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平：刘继明小说创作研究综述

刘继明小说创作研究综述

吴汉平

　　【摘要：出生于湖北石首的著名作家刘继明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其小说作品中人文关怀的精神内核以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水乳相融的艺术风格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刘继明小说的相关研究可以按时间顺序排列：对刘继明早期自传体乡村题材作品的分析；对作家以城市知识分子及艺术家生活为题材的“文化关怀小说”的分析；对作家“底层叙事”风格转型后的社会底层贫民题材小说的分析；以及对作家近年长篇小说《一诺千金》《江河湖》《人境》的思想内涵与总体艺术风格的分析等。众多学者从创作动机、思想主题、总体基调、风格发展、结构模式、修辞策略等不同角度对刘继明小说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刘继明小说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

　　2016年，刘继明的长篇小说新作《人境》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热烈反响，腾讯网的书评更以《刘继明〈人境〉，又一部〈平凡的世界〉》为题给予此书高度评价。作为全国知名的湖北作家，刘继明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小说，9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文化关怀小说”崛起于文坛，本世纪初转向“底层叙事”，近年来则专注于创作长篇小说。本文的写作目的即对刘继明30多年来的小说创作进行回顾，并将学术界对其作品的相关研究作简要评述，以期全面认识这位湖北本土重要作家不同阶段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

　　一、早期作品研究

　　刘继明1963年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他从初中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高中毕业后开始尝试写作诗歌散文，并因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文而得到了县文化馆的工作机会。1985年刊载于《三峡文学》杂志的《双管猎枪》是刘继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1985至1987年他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这批早期小说大都以他所熟悉的乡村生活为背景，如《双管猎枪》《夜潮》《潭》《荒村》《沉默的沙滩》《倾斜的山》，也有城镇题材的《A城奇闻》《隐私》《魔室》等。一直以来，学界对刘继明小说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其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上，对其80年代的作品研究较为罕见。文学批评家葛红兵的著作《颓废者及其对应物——刘继明论》是目前唯一涉及刘继明80年代早期作品的研究专著，其研究特色在于将文学作品与作家的人生体验联系起来，对其创作心理进行了分析。首先，葛红兵认为刘继明最初的写作动机可能出自于对父亲的抵抗。现实中高中毕业后的刘继明在家务过农，学过瓦匠，又随父亲外出做生意，其文学爱好被父亲看成不务正业，父亲因此经常责打儿子。刘继明将现实的抗父冲动融化到他的小说中，写出了他最初的几部小说《双管猎枪》《夜潮》《沉默的沙滩》。葛红兵分析《双管猎枪》体现了作家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恐惧：双管猎枪在小说中是一个象征，他暗示着父亲的权威地位。因为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恐惧，儿子对父亲的抵抗是偷偷进行的，他偷走父亲的猎枪，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干成了父亲以为他干不成的事，这件事在小说中是猎杀野猪，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是写作。在《双管猎枪》的结尾，被野猪重伤的儿子和父亲拥抱了；《夜潮》的结尾父亲出发去找寻落水失踪的儿子，这种和解意识是一种中国式的单纯美好的希望。《沉默的沙滩》对父子关系的处理则有所不同：父亲和叔叔相继在鬼滩触礁死亡，抗父冲动化为儿子心中征服鬼滩的冲动，儿子的心理在苦难中得到成长，作品主题也得到了发展。葛红兵因此认为《沉默的沙滩》是刘继明真正的小说处女作。其次，葛红兵认为刘继明成长的外在环境对其创作心理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论说刘继明的家乡石首县是长江沿岸最脆弱的地区，每年都要进行防洪抗洪，这里的人们生活在定期的恐惧中，这种恐惧也影响了刘继明，因此在刘继明小说中时时流露出一种恐慌感：在他最早的小说中，《夜潮》写一夜潮水将亲人带走的故事；《沉默的沙滩》中，长江化身为那片不断夺取亲人性命的鬼滩，引起村民们内心的恐慌；再如《潭》中守怀老爹对潭水枯竭的预言，《蓍草之卜》中晏先生对水灾的预知。在后来刘继明成熟期的小说如《我爱麦娘》《明天大雪》中，这种恐慌感一直延续着，但已不仅是针对自然本身，而是发展成对人的非理性冲动，对人的欲望的失控局面的担忧。最后，葛红兵指出刘继明的早期作品中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他称这部分小说为刘继明式的问题小说，如反映村干部腐败的《荒村》、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倾斜的山》、反映环保问题的《潭》等。他认为在这些小说中，刘继明对现实的关注力度已经明确地反映出来，但此时期身在石首的刘继明还比较感性，性格较为阴郁，习惯于将现实问题与人性固有阴暗面联系起来，因此他对改进现实的可能性理解得比较悲观，其作品也多以悲剧收场。①

