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让你住不上房的除了许老板还有谁？——《扫地出门》书评
导 语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没塌，却烂尾了。身背2.4万亿巨额债务的恒大，留下的“烂尾楼”遍布全中国，据多家媒体估算，恒大留下的“烂尾楼”达到162万套，涉及600万业主。这个庞大的数字不能简单地用数字来衡量，它背后隐藏着无数个家庭的痛苦和无助。
大洋彼岸，同样有无数个家庭因为住房问题而苦苦挣扎。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房价跌至低谷。一部分房东借机在贫民区置产向穷人出租，把价格低廉的房子变成了一座金矿。然而，在贫民区出租房产也有它的问题：穷人没钱。很多穷人靠联邦政府发的救济金过活；有时候房租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不断被逐出家门。这样，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贫穷能够成为利润的源泉，并不仅仅因为穷人被剥削，更因为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更是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的关键环节。
而贫困者组建的“临时”家庭又非常脆弱，这有其自身的复杂性。贫困者既认可资本主义的消费享乐价值观，又在资本主义金钱积累的游戏中屡屡受挫。经济困境与个体心灵感受的挫败体验互相深化，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体的问题被一个个普通人所承受，难以从集体层面寻求解决路径。伴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不断资本化，住房问题成为压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一座大山。
美国学者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像是一部深度的纪录片，用特写镜头描绘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极端贫困、可负担住房和经济剥削问题。
作者｜高明，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
责编｜胡吉诃德
后台编辑｜童话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Desmond)凭借其对“驱逐议题和住房政策的出色研究”，于2015年获得了以奖励跨学科研究著称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一年后，作为该研究的成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下文简称《扫地出门》)在美国出版；又过了一年，该书获得了普利策文学艺术类的非虚构作品奖。
这两个重量级奖项准确地突显了《扫地出门》这本书非虚构写作的特点及其背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内核。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非虚构的写作方式使该书作者不仅能够全方位地揭示美国住房市场的运作逻辑与贫困租房者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更使作者捕捉到了社会学研究容易忽视的人的情感和精神问题。透过本书的学术理性和文学情感，我们可以从穷困潦倒的美国租客的故事里读出什么呢？
01
跨学科写作的方法论启示
《扫地出门》是一部让人不忍卒读的作品。这本书所记录的8个生活于美国密尔沃基的贫困家庭过得实在太艰难了，他们频频处于生存的绝境，接二连三地被驱逐出本就已经破烂不堪的住所。书中呈现的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下的逼仄现实可以让远在中国坐在宽敞办公室里的我们也感到如鲠在喉，难以喘息。然而，这本书又是非常易读的。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各个篇章内的不同段落中读出不同的学科印记来，而且，不同的学科视角之间过渡衔接得非常顺畅自然。德斯蒙德举重若轻的写作风格平衡了人物的悲惨命运带给读者的压迫感，然而，为了最终消解这一压迫感，读者必须读到最后才能获知书中的人物们是否找到了哪怕只是暂时的栖身之所。
