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的“九月九”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山河呜咽，日月同悲，人类失去了一位顶天立地的思想者，但他的思想永存世间，每年的这个日子，人们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他，来祭奠他。

　　九月九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因为毛主席这个举世伟人的去世，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很久以来，人们怀着好奇的心，去追寻毛主席的历史，追寻毛主席历史上的那些“九月九”，他做过的事情。

　　毛主席的“九月九”，有平平淡淡，有战火纷飞，有危机四伏，有忙忙碌碌，有诗情画意，有留下的痕迹，更多的是没于历史的尘烟。

　　1920年9月9日，毛主席与易礼容、彭璜发起经营的“文化书社”开门纳客，他的文化书社可不是为了挣钱，根据毛主席执笔起草的“文化书社营业报告”，他们办书社的宗旨是“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书社卖的全是清一色的事关国家大事的书籍，像《罗素政理想》、《达尔文物种原始》、《旅俄六周见闻记》、《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新青年》，肩负着历史重任的一代青年，在书海里遨游畅想，追找革命真理，改造中国与世界。

　　1927年9月9日，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革命，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毛主席领导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农民武装和安源一带工人武装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发动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帜，人民从此有了子弟兵。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毛主席被地主武装清乡团抓住，差一点被枪决了，他机智勇敢摆脱了敌人，率领剩余的一千人武装，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这一年，毛主席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1930年9月9日，中央总行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1929年始，毛主席率工农红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了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大量的苏维埃红色政权。为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积极的筹备，最终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决议案，毛主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这一称号由此诞生，直到今天人们都以此相称，以表达对毛主席最真切的尊重。

　　1935年9月9日，毛主席在巴西（今属四川省若尔盖县）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率一方面军连夜离开班佐、巴西等驻地悄然北上，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脱离接触。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被迫进行“万里长征”，实施战略转移，历经千辛万苦，于1935年6月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看中央红军身单力薄，产生了另立中央的想法，与中央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将红军推上了分裂的边缘，为了避免事态恶化，造成“红军打红军”的灾难性后果，毛主席紧急召开“巴西会议”，用脱离接触的方式，草地分兵，避免了中国革命灾难的发生。会议之后，毛主席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连夜北上，一路辗转，最终在陕北落下脚来，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这一次的草原分兵，是一次凶险和艰难的抉择，在毛主席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是毛主席最黑暗的记忆，在1960年10月22日跟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谈话的时候，斯诺问他一生中哪个时期感到最黑暗，他说：

　　“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

　　1945年9月9日，赴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在会见文化名人郭沫若等人时，说了一句名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渴望建设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中国，和平建国成为战后的人心所向。身在重庆的蒋介石十天之内连发三封电报，邀请身在延安的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建国大计。8月28日，毛主席“单刀赴会”，飞抵重庆。毛主席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文章”看得一清二楚，但他为了民族大义，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做了一番安排之后毅然决定重庆谈判。在重庆，毛主席频繁拜访社会各界名人政要，播布共产党人和平建国诚意，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功，他的政治魅力在山城引起了轰动，他的《沁园春.雪》引得“洛阳纸贵”。1945年10月4日，毛主席在离开重庆回延安前夕，写信给著名诗人柳亚子，写到了他说的那句名言：

　　“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毛主席的重庆之行，政治道义的天平倾向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正像毛主席所说的，前途虽然光明，道路却异常曲折，和平建国没有如期而至，而是经历了“三年内战”这一个大曲折，但光明的前途其实早在毛主席的“重庆谈判”时就已经铺就好了。

　　1948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史称“九月会议”，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部署，并在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出伟大号召：

　　“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九月会议”是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点，由游击战争转为正规战争，由攻坚战转为战略决战，适应战略转折需要，各大战略区野战部队编为野战军，共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根据“九月会议”部署，全面展开了济南战役，拉开了决战序幕，之后“三大战役”相继开练，一环扣一环，一胜连一胜，提前完成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目标。

　　“九月会议”上，毛主席还对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提出建议，各级政府要冠以“人民”二字，他说：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

　　1949年9月9日前后，毛主席在为筹建新中国而奔忙，忙于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忙于指挥扫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年3月，毛主席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在北京的“菊香书屋”，他潜心地审改着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他修改的地方多达200余处。他的思绪，还飞越千山万水，关注着前方的战事，9月9日这一天，他给林彪、邓子恢起草指示：

　　“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

　　在之后的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主席自豪地宣称：

　　“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50年9月9日，毛主席批阅文件资料，当看到河南淮阳地区夏季征粮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贫雇农负担加重，不少地方发生卖牲口、当青苗、卖树、借债等情况时，他起草批语道：“今年全国秋征工作，必须党政全力布置，加强领导，务必避免河南淮阳区那样的极端恶劣现象，切勿大意，是为至要。”当看到上海救济失业的工人的情况报告时，他批示道：“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譬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当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党内只注重庸才，不注重有才能的人，做干部工作的同志，不能只是老实可靠，还应有英明的见地和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处，他批注道：

　　“这个条件，责之于一般干部，未免有些苛刻。忠实是首先的条件，我们的干部一般是忠于人民的，作者却看不起他们。”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同日，毛主席为转发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起草指示，指示说：

　　“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1955年9月9日，毛主席转发甘肃省委、温州地委、浙江省委、云南省委、河北省委、山西省委等众多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起草批语对农村合作化进行指导，要求“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推动合作化运动发展。

　　1956年9月9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其中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修改稿)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有步骤地进行"一句的"各民族人民"后，加上"和领袖人物"五个字。

　　1959年9月9日，毛主席对彭德怀来信写批语，批语写道：”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彭德怀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请求中央考虑允许他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同一天，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一同参观即将竣工的人民大会堂。同一天，毛主席乘专列去密云水库参观，并在水库游泳。

　　1961年9月9日，毛主席为江青拍摄的照片作词《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1964年9月9日，毛主席致信康生：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1966年9月9日，毛主席阅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反映中国派驻维也纳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信以及一位坦桑尼亚人对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的信，毛主席批示：

　　“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1967年9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一些领导人谈话，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谈到干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他说：

　　“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以后干部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的战士。我们这些人接近群众就比较困难了，去了就包围。还是要想办法去，可以化装去，北京、上海不行，就到别的不认识你的地方去。干部要同群众关系搞好，军队干部和群众关系也要搞好，要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要多谈几次。”

　　1971年9月9日，林彪集团密商谋在毛主席的专列离开杭州之际制造爆炸事件谋害毛主席，毛主席敏锐地感觉到了危险处境，用计粉碎了林彪集团密谋已久的“五七一工程”，迫使林彪于9月13日乘飞机叛逃，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的苏布拉嘎盆地坠毁。

　　1975年9月9日，毛主席审阅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除因现行罪逮捕判刑的一百零九名外，均予释放，妥善安置。毛主席批示说：“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司法机关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

　　1976年9月9日晨零时十分，毛主席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终年八十三岁。

　　1976年9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一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重举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悼词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主席的”九月九“，是他浩瀚的历史海洋的一个截屏，是他曲折的革命生涯的一个缩影，哪怕随意地截取他生命中的一个片断，都能够感受到他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所付出的挚爱和牺牲。九九长远，后世的人们喜欢将“九月九”赋予一些特殊的色彩，是为了对毛主席久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