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入侵，在九一八之前就开始了

　　九一八的悲剧，源于日本对东北长期的经营、渗透和蚕食，以至于在侵略战争发生之前，整个东北就到处都是日本间谍、浪人和驻军了。

　　而汉奸、亲日派、带路党更是满坑满谷。

　　大家读历史，有没有一个疑问——为什么“918”发生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就在我们的身边呢？关东军的军队，为什么会离北大营那么近？

　　那是因为，日本人把侵略中国当做了国策，从清末就开始策划、推进、步步为营，他们炮制了“满蒙非中国论”，派遣大量日本间谍，收买中国东北、内蒙古的军阀和土匪势力，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们更是公开在中国北方驻军，不断增加兵力。

　　更无耻的是，他们大量向东北移民，派遣日本“开拓团”，占领了大量的土地和房产，日本商人、浪人、甚至是普通农民都在东北开枝散叶……

　　沈阳是当时中国的第四大城市，人口约70万，其中日本人就有20万，在关东军的保护下，这些“日本侨民”俨然把沈阳变成了一座“日本城市”，沈阳的所有商业区，都叫做“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身边，都可能住着日本间谍和特务。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其实就是日本人一手扶持起来的，他的发家过程中，就拿了日本大量的投资和武器……后来日本人之所以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他，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因为他卖国卖得不够快、不够好，亲日还不彻底，日军的少壮派们等不及了。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中，存在大量的“日本顾问”、日本间谍，其中，关东军中将本庄繁，曾经长期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武官，是真正的“中国通”，对中国和东北军非常了解，而土肥原贤二是长期活跃在中国的特务头子。

　　虽然“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东北易帜”，拒绝日本人要求，支持民国中央政府，但日本人的势力，还是在无可遏止地扩大。张学良的东北军早就被日本特务渗透得千疮百孔，情报上被碾压，一但发生战争，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实际上在九一八之前，还发生过“中村事件”，日本间谍中村在中国东北的洮南冒充农学家勘察地形、刺探情报，被东北军抓获，在张学良的命令下被秘密处死……然而处死中村的东北军士兵被日本特务抓到后泄密，日本国内报纸煽动“仇华情绪”，鼓动日军“惩罚中国”。

　　很多人都骂张学良不抵抗，为什么却不问一问，当时的“全国领袖”蒋介石，他在干什么？

　　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是个“亲日派”，早在1927年，蒋介石就飞到日本，秘密拜会田中义一（就是写臭名昭著《田中奏折》的那个田中义一），谋求日本对他本人统治中国的支持......田中义一对他的忠告是：“国民党不要急着北伐，而要先消灭南方的共产党，反共才是日本和民国的共识.....”。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有蒋介石的命令在先，我们就可以搞懂张学良等东北各军政长官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奇怪表现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

　　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话，日军可以在三天之内横扫中国，占领长江流域，他说：“以中国国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总结一下就是：日军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国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爱国情绪，虽然日方侵略中国，但我们不能抵抗，不能妄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是追悔莫及的，他下令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组织抗战，马占山将军是黑龙江省主席，1931年11月22日，马占山发表宣言曰：“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并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他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后来爱国歌曲唱道：“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老百姓支持抗日，蒋介石却不这么认为！

　　东北抗日义勇军奋勇抵抗一年后，弹尽粮绝。义勇军第一军军长邓文向国民党桂永清求助，桂永清发电报问蒋介石怎么办。蒋介石居然回复说：“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意思是让桂永清办自己的差，不要管东北义勇军的‘闲事”，结果仅仅两个月后，抗日英雄邓文被暗杀在张家口，壮烈牺牲。

　　蒋介石亲口说过：“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

　　蒋介石还亲口说过：“中国若是亡于帝国主义，还可以当亡国奴……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也不可得！”

　　你看，他不怕帝国主义，他怕共产党和觉醒的中国人民，他的军队、飞机、大炮，宁可拉到江西去“剿共”，宁可在苏区血腥屠杀上百万民众，也不肯到前线去抗日。他宁可亡国，也要反共！

　　所以东北丢了，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对于数千万东北人，这就是国破家亡的惨剧；对于四万万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亡国灭种的序曲。

　　哪怕是后来七七事变发生了，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蒋介石私下里还和日本和谈过，试图“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也就是出卖东北换取“和平”，这一做法甚至激怒了英美。后来哪怕是日本战败投降，蒋介石也对日本侵略者各种优待，宴请日军军官，给日军每人发放路费，甚至聘请血债累累的战犯冈村宁次为国民党军事顾问，继续与人民为敌。

　　至今日本，都还很感激蒋介石，甚至还给他立了个神社，刻了碑文，称赞他为“日本之友”。

　　东北抗日最坚定的，是中国共产党！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了《九·一九宣言》。

　　《宣言》告知东三省百姓，日军已经武装占领沈阳，长春以及铁路沿线大小城市；同时揭露了日军的颠倒黑白的谎言，并告知人们日军发动事变是在“大陆政策”指导下蓄谋已久的行动；还猛烈抨击国府的“不抵抗政策”，并且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东北抗联，是中国最早抗日的部队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就和日寇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整整坚持了14年。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著名的杨靖宇司令、赵尚志司令、周保中司令，都是共产党员。东北抗联对日伪军作战共约10余万次，歼敌18万余人，牵制日军最高峰时达到76万人。

　　抗联的斗争环境是极为艰苦的，他们装备物资严重缺乏，自然环境极度恶劣。战士们在深山里修密营、打游击，经常十天半个月吃不到粮食，渴了抓把雪，饿了吃些树皮、野菜、草根，空腹与敌军战斗；冬天“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夏季“湿衣溃足气喘难，蚊叮虫咬痕斑斑”。

　　东北和关内不同，地广人稀，气候严酷，冬天动辄零下三十度，普通人没有御寒衣物，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而且日寇在东北经营已久，采取“保甲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抗联内外断绝，又无法从民众那里获得支援，据说，最艰难的时候，同情他们的百姓，经常把粮食故意撒在野外，让抗联将士们去捡。

　　在严酷的环境下，在敌人凶残的绞杀下，东北抗联遭受了几近覆灭的严重挫折。仅11个军的先后19名军长、代军长中，就有9名牺牲——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平、夏云杰、陈荣久、汪亚臣、柴世荣、许亨植......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只有四人。

　　但是，“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道理只有一个，抗日，九死一生，不抗日，十死无生。

　　汪精卫可以卖国，蒋介石可以和日本人私下“和谈”，军阀政客可以“下野”，可以移民海外，四万万普通中国人可没有这个资本。四万万中国人可没有本事把黄金转移到海外，可没有本事在美国纽约买房置地，可没有本事拿着美援存到美国的银行吃利息……中国虽大，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其实每个普通中国人都无路可退。

　　无论是当年四万万普通中国人，还是今天十四亿中国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道路可选。

　　要么，我们化为万人坑里的白骨，成为帝国主义博物馆里的展览品，被敌人的刺刀指着嘲笑，“看，这就是奴隶”。

　　要么，放弃幻想，坚决斗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意气风发地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赶走卖国买办，把红旗插在“总统府”上，唱着歌，庆祝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