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见阳和平，赶上他住在沙河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一年以后，阳和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已经不住在沙河农场，搬到了任教的大学附近，租房住。
在中国媒体上，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来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平时，阳和平不看电视，因为“电视没法看，新闻没法看”，偶尔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剧，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的故事
父母亲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一对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三个子女，其中阳和平是长子。
母亲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于当时的母亲寒春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个1921年起就曾在美国搞核物理方面进行钻研的科学家（与杨振宁同学），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自此，夫妇二人一生与农场和养牛结下不解之缘：改造进口的苏联农具，利用风车设计挤奶设备，研制弹性无毒橡胶，甚至七十多岁从头开始研究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农场培育出新型牛群品种……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别世界。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母亲的追思会上，与许多在场参与者的情绪激昂相比，阳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静和理性。他的发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号”，“中国人老觉得她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怀念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文革爆发的时候，阳和平刚刚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厉害”。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9年，阳和平到北京红星工厂。第一年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有一次，上面组织学习六篇马列原著。组长说，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阳和平说我想参加。“不，你可以不参加。”组长说。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股气，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他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甚至后来的美国之行，这本书在他的身体里复苏，并渐渐得到印证。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
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采访中，阳和平有过几次哽噎，但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在说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待在曾经的光华工厂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透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也正是因此，才令他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他懂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阳早曾说，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要有斗争感，要有幽默感。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就是斗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暂时的。”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后来发生的变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困。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八十年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21岁那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七年时间才毕业。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凭。
在美国的几十年，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你到美国后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是在那时，他经历了信仰危机，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很让他愤怒，“黑煤窑、黑砖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
阳和平说，他回来不是找出路，而是因为“在美国三十多年，想跟他们玩玩同化，同化不了”。这才是特别难的，表层上同化了，实质上不行，他们喜欢看的电视，他们喜欢开的玩笑，他却觉得没意思，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那套，阳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爱人没离婚，到中国参观可以，但生活是另一码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就又开始考虑是否回中国了。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九十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在美国有什么意义呢？阳和平问自己，“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他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愿望都没有。
在美国很孤独，到中国就不会
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
阳和平不讨厌这份工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变”。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知音者乏，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国后的整个三十年。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
2011年6月3日—9日《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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