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诸葛亮，为何未能一统三国，《隆中对》有战略失误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3页）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0页）

　　上述两则记录，是1913年年仅20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求学时留下的《讲堂录》中的文字，也是现在可考的毛泽东评点诸葛亮的最早记录。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蜀国名臣。他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基业，后又辅佐刘禅，忠贞不渝，在北伐时病死五丈原。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将诸葛亮视为“办事之人”，并将其与曹操、孙权并为能“雄时”的对手，评价实高。随着年岁的增长，毛泽东对诸葛亮也有了越来越深的认知，越来越丰富的见解。综观这些评点，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毛泽东心中，诸葛亮成为了四种身份的“化身”，它们分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群众、同志。

一、青年：“非皆少年新进乎？”

　　重视青年，信任青年，使用青年，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青年观”。他常常以诸葛亮少年有成之事为例，表达自己关于“老成”与“新进”的看法，阐述打破论资排辈陈规、破格使用年轻干部的思想。

　　众所周知，毛泽东常常在他阅读过的书中进行圈画和评批。在一本清人姚鼐编撰的《古文辞类纂》中，毛泽东就曾在一段文字旁写下这样的评批：

　　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97-98页）

　　这段评批针对的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到的这样一个观点：赵王用赵括而弃廉颇，秦始皇用李信而弃王翦，二者均致失败的原因除去妄信他人之言外，还因“乐用新进，忽弃老成”，也就是君主喜爱任用年轻干部，而不愿任用老干部，因为“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毛泽东不认同这一观点，于是撰写了上述批语。

　　毛泽东认为，战国时秦将白起、王翦，赵将廉颇、李牧，都是由“新进”而逐渐成长为“老成”的，三国时的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也都是年少有为的代表。因此，不应只重视老干部而忽视年轻干部，相反，应重视提拔使用年轻干部，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毛泽东在这里提到诸葛亮为“新进”，事实也正如此。诸葛亮26岁（也有观点称27岁）时便为刘备拟定联吴抗曹战略，后辅佐刘备称帝，拜丞相，不到而立之年便成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正可谓“少年新进”。毛泽东在评批中提到的周瑜、郭嘉、贾诩成名时也都只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有回忆称，毛泽东在1957年时也曾提到：孔明二十七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这以后才当军师、中郎将。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一连列举了30位古今中外年轻有为的青年人的例子，借此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发言提纲记录的这30位青年分别是：“甘罗、贾谊、刘项、韩信、释迦、颜子、红娘、荀灌娘、白袍小将、岳飞、王勃、李贺、李世民、罗士信、杜伏威、马克思、列宁、周瑜、孔明、孙策、王弼、安眠药〔发〕明者、青霉素〔发〕明者、达尔文、杨振宁、李政道、郝建秀、聂耳、哪吒、兰陵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0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这其中，诸葛亮（孔明）赫然在列。

　　重视提拔使用青年，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曾就唐代诗人王勃的少年早亡发出这样的感叹：“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0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页）从历史到现实，从“诸葛亮”到“你们”，毛泽东的殷殷期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

二、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群体。三国时代人才辈出，期间所涌现出的众多“知识分子”自然而然进入到了毛泽东的视野中。诸葛亮便是其中之一。

　　1945年4月，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4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在讲到党内干部时，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

　　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3页）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提到的“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其所指正是诸葛亮。他在后文亦提到“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每个国家中确实都汇聚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正如毛泽东所说，“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曹魏政权中，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吕虔等人；蜀汉政权中，有诸葛亮、庞统、简雍、孙乾、蒋琬、法正等人；孙吴政权中，有周瑜、张昭、虞翻、步骘、陆绩、程德枢等人，这些人都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为本国政权的巩固贡献了力量。