《扫地出门》至少涵盖了三个学科：在人物描写和情节发展的叙述编排上，德斯蒙德使用了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手法。在解释书中人物所遭遇的居住问题、贫困问题和其他相关社会问题的时候，作者则毫不犹豫地调用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将和书中8个家庭直接相关的内容写在正文的行文中，而其他的背景、数据和文献则隐藏到了脚注中。书的最后一章《关于我的故事——研究始末与回顾》则又显示了全书内在的社会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意识。
这样的跨学科书写在方法论上有着开拓性的重要意义。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非虚构写作都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学科领域，而年轻意味着这个学科充满了活力和争议。对于“真实”的强调和追求既成就了非虚构写作的活力，同时也引发了争议。身处于深度后工业、后现代的我们，如今要重新追寻并确认“真实”仿佛是天方夜谭。有的学者认为，纯粹的客观真实是可疑的，没有所谓完全脱离主观价值的客观存在，如果有，那也只是杂乱无章、一地鸡毛式的“真实”，这样的“真实”，毫无意义可言。“意义”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诠释主义认识论出发，“真实”与否并不成为问题，事件、人物和现象背后的意义是如何建构的，意义如何随主体、视角和价值观的转变而转变，才是应追问和深描的。然而，对是否“真实”这一问题的取消也容易让人滑向相对主义，甚至陷入虚无之中。
《扫地出门》《乡下人的悲歌》《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中外优秀非虚构作品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它们所揭示的社会问题的真实性、迫切性。这些可以被归类为“危机叙事”的非虚构作品既非诠释主义，更非实证主义，在笔者看来，它们的内容和风格更贴近于久违了的批判现实主义：基于事实进行批判性的诠释，揭露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权力关系。
于是，非虚构写作中对于“真实”的追求可以具体转换为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首先，写作所依凭的信息素材等“原料”是否有据可依；然后，对素材进行的梳理和组织，以及在梳理和组织之后所形成的推论或判断是否有效，即是否合理合情。如果用这两个环节考察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那么可归结为论述是否得当且充分，如果用于考察非虚构作品，那么可指构成“真实故事”的素材是否可靠，对“故事”的讲述以及通过“讲故事”所表达的主旨，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说得通。
美国国立建筑博物馆《被驱逐》主题展
可以说，对于《扫地出门》这一文本和文本的书写来说，追求批判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真实”，成为非虚构文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融合为一个单一文本的基石。受访人的口述、庭审记录、上百万条911紧急报案电话、收租明细、统计学上的量化分析，以及从密尔沃基底层社区“冒险”获得的高达84%的有效问卷，所有这些构成了德斯蒙德严谨的社会学调查素材。来源多样、相互佐证的资料为其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打下了无可撼动的根基。而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不仅为《扫地出门》提供了其他质性的、情节性的素材，更促使德斯蒙德对社会人类学惯常采取的自我批判姿态作出了进一步的反思。
