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他的八位老师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与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在一起

　　尊师重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原则。

　　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对有人给他的“四个伟大”一向不认同，曾多次公开表示“不喜欢”、“讨嫌”，只认可“老师”这一称呼。毛泽东喜欢“老师”这一称呼，除了他一向尊师重教，也与他曾在湖南求过学、当过老师，并始终希望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与他老师的友谊也成为中国师生关系的典范。

　　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说到，在他的青年时代，老师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并称自己的知识都是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毛泽东十多年间艰苦曲折的求学生活，前后有二十四位老师教过他。哪些老师影响了伟人的整整一生呢？哪些老师一直与他相交到晚年？

符定一常去中南海和毛泽东切磋学问，毛泽东说：“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许多学问还是向您学的哩！”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湖南湘潭有一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思想与毛泽东很接近，颇受这位当代伟人的敬重，他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符定一先生。

　　1912年，毛泽东从新军退伍之后，前往省一中应考，在入学考试中他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复试中他又写了一篇异常优秀的文章，符定一忍不住拍案叫绝。为培养这个才华横溢又性格沉静的“小老乡”，符定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阅读，还在课外给他讲授古文、历史等课程，毛泽东开始变学习各种基础知识为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变课堂读书为自由读书，研究“大学问”。

　　1912年夏天，毛泽东决定退学，走上独立自学的道路，符定一虽然很舍不得，却也明白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一条适合他成才的道路，也就不强行挽留。

　　全国解放后，符定一还与毛泽东保持着颇为密切的交往，他常常去中南海丰泽园吃饭、做客，和毛泽东切磋学问，毛泽东说：“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许多学问还是向您学的哩！”

　　抱病举贤的“板仓先生”杨昌济，在他的赞许下，毛泽东与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

　　在当年的湖南省第一师范，给过毛泽东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杨昌济因世居板仓，所以后来被人称为“板仓先生”，

　　1913年，杨昌济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时，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四师即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他长期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他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很对毛泽东的心路。毛泽东是冷水浴最坚决的仿行者，从1915年暑期开始，他按照杨昌济教的方法，每天天蒙蒙亮，便来到学校东北隅浴室旁的一眼水井边，脱光上衣，吊上一桶桶冰凉浸骨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用浴巾摩擦全身，一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毛泽东的冷水浴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赴京时，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到火车站送行。几个月后，毛泽东获得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文凭，他给杨昌济写了一封信，请老师指路。很快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学生们，法国政府又来中国招募工人，这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新民学会的20多名青年赴京。凭杨昌济尽力安排，这些年轻人才在北大找到三间房子安身。后来，杨昌济将毛泽东留在家里，并介绍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这期间，杨昌济发现毛泽东与他的女儿杨开慧感情与日俱增。在他的赞许下，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杨昌济还推荐毛泽东去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适、蔡元培等。1919年3月，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启程去法国，而毛泽东决定回湖南，去实践自己的“人生设计”。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恰在这时，毛泽东率代表团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杨昌济已病入膏肓，为了在自己故去以后，能有人对毛泽东加以提携，他强撑病体，给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在办完这件事后，杨昌济于1920年1月17日溘然长逝。就在杨先生逝世后的这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为夫妇。

受到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他说：”他（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8年冬，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10月间到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8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太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青年学生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徐特立六十寿诞时，毛泽东贺信：“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

　　1913年秋，就在毛泽东考入省立第四师范不久，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师，他就是徐特立。能拜这个在湖南教育界享有“长沙王”美誉的教育家为师，同学们都引以为荣。徐特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对毛泽东具有很深影响。他特别关心那些出身贫寒、学习成绩却很优秀的学生，常常省下钱来支援他们，如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家境贫寒的田汉等都受到过他的帮助。徐特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习方法更对毛泽东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提出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诀窍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受益匪浅。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全国人民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徐特立积极投身了这场运动，在一次演讲时，他砍断了自己的左手小拇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令他蜚声全国。徐特立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追随自己的学生投身革命的洪流。1930年，徐特立从苏联归来，参加了毛泽东指挥的四次“反围剿”战役，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1937年他60岁生日时，毛泽东写信给他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字里行间流露出毛泽东对老师的敬爱之情。