　　毛泽东借三国之事，是为了说明“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之所以在党的七大上强调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情况：“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对待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怎样对待、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一直是毛泽东面临和重视的一个问题。他经常谈到要重视知识分子、吸纳知识分子、解决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倡“笔杆子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留下“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著名词句。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规定“今后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治理国家，搞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提出“没有他们就不行了”。1958年1月，毛泽东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明确要求：“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1959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再次强调：没有他们（知识分子），我们不能进行工作，就没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1964年5月，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毛泽东再次谈到：要信任知识分子，如果只按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从这些讲话、谈话以及文件中，可以管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等人穿越历史时空，成为毛泽东心中“知识分子”的代表，并让毛泽东以此为例，在党的七大上阐明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正应如此精妙。

三、群众：“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是一句广为人知的民间谚语，有时也作“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用来形容人多智广。作为语言大师的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运用这句谚语，借以表达不同的意涵。

　　其中一次是借以说明人民群众中蕴含伟大力量。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讲话中说：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33页）

　　毛泽东在此处借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说明“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不仅如此，他还将人民群众比喻为“成千成万的‘诸葛亮’”，号召共产党员要到广大人民中去。他说：“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33页）

　　当时，陕甘宁边区正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日军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边区财政、经济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深入思考后，决定将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运动。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经过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这次会议，正是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毛泽东在会上说：“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28页）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多次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特别指出存在一种与“群众路线”相反的错误方针：“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决反对这一方针，坚决反对这种脱离群众的行为，对此，毛泽东鲜明指出：“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以富有激情的号召，鼓舞广大劳动模范继续深入群众，做出更大的成绩。他说：“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上述引用均出自《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30-936页）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智慧，他们就是毛泽东的“诸葛亮”，是广大党员干部的“诸葛亮”。正如毛泽东所说：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四、同志：“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在阐述党内团结问题时，也曾使用过“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句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

　　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这段话主要针对的是党内同志的团结问题。恰恰因为“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所以“团结”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诸葛亮”代表的主要是党内同志。毛泽东进而谈到了如何团结党内同志的问题，他提出要采取“辩证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统一。毛泽东认为，要正确运用这种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具体而言：“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日斗，二日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毛泽东在此探讨的对待党内同志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团结—批评—团结，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原则，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这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确立和发扬，概括成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演讲，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民主的方式，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同年11月的这次面对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发言中，毛泽东再次探讨了这一争取党内团结的重要方式。他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意味着同志之间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而是也会存在分歧与隔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采取“两只手”的方式：“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毛泽东正是以诸葛亮也是“有缺陷的”作比，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自身也可能存在不足，进而提出以辩证分析的态度正确对待党内同志，以争取更好的团结。

　　实际上，除了青年、知识分子、群众、同志这四种独特身份的“化身”外，毛泽东对诸葛亮还有过多次评点。比如，称赞诸葛亮的民族政策。“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毛泽东所称赞的民族政策，主要指的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以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事。又如，指出诸葛亮的战略失误。毛泽东在读到《古文辞类纂》中收录的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时批写：“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06页）毛泽东指出刘备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分兵而治，削弱了力量。按照《隆中对》的部署，刘备“跨有荆、益”之后，既要派兵守卫荆州门户，又要经营川蜀，荆、益两州相距千里，其间更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相隔，两路兵力很难协同作战，此谓“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后关羽镇守荆州，诸葛亮留守成都，刘备驻守白帝城，更是“三分兵力”，毛泽东因而得出“安得不败”的结论。联系毛泽东一贯主张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军事战略思想，更容易理解这一评批。再如，毛泽东对诸葛亮的人格非常赞赏。他曾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并且多次运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勉人。1944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76页）他还曾说，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政，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等编：《呼和浩特史料》第五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人格魅力，诸葛亮都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拨开历史的烟尘，我们依稀可见：

　　207年，26岁的诸葛亮丰神俊逸，隆中一对出南阳，开启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

　　1919年，26岁的毛泽东意气风发，回湘创办《湘江评论》，写下诗一般动人心魄的语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一年后的1920年夏，毛泽东认定自己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前方，亦将是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