　　葛红兵的这部专著填补了学界对刘继明80年代早期小说研究的空白，并对作家创作心理进行了切实分析，是一部当代作家研究的力作。

　　二、“文化关怀”小说研究

　　1988年刘继明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插班生，接受了两年正规文学专业训练，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省歌剧院任专业编剧。1992年他赴海南岛参与创办《海南法制报》并任副刊编辑，1993年底返回武汉，次年调任《长江文艺》杂志社编辑，1997年成为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88至1997年他总共公开发表了30余篇小说，其中1994至1996年是他的创作高峰，有20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钟山》等重量级文学杂志上，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关注。1994年初《上海文学》杂志连续两期将刘继明小说《前往黄村》和《海底村庄》作为“文化关怀小说”隆重推出，这两篇小说也成为刘继明崛起于文坛的代表作。

　　《前往黄村》讲述“我”的大学同学黄毛个性张扬狂放不羁，只有“我”和班上女同学林珈赏识他的文学才华，最后他因为违反校规被学校开除，遭到同学鄙视，和林珈的爱情也因此告吹。黄毛曾带一部哲学书稿找同学帮忙联系出版但未成功，随后便从大家视野里消失。多年后老同学们突然同时收到黄毛的来信邀请去他的故乡黄村。但最后只有“我”和林珈两人踏上前往黄村的旅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来到黄村，却没有见到黄毛，只见到一个自称黄总经理的乡村企业家，在其指引下“我”和林珈找到了黄毛的墓，墓中只有黄毛的哲学手稿，首页上写着“我在你们灵魂抵达不到的地方”。在回程的路上，林珈意识到那个黄总经理其实就是黄毛，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宣告当年理想主义的自己已不复存在。《海底村庄》通过“我”对欧阳雨秋教授事迹的寻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欧阳雨秋教授从外地来到沿海经济特区佴城，将其大半生时光投入多卷本《佴城志》的编撰，试图通过带有激情的历史叙述来唤起佴城人的历史记忆。然而佴城人只关心赚钱并不关心自己的历史，对他的工作成果不感兴趣。教授在收集史料时发现了佴城沿海一座沉入海底的村庄，教授为之着迷，中断了《佴城志》的写作，开始创作一部充满激情的长诗《海底村庄》，试图通过诗歌这一形式来复活已经消失的海底村庄，使之最终进入佴城人的精神生活。但未及完成诗稿，教授就消失在海中，与他诗歌中的世界合二为一了。《上海文学》主编兼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周介人非常欣赏刘继明这两篇小说，将其称为“文化关怀小说”，向读者们推介。周介人认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时代，文学应该关怀一些经济来不及顾及或者不可能顾及，然而又是人的生命延续与发展上绝对不能缺少的东西，如社会精神环境、人的灵魂、人的价值追求等。刘继明的“文化关怀”小说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及心理背景上出现的，体现的是90年代的“人间关怀”精神。周介人评说《前往黄村》表现的是在意义层次上的人生迷失，主人公黄毛既希望回归最终又埋葬自我的矛盾是一种失落文化关怀后的内心痛苦。而《海底村庄》则表现出一种近乎痴迷的文化关怀精神，一种不怕被狂潮吞没，决心让历史进入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学术气概。他总结刘继明的“文化关怀小说”是“将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先锋小说的叙述优长融合在一起，创造出调侃中见悲凉、见悲壮的艺术风格”②。