国文老师“袁大胡子”曾怒气冲冲地撕了毛泽东的作业，但并未影响毛泽东对他的尊敬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交谈中，经常提到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师“袁大胡子”。这位留着满脸大胡子的先生袁仲谦在毛泽东早期学习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非同寻常的，没有这位严师，毛泽东读不了那么多的书，成不了一位文章大家。

　　袁仲谦执教很认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有一次因为要求不当，与毛泽东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冲突。因每篇作业毛泽东都认为是自己的思想片段，是自己理解能力与社会活动的纪实，故他每做完一篇作业，总习惯在结尾处注明日期，以便保存与翻阅。袁老师因不理解毛泽东的用意，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学生的作业是让先生改的，并无保留价值，有一次他连续两次用命令式的口吻，要毛泽东将写有日期的作业撕掉，重抄一遍，毛泽东均未理会。于是，袁先生怒从心起，气冲冲跑来将毛泽东的作业撕下来。气得毛泽东起立质问，并要拖他到校长那里去讲理。

　　尽管闹了这么一场不愉快，尽管由于袁先生执教方法有点欠妥，脾气也不够好，引起不少学生的反感，连袁先生自己也有感觉，但并未影响毛泽东对袁先生的尊敬。毛泽东当时就没有像有的同学那样全盘否定袁先生，而是充分肯定袁的长处，不以偏概全。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被撕过本子的毛泽东，已经成了国家的领袖，但他并未忘掉曾冲撞过的袁老师。他在百忙之中，曾多次打听袁先生的下落，当最终得知袁先生早于1943年去世时，深为悲痛。为表达对亡师的哀思，他特邀袁师母赴京参加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

　　1952年，毛泽东又怀着痛悼之心为已故袁老师墓碑，题写了“袁仲谦先生之墓”七个遒劲大字。1955年，他赴长沙，特派专人看望袁师母。以后，又常常寄钱接济她的生活，直至1970年师母去世为止。

谈起恩师易培基，毛泽东深情地说：“他是个好人呵，帮过我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错了……”

　　易培基是在读了毛泽东的诗文后才知道他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念预科和本科一二年级时，由袁仲谦担任国文老师。袁先生告诉易培基：他班上有个学生叫毛泽东，文章和书信常以“二十八画生”署之，每回国文考试必夺文章魁首。打那以后，易培基便开始留意毛泽东那些被老师张贴在“揭示栏”里的诗文。

　　1916年春天，毛泽东升入本科一部三年级，他所在班的国文教师，改由易培基担任。在此后两年半的教学生活中，毛泽东给易培基的印象是：酷爱读书，但不喜欢读死书。他的图画课常常不及格，英语成绩较差，算术也不太好，但国文成绩却是出类拔萃。自对毛泽东有了了解后，易培基便十分喜爱这个学生了。

　　1920年反动军阀张敬尧被赶跑，谭延闿率湘军进入长沙，宣布湖南自治。这时，易培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他受聘担任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又兼任一师校长。易培基任校长后，李达、李维汉等都在这一时期受聘到一师任教。易培基还解聘了原一师附属小学“主事”，聘任他的学生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全面主持附小的工作。这使毛泽东找到了一块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沃土。毛泽东在附小工作了一年半时间。经过易培基批准，毛泽东聘请了何叔衡、谢觉哉这样一批德才兼备的教师到附小任教。

