近代史，由此拉开了一个全新的序幕。

　　一、

　　从1927年开始，中国的革命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27年——1937年，属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1937年——1945年，属于全面抗日战争，

　　1946年——1949年，属于国内解放战争。

　　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党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全部都集中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而如果我们把这些思想和路线斗争作一个总结的话，就会发现尽管它们涉及军事、政治、思想、理论等方方面面，但是它们却始终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

　　这个主题就是——人民群众。

　　也就是说，大家争论的那些问题，永远可以归为这样一些类型：

　　要不要紧密联系群众?

　　如何紧密联系群众?

　　如何判断、估计、组织和发动群众。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这些历史斗争，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共产党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以后，第一次比较大的思想斗争，以毛泽东同朱德、毛泽东同林彪为代表，他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军队到底是单纯用来打仗的，还是执行政治任务的?

　　第二个，在革命斗争的早期，面对强大的敌人进剿，到底有没有建设根据地的必要?

　　这两个核心问题，本质都是要不要联系群众，以及怎么联系群众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军队仅仅只是打仗的，那么实际上就忽略了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就不会懂得建设人民军队的真实含义。

　　在方法论上，自然而然就不可能让军队去担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政治任务，如此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军队脱离了群众，继续保留着旧式军阀主义的特点，衍变下去就必然发展成为枪指挥党的局面。

　　如此一来，我们是不可能看到后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那种奇观的。

　　至于要不要在革命早期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其实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革命的意义，到底是单纯的革命，好让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呢?还是为广大的群众谋利益呢?

　　在革命早期，根据地往往是流动的，就是说刚刚建设起来，立马就被军阀派兵来摧毁了，起不到后勤保障的作用，还费时费力。

　　所以就有人认为，现在建设根据地毫无意义，应该等革命高潮起来以后，再去思考建设根据地的事情。

　　可是毛泽东不那么想。

　　他认为根据地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一个后勤保障基地，它更伟大的意义在于发动群众，教育群众。

　　不要以为根据地一建起来就被摧毁，起不到后勤作用，就不去建设了。

　　你只有建设了根据地，让群众明白什么是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让他们感受到拥有土地的幸福，感受到平等的意义，将来他们才会自发地、主动地起来参与建设和维护属于他们的政府。

　　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的促进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所以，军队要不要执行政治任务?红军要不要在早期建设根据地?

　　这两个问题核心是什么?

　　是军事吗?是根据地吗?

　　不是，它们只关乎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如何联系人民群众的问题。

　　这次的争论以古田会议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人民军队，人民政权的思想开始扎根到了红军之中。

　　然而，斗争永远不会结束。

　　二、

　　随后而来的是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路线。

　　别看它俩名头和形态都各自不同，其实思想的发源同属一脉。

　　不管是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中心城市进攻计划，还是后来发展出来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错误路线问题。

　　其实背后的路线之争，就在于到底是坚持“城市进攻”，还是坚持“农村割据”。

　　说得更透彻一点，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尤其是从苏联学习了一大堆马列理论回来的人，他们从心底都有点看不起毛泽东那套“农村割据式”的革命。

　　这并非没有原因，因为当时不管是从苏联革命的经验看，还是从中国以往的革命方式去看，压根就没有出现过一种革命，是所谓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能取得成功的。

　　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是以城市为目标，最后夺取政权。

　　所以毛泽东那套，在他们看来就是典型的“右倾保守”、“游击习气”、甚至有山大王的作风。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李立三拼命鼓吹进攻中心城市，坚持革命的胜利应该是“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条路线曾经使得革命力量遭受过很多无畏的损失，尤其是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组织，因为过早的暴露而牺牲。

　　不过幸运的是，立三路线并没有统治多长时间，就宣告破产。

　　而不幸的是，以批判立三路线过“左”而新生出来的王明路线，却是一条在理论和形态上更加完备的左倾路线。

　　他们一样鼓吹中心城市论，一样看不起农村的游击战争和工农割据式革命。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体现在军事上就是：游击战、运动战的精髓被弃之不顾，取而代之的是堡垒对堡垒，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形式。

　　他们不敢放弃根据地，不敢跳出敌人的堡垒圈到广大的无堡垒地带作战，因为他们不知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精髓，并不是立足于根据地，也不是立足于苏维埃，而是立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

　　红军只有到了人民群众那里，才真正是如鱼得水，也才能真正发挥出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精髓。

　　所以，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他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

　　还是在群众观上。

　　当你只看到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是在城市的时候，却忽略了中国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农民。

　　当你只看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是在城市的时候，却忽略了共产党领导的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

　　而中国的特点就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都是农民。

　　所以，只有把一切政策、理论的着眼点，放到农民身上，才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道路。

　　而其背后的原理，就是把着眼点放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身上，只不过那时候的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好都是农民而已。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和理论路线，这条路线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同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

　　王明的“左倾”思想路线，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宣告了其在军事上的彻底破产，但是其实王明路线并没有结束，这个我们后面还会继续讲到。

