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令人难忘的一段最艰难的岁月。当时城乡居民因粮食短缺而遭受了一段“挨饿”的经历。这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时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箭矢。文坛上谣言四起，“吃树皮”“饿死人”等等。然而真实的情况如何？作为过来的人，有必要讲清楚。
经过
有人把三年困难的出现看成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的结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大跃进”是毛主席为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号召的，目的是把经济建设尽快搞上去，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实事上“大跃进”给中国工业化、水利化、科技和国防发展带来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新中国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都是产生于大跃进时期，否定大跃进运动是历史虛无主义的。“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没有必然联系。
在“大跃进”运动中有些领导干部“头脑发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在实际工作中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强迫命令、瞎指挥”等不正之风，历史上称作“五风”，才是造成“三年困难”的直接原因。实事说明，当时哪里“五风”刮得最猖獗，也即是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本文所谈，仅以笔者所了解的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为限，个别地区的特例不在其内。
实际上，在大跃进运动笫一年的1958年全国农业发展的形势是很好的，粮食和农作物产量获得空前增长。但是由于干部们盛行“吹牛”“浮夸”风，产量更被虛报，一般亩产上千斤，试验田亩产上万斤，这就影响到国家征收数额大大提高，而留给生产队的粮食大大减少；又由于当年秋开始普遍实行公共食堂化，全体社员都吃集体食堂，农户不再分配口粮，社员家庭的粮食基本被清空，完全失去了安全保证。加上当时农村生产、管理混乱，粮食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对农作物收获不精：有些产品没收上来被烂在了地里。当时丢弃于路边和地里的地瓜、萝卜、花生等到处可见，但却无人捡拾。在开始时公共食堂食品还充足，喊出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饱饭”，不限量，到处吃饭不要钱。但后来生产队的粮食逐渐不支，食堂就变成按人限量供给。在当年春节时食堂还免强改善了一下生活：集体杀了一头猪，吃了一顿肉，包了一顿水饺，炸了一点酥品等，但在春节过后，生产队就逐渐断了粮。因为还要留下种子粮、牲畜饲料粮等，不能全部吃光。这时就报告到县粮食供应部门，按每人每天4两的标准给生产队补充供应。这就是当时各地盛传的“四两”粮的标准。
每人每天4两粮食（元粮，其中地瓜干品种是三斤折一斤），自然是吃不饱，有的生产队有点积蓄补充的还好，但无有任何补充的，社员们只能忍饥挨饿。在当时食堂每日三餐只能供应三顿汤粥、午饭时一个窝头。到了1959年二三月间，各地集体食堂即先后停火，社员们重新恢复了家庭自炊，仍按人均每天四两（有的五两）粮的标准供应。
确切说，“三年困难时期”是从1959年春天开始的，（个别地区是始于1960年春天）也是那时达到最严重的程度。下半年开始扩大到城市和非农业人口。在农村有二三个月的时间每人口粮降到每天四两或五粮，不够吃，必需大量掺拌菜叶、野菜等为食。而且还有树皮、草根、青苗、花生皮、玉米蕊等，都吃过，凡是可以吃的东西都找来吃。很多人都回忆说，那时每天都饥肠辘辘，时时有挨饿感觉。很多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等。有些地区农民为了求生存还有弃家外出逃荒要饭的。在少数重灾区，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上升。
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这种严重饥饿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大多过了二三个月时间供应粮就增加了，情况就有所缓解。绝不是如有人所说三年时间都是同样的没粮吃、挨饿。
在1959年饥荒的初期，由于受”反右倾”的影响，无人敢说真话向上面反映情况，至使直到当年四月初，部分省的灾情才反映到党中央，对此毛主席和党中央高度关心重视。立即成立了全国“救灾委员会”，组织救灾、调查灾情，调剂粮食供应，重视对群众生活的安排等。四月中毛主席在国务院秘书厅起草的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报告和救灾委员会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上上批示：“将此件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笫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解决“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的大问题”。同时他还对当时山东省济宁、聊城两个专区派出工作队赴各县、社调查缺粮情况，并发放救济粮和增加社员口粮供应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推广等。（《毛泽东年谱》4第22页）