　　1923年，毛泽东秘密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从上海潜回长沙后，毛泽东立即拜访了易培基，对老师开展了统战工作。在易培基的书房里，师生二人促膝谈心。易培基情不自禁吐露了这些年为官的艰难际遇和苦闷心境。这次谈话，使易培基产生投身国民革命的想法。11月底，毛泽东从长沙到广州，应孙中山之邀，参与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而易培基在接到赵恒惕撤销他一师校长职务的通知后，忿然于旧历腊月举家南迁广州，通过谭延闿、毛泽东的举荐，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担任高级顾问。不久，易培基又兼任时称“革命摇篮”的广东大学教授。1927年，谭延闿依附蒋介石，登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宝座。次年，易培基被谭委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重任，以后又居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部长等要职。

　　易培基成了国民党的官僚，于1937年病逝于上海。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师的恩德。他曾多次深情地对当年一师的师友谈起这位恩师：“易先生是个好人呵，他帮过我毛泽东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错了……”

毛泽东和书法老师孙俍工来往密切，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和周思来、王若飞一起登门拜访恩师

　　毛泽东的书法挥洒自如，雄阔奔放，酣畅淋漓，深为世人崇拜、喜爱。毛泽东在谈及自己书法生涯时，多次提到他的早年书法老师孙俍工先生。

　　1918年，孙俍工在湖南省立一师担任文字学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时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曾来旁听孙先生的课。孙俍工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特别是那手笔力遒劲、飘逸洒脱的毛笔字，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从此两人来往密切。1944年，孙俍工辞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职务，寓居重庆。去职后，他不参与政事，专心从事写作和治学。孙先生未料到，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敬仰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竟然没有忘记正做着寓公的师友，还抽暇登门拜访自己。

　　1948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来到重庆郊区小龙坎孙先生的寓所。见面时，毛泽东笑盈盈地从包里取出一个纸卷，递与孙先生说：“这是俚词一首，信笔涂鸦，还望先生指教，看这字写得有无长进？在一师时，先生教的书法要领，20多年来一直不敢忘记哩。”孙俍工双手接过纸卷，急忙打开，只见满纸笔走龙蛇，字字刚柔相济，给人奔放豁朗、婉转明快之感。孙俍工略一端详，不禁忘情地赞道：“好！好！仿古而不泥于古！尽得古人神髓，而又能以己意出之！真不简单！”说着，眯起眼睛，看得如痴如醉。毛泽东所送的作品，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沁园春·雪》。

　　毛泽东在重庆的日子里，孙俍工抚今追昔，长夜难眠。他把自己几天来激发起来的一腔情怀诉诸笔端，写成长诗《喜毛润之兄过访》，用拿手的真行字抄好，另附上一封约请毛主席吃顿家乡便饭的短信，托人转送毛泽东。第二天，他便接到毛泽东的回信：“约吃家乡饭，更领盛情。你的好意，永远记在心里。”但三天后，《双十协定》签订，毛泽东匆匆飞返延安，孙先生赶往机场送行，自此天各一方，竟成永诀。

黎锦熙曾受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但以健康不佳，婉言谢绝了昔日学生的“封官”。

　　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历史教师。他只比毛泽东大3岁，加之又是湘潭同乡，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他们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了“宏文图书编译社”，又附办刊物《公言》，抨击教育弊政。毛泽东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助抄写文稿。

　　黎锦熙和毛泽东的交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交情历尽了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的种种考验，却愈发显得深厚。1919年末，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黎锦熙闻讯，到毛泽东的住地－－北长街99号福佑寺看望。后来他听说毛泽东组织了共产党，继而又传闻毛泽东上山打游击。他悉心保存着的毛泽东的六通书信，成了他思念友人的感情寄托。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得悉黎锦熙等知名学者都在北京，立即驱车到和平门北京师大宿舍看望。一声“黎老师”出口，黎锦熙的眼睛立刻湿润了。这天中午，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叫来两桌酒席，款待老师和几位知名教授。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1949年10月，黎锦熙受党中央、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那时毛泽东曾想请这位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实质性的职务，但黎以健康不佳，婉言谢绝了。后毛泽东了解到黎愿意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为其难了。1953年，黎锦熙把毛泽东当年的六通书信亲手交还给毛泽东，作为毛泽60岁的寿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