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蟹工船》现象”及其启示

《蟹工船》是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发表于1929年。令人惊异的是，在80年之后，这部作品再度成为畅销书，在一年内销出60万册，并被改编为漫画、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2008—09年日本最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也是一种具有症候式的文化现象。不少人都在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部作品再度流行，并在青年读者中引起阅读的狂潮？本文试图综合不同角度的分析，并探讨这一现象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启示。

1、《蟹工船》与“蟹工船现象”

中国读者对小林多喜二及其《蟹工船》并不陌生。小林多喜二1903年出生于日本秋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至1929年，小林多喜二积极参加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运动，写出了《防雪林》《蟹工船》等作品。1930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之后，他又写了《沼尾村》《为党生活的人》等小说，表现了日本的工农运动和日本人民反侵略的斗争。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被军警特务逮捕。在酷刑拷打下，宁死不屈，被迫害致死，年仅30岁。
《蟹工船》，主要讲述了在日本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一群失业工人、破产农民、贫苦学生和十四五岁的少年，被骗受雇于蟹工船，在非人的环境下被强迫从事繁重的捕蟹及加工罐头的劳役，受尽欺压，最后劳工们终于忍无可忍，团结起来，与监工们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抗争活动。《蟹工船》真实地描写了渔工们由分散到团结，由落后到觉悟，由不满、反抗到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的过程。这部作品虽以蟹工船为舞台，但它通过船上各阶级代表人物，包括作为资本家代理人监工的浅川的活动，以及“秩父号”的沉没、川崎船的失踪、帝国军舰的“护航”等情节，有机地把蟹工船同整个日本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密切联系起来，展示了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
《蟹工船》最初发表在日本左翼文学刊物《战旗》1929年5、6月号上，同年九月出版单行本，随即引起整个文坛的广泛重视。日本文坛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之一的《中央公论》主动向小林多喜二约稿，其他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给予积极评价，他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文坛的广泛承认，并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对于《蟹工船》，我国文学界也很重视。早在1930年初，夏衍就以“若沁”的笔名在《拓荒者》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蟹工船>》一文，文章写道：“假使有人问：最近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回答：就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作者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1930年4月，陈望道等主持的大江书铺出版了潘念之译的《蟹工船》，但不久即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普罗文艺”的罪名密令查禁。此后还出版了叶渭渠、李思敬等人的不同译本。当小林多喜二被虐杀的噩耗传来，曾激起我国进步文学界的极大义愤。[1]
在日本国内，小林多喜二也以其卓越的艺术才能，以及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牺牲的精神，在文学界尤其是在左翼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藏原惟人指出，“小林多喜二活动的1925-1933年，是日本解放运动开始明确地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时代，是国内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时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却以尖锐的形式反映了当时激烈的斗争，留下了许多文学功绩，但是在实践中，还没有产生很多能回答争取群众的问题、与广大人民血肉相连的作品。小林多喜二是在这个时代中比谁都更多地回答了这类问题、并亲身实践了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成为这个时代无产阶级文学的顶峰。”[2]
二战后，日本每年2月20日都要举办全国性的“多喜二祭”，另一位左翼作家宫本百合子去世后，与多喜二合祭，称“多喜二、百合子祭”。在2008年突然畅销之前，《蟹工船》每年的销售量只有5000册左右，但也较为稳定。
《蟹工船》的畅销有一个契机，2008年1月9日，《每日新闻》刊登了著名作家高桥源一郎和偶像作家雨宫处凛的新年对谈“差距社会：追寻08年的希望”，展望日本社会以及文学界的走向。对谈中，雨宫提到：“昨天偶然读到了《蟹工船》，我觉得与现在的自由打工者的状况非常相似”，“现在年轻人的劳动条件非常差，让人感到《蟹工船》是真实的”。同样是自由打工者的长谷川仁美从《每日新闻》上看到这篇文章时，对雨宫的话产生了共鸣。她深受到启发，在书店里竖起“‘working poor（贫困劳动者）’必读！”的广告牌，从这里开始，《蟹工船》很快就风靡全日本，形成了一种“蟹工船现象”。
