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目的不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无论是从世界史的视野还是中国史的视野来说，都是一个大事件，它牵动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忧喜，牵动着共和国的神经，影响了千万人的命运。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着解读，然而好像并无定论，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舆认场里的热门话题，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始于1968年12月，终于1978年10月，“上山下乡”的知青总人数达1600多万，也有的说法是1700多万，总之是人数众多。这场大规模的运动是在毛主席的鼓励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运动？为什么历时如此之久？如果仅从有人所说的是为了缓解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这个角度去解释，未免有些牵强，也解释不通。既然这件事是毛主席推动的结果，它就必然与毛主席的某种思想有关，是毛主席的某种思想的实践过程，真正的历史答案也就在这里面。

　　1957年3月19日，毛主席起草准备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提纲中的一条这样写道：

　　“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

　　1957年10月12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 》，其中加写的一条是：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1961年6月4日，毛主席阅刘少奇报送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根据刘少奇的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革命的知识青年派到农村工作的指示(草稿)》，指示稿说“没有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同农民结合起来，在乡村中就很难建设杜会主义，很难防止地主富农的复辟。为着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杜，发展农业生产，迫切需要训练一批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比较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队伍，改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管理工作。必须在今后几年内，继续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毛主席对这份指示稿比较重视，提请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讨论，并批示：

　　“如得同意，即可发出。”

　　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召集部分人士谈哲学问题，指出哲学家要下乡去，他说：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文科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通通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些感性知识。”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提出要把人力物力等医疗资源重点放到农村去，改变农村无医无药的状况，他说：

　　“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1965年7月15日，毛主席对军队文工团作指示:

　　“军队文工团只知道军队的事不够，还应知道工人、农民的事。因此，也应同地方文工团一样，要到工厂、农村去，特别要到农村去锻炼，去参加‘四清’。”

　　从众多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早已有了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想法，他酝酿“上山下乡”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什么就业那么简单，而是背负着与群众相结合、帮助农业建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基础、为农村人民服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培养接班人、锻炼青年人等综合性、多重性重要使命，而且，“上山下乡”并不仅仅针对知识青年一个群体，而是整体性、全局性的一项国策。

　　1965年7月20日，毛主席会见巴西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丹尼利，指出到农村去工作是加强工农联盟的需要，他说：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无论在城市、在农村都不重视调查研究。下乡去就只是看书面材料，听报告，一层转一层，不是直接到农村去蹲点。近年来我们才检查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已有一百多万人由城市到农村去工作，是强迫去的，讲是讲点道理，但不强迫一下也不行。如果大家都不去农村，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就搞不好。”

　　1965年8月15日，毛主席与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谈话，谈到医疗下乡时说：

　　“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二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与一些文化界人士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题，关于哲学、教育问题，他说：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

　　1966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编印的一篇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抽调部分师生试行在工厂办学和半农半读的情况的“文电摘要”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毛主席阅后作出批示：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

　　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要对青年人进行反修防修的演习，他说：

　　“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们的父母当官做老爷，享受特殊待遇，革命思想蜕化，要求给他们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革命干部要经常参加劳动，这些学生们还提出：“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主席阅后批示：

　　“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

　　毛主席酝酿已久的知识青年下乡正日益变得迫切，这种迫切产生的首要因素是毛主席关于革命的需要，关于预防蜕色变质的需要，关于保持社会主义本色的需要。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一个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催化剂，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1968年12月10日，《甘肃日报》报道了一个新闻，说会宁县城镇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人民日报》为转发这篇报道，写了一个按语，按语因引用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征询毛主席的意见可不可用，毛主席说“可发”。《人民日报》在文章按语中认为会宁的新风尚值得提倡，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并希望：

　　“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1970年5月12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

　　“各级党的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十分重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社、队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要认真解决插队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必须确实用在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上面。建议各地普遍检查一次知识青年下乡的工作，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

　　1970年6月27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九年、一九七 0 年、一九七一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通知说：

　　“认真做好毕业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

　　1973年6月21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召开妇女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说：

　　“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各级妇女组织要在党的领导下，特别关心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的教育和成长。”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邢燕子等十二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在会议期间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回去之后要“投身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我们还要求各级党委给我们创造一个必要的条件，减少外出参加一些会议，让我们当了干部的知识青年能有更多的时间战斗在基层。”毛主席批示说：

　　“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毛主席发起推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跟他于革命战争时期积累的“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分不开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毛主席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借鉴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以期让这种“结合”一直延续下去，永不分离，以便保持革命的初心永不改变。

　　1926年5月至9月，毛主席在广州做农民运动工作时，主编过《农民问题丛刊》，他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农民不起来革命，革命根本不会成功。因此，他要求必须去做农民工作，他说：

　　“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

　　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演，回答了青年运动的方向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他说：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毛主席在这次讲演中，还提出了青年的劳动问题，他说延安的青年只所以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不仅表现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方面，而且表现在他们实行生产劳动，他说：

　　“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

　　从毛主席革命的历史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战争年代毛主席所主张的革命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思想的延续和在新形势下的伟大实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与群众结合的最佳方式和渠道，是最政治的政治方向，也是最正确的工作方法，离开了这一方式，中国革命胜利所依赖的“工农联盟”还有更好的维系办法吗？恐怕没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主席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历史的大格局和大视野之下，它的实践意义和历史价值是不容忽视的，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思想的开放，它的价值将会被进一步的挖掘，而那些伤痕的解读，因为没有立足于大历史的格局之中，其价值终将会被历史所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