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中国医学科学院副主任徐静原本正在熟睡中，她恍惚中听见房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她打开房门，访客令他倍感意外，竟是卫生部秘书江焕波。
只见江焕波面含哀伤，眼中有光点闪烁，他让徐静简单收拾一下，立马跟他出发。夜幕中二人匆忙登车，一路无话。
汽车在单向的马路上一路飞奔，中途他们又去转接了卫生部原部长刘屏湘，三人在车中仍是沉默不语，一时间气氛沉闷压抑，令人窒息。
徐静不禁开始胡乱猜想，是有什么紧急的出国任务吗，还是之前接收的那个病例出现了问题？就在她摸不着头脑之际，中南海的红墙已然映入她的眼帘。徐静的心不由得一沉。
汽车沿着北门缓缓驶入，还未停稳，江焕波与刘屏湘就急忙打开车门，向走廊快步走去。徐静从未见过这两位沉稳的领导如此失态。
刚一走进房间，等候多时的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便迎了过来，他的神色庄重且肃穆：“很不幸地向你们宣布，毛主席在今天凌晨逝世了！中央希望能够完好的保存主席的遗容，以供全国各族人民瞻仰。”
他转头看向徐静：“徐静同志，中央这次选中了你来承担这个光荣的任务。”
听闻这个消息，徐静神情有些恍惚，许久才从悲痛之中回过神来，随即她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她沉声说到：“我绝对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当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这对于工作人员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他们攻克了怎样的困难才将毛主席的遗体保存于世？
伟人辞世
1976年9月8日晚，北京城星空深邃，漫天寰宇，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萨摩亚国家元首西萨摩亚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二世。
大会堂内庄重肃穆，华国锋总理正在致欢迎词，忽然，他似乎是心有所感，陷入了一阵恍惚之中。不一会儿，工作人员就前来通知，有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紧急电话。
在抓起话筒的那一瞬间，华国锋内心就已经做好了思想工作，果不其然，电话那头说道：“毛主席现在的状况很不好，一天之内已经连续好几次陷入昏迷了，医生正在尽全力抢救......但机会渺茫.......”
得知这个消息后，华国锋总理立马向宴会上的外宾进行了致歉，并驱车离场。汽车以极快的速度向毛主席的居所驶去。
行车路上，华国锋总理摇下车窗，他抬头望去，满穹星辰此刻却黯淡无光，等到他赶到毛主席寝居门口时，却听见房间内传来了众人的痛哭声。
万物同悲，草叶凋零，一代伟人毛泽东从此停止了他的思想。
几乎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委员都已经在场了，华国锋当即决定就在“二零二平房”内召开会议，讨论毛主席身后事的问题。
毛主席没有留下任何遗书，同时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来时孑然一身，临终一生清白。
那么，毛主席遗体的处理方式，发丧的形式、规模，以及邀请外宾吊唁的名单，都是这次会议需要讨论的内容。
整个“二零二”室内灯火通明，众人争执到黎明时分，仍是没有定数，此时就需要一个能够把持大局的人，一锤定音。
首先便是毛主席遗体的处理问题。早在毛主席生前，他便早已对自己的死亡，作了风趣且深邃的阐述。
毛主席曾在与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的谈话中打趣地说到：“等我死了，可以开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兴高采烈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要大大方方的上台去讲话。”
死亡应当是一件沉重且悲伤的事，吴旭君感到不解和困惑：“讲什么？”
毛主席哈哈大笑到：“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在开完玩笑后，毛主席的神色又变得认真了起来，他望向窗外，像是在喃喃自语：“我这辈子吃的鱼比较多，等我死后就把我火化了，至于这骨灰，就撒到长江里喂鱼罢。”
“你告诉那鱼：‘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
吴旭君却是万万不能认同的，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向来便是讲究入土为安，毛主席的想法太过超前，她一时间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毛主席对此，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直到很久以后，吴旭君才知晓，在中央内部有一份倡议书，主张实行火葬。中央的高级干部几乎都签了名，而毛泽东这三个大字，赫然呈现在第一位。
而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这个决定，会议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一方认为应当尊重毛主席生前的意志，将毛主席火化，魂归长江。另一方则认为，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应当将他的遗体保留下来，供后世瞻仰。
两方各持一词，争执不下。甚至有情绪激动的人员在会议上试图将这个事件转化为政治问题，眼见双方争执愈发的激烈，华国锋总理大手一拍：