此后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即把“渡过春荒”、“救灾”和“安排群众生活”做为一项中心任务。各地都加强了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困难地区人民发放救济粮、开展节约用粮、调整城乡供粮标准的措施。自四月以后，大多数地区居民粮食供应标准即提高到成人每天八两，小孩有些差别，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不同工种之间也略有差别等。这样使各省的生活困难问题大有缓解。四月底，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上说：“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数。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同上书第34页）
在这期间，党中央还多次发通知，提出“爪菜代”、“节约用粮”号召，推广“小球藻”代食品和“食品增量法”（疗宁黑山县卫星人民公社经验）等“渡荒”做法。还通知要求城乡各行吝业减少劳动、工作时间、增加休息时间等。这些措施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各級医疗机构还派出大批医务人员赴农村社队给群众查体，对得浮肿病的人给予义务医治和发放保健品，如糠麸饼干等等。这些事情，对于过来的人们都还充满记忆。充分说明当时各級党组织和政府对人民生话困难是高度关注的，绝没有无人管问的情况。
尤其是从1959年始，毛主席和党中央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对经济政策和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改进措施。如：5月初，中央通知“恢复社员的自留地，按照原来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后来增到百分之七），号召人民公社在实行集体饲养同时“发展私人饲养猪鸡鹅鸭”，并“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等方面给以必要安排”。六月初发出通知，为改善城乡人民生活，要搞好城市副食品生产和供应，恢复发展传统手工业。在农村，鼓励社员在零星闲散土地上开荒种植，谁种植产品归谁所有。要允许社员搞好家庭副业生产，发展集镇自由市场、促进民间商品交流等。
至当年六月，各地农村夏粮就陆续收获了，生产队开始有了新粮，春荒和无饭吃的状况就暂时结束了。进入夏季和秋季，田地上各种农作物和瓜果蔬菜相继不断，农村挨饿现象就不可能有了。
从我国历史上粮食产量的统计数据看，1958年达19766.3万吨，是个历史峰值，而1959年是16969.2万吨，这比上年减少了2797.1万吨；1960年、1961年又连续大幅减少，1961年总产量是13650.9万吨，这比1958年竟减少了6115.4万吨。三年中生产条件差不多少，而产量却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各种经济作物和畜禽类产量也下降很多。虽然当时有些地区有旱涝灾害发生，但实际减产这样多也令人置疑，其中必然有统计方面的因素。实际情况是，由于基层干部接受了1958年吹牛虚报的教训，在后来就比较保守了，有的还釆取瞒产少报的方法，使国家征购困难。一个虚报，一个瞒报，这里面数字相差必然很大。这就说明在1959年以后的两年中生产队和社员中存留的粮食比1958年相对多了一些，因此1960年、1961年大多农村春荒比1959年要轻一些。而且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经毛主席批准，我国自1960年开始从外囯进口粮食。1960年至1961年两次进口了650万吨（先150万吨、后500万吨）。并决定1962年再进口400万吨。根据1960年九月国家下文调整的农村口粮标准：淮河以南每人年均360-400斤（原粮），淮河以北300斤等。灾区不足部分由国家粮站按每人日均0.8斤供应。过来的人们都清楚记得，当时社员各家都有一个粮证，按月到粮站买粮。有了每天人均八两以上的口粮保障，加上少量瓜菜、副食，因此1961年春荒比前两年就更轻些了，基本上没有发生像1959、1960年那样大量吃糠菜和大面积得水肿病的问题了。
由于毛主席领导全党对“五风”开展批判和糾错，在此基础了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对人民公社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措施，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农村经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恢复社员自留地、鼓励家庭副业和家庭饲养的经营等，贯彻党中央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到1962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走出低谷，升至15441.4万吨，各项经济作物也获丰收，“三年困难时期”就最终结束了。