　　三、

　　在王明军事路线破产以后，随即而来的，是张国焘的分裂路线。

　　我们今天只要提到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一般都会把原因总结为张国焘的军阀思想。

　　就是说，他这个人，完全把军队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什么党指挥枪、军队执行政治任务，在张国焘那里，完全就是扯淡。

　　所以，才有了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屡屡跟中央唱反调的情形。

　　但是我们放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去看，双方的路线之争里，虽然说张国焘有严重的军阀思想，但是就北上还是南下的具体问题来讲，他却也并不是为了唱反调而唱反调。

　　应该说，当时南下和北上都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根本分歧则在于：

　　毛泽东认为，只有北上，深入到抗日前线，红军才能在政治上立得住脚，才会有发展的空间。

　　而张国焘认为，我手下四方面军8万之众，都被蒋介石追着到处跑，你们一方面军已经被打得不到3万人了，哪里来的勇气提什么抗日呢，好意思吗，连追着我们跑的蒋介石都不敢轻言抗日，你们不是在搞笑吗?

　　所以，虽然北上和南下，都各自面临着军事上的风险，可是张国焘就认为，南下去成都吃大米，总比北上空喊抗日口号来得实际得多。

　　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在一、四方面军兵力的强烈对比的催化之下，张国焘分裂路线便由此发展和衍生出来了。

　　所以，张国焘的军阀思想固然是坐实的了，但是军阀思想之下，为什么张国焘就觉得抗日只不过是空喊口号呢?

　　原因并无其他，而是在他的眼里，可以看到军队数量，看到火力配置，看到成都大米，就是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需求。

　　有军阀思想的领导者，是永远看不到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的，他们不会明白，只有深入到抗日前线，才能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深入到抗日前线，我们的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扩大。

　　原因无他，仅仅是一个有群众的支持，一个没有罢了。

　　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张国焘不但没能吃上大米，而且在四川损兵折将;毛泽东当然也没有吃上成都的大米，但是他却在贫瘠的陕北站稳了脚跟。

　　四、

　　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问题，在遵义会议上被解决了，可是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一直延续到了陕北。

　　当中国革命战争进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又一次出现了。

　　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坚持独立自主下的统一战线。

　　另外一条以王明为代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今天大家回过头来看，会觉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实在是太二了，且不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掌握武装力量，没有独立自主的基本盘，所以人家蒋介石发动起四一二政变来，我们被杀得毫无抵抗能力。

　　难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没有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思想吗?

　　其实王明并非不知道独立自主的含义，他之所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

　　原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红军兵力加起来也就三万多人，跟国民党的实力比起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在斯大林派王明回国的时候，出于苏联利益的需要，曾嘱咐王明：一定要全力配合蒋介石抗日。

　　因为苏联希望中国可以把日本大部分兵力牢牢拖住，而那时候包括斯大林也认为，能完成这个任务的，非蒋介石的国民党莫属。

　　因此才有了一切配合国民党的思想基础。

　　而王明这个人呢，他的地位跟毛泽东不同，他完全是苏联扶植起来的，不像毛泽东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

　　所以，王明的屁股自然就坐在了苏联一边，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总说他们的：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为自己人考虑的太少。

　　而在红军内部，因为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看不到发展的力量，因此也衍生出右倾悲观主义的情绪，很多人总觉得抗日还是得依靠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咱们这点打游击战的兵力，实在是难堪大任。

　　因此，在军队里，也有了支持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基础，这样两条路线就此形成了。

　　当然，在经过了长征以后的红军，早已不是当初那支稚嫩的队伍了，所以这一次路线斗争，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而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开展起来的统一战线，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八路军(红军改编而成)就发展到三十多万，这就为后来坚持敌后抗战，发动百团大战，以及应对敌人残酷的扫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切，都是群众发展带来的结果。

　　五、

　　当时间来到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在经过了无数次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解放军，已经可以说是一支完完全全的跟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军队了。

　　我们后来熟知的淮海战役，陈毅就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他说的丝毫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在淮海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达到了1 : 9，也就是说，一个士兵，背后有9个农民在提供后勤保障，60万参加淮海战役的军队，背后加起来就有500多万农民直接参与了这场战争的支援行动，所以我们说这场战争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一点都不为过吧。

　　不仅仅淮海战役如此，早在国民党还处于进攻阶段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孟良崮战役。

　　当时，陈毅和粟裕率领五个华东野战军主力纵队，包围了由张灵甫带领的，素有国民党“王牌模范”之称的整编七十四师。

　　但是当时危险的地方在于，当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同时被国民党军以十个整编师的大兵力实施了反包围。

　　也就是说，在解放军包围张灵甫的那个包围圈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国民党包围圈包围了解放军。

　　张灵甫判断，以整编七十四师的火力配置，短时间内解放军是啃不下来的，只要他能固守在孟良崮5天左右的时间，等到解放军外围的国军包围圈压缩进来，那么就可以全歼华东野战军主力纵队了。

