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如炬，信念如磐：延安五老的初心之路

　　延安时期，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5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被称为“延安五老”，分别尊为董老、林老、谢老、徐老、吴老。“五老”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入党的党员，无论革命形势和个人身份如何变化，他们初心永驻，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不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价值追求始终不变。

董必武：“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红安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代主席。

　　1921年到1949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南湖到中南海，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走到最后，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董必武从红安奔赴武昌投入战斗，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斗争。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让他苦闷痛心，他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董必武

　　1919年1月，董必武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鄂西靖国联军情况期间，遇到被他称作“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好友李汉俊，听了李介绍的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看了李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年3月，董必武旗帜鲜明地说：“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5月18日，董必武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通电称：“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使用“初心”概念。此时，董必武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看他的“初心”就是成立共产党。1919年秋，董必武回到武汉，创办武汉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建立了第一个党的早期组织，并积极推动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李汉俊专程到武汉委托董必武负责“共产党武汉支部”的筹建工作。董必武与志同道合的好友陈潭秋等积极酝酿筹备。这时，陈独秀又派早期党员刘伯垂来到武汉，协助董必武工作。是年10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等举行会议，成立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经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任支部书记。

　　1921年7月中旬，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的代表，抵达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一大在李汉俊兄长李书城的石库门公馆里开幕。在7月24日的会议上，董必武汇报了武汉党的组织的筹建和本地区党团的活动情况，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董必武与李达、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及工作方案，并提交与会代表讨论了3天。7月30日晚8点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闭幕会议），被法租界密探侦知。会议被迫休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画舫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会后，董必武、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总结了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始终牢记初心，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多次身处险境，但都没有动摇他坚持革命的意志和决心。在每一次紧要的历史关头，他都坚定站在伟大变革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被党中央褒奖为“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但他从不言及个人的贡献，常说：“我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言之切切，虚怀若谷。

　　1956年春节，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亲笔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此语出自《庄子·人间世》，说的是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真实写照。

　　1963年12月，董必武为中共一大南湖会址题写了一副楹联：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从“星星火”到“殷殷雷”，是从这只画舫开始的。

　　1964年4月5日，正值清明雨纷纷时节，董老亲临南湖视察。他登上纪念船，心潮起伏，挥笔题诗一首《清明节游嘉兴南湖烟雨楼》：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林伯渠：“革命一生无愧怍”

　　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七届、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04年春，林伯渠与湖南数十名官费留日学生一起由长沙乘船，经武汉、上海前往日本留学。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林伯渠参加了这次会议，后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从日本学成归国后，林伯渠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同许多爱国志士一道，参加了同盟会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但革命一再遭到挫折、失败，国家还是那样混乱，人民还是那样困苦，他感到苦恼、迷惘。

◆青年林伯渠。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林伯渠遭到袁世凯的通缉，他被迫流亡日本，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的李大钊相识。李大钊的老师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译者河上肇，受其影响，李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与几位同学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此时，林伯渠与易象等好友也组织了一个反袁团体乙卯学会。林伯渠多次访晤李大钊，两人商定将两个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公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为干事。从此，林伯渠与李大钊成为挚友，使林伯渠有机会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两人经常通信，交流彼此的情况。李大钊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及报道国际共运的书刊、小册子寄给林伯渠。林通过这些材料的学习，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自此终生不渝。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协助孙中山工作，经常往来于上海和广州之间。秋冬之际，他接到李大钊从北京的来信。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都参加了。李大钊和张国焘、张申府也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在上海的陈独秀。这年的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与陈见面，并拿出李大钊的举荐信交给陈，李表示希望陈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党介绍人。就这样，1921年1月，由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58名早期党员之一。

　　林伯渠说，自己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又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林伯渠在延安窑洞里办公。

　　1922年，国共两党开始酝酿第一次合作，当时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主张是经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的，他还安排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特使同孙中山的一些会谈，也是由李大钊通过林伯渠联系的。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林伯渠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曾经称赞林伯渠：“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这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八一南昌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10多年艰苦的坚守，他始终走在革命最前列。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亲自选定，由林伯渠担任开国大典主持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林伯渠逝世后，陈毅作诗悼念，盛赞林伯渠“革命一生无愧怍”。