当然，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国家总体上粮食还是短缺的。尤其是农村生话长期以粗粮为主，副食品很少，即使每人每天一斤的供应标准，也是不充足的。尤其是春季，仍然需要地瓜、萝卜、掺菜对付。平时细粮和油水很少，因此总感到日子有些苦，吃饭不满足。但这同挨饿、吃不饱饭是不同的概念。须知广大百姓历朝历代就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广大红卫兵实行大串连和步行长征，到全国各地都吃饭不要饯，说明当时城乡吃饭问题就大有好转了。
评 说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新中国老一代人至今回顾起来深刻难忘。那不仅是因为当时全国人民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日子，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道德永远令人崇尚：尽管当时人们贫困到那种程度，吃糠咽菜，但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有怨恨情绪吗？有“饿着肚子骂娘”的吗？没有。当时国家所有粮库、商店从没有防盗门、铁丝网，没有警卫，但有遭抢劫、偷盗的吗？社会上有诈骗的吗？有动乱闹事、治安恶化情况吗？当时各家子女都一大群，有卖儿鬻女、卖身的吗？非但没有，社会还十分安定，人们生产积极性仍然高涨。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其实这正反映了“三年困难”所具有的实质性问题：
那时生活虽然苦，但大家都一样，社会是公平的。人们看到全国各地情况都一样，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各行各业都吃不饱饭，都同样在千方百计地渡荒、找饭吃，绝没有任何人有什么特殊，更无任何人囤积居奇。当时包括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最高统帅毛主席也降低了食品供应标准，七个月没吃肉，同全国人民一块承受饥饿。并且身体消瘦、得了水肿。这样，老百姓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人们生活上虽然苦，但心理上是平衡的。历史说明，社会“不患寡就患不均”，在一个财富分配不均，有人挥霍有人挨饿，“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社会里，人们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岐视和伤害决不比肚子的饥饿更容易承受。中国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处于当时的困难中，如果共产党不与人民同甘共苦、少数人奢侈挥霍，那么老百姓能够容忍吗？社会能安定吗？不会的。
当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大跃进”的失误完全是在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中、在探索如何建设劳动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它丝毫不带有任何权力争斗和谋私的成份，更不是由少数精英所设计的。“大跃进”的失误过程是那样直接、公开、简单而又真实地坦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群众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当时经济形势虽然恶化，但全党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虚弱，人们对共产党一心为公的观念没有动摇。人们看到党中央一直为战胜灾荒而不懈努力，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会很快好起来。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在认识和实践上进行了一次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一贯坚持紧密依靠群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平衡关系，因而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再无发生大的挫折。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农业和科技发展都创造出超历史的速度，为新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足以说明“三年困难”的沉重代价终有了一定的回报。
驳议
本来，经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已经成为历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有人掀起“非毛化”和否定前三十年的风浪，把共产党已经解决了的历史问题重新翻出来炒作，危言耸听，推波助浪，大搞右派翻案。在这种舆情下“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更是被媒体严重夸大化，带上了很大讹传成分。