正如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的最后一章所阐述的那样，也正如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项飙在《导读》中再次指出的那样，《写文化》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人类学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对民族志书写者所宣称的民族志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社会人类学家们发现，“科学性”和“权威性”不过是建立在实证主义范式之上以及西方中心主义优越感之中的明日黄花。自此以后，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放弃了象征着科学与权威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普遍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并坦然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志研究者也即书写者介入到了受访者的生活时空中，与受访者是相互交流影响的状态，民族志研究者并非全知全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价值取向，也正因此，民族志学者理应对自己的立场和视角进行反思。
在德斯蒙德看来，第一人称过于突出个人视角，抹杀了社会问题的公共性和紧迫性。项飙则认为，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背后的学术理据反而容易成为民族志学者推卸责任的借口：研究者/书写者反正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不必费力提供可靠信息，只要呈现其看到听到的，并坦然承认那些是有限的，就可以了。而笔者认为，第一人称的叙述不仅会带来这两位学者所说的问题，其推卸责任的“功能”甚至可以成为重新构建民族志学者学术权威的隐形资本——基于“诚实坦白”生产出来的反思性知识仍可为民族志学者带来道德光环和学术权威。
德斯蒙德没有用第一人称书写《扫地出门》，对信息和素材近乎穷尽性的搜集以及学术分析的严谨性让他有底气采取第三人称写法，着力突显所写内容的重要性和公共性。有意思的是，德斯蒙德的写作还有一点与一般的民族志不同，他不仅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方法，而且没有对帮助他进入田野的引介人(informant)作过多的突出。换句话说，他在研究过程中并未特别依赖于某一位引介人，也因此，作为非虚构文学的《扫地出门》里没有主角和配角之分，人人都是重要人物，相互之间构成了重要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一幅充满了悲欢离合的人间图景。
该书作者在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开始时住进了房东托宾的拖车营，整日泡在拖车营里，努力和房客们交流。毫无意外地，拖车营的房客们先后被驱逐，多数房客在被驱逐后不得不搬至密尔沃基更北部也是更糟糕的社区里去。德斯蒙德也想随他们搬到北部社区，于是他咨询了托宾为应付当地议员对拖车营安保提出的要求而聘请的保安员伍哥。于是，德斯蒙德成为了正巧住在北部社区的伍哥的合租室友，也正因此，德斯蒙德结识了北部社区的房东谢伦娜、昆汀夫妇。接下来，他不仅说服了谢伦娜夫妇，成为了他们买新房、选房客、修下水道、递送驱逐通知单等每日工作的跟班儿，也成功地通过帮房客刷墙，用自己的车载送被驱逐的房客们找下一处落脚点等方式消除了很多房客对于他“房东跟班儿”身份的疑心。
是的，德斯蒙德没有透支自己出身于贫民社区的过往经历，也没有只利用一两位引介者所提供的信息，而是真正地融入了拖车营和北部社区中，让不同立场的人都说出了自己对日常生活里的出租、租入、驱逐、贫穷……的理解。于是，《扫地出门》成功地展现了复调的特点。从表面上看，《扫地出门》的复调里缺少德斯蒙德自己的声音，但是，深入字里行间就会发现，德斯蒙德的“我”是内在于文本之中的，他共享了被驱逐的房客们焦灼的情感，站在被驱逐者的一边，把《扫地出门》写成道德批判。
02
临时“家庭”和情感淤积
不过，以社会学为底色的当代民族志《扫地出门》毕竟是以非虚构为主导范式的作品，它有引人入胜的故事、精心梳理的完整框架和意味深长的细节铺陈。它对8个租房家庭艰辛生活的叙述都按照租房、居住、出现问题、交涉博弈、被驱逐、找房子、又出现问题、又被驱逐……这样的时间顺序进行；同时，它对这8个租房家庭以及两个房东生活样貌的描写又采取了交替进行的方式。它试图让读者在阅读相互交错的8个家庭的故事时识别出“不幸的家庭”之间“各自的不幸”，以及这些不幸在发生根源上的相似性。作者在正文开始之前，列出了这10个家庭的人物关系。细查之后我们会发现，这10个家庭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而且这些人物关系已经不限于10个家庭了，还有很多细微但重要的旁枝侧节。