“这件事情要分两步走，先对主席的遗体做保护工作，以便于社会各界人士的瞻仰、哀悼。关于之后的发展，再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重新研究商讨。”
盛夏酷热，对毛主席遗体的处理工作已然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徐静的头上。
遗体保存面临的种种挑战
汪东兴看向徐静，他的目光里充满了信任和期望：“你们要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出方案，当年，印度的已故总理尼赫鲁本计划保存遗体，却因为没有及时采取遗体的防护措施，最后只能被迫火化。”
他随即又补充到：“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中央会尽量满足你的。”
徐静尽可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她的工作思维开始飞速运转：“第一，我需要跟院里的同行专家共同研究方案；第二、我得先查看一下毛主席遗体的情况；第三，我需要时间准备相应的器械和药品。”
汪东兴的眼中又多了几分赞赏，他点了点头：“那这件事就交给你着手去办了。”
回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徐静百忙之中专程抽空去拜访了她的老主任——全国著名解剖学专家张鉴教授。因为当年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保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教授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汪东兴
随后徐静又前去拜访了一位权威的病理科教授。徐静一大清早地突然造访，让两位老教授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丫头怎么突然对遗体保存产生了兴趣？
为了更好地获取遗体保存的经验，很快，中央便派出了一批6人的专家团队赶赴越南，前往学习胡志明主席遗体的保护经验。一行人观瞻了胡志明主席的遗体，惊讶其完好的保存程度。
胡志明主席还保留着生前的模样。面容红润安详，银色的胡须栩栩如生。越南专家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遗体保护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具有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
最后是人选的敲定，经过领导们慎重的研究，决定由徐静、张炳常和陈克铨三位同志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毛主席遗体的处理工作。
张炳常是搞人体解剖出身的，拥有丰富的尸体解剖经验，技术过硬，因此由他主持操刀。陈克铨就稍微年轻一些，但这也正是他的优点。他的动作灵活敏捷，心态乐观，干起事来有条不紊。
而作为负责人的徐静，更是解剖学方面的专家，大胆而又心细、沉着冷静、敢于负责。三人互相紧密配合，一人拿起手术刀，另一人就操起镊子，一人持针，另一人便去穿线。
三人通力合作，从凌晨开始工作，直到下午两点半，终于在毛主席居所顺利完成了遗体处理，在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从9号下午做完防腐处理直至10号深夜，徐静三人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候在毛主席遗体旁边，生怕出现半点纰漏。
11日清晨，毛主席遗体由中南海转移至人民大会堂，可就在当晚，华国锋总理连夜组织人员召开了一场紧急研讨会。
会议上，总理面露焦急，神色严肃，不停地来回踱步，到底是怎样的迫切的难题需要解决呢？
北京厅内，已经陆续有十几个人进场就座了。其中不乏一些穿军装的军政领导，甚至数位政治局常委也参与了这次会议。而更多的，则是医务界和工程技术界的专家、领导。
于书吉很纳闷，他作为一个物理科学院的普通技术人员，在学术界的辈分很低，既不是科学家，也够不上什么中层领导干部，他竟天方夜谭般的与这些国内顶级专家一起，参与总理召集的专家会议。
可华国锋的第一句话，他心中便了然为何是他代表院里来到这里了。
华国锋开门见山地说到：“白天在举行毛主席遗体的吊唁活动时，人群太过密集，散发出了大量的体热，这使得室内温度过高，远远达不到遗体保存的标准。”
“尽管大厅已经开启了所有的风冷设备，甚至撤走了管乐队人员，室温还是远远无法达到保护遗体的要求。”说到这里，华总理显得十分的焦急。“现在，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安全且高效的降温方案。”
当华总理说出问题后，现场陷入了激烈的讨论声之中。与会人员互相私下议论，却始终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华国锋总理问到：“科学院的专家到场了吗？”全场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没有人敢应答。华国锋再次急切地问到：科学院有人来了吗？”
于书吉看了看四周，其中不少中科院的顶级专家，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便站起来答到：“来了，我是科学院物理所的一名职工，但并不是专家。”
华国锋总理松了一口：“也好，你来了也好，就谈谈你的意见吧。”
这正是于书吉所擅长的领域。他首先向在场人员介绍了他所在车间的低温制冷技术，并大胆地提出了他的设想。
他认为：先利用液氮冷却惰性气体氩，再用低温氩气冷却遗体并同时驱走棺内氧气，从原理上讲，可以达到快速降温、均匀冷却、减少氧化的要求。