有大量的文章和讲述把只在1959年春天发生的严重灾害说成是整个三年的事情，甚至说成整个六七十年代都是“吃不饱饭”“挨饿”“受冻”等，肆意抹黑新中国历史。
以上叙述已经说明，严重的饥荒挨饿大部分地区是在1959年春天发生的（个别地区始于1960年春），到当年夏收和党中央实施救治措施以后灾情就有所缓解。一切关于三年同样都是没饭吃、挨饿的说法都是不真实的。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自1964年党中央就领导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打农业翻身仗的运动，经过十多年努力，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落后条件：全部改良了土壤、初步实现了水利化、半机械化，主要农作物全部良种化等，使粮食产量获大幅度增长，197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28452万吨，比“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增长了一倍还多，人均占有粮食达到307.9公斤，绝大部分人口实现了温饱。这哪里还有什么“吃不饱饭”“挨饿”“受冻”的情况！在毛主席逝世时,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国库里的黄金储备达1280万盎司，全国粮库充满，存粮5000多亿斤。在华国锋主政时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还库存有500多万吨棉花等等。实际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都实现了温饱，所谓整个六七十年代都“吃不饱饭”“挨饿”的说法完全都是谎言！
有人极力渲染“三年困难”灾害的严重程度，避而不谈当时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为克服困难和战胜灾害所做的大量工作。有的文章说，那时农民没有一点粮食吃，全靠吃野菜、树叶树皮渡日；也没有衣服穿，全家一条被子，两人一条裤子，出门轮流穿等，还饿死了大批人。其说法完全违背事实和常识。
岂不知当时的农村集体经济实行的是计划供应制度，即使再困难、哪怕是颗粒无收的社队，国家也是按人头供应口粮的，按期发放棉、布供应票（1960年布票每人每年24尺），每年还有大批救济粮、救济款、救济棉布等，任何时侯也没有发生一点粮食没有、没衣服穿的事实。即使按照最少的说法每日四两供应粮，再加之瓜菜等，也比红军长征时候条件好得多，短时期也不致于发生饿死人的事情。而且当时河中有魚虾，田地里有各种野生生物等，都是可以打来吃的，人们岂有听任饿死的可能？
有作家写书回忆他的家乡，说当时的全部树叶、树皮都被人们吃光了。岂不知乡间的树叶、树皮绝大多数是不能吃的，吃了也会中毒而死，能够吃的只有榆树的叶、皮等个别的树种。说当时全部树叶、树皮都被吃光了只能是撒谎。
有些地方志、文章写“三年困难时期”，都有当地饿死了多少人的说法。但考其数字，无一是依据医学认定，多是以讹传讹，把那期间所有死亡的人数判定是饿死的。其中有大量老年人和有疾病的人，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死亡率升高也是事实，但把大量正常死亡人数统统看成饿死的或非正常死亡人数，必然包括大量数字的虚假。
常识说明，一个地区如果发生因缺粮饿死人的现象，那必然会先出现大批骨瘦如柴、皮包骨的人群，然而当时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所有青少年个个都是精神饱满、活蹦乱跳，谁见过有骨瘦如柴、衣服褴褛的人？各地生产队男女社员中有任何人没衣穿、出不了门或饿得皮包骨、爬不动的人吗？都没有。至今人们看到“三年困难时期”留下来的所有农村社员劳动场景都是热火朝天、精神饱满、衣服整齐的。
人们知道，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发生的灾荒事件是很多的，老一辈人都目睹过那种卖儿鬻女、饿殍遍地、路有弃尸、许多人瘦骨嶙峋的景象，并且留下了大量照片资料，有些还来自西方记者的实地见闻。经历过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现在有些尚在，保留下来的当时的照片、影像资料也很多，其中有任何衣不蔽体、瘦骨嶙峋的形象吗？即是那位说自己从小挨饿、没有衣服穿的作家，人们拿出他当年拍的照片也是衣服整齐、精神焕发，全无饥饿焦瘁之相。其关于自己从小挨饿受冻的描述都是假的。当时连骨瘦如柴、衣服褴褛的人都看不到，怎会有饿死人、冻死人的可能？假设当时农村生产队中真是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人饿得将死的状况，那么社员、干部们近在眼前，下乡的医疗人员、上级干部也会发现，岂会无人管问？并且也没有任何笫一手见证资料，如巡检记录、下乡日志之类留下来？而饿死人的说法却只在后来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中！充分暴露了一些右派文人仇视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时代而不惜造谣欺骗的卑劣技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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