透过这些旁枝侧节，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当同样走投无路的被驱逐者们偶然地且暂时地在收容所、公寓或戒毒所等地相聚时，他们往往会默契地组成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临时“家庭”。德斯蒙德将这种关系命名为“一次性”关系，也指出了它具有临时“家庭”的特点。组成临时“家庭”的初衷和目标虽然是相互扶持共度难关，但我们千万不能浪漫化地认为这样的“家庭”是纯粹而美好的，更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的临时“家庭”表征了贫困美国人之间的阶级情谊。现实复杂得多，在这样的临时“家庭”里，不仅真的有允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陌生客凑合住在自己刚租下的破房间里的真情，有分享仅有的少量食物的同甘共苦，也有破口大骂，扭打成一团，为保住自己的利益而互相举报不法行为的无情拆台。
在临时“家庭”的复杂关系中，我们能感受到那些困于居住和贫困问题的美国人的复杂情感。他们遭遇的客观困境和沉重得几乎要穿透纸页的复杂情感，让空气变得稀薄。这种复杂的情感或可称为情感淤积。对亲情关怀的渴望、被丈夫抛弃的打击、失去住房且无处安身的绝望、对不良嗜好的依赖、刚表达了关爱却忽然变脸赶人出门的歇斯底里……不同质地的情感混杂交织在一起，在无法预估和安居的日常生活里层层累积，沉没于最隐秘的心底，在纵向上越积越沉重，在横向上相互撞击。但再怎么撞击，再如何沉重，这些复杂情感的主人们也绝少以游行示威、联合起来对抗房东等向社会申诉的方式处理情感淤积——没有用——在生存线上多年的挣扎经验汇聚成这样一个声音，在所有贫困者的心中回荡，成为他们并不公开交流的共识。当然，不向外申诉不意味着淤积的情感不向外爆发。破口大骂、撒泼耍无赖、默默哭泣、扭打在一起都是情感淤积爆发出来的形式，然而，这些爆发并不能从根本上排解情感的淤积，也无法治愈情感淤积后引发的精神和心理疾病。
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虽然以揭露住房问题和贫困问题而著称，但在笔者看来，隐含于其中的贫困群体的情感问题，同理解贫困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住房政策同样重要。情感甚至可以成为理解当下世界运行逻辑的切入点。阿琳、特丽莎、克里斯特尔、帕特里夏还有瓦内塔，这几个分属不同家庭的女性们分别组成了奇特的临时“家庭”，临时“家庭”成员之间的相爱相杀刺激着她们各自的情感淤积，也为她们的情感淤积增添新的内容。
在被驱逐的人群当中，非裔单身母亲不成比例地高
年轻女孩特丽莎将带着两个未成年儿子的阿琳臆想成为了像她母亲一样的人。而忍受着抑郁、痛经和被驱逐后无处可住这三重折磨的阿琳则无视住在楼上的特丽莎被男友殴打。短期收留阿琳一家的新房客克里斯特尔打电话报了警，暂时“解救”了特丽莎。然而不识字的特丽莎不得不继续依赖不同的“男友”让自己生存下去。不得已返回与特丽莎挤在一起的阿琳一家最终还是搬了出来，因为特丽莎的“生意”不方便有外人在。克里斯特尔也将阿琳视作母亲，却在缺吃少喝的时候对阿琳的儿子恶语相向。最终也难逃被驱逐命运的克里斯特尔在被称为“旅馆”的收容所里结识了带着孩子、丈夫已经被捕、自己也背着官司、不日即将上庭的瓦内塔。年龄相仿的她们以姐妹相称，合租在了一起。然而，好景不长——克里斯特尔偷接电话线，房东威胁驱赶她们，瓦内塔不想让克里斯特尔继续合住了，于是后者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揭发瓦内塔。而克里斯特尔在和瓦内塔闹掰之前，还在公共汽车站旁结识了她称呼为“妈妈”的帕特里夏，可是，这对“母女”的缘分也没有维持多久，最后以双方打架告终。
“妈妈”帕特里夏是否在打架中受伤，不得而知。她的“女儿”克里斯特尔的命运也颇具戏剧色彩，和“妈妈”分手后，她的故事是在教会里暂时划上句号的，虔诚的她嘶吼着“主眷顾我，主会眷顾我！”“主”后来是否通过向她提供住所和食物来表达眷顾呢？阿琳最后还是向她的亲戚发出了求救信号。她的一位亲戚把她接了出来，使她成功躲避了儿童保护服务局。另一位亲戚给了她一点钱，让她得以喘息。无论对克里斯特尔、阿琳、帕特里夏，还是书中的其他人物来说，得到大团圆结局的希望恐怕都很渺茫。
在这临时“家庭”一长串的“家人”关系链中，除了真实感人而又昙花一现的宝贵亲情之外，还掺杂了交易关系、交换关系、为自保而造成的冲突关系，虽然冲突也是暂时的。在这些关系中，蕴含着各式各样的情感。我们恐怕会悲哀地发现，《扫地出门》里的人物们，除了房东，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患有或曾经患有抑郁症，甚至包括作者德斯蒙德本人。克里斯特尔的情感恐怕是她们中最复杂的。从小因家人吸毒不得不在多个寄养家庭长大的她同时患有六七种心理疾病。基督教信仰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临时“家庭”不能为饥肠辘辘和心神错乱的她提供最终的保障，但基督教可以，就算那只是自欺的幻影。
