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
新中国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农村，而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是毛主席经济大协作思想和城乡一体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工业和城市对农业的“反哺”。
毛主席对农业进行“反哺”的思想内容丰富，既包括物力、人力、财才等物质层面的支援，又包括精神层面的支援，归根到底，不能让农业总是吃亏，不能让农村落后于城市，工农业要“同时并举”，要消灭城乡差别。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论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中的“十大关系”问题时，指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要吸取苏联把农民“挖”得太苦的教训，顾及农民的利益，他说：
“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听取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指出不能走苏联那样的路，为了发展重工业，人民束紧裤带，有了重工业，却丧失了人民。要提高轻工业和农业投资，大力发展农业，把古代农业转变为近代农业。针对政策方面关于“农村左了，城市右了”的说法，他说：
“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政府对农民大力帮助，比如修水利、发放农贷等。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全党重视农业，因为农业不仅极大地关系国计民生，还是轻工业、重工业的重要市要，而且还是工业的重要积累来源，为工业生产提供大量的资金，他说：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阅中共浙江省委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说：为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财政贸易和农业、文化教育和农业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关系，如能使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科学成果，集中应用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指《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来，农业的发展速度可以期望出现更高的增长。毛主席对该报告写下批语：
“农、工、商、学四业必须协作”
1957年12月16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他在讲话中指出：
“抓工业、农业、思想。要抓的问题多，主要抓工业、农业、思想(包括学校、科学)。各省以农业为重点，城市工农业同时并举，城市支援农业。”
1959年6月13日，毛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指出农村要安排机械和化肥，他说：
“搞工业的人不要只搞工业，要支援农业，多搞一点农业机器。要把农业机械分出来，搞一个小组，由总理专管，总理管不了我来管。把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放到一起，就把农业机械挤掉了。现在要搞个机构，管机械、化肥和水利。”
1959年6月底至7月初，毛主席在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及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要在庐山会议上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指出：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 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 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毛主席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在读书活动中深入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针对书中的一些经验和观点进行了解读，他在解读中指出：
“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1960年3月15日至17日，毛主席在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出十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又提出要搞一次“城市支援农村运动”，他说：
“工业、财贸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要把市、区、厂同农村、公社的挂钩固定下来。工业、财贸支援农业如何使之普遍化的问题，也要好好地具体研究一下。不是重轻农，而是农轻重。农轻重，主要是具体化的问题。”
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在谈到价格及大跃进时期遗留下来的退赔问题时，指出要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劳动者，他说：
“粮价要提价，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会议要求一九六一年中央准备再拿出十亿元专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适当提高油料、生猪和禽、蛋的收购价格，并决定于一九六二年进一步提高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争取农业大丰收。
1962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中规定：
“要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技术力量方面，在财政方面，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不论轻工业或重工业，都要以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对于农业的投资，包括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运输业的投资，应该有计划地适当地提高；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定额，应该在长时期内固定下来。除了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任务以外，不准各级机构自行加税，自行搞机动粮，自行摊派；必须在价格问题上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会议决定：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工业方面，要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按照目前的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进行合理的调整；商业方面，要根据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这三条渠道，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农村和城市的交流，供应农村更多的生产资料；科学文化教育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
中国进入了全方位支援农业的新阶段，各行各业把农业作为服务的主要对象，国家的物力、财力、人力、技术资源向农业大幅度倾斜。
1965年2月21日，毛主席在听取X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时，听到汇报说工业支援农业有个问题，工农业产品价差大，农村市场不活跃，农村用不起拖拉机，他说:
“马上降低拖拉机的使用费用，每亩降到一元以下，马上降到一元以下。”
1965年9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物价政策，指出：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用二百亿元人民币调整物价，主要是降低有关农业的生产资料价格和一部分生活资料价格。”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重申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要求稳定征购，藏粮于民，并决定：
“在‘三五’期间，拿出二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主要讨论《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草稿规定：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一年物价调整方案的报告》的批语稿，报告提出：着重提高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产品和一些机械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伴随着大规模的全国支援农业的运动，农村、农业成了各种社会资源的流向地，农村成了一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其中包括公社工业的蓬勃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下乡以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等，这可以都称之谓毛主席“反哺”农村计划的重要内容。
在毛主席的思想中，要实行城乡一体化，缩小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为了防止在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问题，他提出了这样的办法：“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在毛主席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公社工业化发展迅速，大量的农村工厂涌现出来，这些工厂门类繁多，包括农机、粮食加工、水泥生铁、钢材、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医药产品以及众多为公社经济服务的小商品生产厂家。到一九七六年，约有二千万农民成了公社工厂全日制或半日制的工人，解决了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富余人员的就近就业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工厂，就是后来人民公社解体后的乡镇企业。
在支援农业运动中，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增加，几乎实现了村村有学校；入学人数大幅增加，学龄儿童可以实现全履盖入学。据统计，仅在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间，中国小学入学人数由1.16亿人增加到1.5亿人，初中入学人数（包括农村小学中附加的两年制初中班）从1500万人增加到5800万人。教育资源的充裕，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农村医疗方面，得益于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整个国民医疗卫生系统下放到了地方。1965年8月15日，毛主席与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谈话，谈到医疗下乡时说：“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二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在医疗支农过程中，村、公社、县基层医疗网络建立了起来，城市医疗中心和人民解放军都派出了大批流动医疗队奔赴农村，并要求所有城市医疗人员都要在流动医疗队或公社的医疗中心所设门诊轮换地去工作一段时间。培训赤脚医生计划也得到了系统化发展，大量的赤脚医生经过培训后活跃在广大的家村，极大地改变和缓解了农村无医无药的状况。
还有历时十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在支援农业的运动中达到了高潮。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大批的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奔赴农业生产的第一线，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洒在了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最广大的农村。“上山下乡”的知青总人数达1600多万，他们在青春年华，从城市来到农村，除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农业生产这些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的示范和“窗口指导”作用，它是一种导向，也是一种纽带，它把社会资源和精神高地引向了农村，它把城乡有机地结合起来，它在支援农村的时代大潮中具有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
农业为新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了“第一桶金”，工业和城市返过头来回馈和反哺农业，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齐头并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达到“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这样一种理想状态，这是毛主席的战略规划，他所做的那些支援农业的决策，无不是为了那个理想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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