　　周介人的这一观点在文学圈内影响较大，“文化关怀”自此成为刘继明小说的标签。此后诸多研究者从思想主题、总体基调、风格发展、结构模式、修辞策略等方面对刘继明此时期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李洁非、戈雪、葛红兵、蔡家园、昌切等人的研究成果。李洁非在《迷羊之图——刘继明的小说创作》中对刘继明此时期的几部代表作（《投案者》《明天大雪》《前往黄村》《海底村庄》《失眠赞美诗》《预言》）的主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刘继明的小说是含有终极价值的，在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到价值、精神、自我的普遍沦失，几乎每个故事都是在共同表达着“沦失”的主题，从终极意义上说，这种沦失就是“人”的沦失，人的感觉和思维在外

　　部世界面前失去了独立性，失去了对象的关系，它与后者已经融为一体，或者说被后者所统治。刘继明把这种“沦

　　失”作为其小说的一般主题，表明了他的态度，即对“人”的回归的期待。李洁非进而指出刘继明小说的艺术方式是“以先锋之名而行古典主义之实”。如果说先锋主义是怀疑的、破坏的，那么，古典主义就是信奉的、恪守的。在刘继明的故事中，生活表象已被非理性的盲动所统治，他传达了这种状态但丝毫也不苟同，他在用理性批判，这种理性与人类多少年来已经形成的幸福、完满、健康诸概念是相通的。他没有体现出80年代先锋派作家和稍后“后现代”作家对理性崩塌的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情，相反他为此痛惜甚至愤懑。李洁非最后形容刘继明刻画了一幅欲望的迷羊满山遍野的图景，不是为了赞美它，而是以理性的态度观照着，期待着迷羊的省醒。③

　　葛红兵在《刘继明小说综论》中认为刘继明小说流露出来的总体基调是现代性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核心是对个体无法造就，对个体无法自我完成的忧患意识。刘继明的小说体现出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技术官僚化的管理体制没有对人的“自我”本体构成任何形式的帮助，相反它成了扼杀人的个性的刽子手，“人”已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中失落了自己。刘继明以反抗的姿态来揭示这些，而不是以认同的姿态来描写它。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具有优越的潜在素质的人物，都处于精神上的流浪和痛苦之中，他们四处漂泊无处归依，无法找到精神之乡，更无法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只能在虚幻的世界中，在幻想中实现自己。因此刘继明小说一方面描写了非理性的迷乱、欲望的疯狂，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对终极关怀、灵魂、生命价值的寻求。④

　　戈雪在《诗意的写作——刘继明小说断想》中将刘继明这一时期小说按风格分为“诗意的写作”、“灵魂的裂变”、“形式的迷恋”三个类型，认为这三类创作表现出刘继明小说创作追求变化的过程。“诗意的写作”类小说以刘继明在省歌剧院任专业编剧时创作的《歌剧院的咏叹调》《城市上空的鸟群》等作品为代表，风格也延续到后来的《海底村庄》等作品。这些小说语言凝练、优美，有着浓厚的诗的意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人的心灵、情感、灵魂的关注。小说多以音乐家、艺术家、诗人为主角，这些人物都超越了物化生活的本身、置身于心灵和情感的追寻中，在一种诗意的悲怆中走向悲剧的结局。戈雪评价这些小说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象征性，人物的心灵和情感具有哲理色彩。但小说远离社会背景和日常生活场景，作者似乎囿于书斋，远离社会，没有生活的积累，只能在哲学和心灵的层次上思考人生，这使得小说在具有玲珑雅致、富有哲理思维特征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性和表现力的欠缺。“灵魂的裂变”类小说以刘继明从海南归来后创作的《投案者》《可爱的草莓》《六月的卡农》等为代表。刘继明在海南岛的经历使他对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变迁有了深刻的体验，他的创作也走向写实风格，以亲身经历为灵感刻画了一群敏感而脆弱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冲击下灵魂裂变的过程。这批小说的主人公虽都有着被现实撕裂的灵魂，但作者不自觉流露出的温情使作品始终闪烁着人文关怀的光环。“形式的迷恋”类小说是指作家偏重于形式探索和文体实验的一批作品。戈雪论说刘继明的小说创作一直注重文体的探索，到了近期大约是难以承受笔下人物灵魂撕裂的痛苦，他越来越倾心于形式，从现实中抽身而去，走向虚构。在《预言》《我爱麦娘》等作品中，作家打破了传统叙事结构，大量采用中断、穿插、多人交替叙事、不断拆解等多种现代派文学手法，使其创作与先锋小说创作达成了某种共识。⑤