德斯蒙德在多处注释中为这些难以理解的情感提供了心理学解释，不过，他仍表示“我们现有的分析工具尚且无法把握像克里斯特尔这类人所处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情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产生的，而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背后，是生产关系。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劳斯伯格
(LawrenceGrossberg)运用“情感域”(affectivelandscape)这一概念对当代美国人的复杂情感进行了梳理、分类和提炼。情感指的是不同强度的感觉的各种组合，这些情感组合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可感知的质地和鲜活的真实感。而“情感域”描绘的则是我们在人世间生存的复杂社会途径，它勾勒出深度的、有质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些经验、行为、选择和情绪具有产生的可能，有些经验、行为、选择和情绪是不可避免的和明显的，而另一些则是不可能产生和无法想象的。情感域规定了哪些是被允许的，哪些是被禁止的……
情感同行为、经验、选择等每日生活中的实践不可割裂。格劳斯伯格总结了盛行于当下美国的4个情感域。首先是“情感的自主性”(affectiveautonomy)，表现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两极分化的方式来感知世界，而且，极端化的认知倾向越来越脱离对事实的严肃核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知和情感变得“自主”甚至膨胀(hyperinflation)，而认知和情感越是夸张，其事实、内涵和意义就越是空洞化。第二个情感域是“焦虑失调”(anxietydisorder)，外在的压力转化为个体内部的焦虑状态。第三个情感域是“对所有事情进行个人化处理”(personalizationeverything)，模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比如，把自己的事情搬上脸谱网；试图通过灵修等方式个人化地解决困境，消除困境带来的“焦虑失调”；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以及直接经验所派生出来的其实已经膨胀扭曲了的情感体验，对外则以自己的“人设”(personalbranding)示人。第四个情感域是“时间异化”(temporalalienation)，指的是人们丧失了向前推进的时间感。时间感、进步感，原本是现代化范式中的重要构成，如今却消失在了过去的鬼魅中，人们所能感到的只是“困于当下或即刻的紧急里”，没有出路，无法对未来产生积极的期待。
《扫地出门》里的房客们，哪一位的情感淤积能逃出这4种情感域交织出的巨网呢？每天面临驱逐危险的房客们，困于当下，不敢想象未来，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以个人化的方式处理各种状况，甚至走向极端。比如，克里斯特尔对基督教的信仰；拉马尔、司科特以及“海洛因苏西”对毒品的依赖；连食物券都不够用却疯狂买龙虾吃并分期付款购买电视以满足自己对“体面”生活的渴望的拉瑞恩等等。
《扫地出门》里的情感淤积又是如何在与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生产关系的密切关联中生成的呢？格劳斯伯格也曾清醒地强调，不能脱离复杂的结构性现实(complexstructuralreality)，单从个体的层面去理解身份认同和情感域，不过，他并未对此进行展开。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深描并揭示情感和政治经济结构联系方式的《扫地出门》具有成为此类研究经典文本的可能性。
抱着小熊玩具的小朋友和他不再放在家里的家具
社会人类学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在提出“深描”这一概念的时候，主要强调的是研究者应对行动者在社会中的具体行为进行研究和解读，揭示其内在的社会文化意义。而《扫地出门》不仅在材料的详实和不同学科视野的相互支撑上达到了“深描”的程度，更做到了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对贫穷者日夜进行剥夺的深描，它将剥夺的每一个具体的机制和环节揭示出来，并展示了这些机制和环节与贫穷者情感淤积之间的关联。这部作品没有简单重复“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对贫困者的剥夺，造成了贫困者不断被驱逐，无家可归的悲惨命运”这一虽正确但无甚新意的废话。
