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90多岁的我,为何怀念毛泽东时代?

2023-08-30 11:26:16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作者:欧植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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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怀念毛泽东时代或叫怀念前30年的人很多,而且越来多了,我也是其中之一个。对此,有些人感到很不理解,说“那个时代那么穷,生浩那么艰苦,为什么你们还怀念呢?”言下之意是,“你们这些人真傻!”有人甚至愤慨质问:“你们怀念那个时代,难道还想去过那苦日子吗?”

  我这个90多岁的老头,是过来人,亲身经历过前30年和后40年,对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发言权的。我就用亲身所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说说我为何怀念毛泽东时代吧。

  据我观察,前30年和后40年,的确有很大区别。应该说,各有其优缺点吧。不能否认,毛译东时代、前30年,因为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一片废墟,“一穷二白”,加上帝国主义想方设法卡我们的脖子,妄图把新中国勒死在摇篮里。所以,我们的确是上上下下都勒紧腰带过艰苦日子。从物质生活来说,无论衣、食、住、行哪个方面,那个时候比起现在来,那是差得很远很远的,说是“又苦又累”符合实际。但是,那时党风、政风、民风,整个社会风气优良。风清气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改善,感到虽然艰苦,却有希望、有奔头。加上那时人民精神奋发、干劲冲天,团结一致、同舟共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种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真的令我非常留念!

  令我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东西很多,不说是一篇文章,就是一本书,也根本无法写完。我也没有从宏观层面,用长篇大论讲清这个问题的水平,还是从微观层面,说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和人们思想道德的优良吧。

  先讲个“我那次一下升两级工资”的小故事:1957年,我在郴州地委讲师团当理论教员,当时适逢干部职工评工资。不巧,那年我被抽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评工资,可不像现在涨薪水。现在涨工资,每年涨一次,那时物价稳定,评工资是多年才一次;现在涨工资是人人有份,那时评工资是要由群众根据工作表现、业绩如何等等来评定,最后由单位领导批准。工作积极、表现好的人评得上,升级;工作、表现不怎么样的人,就不一定评得上,得站在原地“稍息”。因为每次评工资都有升级指标限制,比如一次只能升干部职工总人数的70%或80%,各单位不能擅自超过指标限制。可见一个干部要升一级工资,难度是很大的。

  然而,那次评工资,我这个人不在单位。但单位的同事和领导,却给我一次就升了两级工资,这让我非常感动、拍手叫好!

  我之听以叫好,并不是出乎自己升了两级的私心,而是对同事和领导办事公道表示佩服。想想吧,如果是党风社会风气不好,评工资时本人不在场,同事和领导能出乎公心,给你一次升两级吗?只怕升一级都得打个问号吧?可见,那一次我能升两级工资,是因为那时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优良,单位同志办事公道,该给你的,你在不在、争不争,都会给你;不该给你的,你在场伸手要,甚至张口闹,也不会给你,甚至还会批评你“个人主义严重,不像话”。所以,那时的干部职工一心想的都是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千方百计把本职工作做好,争当先进模范,而不会成天去考虑如何解决自己的一些个人问题,去争夺如何获得个人更多利益。大家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工作再苦再累,心里却甜滋滋的。这样的时代,难道不值得怀念吗?

  再讲个亲身经历过的小故事——“手表失而复得”吧。

  1963年,我在老郴州市(现北湖区)委办公室当秘书。

  一天上午,我到北湖路一个单位搞调研。下班铃声响过之后,我告辞接洽人员,便步行回自己家里去吃饭(那时没有“吃工作餐”的制度)。当走到中山西街一家商店门前时,突然发现戴在手上的表不见了!

  当时,手表是青年男女结婚所追求的“三大件”(单车、手表、缝纫机)之一,属贵重物品。这贵重之物就这样“碰着鬼”不翼而飞了,我心里当然感到十分可惜。本想打转身沿途去仔细寻觅一番,但转念一想:这手表掉在这茫茫人海的大街上,还不早被人捡走了,哪能等我回头去找还找得到手?别“白日做梦”了!于是,只好自认倒霉,没去找了。

  回到家里,我懊恼地对妻子说:“今天我真倒霉,手表掉了。”

  妻问清了怎么掉的,然后说:“到派出所去报个案吧。”

  “既不是被抢,又不是被盗的,手表肯定是掉在大街上了。街上行人那么多,派出所的同志到哪里去找呢?唉!还是算了吧。”我说。

  “你下午去上班,反正要从文化路经过,那里有个派出所,到里面去报个案也不费什么事呀。”妻仍然劝我去报案。

  我虽然不抱什么希望,但想到当时一首很流行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也就觉得如果被“红领巾”捡到的话,真的有可能交到警察手里哟。于是,下午我去上班路过文化路时,真的到派出所去报了个案。

  我虽然报了案,但对这“大海捞针”的事,心里所存希望还是不大的。然而,奇迹竟然出现了!

  第三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开始我没有听清对方的话,只隐约听见什么“表”呀“表”的。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手表上来,以为对方是向我询问市委办公室最近发下的一种统计表格怎么填报。当对方说“你不是掉了一块手表吗,找到了。你打个单位证明到我们这里来领回去啰”时,我才知道,原来我掉进“大海”里的“针”,竟神奇般地“捞”到了!