这一现象包括不同的层面：首先是小说《蟹工船》及改编作品的畅销。仅新潮社的“新潮文库”一种，一年内销售六十万册。 其他出版社的文库本《蟹工船》同样受到读者的青睐。除去文学文本以外，2006年，由白桦文学馆多喜二文库策划编辑、藤生刚作画的《漫画蟹工船》由东银座出版社出版后，到2008年5月重印了四次。其他出版社也纷纷跟进，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使《蟹工船》以及相关图书成为2008年日本出版界炙手可热的图书。另据介绍，继1953年改编为电影之后，《蟹工船》又一次被搬上了银幕，并计划在2009年夏天上映。
其次，“《蟹工船》现象”可以说是一个媒体事件。2008年5月，日本有影响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几乎同一时间接连报道了“《蟹工船》现象”，地方报纸也加入了相关话题的报道。更具影响力的是电视媒体的报道，包括NHK（日本广播协会）等日本各大电视网都报道了《蟹工船》的畅销以及所引发的对社会现实的讨论，富士电视台甚至在娱乐节目当中讨论 “《蟹工船》现象”。NHK不仅在国内新闻中进行报道，还在国际频道中用英语播送了专题节目，向世界介绍了“《蟹工船》现象”。[3]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部80年前的小说再次受到关注呢？这也是各方议论的焦点。

2、为什么会畅销？

《蟹工船》的再度流行，有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读者都比较年青，大多为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青年人，多数媒体认为青年人面对就业环境的恶化、贫富差别的扩大、生活贫困的现实，能够从小说中找到共鸣。例如《朝日新闻》（2008年5月13日）的报道标题为“现在，《蟹工船》受到青年人的欢迎，不向贫困屈服的坚强是小说的魅力吗？”其中引用了一个26岁的青年读者的感想，他说：“我很羡慕小说中的工人们团结一致面对敌人的做法。”
其次，读者不是从思想上，而是从个人的现实处境与切身体会中出发，对《蟹工船》产生了认同感。而这又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恶劣工作环境的不满，二是对工作制度及管理者恶劣态度的不满。在小林多喜二的母校小樽商科大学，2008年还举办了“《蟹工船》读书随笔比赛”。获奖的一个职员认为：“《蟹工船》里出现的工人们，都是我的兄弟，使我产生错觉，他们似乎就在我的周围，令人感到亲切。”获得特别奖励奖的竹中聪宏只有20 岁，他在文章中写道：“现在的日本，有比蟹工船上死去的劳工还要多的人们，被生活所压迫。”
再次，读者或媒体最为关注的不是小说的“文学性”或“现实性”，而是其“隐喻性”或“象征性”。作为一部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蟹工船》对渔工的艰苦生活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而当今的读者关注的并不是小说中具体的“生活”，而是抽象的“艰苦”，并将之与个人的现实处境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寓于“真实性”之中的“倾向性”，也即觉醒—团结—斗争的“方向”，也为如今的青年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与动力。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蟹工船》的再度流行并非仅仅是由于它的“文学性”，而首先在于它在思想、象征或“倾向”上契合了当代读者面临的社会问题，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想像性的满足”。或者说，正是青年人的现实境遇，使他们选择了这部小说。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日本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的状况略作一些介绍与分析。
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停滞与不景气，使日本工人的总体状况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化。这主要表现在:日本企业引以为豪的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4]的瓦解，工人福利的消失，不稳定的或临时性的用工方式，如“派遣工”呈大幅度上升，临时工现在占到全部工人的三分之一；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一亿总中流”——即生活属于中等程度的国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在结构上瓦解，出现了新的“贫穷阶层”，如今日本已成为发达国家中贫困率排名第三的高贫困率国家[5]；劳动强度的加剧与劳动时间的增长，不断有“过劳死”的新闻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员工因工作上的压力而自杀[6]；青年人就业难、大学毕业生就职难的现象日益凸现，日本媒体指出，当前由于经济不振和雇佣关系恶化，大学毕业生们面临“就职冰河期”，即使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也难于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样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是“《蟹工船》现象”出现的背景与主要原因，然而“《蟹工船》现象”的出现不是孤立的，新版与漫画版《资本论》的畅销，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另据报道，近年来每年都有几千人申请加入日本共产党，而在新入党的党员中，30岁以下的占到两成左右。
另一方面，占据日本文化主流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娱乐文化与流行文化，在文学界则是村上春树、村上隆等作家，以及通俗小说与“另类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很少触及具体的社会现实，而以虚幻的想象给读者以满足，在思想界则是右翼的或保守的力量占据上风，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比如将失业问题解释为中国、韩国、朝鲜“夺走了他们的饭碗”，从而制造出以民族主义情感为内核的意识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蟹工船》现象”的出现，是日本社会与文化思潮的一个具有症候式的现象，这可以说是当代青年试图对自身处境与命运进行认识与把握的一种反映，也显示了左翼思想与文化在日本社会影响的增强，这在“金融危机”之后必将会有进一步的显现。