　　应该说，张灵甫的估计，从常规军事行动上讲，并不是毫无依据的，他甚至提前把国民党军推诿扯皮的现象都估计进去了，但是他依旧认为以七十四师的配置，抵挡到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压缩进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孟良崮战役于1947年5月13日黄昏打响，当时间来到5月15日中午的时候，张灵甫就知道自己错了。

　　他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是恐惧。

　　他的恐惧来源于两条信息：

　　第一：华东野战军的战斗意志远比他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第二：他收到了最外围国民党包围圈的求救电报。

　　也就是说，最外围的那个国民党包围圈不但没有很快打进来，反而遭遇了顽强的阻击，以至于部分国民党军，以为自己才是被解放军攻击的焦点，于是就出现了国民党友邻部队请求张灵甫救援的怪事。

　　而这种现象的发生，就离不开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有力钳制了。

　　那个所谓的要包围华东野战军的最外围的国民党包围圈，纷纷被阻援部队挡在了外围，最终使得张灵甫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终于被陈粟大军全部歼灭。

　　而孟良崮战役期间，支前民工就达到了69万人，也就是说每一位战士，其背后都有两个以上的专属服务队。

　　穿梭在这场战役中的一个国外记者——赫伯特▪安布德，在亲眼目睹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以后，随即在自己的文章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预言共产党将要取得胜利。”

　　六、

　　从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以来，历次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已经足以证明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毛泽东曾经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的一个观点：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七大政治报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毫无疑义的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而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历史，还将持续的证明这个观点。

　　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之初，面临着的是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阻塞，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

　　1949年的全国生产，与历史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使得大城市的资金和物资几乎到了无法维持继续生存和运转的程度了。

　　市场上全是毫无价值的金圆券，资本家把手里仅有的一点物资囤积起来，哄抬物价，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政府手里接过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那时候的民族资本家不断放言，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退败的蒋介石也认为，毛泽东无论如何不可能治理好他们留下来的经济后遗症。

　　可是啊，这些资本家和他们的大代表蒋介石，直到败退台湾，都始终没有看到毛泽东身后那股真正强大的力量来源，这种来源还是四个字——人民群众。

　　看到当时的经济乱象，毛泽东果断作出决定，在上海先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家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等物资开始从解放区的人民群众那里运进大城市。

　　这些物资，都是早前解放区的人民在生产中积累起来的。

　　1949年11月25日这天，在物价涨得最猛的时候，毛泽东发动了“棉粮之战”。这一天，各大城市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利，纷纷破产，到同年12月10日，“棉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蒋介石集团看来完全无法战胜的经济危机，被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悄然化解了。

　　不知道蒋介石最后，是否真正的明白了自己到底输在了哪里?

　　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打响了经济战线上最漂亮的第一仗，而随后，他们还将继续承担着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要建设，因为它不仅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它还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

　　要实现这一步，就必不可少的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坚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原则之下，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对新中国采取的是全面封锁的政策。

　　于是我们只能实行那个被后来的资本买办们所诟病的“一边倒”政策。

　　尽管我们一边倒的倒向了苏联，可是工业化建设的原始积累，却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逾越的重要步骤。

　　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原始积累，靠的是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其成本最终只能由人民群众担负。

　　所以，在中国迈进工业化进程的那些年里，连知识分子都开始觉得农民的生活实在是过于贫苦了，梁漱溟就曾经和毛泽东争论，说现在的政策是：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意思就是过于的在乎工人，而忽略了农民的利益。

　　其实啊，在新中国里，还有谁能比毛泽东更心疼和爱护农民群体呢?

　　可是中国要真正的强大，就必须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搞建设就要有资金，就必须多征收农业税，就必须承担这种原始积累的成本。

　　所以，在新中国的建设历程中，时常有一个被忽略了的群体，他们就是农民。

　　应该说，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在新中国的建设历程之中，农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投入了极大的心血。

　　对比起那些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实现了民族独立，却又随后在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建设中，被帝国主义卡住了脖子的国家来说，中国能够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完成工业化的建设和经济战线上的独立，其背后最本质的原因，还是没有变——紧密的联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七、

　　当人民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喊人民万岁。

　　前半句让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永远代表群众利益的期望，而后半句我们看到的是，只要紧密联系人民群众，一切的艰难困苦都可以战胜，一切的胜利和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以无产阶级的觉醒为标志，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其实，1927年开始的土地革命在中国百年近代史上，也可以作为一个革命历程中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没有同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总在最关键的时刻掉链子，不是软弱了，就是妥协了。

　　而1927年以后，以八七会议为起点，以毛泽东引兵井冈山作为标志，从此时开始，中国的革命才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此后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多少灾难，他们都能够战胜，并最终走向了胜利。

　　原因无他，只是从那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一切的革命运动才真真实实的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将来的斗争，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