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我为什么讲金庸？

　　2018年10月30日，经金庸身边工作人员确认，94岁的金庸于当日在香港去世。@孔庆东 昨日在新浪微博发文悼念金庸：

【沁园春.悼金庸】

千古苍凉。

骨透罡风，

血卷残阳。

问春花一落，

楼空几载；

秋波万顷，

心系何方。

冷剑飘零，

温琴寂寞，

酒醒三更闻虎狼。

邀明月，作终宵痛饮，情渴如狂。

寻芳不过横塘，

任啼血刀头余暗香。

看乾坤丸转。

英雄玉碎；

屠龙技短，

报国书长。

鸿爪无痕，

佛颜似铁，

独坐幽篁疗旧创。

箫声起，有金蛇款舞，满地银霜。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您最为擅长的一方面，就是您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孔老师，您最早读金庸的小说，是在什么时候?

孔庆东：我先说一下，其实我并不是最擅长研究金庸。因为金庸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就会有很多人研究金庸。金庸在我的整个研究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我搂草打兔子，顺便这么做的，但是他的作用比较大。我读金庸比较晚，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读金庸的小说，而且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班同学基本都读过了之后，我才读的。我从小受的都是很正统的文学教育。我小时候，把我们国家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作品，慢慢地、零碎地都读了。因为那个时候书不太多，所 以拿到一本书就读得很仔细。还有的书，没有封面，没有头、没有尾，读完了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书，但是记得很清楚。后来上了大学，学了一些作品，才发现——原来是这本书啊，其实我小时候早都读过了。

主持人：金庸小说是怎样打动了您，让您在北大这样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开始了对金庸小说的研究?

孔庆东：我不但是很正统的文学专业的学生，而且还是学生干部，自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每天都是读自以为很高雅的文学作品，包括古今中外的，西方的——那时候很时髦的，都是读西方现代派作品。但是我发现我宿舍的同学，还有别的宿舍的同学，都在没日没夜地读武侠小说。我想我作为一个学生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我有义务帮助同学进步啊。所以我就说，“你们都在读什么破东西啊，给我看看”。批评同学，得先掌握他读的是什么，我本来的目的是掌握“批判材料”，然后好批他们，结果没想到自己中招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从同学手上抢过来的，是一本叫《今古传奇》的期刊，上面连载着几回《射雕英雄传》。读了之后，我跟同学们就得出一个共同的感受——世界上竟然有这样好的文学!这话不是一个没文化的人随便出口的，我们是在饱餐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大餐——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全都读过了之后，才说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文学。这个话以前也说过，当我第一次读钱钟书《围城》的时候，我说，以前怎么文学史上没介绍这本书啊?这本书这么了不起啊!后来读金庸也得到同样的感受。到底哪里打动了你，就是文学理论中讲的那些所谓很高尚的东西，这里面都有，而且丝毫不比其他东西差。一般人只看到了它娱乐的一面，情节上很好玩的一面，这本身也不能否定。除了这些之外，那些高雅的东西在这里一个都不缺，而且更好。首先是凭着本能，人在理论上有矛盾的时候，要相信自己的本能。别人打了你一拳，你很疼，这是真实的存在，你不要被任何五花八门的理论所迷倒——他们最后就证明你不疼——你不要听他们的，因为疼是真实存在。读了一个作品，你流泪了，这是真实的，这个事情永恒地铭刻在宇宙里了，不论别人怎么骗你，都要记住当时你哭了，而且这没有什么丢人的。

