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七大，当时形势一片大好：经过延安整风，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是非问题的争论解决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抗战胜利后党的路线方针也有了明确共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树立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光明的前途、美好的未来，似乎就在不远处热情招手。
图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然而，毛泽东同志在5月31日作大会结论报告时，却出人意料地告诫人们，要“准备吃亏”，列了17条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胜利就要到来的时候，设想这么多困难和危险，是不是无事自扰，会不会传播消极情绪，影响人们的必胜信念呢？对此，时任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胡乔木曾经回忆：“在七大，毛主席有多次讲话。我不记得是哪一次讲话了，他拿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必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
胡乔木回忆的毛泽东同志的这次讲话，发生在1945年6月17日。那天，七大全体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在演说中说：“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我曾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毛泽东同志当时讲得“很激动”，其所讲内容同愚公移山的思想寓意如出一辙，同“准备吃亏”的思维方式逻辑贯通，就像讲17条困难一样，这样讲当然不是让人们气馁，而是在有精神准备后激发更加昂扬的气概。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有一种应付重大事变或艰险的精神准备，甚至想到失败了从头做起。由此看，这不能说是无事自扰，相反倒是一种理性的自信，是一种极为高明的底线思维。
准备吃亏、预想困难，丝毫不意味着对前途悲观失望。在讲了17条困难之后，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就讲了“一定要胜利”的8条理由：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这8条理由意蕴十分深刻。讲“一定要胜利”，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可以说，这8条理由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甚至是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如何坚定信心，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就像毛泽东同志解释的那样：“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总之，“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同志设想的17条困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比如，大多数伪军都摇身一变，挂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旗帜；内战在一年后确实爆发了；美国帮助武装国民党军队打内战；解放战争初期，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张家口被占了，中原突围损失了不少人；也有一些党员（当然是极少数）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国民党特务实施暗杀阴谋；等等。17条困难中，最后一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尤为启人深思。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无论怎样周密设想，都不可能涵盖一切，总会有预料不到的困难。毛泽东同志加上这一条，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当意料之外的困难到来的时候，也要精神上有所准备而不至于惊慌失措。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解释是：“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比如，七大时很少有人会想到革命圣地延安会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去。正是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胡宗南大军进逼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果断决策撤离延安，并充满信心地说：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随后从容地在陕北同胡宗南部队兜圈子。也正是有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毛泽东同志原来设想解放战争打5年，结果打了3年多就胜利了。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讲17条困难，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一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本来就充满曲折，过去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二是有感于“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再就是历史转折到来时，在一片团结胜利的气氛中，确有些党的高级干部滋长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实际上，在判断形势走向时，在政策准备上，在战略战术上，我们党是吃过盲目乐观或侥幸心理大亏的，有过血的教训。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我们只注意抓工农运动，忽略了抓枪杆子，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估计不足，缺乏应有的警惕；土地革命战争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开始盲目乐观，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认识严重脱离实际，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原因也是在于极少数同志没有料到敌人真的会动手，因而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当形势无法挽回准备北上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对这些吃过的“大亏”，毛泽东同志都有过具体的评说。这些“大亏”，无一不是缺少“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结果。
准备最坏的，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也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委派将领外出开辟新局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是提醒他们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情况，做好最坏的打算。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出发时，毛泽东同志对他们讲：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毛泽东同志交底说：估计有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跟。正是因为有了对困难的充分估计和准备，从而使人们在实施中央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处变不惊，处于主动地位，由此争取到好的结果。王震率部南下北返，历经艰险，被誉为“小长征”，最后把部队带回了陕北。刘邓大军在“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也争取到了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前途，在大别山“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劣势还是处于优势的时候，都需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一口气讲出17条困难，振聋发聩、催人警醒，在当时的七大代表们心中究竟是否留下了印象，以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据2000年出版的《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一书记载，在撰稿回忆七大的100位代表中，有多位代表写到毛泽东同志讲17条困难的事情。担任过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强晓初说，毛泽东同志讲的这些困难，“当然有些是极而言之，但这样讲了以后，就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应付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这种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贯的思想，给人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高扬文说：“虽然以后这些困难并未全部出现，但有应付困难的准备，就有了胜利的保证。”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王明远说：“对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都对大家交了底。我们此后到胜利一直没有受过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讲17条困难，讲“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确实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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