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为上”：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心理战
《孙子·谋攻篇》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为了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华东野战军专门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从各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各级政治部的敌军工作部门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大显身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深入细致调查敌情
早在1947年冬，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和敌工（联络）部长吴宪就决定成立外线工作组，重点调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后改称“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所属部队的驻地、编制序列、兵力配备、武器装备、部队成分、主要高级军官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各部队的内部及外部矛盾以及电台密码，等等。外线工作组对外公开名称叫徐州办事处，后因移至砀山县北部，亦称华野驻砀办事处。
华野敌工部门采取各种手段，运用各种关系，深入、仔细地调查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各种情况，着重了解：（1）敌军的实力，包括兵员质量、武器装备、战术特点、各级指挥能力、高级指挥官的指挥特点、部队内部政治情况、各部队之间的关系，（2）各部队所负的战略、战役任务，被歼残部的补充、重建情况及其战斗力，（3）敌方对我军战略战术的研究及其制定的相应对策，（4）敌区政情、社情等。
打入“剿总”任少尉司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树岩，每天经办的大都是绝密军情，如上报国防部的人马统计、“剿总”下达的命令、各部队往来的机要代电、敌军的调动情况和行军驻地等。打入国民党联勤总部驻徐州第十八补给区电台的地下党员张梦达，负责报务工作，他对敌人武器装备、物资供应、战斗减员等方面的情报，了解甚多。敌工部还派人打入徐州火车站，调查每天过往的军车，注意敌人兵力调动及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来去地点等情况。
华野敌工部将调查所得的敌情，及时上报有关领导，有的还向各部队发出通报，供各部队首长了解和掌握。如有一份敌情通报详细介绍了敌军主官的情况和特征，要求在俘虏中查找、识别，不使其漏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介绍的敌高级军官主要有：
杜聿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中将，黄埔军校一期，陕西米脂县人，约四十五六岁，中等身材，胖方圆脸，眼下有条弧线，上唇留日本胡须，下腮宽，单眼皮，眼角下垂，鼻稍扁略小。
邱清泉：第二兵团司令官，中将，黄埔军校二期，浙江温州人，约四十六七岁，方脸，凹眼，塌鼻，上唇因汽车撞伤有寸许长疤一条（正中），人称“邱歪嘴”。
李弥：十三兵团司令官，中将，黄埔军校四期，云南腾冲人，约四十六岁，中等身材，胖子，皮肤粗糙，为人三教九流样样精通，口才好。
陈冰：十三兵团副司令官，中将，四十多岁，山西长治人，保定军校八期步科、陆军大学特八期，身材细而高，信奉回教。
熊笑三：第五军军长、少将，字啸山，四十二岁，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六期，高个子，瘦长脸，颧骨微高，眉粗而黑，很凶，爱女色，曾患花柳病。
郭吉谦：第五军副军长，四十五师师长，字益乡，三十九岁，浙江兰溪人，中央军校八期、陆军大学十五期，中等身材（一说高个子），不胖不瘦，长脸（一说圆胖脸），脸色白黄，画眉眼，鼻子较高，有些向上翘，说话声音响亮。