主持人：孔老师，我听说当年还是您向严家炎老师推荐开金庸研究课的。

孔庆东：不是我推荐他的，是他自己要开的。严老师真是有这个学术风范，而且他非常有勇气。读书是个人的自由，研究也可以，但是要开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行为。这个行为一般人不敢做，如果在当时，我也不敢，或者说我们其他大多数老师都没有这个勇气。(主持人：当时的阻力是不是特别大?)没开的时候不知道，但是可以预想这个阻力有多大。我想这个阻力就像当年梁启超说“小说乃文学之正宗”是一样大的。小说历来就是最低下的文体，被人看不起的，谁敢说我们要研究小说啊?但是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振臂一呼，说“小说乃文学之正宗”，只有这种大师级的人物，才敢说这种话。再比如，像王国维研究戏曲——戏曲原来也是“下里巴人”的东西啊——必须是这样，像武林高手一样的人，大侠般的人物，才能做这种事。我们那时候谁敢说研究啊，都是自己偷偷地在下面议论，说金庸超过很多我们文学史上的作家，但是不敢挺身而出。当时严家炎先生是现代文学会的会长，是现代文学界泰斗级的人物，我们都没预料到他要开金庸小说研究课。一方面，从内行的角度看，这非常重要，同时也很佩服，这事不容易。后来果然这课一开，社会上枪林弹雨就打过来了。而且，我觉得北大真是好地方，北大有这样一种“兼容并包”的气氛，老师要开课，学校不干预，学校相信教授自己的学术眼光，这就是北大。社会上那么多人反对，北大内部不反对，北大内部是宽容的。这种事多了，你就知道北大有多好。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就说，北大堕落了——他不说严老师，他说北大堕落了——但是北大不为所动。这是北大最“兼容并包”的地方，就像金庸说的“八风不动”，这是真了不得的。

主持人：孔老师，据我所知，您现在开的几门课都是以某位作家为专题，几门课轮着开，您能简单地谈一下您的这几门课吗?

孔庆东：我有一个设想，通选课，是面向大多数同学的，不需要特别专深，不需要很时髦的理论，而是希望大家不论学什么专业，对你都是一辈子有用，有所助益。那么，就要选择影响非常大的，对整个中国文化都有影响的作家。我想选几个极端的，一个是像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级的作家，他很深刻，我主要想把他深刻的思想通俗化、大众化，传递给学生;像金庸这样的社会上过于注重他娱乐和情节这一方面的作家，我要注重挖掘文化的含量——这样就使二者接近，从鲁迅到金庸，文学的两极，深刻的和大众的两极我把它结合起来。这学期我要讲的老舍，是选二者之间的。老舍属于新文学作家，但又属于新文学作家里大众化的。这其实是有我的一点战略考虑的，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几个点，能够支撑起一个面来。这个“面”，就是文学也好，学术研究也好，最后要对国家和社会有益处。这是我个人的文学研究观，“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是哪儿，你要通到哪儿——就是要通到“为人民服务”上，最后让大家有用。我们坐在学校里研究学问，我们的研究资金、生活条件，都是纳税人给的，自己要考虑自己干什么。研究这个学问，对谁都没有用，那就回家研究去好了。

主持人：我们来泼点冷水啊，现在大多数同学都说，孔老师的课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人说您的课——就拿金庸研究来说吧——并没有超出严家炎先生多年以前讲的内容。

孔庆东：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个观点，这有点“酷评”了。我还是有超过我老师的地方的。有很多观点都是我自己的，应该说还是有很多比较深刻，或者说比较独到的地方的。但是我这个人，不是把我的一个观点，特别旗帜鲜明地放在那里，作标新立异状——说“你看我发明了这个东西”，说“这是用我自己的语言写了一个句子”，说“金庸是什么”——我是把它消解了之后再端上来，像厨师一样，不是专门做一盘菜摆在这儿，表示这个菜是我的发明，我可能是做一组菜，里面有我的发明，混在一块儿端上来了。其实我有比较腼腆的一面，从我的本性上来讲，不愿意更多地招惹是非。

主持人：您经常强调，“给我交作业，什么要求都没有，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抄袭”。您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本事，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学生的文章是抄来的。您怎么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呢?