3、“反思”，或者启示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蟹工船》现象”只是一个征兆或开始，尚不能作为左翼文化占据优势的一个表现，这从以下几个现象可以看出：（一）新潮文库版的《蟹工船》一书，还附有小林多喜二的另外一篇作品《为党生活的人》，这是小林多喜二转入地下负责部分党务时期的小说，也是更具党派色彩的左翼小说，但在这次的畅销与广泛的讨论中，《为党生活的人》显然没有受到同样的重视，甚至很少被提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青年人关注《蟹工船》与小林多喜二，但这种关注是有限度的，仅限于与个人经验引起共鸣的部分，而并没有扩展到理论上的较深层次；（二）与上一个现象相似，小林多喜二与《蟹工船》的畅销，并没有带来其他左翼作家作品的畅销，而只是一个孤例，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走了几家书店，只有看到新潮文库的《蟹工船》成列成堆，其它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举例说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完全看不到。”[7]这同样说明了青年人对《蟹工船》与左翼文学的“接受”是有限度的，或者并不是有清醒的认识与把握的，而只是处于朦胧的、经验层面的认同；（三）在日本的畅销书市场上，最畅销的书往往会达到上千万册，或者几百万册，如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以及一些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等，与这样的销售数量相比，《蟹工船》的“畅销”其实也是有限度的，而这也只是在文学书籍范围内比较，如果与充斥畅销书市场的各种政治、经济、实用、励志类图书相比，《蟹工船》对青年读者、对当前文化整体上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蟹工船》现象”在日本尚未引起对左翼文学或左翼文化的深刻反思，而只有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才能重新激活左翼文化的内在活力，才能使之成为植根于现实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范式，才能对当代文化或青年读者具有真正的影响力，而不是仅仅昙花一现，或者仅仅成为畅销书市场上的一个点缀，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异类或“另类”，一个被展览、被消费而不具备实践性的“商品”。有文章指出，“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左派知识分子对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和年轻人的右倾化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在批判现实政治的同时，和歪曲历史事实、宣扬爱国主义的“右翼”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另一方面，年轻人却开始对左派知识分子的启蒙者的姿态、真理代言人式的语调、缺乏现实感觉的陈旧的口号等产生了反感。……说得极端一点，《蟹工船》流行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读者并不是从思想出发而是从切身体会出发，试图自己来摸索理解世界的渠道。所以，《蟹工船》的流行对左派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是斗争的成果，毋宁说是更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8]对于左派知识分子来说，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感受中唤起青年人的认同，而不是以抽象的理论简单地说教，应该是处于低潮期或者“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左翼思想所应采取的策略。
尽管“《蟹工船》现象”存在上述种种值得反思之处，然而从整体上来说，这对于左翼文化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我们的分析只是希望左派知识分子不要陷入盲目乐观，而应从中受到启示，使这一现象成为左翼思想产生实质性影响力的开始，而不是其“终结”。
以上主要是对“《蟹工船》现象”在日本的影响做出的分析，那么在我们中国国内，我们的知识界或文学界，应从这一现象中得到什么启示呢？我注意到，这一现象在国内主要的报纸、网站都得到了报道，但这种报道除了极少的文章，大部分是新闻式或“猎奇式”的，属于边缘文化、弱势文化对“中心文化”或强势文化的应激反应。即使在较为深入的文章中，也仅限于日本相关情况的介绍与分析，而没有将之与我国的文学现状与文学研究现状相联系，进行深入探讨。这里我尝试着提出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或许能使这一现象给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以一定的启发。
首先，我们该如何评价中国的“左翼文学”？中国的“左翼文学”从1920年代兴起，延续到七十年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遭遇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而从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去革命化与去政治化的思潮，这一文学倾向逐渐被贬低与轻视，甚至不被视为“文学”。虽然新世纪以来，有少数学者对“左翼文学”加以重新评价与阐释，但对之的整体认识与评价还远远说不上是客观、全面、公正的。在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空前的今天，在左翼文化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抬头的今天，我们是否该重新审视中国的“左翼文学”？