　　蔡家园在长篇论文《焦虑体验中的诗性关怀——刘继明小说创作论》中对刘继明此阶段小说结构模式和修辞策略进行了分析。蔡家园认为在刘继明的小说中，结构模式象征着对世界结构的整体性认识，而刘继明此阶段的小说呈现出并列结构、交叉结构、圆形结构等多种结构模式。并列模式的代表有《六月的卡农》《尴尬之年》《前往黄村》，这些小说中都存在平行的故事，通过两组不同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形而上与形而下、高雅与低俗、美与丑两种文化与价值的并列对照。从精神内涵来看，刘继明的这些小说通过对比表现出了强烈的摒弃物质功利而趋美的倾向，而历史与现实有秩序地并呈还表明了刘继明对时间和记忆的一种尊重；《我爱麦娘》《投案者》等采取的则是多视野交叉，即由多个不同人物视角形成的多重叙事交叉结构。这些小说叙事含混，意义模糊不定，体现出刘继明小说亦真亦幻，真实与虚构混杂的艺术风格。蔡家园认为这种结构表明了一种末世世界观：世界的整体性与秩序性业已分崩离析，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存在，每个人眼中呈现的世界又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在这里是缺席者，大家的心中充满了混乱和焦虑。这几部小说都是以毁灭为结局，这种崩溃无疑有象征意义，反证了精神的不可或缺性；刘继明小说中最特别的结构模式是圆形结构，如《明天大雪》中，不同的地点、人物和事件通过人物的欲望和行动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形，一个欲望的怪圈，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似乎意味着在欲望的荒原上时间与历史已不存在，除了堕落别无选择。蔡家园认为虚构和反讽是刘继明此阶段创作中主要的修辞手法。与传统小说竭力写实相反，刘继明在小说中大量运用虚构，采用了虚构历史典籍、拟古叙事、剧中剧、元小说（有关小说的小说，叙事中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创作过程）等手法，通过虚构把世界和作家焦虑的自我连接起来，把文化和个人连接起来，把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使读者有勇气面对生存困境，去探索救赎的可能；反讽在刘继明的小说中是对世界总体性的认识，表征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在转型期价值观巨变过程中常出现个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人们对自身的处境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焦虑与疑惑，反讽就成为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但在刘继明小说中，反讽也具有批判的锋芒，如《可爱的草莓》中艺术家童卓在充满商业氛围的宴会上演奏高雅脱俗的音乐，通过成为富婆的性伴侣而实现自己的艺术乌托邦；再如《失眠赞美诗》中楚博士学术话语权的确立并非由于学术本身，而是因为商业力量的操纵，其灵魂的蜕变充满了沉痛的反讽色彩。⑥