  我到派出所后,那里的同志告诉我,捡到这块手表的是“悦来旅舍”的一位出纳员。其实她眼晴高度近视,视力很不好。那天她出去办事,走到文化路段市图书馆门前的街道上,突然感到脚下踩到一个什么东西,弯腰捡起一看,才知是块手表。她想,这是贵重东西呀,失者一定会很着急的。所以立即把它交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同志手里,请他们设法找到失主。

  我领回手表一看,原来是表链中的一个小零件断了。大概是表带松开后手表从手腕上滑落下地的。

  手表失而复得,我和妻子都欣喜若狂,觉得应该感谢这位拾物不昧的出纳员。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特地到百货公司花了10元钱(我月工资的五分之一还多),买了一支在当时来说是最高档的国产钢笔——“英雄金笔”,亲自登门送给这位拾物不昧者。但任凭我这么说,她都不肯收下我的礼物,总说“这是应该的,不值得谢,雷锋做那么多好事还不留名哩”。无可奈何,我只得再花去8角钱,请刻字先生在钢笔杆上刻上了一首打油诗:“拾物不昧风格高,众口同声称赞好。失者感激言不尽,赠此薄礼将心表。”同时刻上了她的名字和赠送者我的名字,再次登门,恭恭敬敬地送到她手上,说:“我的感谢是真心实意的。礼轻意重,我把你的名字都刻在这笔杆上面了,你就领下我的这片情意吧。”在这种情况下,她才乐意收下了我的谢礼。

  这事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位出纳员的名字我也忘记了(实在很不应该),但这件事却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中,常常被回忆起来。尤其是早些年扒拐子猖獗,我被扒过多次后,便会拿两者一对比,也就产生无限的感慨:要是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品质能像毛洋东时代,该多好啊!

  我这个人,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教,参加工作后又受到党的不断教育,所以思想算是不错,没有贪心,不爱占小便宜,因而不易受骗(受骗者,多是贪小便宜所致)。但是,我是个“马大哈”,有个迷迷糊糊的毛病。因这个弱点,扒拐子扒我的东西就很容易得手。这里也讲一个我被扒的小故事吧: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一天,听到小舅逝世的不幸消息,我就准备赶去参加追悼会。

  动身之前,我妹妹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正在生病,不能去参加小舅的追悼会,请我给她代垫一份礼金,事后再还我。我也就带了600多元钱在身上,作两份礼金和往返的车费。

  我走到汽车站登上公交车时,车上乘客只有三五个人,我可以任意选择座位。我想起几天前听到的一个盗窃犯“巧妙窃财”的故事:有对夫妇在公交车上与朋友闲谈,无意中透露了他夫妻俩的儿女都不在身边,还讲了某天夫妻俩要到亲戚家去喝喜酒的事,被两个扒拐子听到了,于是就盯上了他们。他们下车时,扒拐子也跟着下了车,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记住了他们的门牌号码。喝喜酒这天,主人离家后,两窃贼就大摇大摆地登门了。轻易打开了大门的门锁,进门后门都不关,就这么敞开着。他俩一个到里屋翻箱倒柜找东西,一个则在客厅打扫卫生,还边扫边骂:“哎呀,好脏呀,姐姐姐夫这两个懒鬼,恐怕是十天半月都没打扫卫生了!”故意骂给隔壁邻居听。扒子盗窃了财物后,丢下几句“姐夫姐姐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旅游去了?哎,我们回去算了,等他们不着”,走出大门,把门一关,便大踏步走了。主人喝完酒回来,对门住户告䜣女主人说:“今天你家来客人了,好像是你两个弟弟吧。小伙子蛮不错,蛮勤快的,还帮你们打扫了卫生哩。”女主人没有两个弟弟,一听这话慌了,赶快打开房门,到里屋一看,才知被盗了。仔细一清查,发现被盗走现金和金银首饰价值3000多元。

  我想起这个故事,并联想到我曾多次被扒的事,也就对扒拐子有了警惕,在选座位时,想到了要选个安全的地方。我先选了3排左边靠窗户的那个座位。坐下后,考虑到我的钱是放在裤子右边的表袋里,而右边的座位虽然暂时还没人坐,但沿途肯定会坐满。要是身边恰巧坐个扒拐子,不就不安全了吗?于是我站起身,另外找了第4排右边靠窗户的座位坐了下来,觉得很安全了。因为即使我身旁(左边)坐的是个扒子。他要扒我的钱得从我左边弯过身,再伸出手来扒我右边裤袋里的钱,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真的是“防不胜防呀”!我原以为是“很保险了”的座位,结果还是没有保住“保险不出问题”。我的600多元钱一分不剩被扒走了,而且他还用小剪刀把我的裤子剪烂了,好可恶的扒拐子!

  扒拐子中途下车后,一位乘客问我:“你裤袋里的钱被扒走没有?”我一摸裤子表袋,啊!钱没了,裤子还烂了!显然,那位乘客是看到扒子扒我钱的,只是怕扒手报复,当时他没敢吱声。

  那么,扒手是怎样行窃的呢?事后我仔细分析了一番,才得出答案:原来靠窗边这个座位的座椅与车皮之间有一隙缝,人们不仔细看是不会发现的。本来就“马大哈”的我,根本没想到这点,反而以为找坐到了一个很安全的座位,便是放松了警惕。而经验丰富的扒拐子,在发现我掏出钱来买车票后,把剩下的钞票装进了裤表袋时,他就盯上我了,有意坐到我的后一排的座位上(第5排右边靠窗的位置)。车子开动后,他趁我麻痹大意时,便把手从座位与车皮的隙缝中伸过来,用小剪刀把我的裤子剪破,将钱偷走了。

  思想道德优良的人,在大街上捡到财物都不据为己有;缺德的坏蛋呢,扒你个“防不胜防”,真乃“天壤之别”呀!这样一对比,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优良社会风气和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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