孔庆东：对文字的把握，我特别自信。一是我读的东西特别多，比较杂，无书不读——除了你们数学的、自然科学的，我读不懂之外——人文、社会、经济、法律、政治，我每个领域都涉猎。第二，我对文字、文风的把握，是很敏锐的，我往往读一点东西，就能读出它的风格、它的味道来，对于似曾相识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比较好。你刚才说阿忆，阿忆很佩服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的记忆力很好——但是现在远远不如当年了——阿忆曾经说我不但过目不忘，还过耳不忘、过鼻不忘。天生的文字嗅觉可能比较好，这个文字似曾相识，我会有印象。再就是，过后我会去查，现在这个网络上很容易检索。觉得这个文章可疑，就随便找它一个有独特性的句子，到网上一检索就检索出来了。上学期我检索出五、六个抄袭的文章来，说明我这个嗅觉还是蛮准确的。

主持人：还听说，您上课上得好，但是给分太低。这导致您的课虽然走廊过道都坐得是满满的，但是真正选课的人不多。大家想听课，但是又不敢选课，选了以后怕得不到高分。

孔庆东：我看名单，选课都满了啊。但是为什么给分比较低呢?因为学校和我们系里都要求，通选课不能给特别高的分，特别给我们开过会，说有的通选课给的分特别高，这个不好。通选课要注重素质，特别说了要“正态分布”，这是学校的要求。另外，这也是我本人的要求，因为我当过中学老师，我知道分数对大家的激励作用，所以我的分数基本上集中在80这个分数段中。90分以上的比较少，90分以上那是我认为真正好的，80分以下的也比较少，70多分的也比较少，60多分那是使我感到愤怒的，一定是有问题的，也是极个别的。一般很差的也就是70多分，80多分的居多。还有一个我个人的原因，是有点私心，因为我看听课、选课人太多，我怕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想通过适当地压低一点分数，来抑制一下选课的人数。每个学期我判作业的劳动量特别大，几百份作业。(主持人：我知道，您好像不要助教，每一份都是亲自过目来看。)是啊。我每个学期看作业确实奇累无比，所以，我留作业都是要求大家写得短点。我希望大家写得短点，但是仍然有的同学写得很长。其实写得长的，还写得蛮好的，他真交上来了，还得认真看嘛。

主持人：社会上还有一种声音，说孔庆东变成了北大中文系，乃至是整个北大教师中，出镜率最高的，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孔庆东：变成公众人物不可怕，鲁迅就是公众人物。今天说的“出镜率”，其实就是鲁迅时代的“见报率”。今天的第一媒体是电视，在鲁迅的时代，第一媒体是报纸。鲁迅的文章都发表在销量最大的报纸上，而且他文章发表的时候，周围镶上一个花边，所以有人讽刺鲁迅是“花边文学”。鲁迅就将计就计，出版了一本杂文集，就叫《花边文学》。而且，“花边”还有更不好的意思，暗示的是“大洋”，“大洋”叫“花边”，这意味着，是说鲁迅为钱而写作。鲁迅根本就不在乎，身正不怕影斜。公众人物，不见得是好或者是坏，关键是看你怎么处理这一问题。媒体是中性的，好人不去占领它，就会被坏人占领。很多老师很清高，不愿意上电视。我曾经跟一个老师说，电视台要做一个鲁迅的节目，您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请您去，您很清高您不去，您不去有人去啊，一个水平很差的人在电视上讲了鲁迅，危害极大，这能不能说也是您的一份失责呢?这也是您的工作啊!但是您就是为了保持个人清高，就放弃了这个。您能不能牺牲一点个人的名誉，不怕别人攻击、不怕别人说你俗?我这个看法，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认为媒体是不干净的，我要远离媒体，我要跟它保持距离，这样的人，我觉得也挺好，也很尊重他们。但是我觉得更高一点的境界，是挺身而出，是跟敌人肉搏在一起。你为什么害怕敌人呢?害怕敌人，我觉得还不是最好的境界，能够不同流合污，是好事，但远远没达到为国为民的境界。

主持人：现在我们从媒体上得来的印象，感觉好像是您在不停地吹捧金庸，还有另外您认为好的几个文人，而把别的人都贬得一钱不值。比如说您看我这儿有一段话，我来给您读一下，是从您《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当中摘出来的原文：“北大中文系有位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有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这么说是不是把金庸小说神化了啊。