　　昌切《我们时代的一种群体精神结构》提出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多元社会结构，导致中心价值裂解。物质性与精神性、体制规则与个体自由、商业实用趋利原则与审美法则的对抗愈显尖锐。这种对立和对抗的结构在知识分子精神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群体精神结构；这一群体精神结构假手刘继明等作家再现为作家独到的个体精神结构和基本的叙事结构：刘继明个体的精神结构本身对应着其小说中两两对立、两两对比的基本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又忠实再现了我们时代特有的一种两极对立的群体精神结构，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逼真的个性化的艺术叠影。昌切认为：刘继明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他较好地继承、颇为娴熟地并用传统和先锋手法，传达了他个人也是新型时代的感觉和观念，因此刘继明作品属于间性文本，是80年代技法、感觉和观念在90年代的延伸和变异，是两个时代小说的叠合形态，这种独有的艺术风格就是刘继明小说的根本属性。⑦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者都肯定了刘继明作品中焦虑基调下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他对西方现代文学及中国80年代先锋文学艺术方法的继承运用与发展。

　　三、风格转型研究

　　1997年，刘继明家庭突遭变故，作家身心受到重创。生活的遭遇使他陷入到对“活着的意义”以及“写作的意义”等问题的思考，他开始写作并发表思想随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思想随笔的内容由形而上的人生问题转向社会现实问题。在此思想背景下，刘继明的小说创作也相应发生了题材与风格的变化，这一转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广泛讨论。冯晓斌在长篇论文《忧患意识下的精神探索——刘继明小说创作论》中将1997年后刘继明小说创作上的变化概括为四个方面的转向：第一，叙写对象由知识精英转向城乡平民。下岗工人、进城民工、普通农民等社会底层民众成为这一时期刘继明小说的主人公，他们取代了“文化关怀”小说中诗人、作曲家、教授、作家等知识分子群体。第二，叙事视角由第一人称“我”转为第三人称的客观陈述，变为平视、平民化的视角，即使是第一人称的自述，“我”也是底层身份的当事人。第三，叙事格调由诗意神秘转向简单、质朴的叙事。刘继明之前的创作兼具诗意和对形式的迷恋，这使得他的创作往往具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但是此阶段刘继明的作品都以通俗直白的语言进行单线叙事，无论是语言还是形式都比之前的创作简单、朴素，显示他的创作重心已经由先前对精神困境形而上的探索转向了对现实生存境遇的述写。第四，叙事的中心从“知识分子的焦虑”转变为“底层人民的苦难”。故事主人公为了生存，辗转于城乡，挣扎在体制化社会的边缘，逐渐沦落为“被损害的和被凌辱的”群体。刘继明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苦难展示，将批评的矛头导向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文化的反思。⑧

　　田甜在《背负着疑问写作——刘继明创作剪影》一文中分析了刘继明这一时期作品的思想创作方向。首先刘继明这时期相当一部分作品都表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遭受的侵蚀与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传统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的艰难裂变。主人公为了生计在城市里挣扎打拼，但他们精神和肉体的归宿还是生养他们的农村。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乃至剑拔弩张的关系正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文学投影，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反映农民工题材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放声歌唱》等。其次是对社会发展的死角与阴暗面，对体制中的盲点和痼疾的暴露与批判，如《愚公移山》《送你一束红花草》等作品中所关注的在改革进程中被“民主”掉了的小众，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化”掉的个体，以及金钱至上、权钱交易等社会病症。最后是文化与历史反思，如《马船在1967》《茶鸡蛋》《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都是将对历史的反思（文革、阶级斗争、国有企业改革等）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主人公生活经历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具有文化反思的思想深度。⑨

　　学术界对刘继明的风格转型都给予了正面肯定的评价，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有李云雷、贺绍俊、阳燕等人的相关文章。李云雷在《先锋的“底层”转向——刘继明近期创作论》中认为，刘继明的“底层”转向并不突兀。首先，“底层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先锋姿态，在内容上它的探索不再囿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而是拓展到更广大的社会范围，这是“先锋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其次，“底层叙事”不仅是“描写和同情底层”，它有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20多年的先锋探索为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方式，“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也提供了“文学”与“底层”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刘继明正是在上述方面开拓了自己新的写作路径。⑩