华国锋总理让在场的专家评议于书吉的方案，与会人员都肯定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这个方案便被敲定了。
此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中央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当即派小轿车将于书吉送回了研究所，并通知所里的科研人员开始着手研究这套方案。
会议结束后，低温物理室和物理所工厂的单位人员同时行动，仅仅一个上午，工厂员工就用有机玻璃般搭建了一个模拟实验水晶棺，并配置了氩气和液氮装置。
随后这套装置就被运到了实验室进行实验，下午实验就取得了成功。当晚，这套装置就被运送到了人民大会堂进行使用，不到一天时间，吊唁会场温度的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吊唁时间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在这期间，以华国锋总理为首的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将毛主席的遗体进行永久性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供后世瞻仰。
那么在修建纪念堂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毛主席的遗体又被秘密保存在何处呢？
三、“769”地下室
9月20日，毛主席的遗体被秘密转入一个代号为“769”的地下室内，以方便进行保护工作。
毛主席遗体的转移任务就由“中南海第一保镖”之称的陈长江所带领的中队负责。
警卫组为整个运转过程设置了周密的计划和严格的安保。对遗体运送的流程、转运的地点进行的细致的安排和保密。
起运前，毛主席的遗体被小心翼翼的从水晶棺中取出，移送到了密封的氨气帐篷内。随后为了安全起见，两支一模一样的车队分头出发，其中一队承担的则是迷惑任务。
中央委员汪东兴亲自坐镇车队，护送毛主席遗体离开了人民大会堂，一直开到了毛家湾西的某地。
“769”地下室设备完善，条件齐全，是由一座医院的地下手术室改造而来。按照中央的要求，每个房间都具备严格的密封、隔氧、低温环境。
在保护室的正中央，放置着一个巨大的钛金属容器。其中盛满了防腐、消肿的药液，浸泡着的正是毛主席的遗体。
保护室由卫生部副部长黄书则、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北京医院院长林均才三位负责日常带班检查，三人轮流值岗，24小时寸步不离。
林钧才(左一)与吴阶平夫妇合影
他们每天都要记录遗体所发生着的细微变化。哪怕是一条褶皱、一根纹理的改变，都需要记录在案，并提交给二里沟新疆办事处的专家组。
整个地下室的居住场所阴暗潮湿，除了毛主席遗体所在的保护室外，几乎没有通风条件。房间内经常是霉味刺鼻。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三人坚持记录数据，整整一年，没有一天停歇。
吴老年事已高，接近70岁高龄的他，每次交班之后，还要不辞辛劳的前往二里沟主持研讨会。这样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年到头就奔波在“769”与二里沟这两点一线之上，守卫毛主席的遗体已然成为了他坚定不移的工作信仰。
1977年8月20日凌晨，按照预定的计划方案，毛主席遗体由“769”地下保护室正式转移至新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
遗体被安全的安放在了水晶棺内，升上了那座可供赡养的灵台，当和煦的灯光照射下来时，至此，遗体的保护工作就进入了规范化常规保护阶段。
长久以来为遗体保护做出贡献的各学科专家和技术工作人员们成功的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建立了卫生保护局，由徐静博士担任主任，同时她还兼任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从今往后将由她牵头带领遗体保护任务。
1983年12月，在毛主席诞辰90周年的前夕，在记者会上，徐静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毛主席保存情况良好，并且已经处于完全稳定的状态，欢迎广大人民前往瞻仰。
一开始出于安全考虑，纪念堂实行“按口组织、凭票参观”的接待办法，但远远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迫切的怀念之情。
无数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只为一睹毛主席遗容的游客们，却因为没有瞻仰票证，只能被阻挡在距离毛主席只有一墙之隔的门外。
曾经有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干部，一年之内，八次进京，却都因为没有瞻仰票证而未能如愿。最后，他只能站在纪念堂门前，朝毛主席那个方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遗憾离去。
望着风尘仆仆的人们失望而归，徐静和她的同事们心中同样十分难过。通过向上级领导的不断争取和开会探讨，最终纪念堂决定将重新调整政策：一律凭工作证、身份证入场。
此消息一出，无数心怀夙愿的人们纷纷前往北京，如愿见到了毛主席的遗容。
毛主席的遗体至今仍静静的躺在纪念堂的水晶棺之中，纵使岁月变迁，依旧栩栩如生。在那个知识分子遭受苦难的年代里，他像是一团革命之火，将无数人的努力连结在了一起，众志成城，终克难关。
毛主席的躯体，就仿佛历史长河中的大山，永远的盘亘在那里，中华儿女们只要抬头，便可看见那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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