高吉人：第七十军军长，中将，四十八岁，黄埔军校四期，曾任第五军副军长，陕西靖边人，与杜聿明有裙带关系，属陈诚系，中等身材，长圆脸，尖下巴，左颊比右颊稍大些，脸上有几点白麻子，脸皮很松，脸色黑黄，眼圆，长得很凶，讲话时常带笑容，有酒窝两个，额上有皱纹，常戴金丝边眼镜，个性暴躁，好喝酒跳舞。
邓军林：七十军副军长兼九十六师师长，少将，四十三岁，湖南衡阳人，中央军校六期，稍矮，胖子，腰粗，屁股很大，走路两手一晃一晃的，圆脸，下巴大而肥，黑红脸，高鼻梁。
唐化南：七十军一三九师师长，少将，四十七岁，湖南祁阳人，黄埔军校三期、陆军大学十期，身材矮小，脸色黑黄，走路时身体向前倾，讲话时上下唇合不起来，老兵叫他“老妈妈”，部下有时称他“好好先生”。
余锦源：七十二军军长，中将，字汇渊，四十三岁，四川金堂人，黄埔军校六期，好赌博、饮酒，善剃光头，戴眼镜，圆脸，眼旁皱纹很多，鼻子大，鼻梁平。
徐华：七十军二三三师师长，少将，四川夹江人，四十二岁，小个子，有些瘦，瓜子脸，背略驼，走路时常埋着头，个性强，急躁，易冒充书记、司书。
黄淑：十三兵团九军军长，中将，广东五华人，四十三岁，黄埔军校三期步兵科毕业。
李荩萱：六十四军副军长、九军军长，少将，湖南资兴人，四十五岁，黄埔军校五期，中等身材，两眼一大一小，有些口吃，秃顶。
于兆龙：九十六军军长，中将，字瑞图，山东滨县人，四十六岁，中央军校高教班、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早年参加直系（王丞斌部），继入张宗昌部，再入西北军方振武部。1946年陆大毕业时正值王耀武标榜“鲁人治鲁”之时，便邀他到济南担任重建的七十三师七十七旅旅长，后升任该师副师长。潍县战役后四十五师重建，任代师长。于兆龙出身杂牌军，依靠王耀武起家，为人投机取巧，手腕灵活，擅长交际拉拢。因出身行伍，熟悉士兵心理，善用行伍干部，作战经验丰富，指挥沉着勇猛，在西北军任团长时有“艾虎”之称。
以上情况虽不完全准确，但都是敌工部门冒着巨大风险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来的，为查明敌军高官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杜聿明被俘后，剃掉了日本式小胡须，身穿士兵棉大衣，谎称是“十三兵团军需官高文明”，以致骗过了不少人。在他坦白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为防有误，华野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特派敌工部长蒋克定带上杜聿明的照片，赶到前线核实。又如敌第九军中将军长黄淑，战败逃跑时摘下了肩章、领章，被俘后谎称是中校，结果也被清查出来。
攻心为上，攻城次之
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淮海战役开始后，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于11月7日致电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已组织一部分被俘国民党高级军官联名写了《告国民党官兵书》，动员他们起义或投诚。关于利用华东广播电台进行广播一项，根据自愿原则，现已组织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王耀武（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霍守义（十二军中将军长）、陈金城（九十六军中将军长）、聂松溪（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晏子风（整编第二师中将师长）、罗幸理（第二绥靖区少将参谋长）、尹锡和（联勤总部第四兵站少将总监）、刘玉田（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李玉和（第七十三师上校副师长）、刘士玲（第十二军副官主任）、李嘉桂（第四十五师中校防毒军官）、马兴文（回族青年）等12人进行口语广播，广播词亦已由本人拟好。
这些国民党高官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讲述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动摇敌人军心、瓦解其斗志，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邱维达，建国后当上了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和江苏省第五届政协常委。他曾到香港看望过老上司、曾任蒋介石侍卫长的俞济时。俞济时对邱维达说：淮海战役时，蒋介石听了王耀武在电台上的广播讲话后大发雷霆。蒋气愤地说，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现在他在困难的时候反对我，还要下面的人反对我，岂有此理！说毕，生气地用手中的杯子砸坏了收音机。