其次，中国的“左翼文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派别，有与其他派别以及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争论乃至批判，有独特的国情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如果以日本“左翼文学”的发展为镜鉴重新审视，是否适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如何重新认识文学上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或普遍主义？在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左翼文化是否也有“全球化”或者联合起来的可能性？
再次，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重新认识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文学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关系？这是一组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需要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不能像“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那么简单粗暴，也不能以一个“文学的向内转”就瓦解了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应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在艺术提炼与思想表达之间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应该从具体的文艺实践与文艺现象出发，提出新的命题、新的范式与新的角度，而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涵盖一切，这也是理论界与文艺界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最后，我们该如何看待“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底层文学”的出现及其发展，与中国现实的变化、思想界的论争议及文艺界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左翼文学”或“人民文学”传统在新世纪的继承与发展。但这一思潮却并未得到足够的评价与认可，其自身发展也仍受限制于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思想框架，如何在思想上突破“人道主义”、“人性论”，如何在艺术上突破西方中心论与“文学进化论”，以“中国”与“底层”为主体发展出新的艺术形式，仍是其能否得到继续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以上是由“《蟹工船》现象”的启示对国内文学研究的一些反思，这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1] 参见胡从经《纪念〈蟹工船〉出版五十周年》，《读书》 1979年第2期。鲁迅曾为小林多喜二之死发去唁电：“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
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鲁迅”
以上原是用日文拟的，题为《闻小林同志之死》，最初发表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一九三三年第四、五期合刊，亦参见上文。
[2] 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刘海东译，李心峰校，参见林焕平编《藏原惟人评论集》，未刊稿。按，藏原惟人为日本1920—30年代革命文化界的理论家与思想领袖，对我国左翼文化运动也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作为小林多喜二的“师友”，他对小林多喜二亦产生极大的影响。在写完《蟹工船》翌日，小林即将手稿寄给藏原惟人，并在信中说，“这部作品里没有所谓的主人公，没有个人传记式的主人公或类似的人物，是把劳动者的集体当作主人公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是比《1928年3月15日》前进一步了。”此外，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在“附记”中也特意标明“献给藏原惟人”。又，《藏原惟人评论集》系林焕平先生在19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组织翻译的，迄今尚未出版。
[3]以上情况介绍，综合、参考了燕山独步《经济危机与“《蟹工船》现象”》等文章。
[4] 即按照一定工作年份的积累，可晋级与加薪的制度
[5]《日本中产阶级社会崩溃 贫困人口已经接近2000万》，http://www.cnss.cn/xyzx/hqsy/200609/t20060914_30206.html
[6]“在经济复苏过程中，2002年，与工作相关的死亡案例增加到317个，包括160例过劳死。1998年，年度自杀人数首次超过3万，2003年达到34 427人。日本的自杀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是美国的两倍多。在自杀的原因中，经济和生计问题占26%，工作失败占6%，疾病占45%，后者中很多是与工作或多或少有关联的精神和生理疾病。过劳死和自杀人数增加如此多象征着大多数日本工人正面对失衡的、日益恶化的和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这与资本主义大公司恢复盈利能力形成强烈的对比。”伊藤诚著《日本经济危机与工人阶级生活恶化》， 黄芳、查林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另参见《丰田员工猝死震惊日本 每天加班五个多小时》等新闻。
[7]《思考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畅销旋风的意义》，原载日本《思想运动》杂志，中译载于《批判与再造》，林书扬译
[8]石岫《危机镜像：〈蟹工船〉话语解读》，《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月17日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