　　贺绍俊在《底层写作中的“新国民性”》一文中指出刘继明的底层写作承接了二三十年代写实主义的启蒙精神，他对底层的关注不完全是出于对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不完全是处于一种道德主义的关怀，而是在表达自己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如同鲁迅在五四启蒙文学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刘继明通过《我们夫妇之间》《放声歌唱》《茶鸡蛋》《两个朋友》等小说也对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调整的文化语境下所产生的“新国民性”进行了批判，在这些创作中刘继明始终没有放弃追问灵魂的文学目标輥輯訛。阳燕在《中国问题·精神境遇·人文情怀——论刘继明的“新左翼”小说创作》中认为：刘继明在其“底层叙事”中强调了“诉求平民和穷人的利益、主张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左翼文学立场，因此刘继明的“底层写作”属于“新左翼”小说的范畴。在中国市场化形成的过程中，阶级成分的构成，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日趋复杂，刘继明的小说触及到当代中国这些敏感严峻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他积极介入现实、直面社会政治、关注底层疾苦和抗争、充满忧患和沉思的言述中，被“纯文学”丢弃已久的社会批判传统显然已再度归来，这也是“底层叙事”和“新左翼文学”为当代中国带来的重要启示意义。阳燕指出“文化关怀”与“底层写作”之间的关联性：一种真切的文化关怀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批判紧密相联，刘继明的问题意识具有现实尖锐性，他的底层写作真正触及到了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也让人文精神的吁求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落到了实处。

　　四、长篇小说研究

　　刘继明最初的两部长篇小说是《柯克或我经历的九桩案件》（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和《仿生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葛红兵在其著作《颓废者及其对应物——刘继明论》中以整整一章对这两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展开了分析研究。葛红兵评《柯克或我经历的九桩案件》是一部用各种流行元素包装起来的长篇犯罪推理小说，拥有一部畅销小说所必备的各种要素，在写作风格上明显受到了美国作家艾伦坡的影响，在犯罪心理的描写方面则有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影子。但作者对案件动机的把握主要是从金钱和女人两个方面进行的，这样的动机归纳显然对凶杀作了较为简单的处理，可以说作者对人性的处理是单向度化的，因此《柯克或我经历的九桩案件》这部小说有很大的局限，这也许来自于他畅销小说的创作思路。《仿生人》也是一部由悬疑、科幻、情欲等流行元素包装起来的长篇小说，故事围绕一个知名音乐家离奇死亡的谜团而展开，以刘继明惯用的多重视角交叉叙事结构描写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记者之间的情感纠葛。葛红兵评《仿生人》是刘继明写过的最美好的小说，他认为《仿生人》的写作明显受到了作者婚姻生活的影响——作者对生活的整体印象发生了质的改变、过去的焦虑、动荡甚至绝望的感觉消失了，代之以一种舒缓放松的心情，小说中的文字被一种优雅美好的情绪体验包裹着，整个小说显得雍容而放松。但他也客观地指出《仿生人》在小说技术上并没有超过刘继明的《海底村庄》《前往黄村》《明天大雪》等同期中短篇小说。《一诺千金》（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是刘继明

　　90年代末“底层转向”之后的作品，这部小说讲述了货车司机马天才开车不慎撞伤小姑娘来凤，他承诺为来凤的伤势负责，在来凤被母亲抛弃后历尽艰辛将来凤抚养长大的故事。这部小说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挖掘人性的美与善，摒除了刘继明以往作品中那种形式感很强的唯美的语言，而代之以俗白口语化的文本形式。朱合欢、葛红兵在《诺言——来自内心的最高律令》一文中认为：这部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迥异于流行价值趣味的审美视角。与当代众多“新写实”“原生态”“零度写作”作家笔下的“新顺民”及“活命哲学”不同，马天才的顺从是缘于自我良知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不仅没给他带来现实生存的好处，还将他置入一个又一个的灾难中。然而他在实现自己诺言的过程中放弃的其他选择越多，他的个体性追求就越坚决，自我价值的完善、实现就越彻底，这一诺言道出了他生命的全部内容价值和意义。《一诺千金》触及了向高尚靠近的人的天性，让我们在不懂得什么终极意义、个体价值等玄奥名词的“待启蒙”的民众身上看到了人性中“趋善原则”的巨大力量，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在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里张扬的人道主义的复活和传承。