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华野在各连队成立了“攻心组”“喊话组”，针对敌人大都是广东籍和四川籍的特点，物色同乡士兵用家乡话开展火线政治攻势。在新沂县窑湾镇围歼敌六十三军（粤军）的战斗中，喊话声漫山遍野，不绝于耳，颇有点像当年项羽被困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情景，有的敌军甚至吹起了欢迎号和集合号，自动集合并将武器放在地上，仅仅经过一夜战斗，该军一万余人马即告灰飞烟灭，为华野一纵等部所全歼。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华野将杜聿明集团30余万大军团团围住。当时天气寒冷，雨雪纷飞，敌空中接济断绝。包围圈内，冻死、饿死的敌人暴尸荒野。12月17日，华野政治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大量瓦解敌人的指示》，陈毅、粟裕、谭震林两次联名致函杜聿明，劝他放下武器。华野敌工部编写了喊话材料，并指导各纵队开展了连续不断的、上下结合的火线政治攻势。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为中野、华野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使前线政治攻势达到了新高潮。
“攻心为上，攻城次之”，这是《孙子兵法》早就指出过的作战方略。淮海战役中，华野发动的强大政治攻势取得了显著成效，加速了敌人瓦解的过程，自动前来投降者络绎不绝，如陶勇率领的第四纵队10天内就接收敌14批共150余人投诚。从12月16日至24日，各纵队接收的自动投降者达到2516人，并携来炮13门、轻重机枪42挺、各种枪支600余支。
邱清泉以顽固著称，是反共死硬分子。但他对华野的政治攻势却极度恐慌，下令将他最信得过的所谓“敢死队”替换下第一线士兵，不料很快就有20多名“敢死队”成员向我军投诚。还有的部队组织了“火线乐队”，在朔风怒号的黑夜对敌人演奏《孟姜女》《白毛女》等歌曲，然后喊话劝降，三天内就争取到193名敌军官兵冒死越过敌封锁线投向我军。
某部还在晚上向敌人“上夜课”，利用夜深人静之际，用广播喇叭对敌军官兵讲形势，指前途，宣传政策。敌二○○师五九九团七连士兵张寿德，听了两个晚上的喊话，第三天晚上就打死班长携武器跑到我方阵地。
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华野在淮海战役中通过火线政治攻势而争取到的敌军多达1万人。
内部策反 阵前劝降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是围歼国民党第七兵团。当黄百韬的兵团部被华野大军包围在碾庄以后，激战至11月17日，敌四十四军已大部被歼。中午时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由新四军第五师秘密打入敌营、时任该军一五○师四四九团上校团长的肖德宣，乘机将师长赵璧光、四四八团团长何亚颜“请”到四四九团指挥所。事前，肖德宣已对全团的连以上军官讲清了面临的形势，做好了策反工作，并将搜索连连长和特务排排长布置在团指挥所入口处加强警戒。赵璧光和何亚颜来到后，实际上已被肖德宣所“软禁”。
战场上炮火激烈，团指挥所内气氛紧张。肖德宣简短讲了面临的不利处境后，单刀直入地问道：“师座、何团长，是打，是坚守，是投降，还是逃到兵团阵地上去？”
赵璧光心知大势已去，低头不语。何亚颜脸色灰暗，两眼直盯着赵璧光，希望他率先表态，自己好“顺竿爬”，以免承担责任。
沉默了约十分钟，站在一旁的二营营长余孟刚大声说：“要打，请师座、何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了，孤儿寡母的哭起来可怜！”
赵璧光环顾四周，都是肖德宣的亲信，只得无奈地说：“现在就只有你们团是完整的。肖团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好了。”
肖德宣立即抓住话题：“师座，我认为刚才余孟刚营长的话很有远见。不过这么大的事，还是请师座和何团长决定。”
赵璧光长叹一声，说：“不打，就投降吧！不过，这怎么对得起军长啊！”
肖德宣劝道：“师座，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他们也打不下去了，大家都跑不掉的。”