《扫地出门》没有粗暴地从现象跳跃到结论，更没有不知轻重地堆砌所有的细节。它将每一个或细小或巨大的重要事件、情形和情感都写了出来，好似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细胞结构放在了显微镜下，一览无余。比如，为什么每一次驱逐，都意味着向下的恶性循环，为什么贫穷者的生活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带来灭顶之灾。
三代同堂的多琳一家曾经过着虽然艰苦但仍可维持现状的生活，他们一家遭受驱逐居然是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多琳对深受新奥尔良水灾之苦的美国同胞们于心不忍，自费去当救灾志愿者。为当救灾志愿者，他们省吃简用，暂离工作，没有了足够的收入，拖欠了房东一个月的房租。善良的举动竟然成为第一张倾斜的多米诺骨牌，为自己招来了被驱逐的命运。真实的情节折射出美国“个人主义”的荒谬：没有哪个机构或规章制度能为多琳他们精神宝贵但成本昂贵的志愿服务托底，穷人没有资格参与慈善。
在多个人物故事中多次出现的“儿童保护服务局”、“寄养家庭”、“戒毒所”、“市议员”、“社工”、“警察”、“租房券”等字眼代表了美国对弱势群体提供的保障，然而，那些理论上的保障往往在现实的博弈中消失殆尽。瓦内塔和阿琳惧怕的“儿童保护服务局”对儿童的居住环境有着令人信服的标准。然而，当达不到那些条件的贫穷家庭被发现或举报，父母们就会被迫与孩子分离。孩子们看似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寄养家庭里长大，但这对于失去了亲生父母照抚的孩子来说，究竟是利是弊？吸毒成瘾的司科特决定通过戒毒痛改前非。然而，当他鼓足勇气来到戒毒所的时候却发现，名额有限的戒毒所早已排起了长队。
如果租客以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向议员或相关部门揭发房东不作为的情况的话，租客未必能等来房屋的修缮，反而可能使自己完全失去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房屋可能会被判为“不适合居住”而被政府强行收缴并作报废处理。而且，告发房东这招并不会威胁到房东，因为房东可以以租客迟迟不缴租金为由而将其驱逐出去。保证所有的住房都是安全的，这看似保护美国公民的条例，却在驱赶着美国人。更有甚者，如果一个住址名下有了过多的报案记录，那么该住址上的房屋就面临被判为“妨害设施”的危险，收到法院传票的房东可以把危机转嫁给遭受家暴的女性，将女性而非尚未与她正式同居的男性施暴者驱逐出住所。
再比如，社会工作者这一岗位本是为了缓解社会问题而设立的，但如果正在焦急寻找下一个住处的租客忘记了和社工的定期见面，则会被认为是行为不良，反而让租客失去微薄的救济金。是否出席法庭对驱逐单的裁判，对租客来说，恐怕弊大于利，因为就算出席法庭，收回驱逐单的可能性也很渺茫，而且，还会耽误本就朝不保夕的工作。如果因此而丢了工作，那么命运就会更加沉沦。租房券似乎是一个对租客的保障，但是头脑敏锐的房东往往对持有租房券的租客们加收更多的房租，因而抬高整体的租金……
在贫困的租客们遭受剥夺的这些具体环节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毫无疑问，德斯蒙德固然站在被驱逐者一边，但他并没有简单化地把所有的罪责都归于房东。他把对房东的批评隐含在了对房东奢侈生活及同行对话的描写中了，不过，他也没忘记写上房东们善良地给房客们行方便的事件，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立体而复杂的样貌。超脱出诸多的具体事件，从整体上把握房东房客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关系反映了美国房屋市场的逻辑。多面善变的房东恰恰是美国资本主义逻辑的人格化身，他们善良、好通融的一面，只呈现给仍有可能缴纳房租的房客。他们的好说话往往发生在租客想要以替房东修缮房屋、刷新墙面等劳动来抵扣房租的交涉过程中，房东们看似大度地答允，但实际上却对租客的劳动价格一压再压。具有同情心、狡黠、无情、精于算计、粗暴……这些是房东在不同情况时的不同表情。德斯蒙德没有从个体道德的层面去批评他们，他们的命运也没有太多多样性可言：不是越来越富，就是复归赤贫。为了保证自己的活路，房东谢伦娜等人不得不遵从资本主义的逻辑，收起善心，赶走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租客，买进有出租价值的房子，及时抛弃年久失修的破屋，不为它们的修缮出一个子儿。
