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老三篇：中国文化的希望！——纪念毛主席诞辰123周年

　　“老三篇”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四书五经”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23周年

　　郭松民

　　“老三篇”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的三篇经典之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的统称。我用“四书五经”比喻“老三篇”可能会有人误解，所以在这里首先解释一下：“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在中华古典文明中的地位与《圣经》在基督教文明中的地位、《古兰经》在伊斯兰教文明中的地位相类似。“四书五经”对于塑造中国古代“士”乃至其他阶层的人格与精神气质，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我认为，“老三篇”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应该具有这样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美轮美奂，为许多人所珍爱，但自1840年以来，当异质的西方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涌入中国后，传统文化却溃不成军，其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解放与复兴的历史使命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华民族来说，除非产生新文化，否则不能获得新生命。所幸的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能力极强，由五四至延安再到新中国，中国的新文化不仅应运而生，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而且支撑着中华民族完成了救亡、解放、工业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使命，今后还将支撑着中华民族走完复兴的道路，未来还将引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

　　这个新文化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老三篇”。

　　为什么说“老三篇”是新文化的核心?因为“老三篇”既回答了死亡的意义问题，也回答了生存的意义问题，更回答了怎样生活的问题。“老三篇”，正如茫茫夜空中的北斗那样，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老三篇”揭示了真正值得遵循的核心价值观，将这样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可以使黯淡无光、颓废沮丧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

　　人生在世，一个最大恐惧是死亡的不可避免，而伴随着死亡到来，则是绝对的虚无——你所拥有的，全部都要放弃;你所留恋的，全部都要告别;你所喜爱的，全部都要消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见得每时每刻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这个恐惧却隐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总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浮现出来，让你蓦然面对人生的荒诞。

　　是的，如果人生终结堕入绝对的虚无，那么及时行乐就是唯一合理的人生选择，吃喝嫖赌则是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甚至吸毒都是理性的。不是吗?既然一切终将消失，任何为了将来而抑制当下快感的努力都是愚妄的。加谬的戏剧《卡里古拉》中的那位罗马皇帝，因为突然发现了生命的荒诞和无意义，于是开始胡作非为，期待着被篡弑。当叛逆者的利刃刺入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声嘶力竭地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活着!”

　　当然，如果人类真的完全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思考、生活的话，则人类早就灭绝了，因为在这样的逻辑下，繁育后代都显得不合理。人类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主要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文化，通过文化来消除，至少是缓解了这种焦虑。

　　如何缓解呢?那就是要建构“彼岸”，任何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都是通过建构“彼岸”来解决现世人生，即“此岸”的问题，通过“彼岸”来赋予“此岸”的人生以意义。比如基督教建立的“彼岸”，就是上帝亲自担任主管的天堂，由于每个人在离开尘世后，都要经过上帝的审判来决定进天堂还是下地狱，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遵循道德就有了意义——这决定你最终能不能领到进入天堂的门票。

　　其实，不仅是基督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一套类似的解决问题方案，只不过在具体表述上略有区别而已。中国的儒家思想比较重视现世，“敬鬼神而远之”，主要通过“名垂青史”、“列祖列宗”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东汉时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补上了这个缺失。佛教用“十八层地狱”和“西方极乐世界”建构了自己的“彼岸”，并有了更为细致的分工：佛祖负责把好人带往西天，阎王则专司把坏人押往地狱。同时还通过“轮回”程序的设置，使“彼岸”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充满各种可能性，而具体实现哪种可能性，就全看你在现世的表现了。

　　但宗教的这一套设置，一个最大的麻烦是经不起理性的检验。所以文艺复兴之后，尼采就惊呼“上帝死了”，他并且判断“是我们自己杀了上帝”，没有了上帝，也就没有人来为人类立法了，人类就失去方向感，“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心态的泛滥，就是“彼岸”消失的后果。

　　毛泽东主席的“老三篇”，彻底解决了“此岸”和“彼岸”，“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摆脱了宗教的虚幻与儒家的迂腐，为上帝去世后的人类指明了方向。或许很多人没注意到，“老三篇”中有两篇是祭文，祭文就是在生与死的边界上发出的感概，产生的思想，是对终极意义的深入思考。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主席把人生的意义定义为“为人民服务”：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由于人生的意义得到了解决，所以死就不再意味着绝对的虚无。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张思德牺牲将近二十年后，毛主席一个早慧而勤奋的学生雷锋，把《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思想精确的概括为：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由于找到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桥梁，同时跨越了“此岸”和“彼岸”，顿悟后的雷锋所感受到的幸福是巨大的，任何以今天极端自私的眼光去嘲笑和贬低雷锋的说法，都是夏虫语冰，坐井观天。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主席也吸收了儒家通过“青史”建构“彼岸”世界的构想：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

　　使牺牲者成为榜样，也在后人的记忆中获得永生。

　　行文至此，我要顺便说一句，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不够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这没有问题，但毛泽东思想超越了这两个来源，而集东西方优秀文化之大成，只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

　　在《纪念白求恩》中，毛主席解决了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他写道：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毛主席在文中也谈到了专业精神，他说：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精益求精”和今天颇有一点喧嚣的“工匠精神”相比如何呢？“工匠精神”和“白求恩精神”相比又如何呢？显然，“工匠精神”由于不包括“为人民服务”的意涵，其境界是低于“白求恩精神”的。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的最后，毛主席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白求恩这样的人：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个人完全做到这一切，也许很难，但朝这个方向努力，总归会使自己变得美好起来，难道不是吗?

　　《愚公移山》中，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人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生活、去战斗的问题，其中最能给人以激励的则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格言。在《愚公移山》中，毛主席还断言，只要为着人民的利益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赢得人民这个“上帝”的支持，就一定能够无往而不胜。

　　“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是核心，提供了核心价值观，而《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则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才算践行了这一核心价值观。这三篇文章虽然写于不同时间、不同背景，但却是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上个世纪50年代，这三篇文章的主要读者——工农兵群众自发地将其命名为“老三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三篇文章存在内在联系的自然体现。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提出要把“老三篇”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四书五经”，并不仅是因为文章说理的深刻与论述有力，而更在于“老三篇”是由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实践作支撑的。

　　作为作者，毛泽东主席本人就是“老三篇”的人格化，简言之毛泽东就是张思德、就是白求恩、就是愚公！【参见拙作《郭松民：愚公毛泽东——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他一生的事迹可以作证。不仅如此，毛泽东主席还教育、培养出了无数的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他正是率领着由这些决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组成的党和军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不仅使中华民族跳出了近代陷阱，而且把中华民族带上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老三篇”在中国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晚近三十多年，中国在文化价值观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工具理性决定性地压倒了价值理性，“为私”的价值观蔚然主流，“彼岸”完全消失，即时满足贪欲、性欲、占有欲具有最高价值，这是今天中国社会贪污腐败、人欲横流、“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心态泛滥成灾，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感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也为各种邪教的泛滥预留了空间。

　　解决文化与价值观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所幸，我们有毛泽东，我们有“老三篇”，中国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