于是，肖德宣当场写了一张纸条：“国民党第四十四军一五○师师长赵璧光决定战场起义，请即派队前来占领阵地。”当即派余孟刚和四连连长一起送给解放军。
为了防止赵璧光与何亚颜变卦，肖德宣没让赵、何两人离开团指挥所。这时，敌一五○师直属队只剩下200余人，何亚颜也只是个光杆团长。肖德宣下令四四九团集合，清点人数后尚有2560余人。很快，对面阵地上的华野第六纵队派人前来接受该部投降。华野又乘势向敌发起猛攻，全歼四十四军残部，活捉军长王泽浚。黄百韬兵团的门户一下洞开，碾庄核心阵地完全暴露在我军的攻击矛头之下，五天后被华野一举攻克。
当华野正在围歼黄百韬兵团之际，敌一○七军二六○、二六一两个师在军长孙良诚率领下从睢宁向徐州撤逃。华野首长立即命令苏北兵团兼程前进追歼该军，并侧击由徐州东援黄百韬的邱清泉和李弥兵团。
11月12日，苏北兵团第二纵队在邢圩追上了一○七军，并将其团团围住。
在此之前，华中工委书记、后又兼任苏北兵团政委的陈丕显，一直亲自领导华中工委所属的“第六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周镐对孙良诚部进行的秘密策反。11月11日，陈丕显电示周镐：“盼孙（良诚）于此时起义。”周镐立即马不停蹄于13日下午赶到邢圩。这时，我军盘马弯弓，即将对孙部发起进攻。但为了尽量减少伤亡，周镐冒险进入敌营面见孙良诚，向他讲明形势，陈明利害，并说服孙良诚随自己到华野第二纵队商谈有关事宜。
敌一○七军副军长兼二六○师师长王清瀚，又名王镜波、王庆汉，早在1944年驻防苏北时，即与新四军有联系，1948年又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他根据周镐的布置，利用开会名义将军部和该师的师、团军官巧妙地予以软禁，使孙良诚陷于彻底孤立。孙良诚随周镐进入我军阵地后，经我二纵五师政委方中铎反复做工作，最后不得不签署了无条件投诚书。14日上午，方中铎和周镐前往邢圩接收敌一○七军5800余人投诚。
中央接到报告后，于11月26日电示华东局：对孙良诚方针，因其是在被包围未经战斗自愿放下武器的，和别的俘虏有区别，对孙及其干部待遇应好些……要孙良诚帮助进行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及刘部各师长的策反工作。一○七军中有些工作对象者，均应加以训练派去……可惜的是周镐、王清瀚陪同孙良诚秘密进入蚌埠刘汝明部后，周、王两人被刘汝明、孙良诚所出卖，押解到南京后惨遭杀害。
11月30日，敌第六兵团李延年部所属第三十九军直属辎重团和独立团从蚌埠北上，企图解黄维兵团之围。华野六纵对其进行痛击后，将其包围在固镇附近的南岳庙一带。趁敌人混乱之际，我方派出的内线工作人员迟遇（当时公开身份是独立团政工干事）抓住时机，对团长邓希文、团副郭守侃等说明突围已经无望，应另寻出路。经过他一番劝导，团长邓希文和校级以上军官都同意放下武器。当晚6时，独立团和辎重团集体向华野六纵投降。
淮海战役最后阶段，华野大军于1949年1月6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敌七十二军（川军）军部和三十四师的两个团，被我军包围于胡庄地区。9日，敌三十四师师长陈渔浦向副军长谭心提出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军长余锦源也想起陈毅、粟裕给他信中所说的话：“贵军如欲为蒋介石独夫作无谓之牺牲，不仅将遗万世之羞，抑且有负父老乡亲之望。”他不得不表示默许。谭心随即召集一六二师师长陈元良、二三三师师长徐华等人商量后，即派出二三三师参谋长余勋闳，以七十二军参谋长名义，来到华野十纵前线指挥所进行洽谈。
余勋闳在谈判中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不公开宣布该军是向我方投诚，而要公布其为我军所歼灭，这样有利于该军在国统区的家属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二是对愿意回家的军官要保证其有回家的自由。我八十七团政委宫愚公和雷副团长同意第一条，而对第二条则坚持在协议上写明：“有个别校级以上军官愿回家者，可尊重其意见，予以方便。”敌方还提出：双方假打1小时，以便该军应付上司。但我军只同意假打20分钟。
最后，双方签署了火线谈判协议，敌七十二军14000余人集体向我军投降。余锦源、谭心、陈渔浦、徐华等敌方将领受到了优待。学习20多天后，余锦源等20多名中高级军官于2月6日被礼送出解放区，与家人团聚，这充分体现了人民解放军信守诺言、宽大为怀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