利用住房的刚性需求，将住房变为投资生财之道，美国住房市场的这一根本的运行逻辑是所有无家可归的贫困者悲惨命运的共同根源。而政府对贫困者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也同样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逻辑，这些机制总是在经过多轮博弈之后，将成本转嫁到本就已经弱势的贫困租客头上。对于美国租房者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贫穷，也不是吃不上饭，而是房东认为他们无钱交租，哪怕连拿救济金上缴房租的可能都没有了。但凡还可以继续死赖着住在房东房子里拖欠房租的，似乎就还有可以活命的机会……
揭开书中贫困人物的层层履历，我们会看到，引发贫困的不是毒品，就是幼年时家庭的残缺不全；而幼年时家庭的残缺不全，多数也可以追溯到父母吸食毒品的问题上。而为什么会吸食毒品呢？或明或暗地流转于美国社会大街小巷的毒品，其背后也是穷凶极恶的暴利链条，多少人可以幸免于难？如何对贫困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作最为彻底的追溯？值得深思的是，像毒品那样起作用的不只是毒品。
消费的欲望、对宗教的沉迷等情感淤积既是由那套美国住房市场的资本运行逻辑所生成的，同时也是贫困者拿来应对这套逻辑饮鸩止渴的麻醉剂。于是，情感淤积和美国住房市场的资本运行逻辑在相互生成中结合到了一起：资本主义生产了一个制造问题，又从表面上舒缓问题，同时以更加恶化的方式再生产问题的系统。
03
结语：出路何在？
在德斯蒙德的故事里，只有两家人最后逃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司科特从母亲那里拿到了关键的一笔用来自救的钱，逐步走上戒毒和重新拿回护士执照的艰难道路。多琳一家里出了一位既能一边挣钱，又能考出学位的女孩。她活出了中国读者熟悉的“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所幸在她奋斗的过程中没有遭遇什么疾病或意外。这两个家庭解脱贫困的方式仍是通过回归主流社会来完成的。德斯蒙德也仍将解决驱逐问题和贫困问题的砝码压在改善社会保障的政策上。然而，当我们看到那么多保障政策在博弈中沦为摆设，只有少数家庭能走出恶性循环的现实时，我们还能对美国不断更新的法规抱多大希望？只要不断追求利润，非富即贫的逻辑不死，贫困就无法被根除，再好的制度恐怕也只是给资本的逻辑续命。
总而言之，《扫地出门》详细地揭开了美国住房市场资本逻辑的层层面纱，这一逻辑以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类困难为面貌，横亘于贫困的租客们面前，迫使他们不断挣扎，精疲力竭。贫困的租客们以难以想象的坚强毅力保持着生存的黑色幽默，同时又无奈地陷于对各种“麻醉剂”的依赖中，对“麻醉剂”的依赖反过来又为巩固这套逻辑的运行做出了贡献。如果不以非虚构为主导范式，不以跨学科为坚实的基础，《扫地出门》是无法完成如此细腻、深刻的表达的。它不仅通过故事情节的铺叙和细节的渲染塑造了人物，勾勒了贫困社区的生活情境，还揭示了这些人物故事背后的政治经济运作逻辑，更对难以把握的情感淤积作出了既具体又准确的表达。
2019年10月，堪萨斯城租户组织(KC Tenants)成员在堪萨斯城市政厅外集会，要求制定租户权利法案，包括设立新的租户代言人办公室。
“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务，谈何容易？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德斯蒙德和项飙都提及了托克维尔的这句话。
德斯蒙德引用该句是为了说明家的重要性，家和以家为基础的社区，是形成更为广泛的民主参与的基础。而在笔者看来，这句话恰恰表征了个体、家和公共事务之间的距离。在个体和更具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社会参与之间，需要有效的连接路径，只有通过有效的连接路径，才能让个体的事务以及个体的能动性与更为广泛的“他人”乃至社会联系在一起。在住房问题、驱逐问题和贫困问题的层面，个人和社会公共性之间惯常的连接路径是社会政策。在情感淤积层面，《扫地出门》里的租客们共同面对着一些类似的精神和心理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又是个体化的，常常被划归为心理学和精神卫生领域的问题进行处理。那么，社会公共政策、心理咨询和精神卫生是否就是那些连接个体和社会的有效路径？换句话说，除了将个体的各种问题分门别类地划归为社会政策、心理咨询、精神卫生这一方式，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径通往社会公共性？可惜目前临时“家庭”们尚无力发展为一个互助的共同体，那未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