谢觉哉：“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19年，家乡兵匪混战，谢觉哉在日记中感叹“匪将益肆，兵难解严”，而“所苦者民也”；目睹富人富、穷人穷的吃人社会，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同是人类而享受的生活，相差总有百千万级……天定欤？！人定欤？！吾心殊怦怦然动……故我们宜求普遍的改造。”愿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的初心跃然纸上。

◆青年谢觉哉。

　　1920年8月，经何叔衡介绍，谢觉哉到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结识了毛泽东并接受了其提出的办报主张，对该报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很大的改革，抨击军阀统治，宣传民主新思潮。1921年1月，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谢觉哉加入新民学会，抱定与他们一起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心，从此也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5年，经何叔衡介绍，谢觉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觉哉说：“我就是这样于40岁以后踏进了一条伟大而又艰险的革命大路，且似乎有准备地踏进了这条路。”他写信告诉家人：“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

　　谢觉哉从长沙，到洪湖，奔瑞金，抵延安，赴兰州，驻西柏坡，进北平，风雨兼程几十年，面临被捕被杀的危险，面对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路，“虽九死而犹未悔”，历经劫难却始终初心不改，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用生命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一生“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1933年，谢觉哉进入中央苏区，给毛泽东当秘书。工作之余，他陪毛泽东在沙洲坝村散步，看到沙洲坝缺水，老乡担水要走好几里路，他与毛泽东一起为老乡找水源、挖水井，并第一个破土。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参加了打井劳动，很快就打出了一口水井，解决了老乡吃水难的问题。1950年，为铭记毛泽东的恩情，老乡们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吃水不忘挖井人”。

◆1947年，谢觉哉和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留影。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家乡的亲人想到北京投奔他。他在给儿子的回信中语重心长地说，自己是个“焦官”。“焦官”是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他指出，“当官如果为了挣钱，天下则大乱；当官如果不是为了挣钱，天下就大好。”还赋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周老倌”是同村长工，他把自己比作为人民服务的“长工”，早起晚睡，以为党和人民多做事、做好事为己任。

　　1949年至1950年发生大水灾，灾情涉及全国16个省。谢觉哉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下拨一笔又一笔救灾粮款。他曾两次到山东视察灾情，还到河南、河北、湖北、陕西、四川、广西等省，协同当地政府安置灾民。根据他的建议，在全国开展社会互济和节约运动，中央各机关半年多时间捐款12亿元，粮食39万斤；华北军区6个月即节约粮食300万斤。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控制了全国的灾情，度过了严重的春荒。

　　1956年5月，谢觉哉到延安访问。在医院他看见住院病人的家属都在病房门口自己生火做饭，便叮嘱秘书了解一下情况。原来是住院费、生活费过高，群众难以承受，只好各自开伙。谢觉哉分别向延安地委、专署，陕西省委、省政府负责人谈了这一情况。群众住院费用高的问题得到控制，病房门口再没有炉灶冒烟了。谢觉哉专门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中央解决陕北人民的负担问题。毛泽东给谢觉哉回信，称赞他重访延安做了一件好事。

　　1959年春，谢觉哉率革命老区慰问团到井冈山。他在参观革命遗址时，指着毛泽东当年睡过的门说，过去条件差，毛主席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这就是“悬梁刺股”，他带头发扬井冈山精神。他进一步说，中国“官本位”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

徐特立：“一本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年龄最长者，曾当过毛泽东的老师。进入不惑之年之时，徐特立已是湖南省知名教育家。他原本可以领一份稳定的薪水过安定的生活，可他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1919年，42岁的他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直到1924年7月才回到祖国。