　　2010年，刘继明以三峡大坝建设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江河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通过新中国水利事业数十年历史的文学叙事，折射出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对几代知识分子生存和精神的异化状况做了一次探究性和批判性的考察。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代以来几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灵史”。阳燕在《知识分子、文学性与纯文学——刘继明〈江河湖〉的三个关键词》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江河湖》的艺术成就。她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回避政治意识形态、摒弃现实主义传统、强调语言实验和形式技巧的“纯文学”观念流布甚广。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纯文学”的共识被打破，其历史语境和审美范式逐步得到清理和检视。刘继明的《江河湖》正面书写时代风云、政治事件、历史经验，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巴尔扎克的“百科全书”或托尔斯泰的“镜子”式的文学风格，从某种程度上看，《江河湖》是以向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回归”或“撤退”的方式对“纯文学”的成规作出了特殊的回应与反省。作者没有回避当代文学叙述中常见的建设故事、“反右”故事、“文革”故事，但他不是简单地颠覆、解构，而是力求用文字、心灵、思想进行“还原”，还原历史的复杂面貌，还原事件的复杂意味，还原人物的复杂性质，使小说的诠释空间更加丰富扩大，避免了由策略变为目的、为解构而解构所产生的历史虚无性后果。阳燕进而认为刘继明对“纯文学”所持有的姿态可以说是“告而不别的”，他告别的是80年代离弃政治、拒绝社会的“纯文学”之“纯”，而保留了“相对于文化工业的纯文学”之“纯”，保留了独立、探索、追问的纯文学精神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继明是用个性化的思想方式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相异的文学实践，这种努力在其“文化关怀”时期便已露出端倪，新时期的“底层写作”中更有明确体现，《江河湖》则以其突出的历史跨度、视野广度、思想深度做了一次充分的展示。

　　此外，魏天真、魏天无、蔚蓝、项静、李俊国、江岳、贺绍俊等学者也从《江河湖》的人物塑造、叙事方式、美学风格等方面发表了多篇相关研究文章。

　　2016年，刘继明推出了最新长篇力作《人境》。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围绕经商失败后返回故乡神皇洲的主人公马垃建设新型专业合作社的故事展开，下部则以曾经插队神皇洲的知识青年，如今已是著名社会学教授的慕容秋为主人公，追踪她在知识分子圈内的见闻与际遇。这部小说长达50万字，格局宏大，力图全景呈现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现状与问题。小说出版后入选路遥文学奖和《收获》长篇小说排行榜，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认为其艺术成就堪比经典作品《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张炜如此评论《人境》：“扎实厚重的生活故事，独特拗性的主人公，迂缓从容的叙述风格，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刘继明通过作品所透露出的对历史与现实不合流俗的认知勇气，这是当下创作中稀缺的一种品质。《人境》的出现，使我们在一片喧哗肤浅的声浪中，重新领略到当代文学曾经有过的那种朴素和尊严。”