孔庆东：没有神化，这都是事实，我都可以举出真人来，这就是我身边的人，怎么叫神化呢?如果把事实说成是“神化”，这个人是无知。是我了解事实，还是反对我的人了解事实?当我说我家里的一件事的时候，这个事你不了解，你没有权利指责我，因为这个事情它是存在的。比如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或者说我家的小猫生病了，这是事实啊，你有什么资格反对我所陈述的事实呢?除非你发现不存在这样的事实，你只能用你的事实来反驳我的事实。

主持人：但是有许多人说您把金庸小说抬到了一个它本来不应该达到的高度，还有人说您不踏实，只会吹，媒体前面孔庆东是金庸的一个“广告代言人”。

孔庆东：这就是说，我们要自我承担所受到的误解。认识到一个东西是真理，那你坚持它，就要同时承担坚持这个真理所受到的一切误解、污蔑和打击。金庸小说到底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抬到什么高度，不是由谁能够来决定的，最后要由历史来决定。那么，每个人在这个问题前面，有自己的发言权。我从来没说过“你把金庸小说贬低到那样的低程度”，我从来没有指责过别人，因为我认为对方是自由的，而恰恰攻击我的人，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态度。他首先认为金庸小说一钱不值，然后他就不能容忍别人对金庸小说的肯定。其实我从来没说金庸小说是高不可攀的、神奇无比的，但是这些人为了攻击我，顺便攻击金庸小说。当然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他们可能也真的不喜欢。我也想过，不喜欢是你的自由，没有人让你喜欢，我只是来解释金庸小说为什么受到欢迎。我们整个社会，不会读文章，也不会听人家的话，整个社会的语文水平太低下了，特别是网络上。网络暴力太厉害，我们的网络成了暴走族甚嚣尘上的地方，这就是“言论自由”要同时承担的代价。但这个无所谓，因为一个人随便在农贸市场上说几句话，总会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在网络上更是这样，“楼上”和“楼下”总是要吵架，但是不要太当真。如果有很严肃的讨论，还是要去参与、辩论，但是对于大多数，只是表态，无所谓的。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任何伟大的人，谁没有受过攻击呢?特别是想讲真话的人。我们今天觉得鲁迅很高大，其实鲁迅活着的时候，受到的攻击比受到的赞美恐怕并不少。所以，对很多事情不必在乎。

主持人：说了这么多，我想知道离开媒体的包装，平时生活中的您是什么样的。您是老师，是儿子、丈夫、父亲，这几个角色您是怎么去扮演的呢?

孔庆东：每一个，按照这个角色的要求去做就行了。当然，每个人理解的要求不一样。我把所有这些角色统一起来的一种角度，就是我今天讲老舍时所讲的“平民的立场”。我始终认为我是平民，我有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所以我不怕媒体包围。你刚才讲“媒体包装”，媒体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任何人它都给变形了。但是，我坚持跟媒体采取斗争的态度，我经常把媒体、电视台的人训得孙子一样，他们如果不按照我的要求，敢随便删我的话，我就给他们骂得狗血喷头。我觉得现在中国，明哲保身的人太多了，跟媒体保持距离的人、显示自己清高的人太多了，中国最需要的，是能挺身而出的人。敌人是带着肮脏的东西扑过来的，你敢不敢扑过去跟他肉搏?当然。我不认为这样做，就一定是最好，但是我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不怕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因为我相信我的心是干净的。

主持人：在家里边，就是像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每天您做饭吗?

孔庆东：我偶尔做，但是越来越不经常做了，因为家里我的老母亲在做饭。我总是说平民立场，平民立场具体的讲，就是过得比较世俗。比如说：我骑自行车上班(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您每天上班需要骑一个多小时车，然后再骑一个多小时回去)、我去小饭馆吃饭、我都是穿很破旧的衣服——这都不是故意表示自己的姿态，我自己就喜欢这样，就是觉得舒服。我不追求光鲜好看，我追求的东西是老百姓讲的“挺舒服的”，就行了，而这个“舒服”是平民的舒服。

主持人：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在学五食堂看到孔庆东老师吃饭，我觉得这是您更为真实的一面，而媒体上更多的只是夸张、炒作。

孔庆东：对。媒体，你跟它斗争的时候，不是能全面胜利，你必须要准备做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