◆赴法勤工俭学的徐特立。

　　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兴起。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他回家乡调查农民运动。此行使他感触良多：“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让徐特立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党。1927年，在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中，年过半百的徐特立找到了过去的学生、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派人劝他不要跟着共产党走，他大义凛然地说：“我知道跟着共产党，有杀头的危险；但跟着你们，只能遗臭万年。”陆定一称赞他入党是“一本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以57岁的年龄参加了长征，是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一位。红军血战湘江时，损失惨重。徐特立不顾身体衰弱，强撑着爬到山坡上，挥舞着胳膊，鼓励战士们坚持下去。这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鼓舞着年轻的红军战士，他们看到快60岁的徐老都这么坚强，都奋不顾身地投入新的战斗。

　　长征路上，组织为他配了一匹马代步，但他的马却成了伤病员的公用马。两万五千里长征，徐特立骑马的里程不超过3000里，剩下2.2万里都是走完的。

　　长征到达陕北后，徐特立立即开始着手边区的教育恢复工作。一天，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去一所学校听课，学校的教师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次日，徐特立又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这才知道，这位穿着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

◆1937年夏，徐特立在延安。

　　1937年，中央破例给徐特立祝贺60岁诞辰。毛泽东在给他的贺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并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此时，徐特立作为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已奔赴湖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的大衣还是延安时穿的旧大衣，四处都是补丁。秘书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徐老，换一件吧。他摇头说：“你没看到农民一件棉衣都要穿一辈子？我这才穿几年？”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毛料制服和一双皮鞋，但也只是在他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时穿。

　　徐特立住在北京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账：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他还常常以步代车。

　　徐特立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与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又旧又挤，孙辈回家只能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组织准备给他盖一座房子，徐特立拒绝了：“组织的心意我领了，但人民还那么穷，给我盖房子，我能住得安心吗？”后来国家经济状况好转，经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砍掉了1/2，他才勉强同意。

　　1957年，徐特立80大寿，他的亲朋故友决定给他摆寿宴，可他说：“这么大吃大喝，不是给我徐特立脸上抹黑吗？”正好他要到湖南开人大会，就乘机“逃”了出来。可到了长沙，亲朋故旧更多，排场比北京还要大，他态度坚决：“这寿辰我不能过，过了就对不起人民。”就买了张去广州的票，他的80大寿，就是在列车的隆隆声中度过的。

　　毛泽东称他是“坚强的老战士”；刘少奇说“共产党拥有徐特立，是莫大的光荣”；周恩来说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称他是“当今一圣人”。

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7年。

　　1906年，吴玉章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初建，四川军政府派吴玉章为四川代表前往南京。时南京临时政府已成立，内务部次长居正见到他就说：“可惜你来迟了，各部次长位置已经没有了。内务部的司长参事随你选择一个。”吴玉章听后十分鄙视，说：“我们革命不是为做官而是为了推翻清朝统治，使国家富强起来。”后任大总统府秘书，助孙中山先生建政。

　　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于1913年赴法国留学。1917年回国后，吴玉章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等留法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

◆青年吴玉章。

　　五四运动时期，吴玉章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到1924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保护全省学生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使这所学府成了当时成都进步势力的大本营。与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扬新文化、新思想，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工作，在当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恽代英在泸州被捕后，吴玉章立即去电保释，并聘请恽代英到校任教。

　　1923年秋冬，刘伯承在成都治伤。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更多的是对前途的忧虑。吴玉章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一边探视病情，一边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在吴、杨二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25年，吴玉章在北京经赵世炎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说：“我入党时已经47岁，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我找了将近30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按照党的指示，吴玉章从事统战工作并参加北伐。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遵党指示赴苏联，在苏联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任教，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8年回国参加民族抗战，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奉党之命，前往国统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年年底，在国民参政会后，蒋介石趁机拉拢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斩钉截铁地回应：“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蒋介石哑口无言，悻悻而退。

◆朱德和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在延安合影。

　　1939年，吴玉章到延安，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长期从事党的文化教育工作，培养了好几代干部。他与同时代许多进步的教育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把教育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坚定明确地为革命的需要培养人才，成为一位革命教育家。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从重庆返回的吴玉章补祝60大寿，毛泽东亲临致祝词：“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长期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60年，他写下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88岁高龄的他还时常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课，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