　　刘保昌的论文《刘继明与中国乡村乌托邦意象的营构——以长篇小说〈人境〉为中心》是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中对《人境》精神内涵与艺术手法的分析较为全面透彻的一篇。刘保昌在该文中认为：《人境》是刘继明献给故乡的一曲挽歌，一阙绝唱，表达的是无处寄托的乡愁与惆怅。不同于李传锋《白虎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热情讴歌，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创业史》《艳阳天》《山乡巨变》对人民公社道路的艺术探索，还不同于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对农村青年不断打破命运枷锁不惧失败颠仆昂扬向上的精神的刻画，更不同于贾平凹《秦腔》继“废都”之后对“废乡”的零距离的芜杂呈现；刘继明的《人境》以神皇洲村为地域载体，以中年马垃作为叙事主人公，交融着萧长春、梁生宝等“社会主义新人”理想与高加林的“个人奋斗精神”，在生与死、情与欲、爱与恨、个与群、城与乡之间反复挣扎，去意彷徨，由此呈现出当代乡村生活的复杂面相，探索当代农村发展的可能性路径，表达无处寄托乡愁的惆怅与无奈。在某种意义上，刘继明的乡愁是与社会主义合作社一同失去的，是与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乌托邦实践一起失去的。刘继明在小说创作中孜孜以求的乡村建设的新路径，重建美丽家园的不懈努力，背向新型城镇化建设主流方向对乡村主体性的建构，对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资源的吸取、借鉴、融合与创新，都表明了作家注重思想探索的写作路径的独特性。刘保昌的文章还分析了《人境》的艺术手法：作品在人物结构、形象性格、情节设计等多方面表现出与经典文学著作的互文性；小说中的神皇洲在时空聚焦、今昔对比中逐渐呈现，多视角多层次的观照使得这座荆江边的小小村落有了整个中国乡村的“全息性”意义；神皇洲地域书写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细节生动性，开拓了小说叙事的审美空间，增强了小说文体的参差错落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舒缓了思想性、议论性文本的过于坚硬的、密集的表达偏执，营构了经典性意义上的乡村乌托邦意象。神皇洲村乃至整个乡村世界，将永远是喧嚣的“人境”，永驻读者心间。

　　其他论文如李静的《文学如何介入现实——论刘继明〈人境〉的思想姿态与书写方式》《知识视角下的当代农村书写》、李松睿的《思想出场的空间和可能》、崔庆蕾的《现实主义的复归和新变》等也从不同视角分析了这部新作的艺术成就，因本文篇幅所限不再评述。

　　——注释：

　　① 葛红兵：《背景中和背景外的刘继明——刘继明的早期小说》， 《颓废者及其对应物——刘 继明论 》，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2000 年版。

　　② 周介人：《编者的话》， 《上海文学》 1994 年第 2 期。

　　③ 李洁非：《迷羊之图——刘继明的小说创作》， 《文学评论》 1996 年第 1 期。

　　④ 葛红兵：《刘继明小说综论》， 《颓废者及其对应物——刘继明论》，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⑤ 戈雪：《诗意的写作——刘继明小说断想》，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7 年第 7 期。

　　⑥ 蔡家园：《焦虑体验中的诗性关怀——刘继明小说创作论》，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年。

　　⑦ 昌切：《我们时代的一种群体精神结构》， 《上海文学》1995 年第 7 期。

　　⑧ 冯晓斌：《忧患意识下的精神探索——刘继明小说创作论》， 硕士学位论文， 湖北大学， 2010 年。

　　⑨ 田甜：《背负着疑问写作——刘继明创作剪影》， 《小说评论》 2009 年第 2 期。

　　⑩ 李 云雷 ：《先锋的 “底层 ” 转向——刘 继明近期 创 作论》， 《小说评论》 2008 年第 2 期。

　　贺绍俊：《底层写作中的 “新国民性” ——以刘继明创作转向为例》， 《文学评论》 2007 年第 6 期。

　　阳燕：《中国问题·精神境遇·人文情怀——论刘继明的“新左翼” 小说创作》，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7 年第 6 期。

　　朱 合欢 、 葛红兵 ：《诺言——来 自 内 心 的 最 高 律 令 》，

　　《一诺千金》，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

　　阳燕：《知识分子、 文学性与纯文学——刘继明 〈江河湖〉 的三个关键词》，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2 年第 2 期。

　　参 见刘继明 ：《人境 》 封底评语 ， 作家出版社 2016 年版。

　　刘保昌：《刘继明与中国乡村乌托邦意象的营构——以长篇小说 〈人境〉 为中心》， 《西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6 期。

　　（原刊于《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