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京汉铁路工人帮口组织的利用和改造——纪念“二七”大罢工99周年
【摘要】帮口组织是中共在京汉铁路组建工会时遇到的一大障碍。为消除这一障碍，中共对帮口首领和工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方法，逐渐消除了工人中的帮口观念，增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一次展示，也是对中共创建初期帮会、帮口政策及策略的一种检验。大罢工的失败，一方面反映了游民阶层的社会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政策及策略尚且存在缺点与不足。
【关键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工人运动; 帮口; 帮会
近代中国革命与帮会、帮口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90多年来，学界已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铁路工人中广泛、长期存在的帮口组织，曾是中共在京汉路开展工运工作的一大障碍。这一问题，已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如周建超的《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永玺的《浅析行帮、会党与中国工会运动——也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与此有关部份》（《工会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孔凡军的《党在创立时期对帮口和会党的政策与策略》（《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军的《秘密社会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求索》2005年第1期）、韩振国的《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对帮会的利用与改造》（《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等均注意到中共与京汉铁路工人中的帮口问题），但学界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那么，京汉铁路工人中的帮口组织状况是怎样的？中共在发动和领导这次大罢工中如何破除帮口组织这一屏障？本文拟详细解剖中共与京汉铁路工人中的帮口问题，以期深化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及中共早期工运政策的认识。
一、京汉铁路工人帮口组织概况
帮口是晚清以来在城镇中按地域关系结成的一种劳工互助集团、帮派，是同乡会性质的地方主义组织。近代以来，战争频繁、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及城市的兴起等原因导致大批流民涌入城镇，寻找就业和生活机会。据统计，1923年中国城镇约有劳工500余万人，其中近代产业工人约有200余万人，铁路工人约有11余万人（徐协华：《铁路劳工问题》，东方书局，1931年，第165页），大量产业工人的形成为帮口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近代工业集中的城镇、交通要道等处，帮口组织广泛存在，京汉铁路亦然。
（一）地域来源
20世纪20年代初，京汉铁路已有工人2万余人。工人中帮口林立，大多以地缘祖籍来划分派别。当时，京汉铁路工人中主要有福建帮、湖北帮、江南帮、安徽帮、天津帮、山东帮等帮口组织。长辛店、郑州及江岸车站是京汉铁路的三个中心段，这三地均设有铁路工厂，铁路工人较为集中，帮口组织也较为复杂。
京汉铁路帮口组织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地处武汉的江岸车站。武汉位于东西南北要冲，素称“九省通衢”。自1861年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武汉遂成为商品集散、加工、转运的中心。至1920年，湖北产业工人已有近30万人，多集中于武汉，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湖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工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3年，第92页）。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使武汉成为著名的码头城市和移民城市。近代以来，武汉一带帮会、帮口组织活动炽热，“上至官府、下至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院到澡堂妓院，无处不留下秘密结社活动的踪迹”（皮明庥主编：《武汉通史·晚清卷》（下），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工人中的江湖气、行帮色彩非常浓厚，帮会、帮口之间的矛盾也错综复杂。在京汉路江岸车站，约有3000多名铁路工人。这里主要形成了福建帮、湖北帮和江南帮，帮与帮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械斗（《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1集，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109页）。
郑州是因铁路修建而扩展起来的城市。在铁路未修建前，当时的郑县没有现代工业，商业亦不发达。随着京汉、陇海两大铁路的开通，郑州成为中国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和中原地区农产品集散、转运及工业品转运中心。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郑州人口也大为增加，其中最先增加的是大量的铁路工人。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郑州境内修建了郑州机务修配厂、郑州电务修理厂等几个铁路工厂，工人数量逐渐增多；到1919年，郑州的京汉铁路员工已有900余人。这些早期的郑州铁路工人多数来自外省。以1920年左右的京汉铁路车务总处驻郑州段为例，该段共有员工81人，其中除7人籍贯不明外，有65人来自外省，2人来自法国，来自河南的仅7人。（刘永丽：《论郑州城市人口的变迁》，《二七》2012年第1期）随着陇海铁路郑州段的开通和豫丰纱厂在郑州的兴办，郑州火车站一带逐渐繁荣，铁路工人、家属和纱厂工人等近3万人将郑州的面积和人口各扩充了1倍（赵富海：《百年郑州大移民》，《二七》2011年第1期）。郑州车站的工人帮口组织地域来源较为复杂，这些来自各地的铁路工人和纱厂工人结成了湖北帮、天津帮、上海帮、彰德帮、开封帮、朱仙镇帮、郑州帮以及汲县同乡会等帮口组织（王宝善主编：《郑州工人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京汉铁路其他车站也同样存在着帮口组织，但不如江岸、郑州车站突出，主要是因为这些车站所在的城镇近代工业不甚发达。如长辛店车站虽有3000多名铁路工人，但帮口组织远不如江岸车站突出。尽管如此，早期长辛店铁路工人为斗争需要，也曾以同乡关系形成过一些帮口组织，如“定州派”“天津派”（《北方的红星——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六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9页）。此外，还有德州帮、本地帮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14页）。又如彰德车站，来自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工人较多，形成了湖北帮、安徽帮及江南帮等（陈素秀主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24页）。
京汉铁路工人常按照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来源聚居在火车站附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来源地的生活习俗。以江岸车站的福建籍铁路工人为例，他们大多居住在车站附近的“福建街”，房屋大多是福建式的小木屋或两层的小木楼（郑州大学政治历史系：《“二七”大罢工斗争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页）。又如彰德车站，来自南方的铁路工人居住在车站附近的“蛮子大院”（陈素秀主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第924页）。来自同一地域的铁路工人聚居在一起，克服了南北地区因方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困难和不适感，但也造成了南北方工人之间的隔阂和疏离。
由上可见，京汉铁路工人中帮口林立，车站所在城镇的工业越发达，帮口组织问题就越突出。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其来源地一般是近代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如福建、湖北、天津、江浙等地。这种地域性工人群体的集聚增加了集体行动的可能与风险。
（二）帮口首领
地域帮口首领一般都是“有权有势”的同乡人，在京汉铁路，则通常由一些技术好、威望高的工匠担任（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武汉工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30页）。他们的生活标准、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中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普通工人好得多（《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8页）。一般来说，他们在工人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如湖北帮帮首杨德甫，湖北宜昌人，曾到日本留学。他在江岸车站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福建帮首领林祥谦则以热心助人而深受工人爱戴，“每遇同乡同事有缓急之需，常典当衣物帮助人，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每遇强暴凌辱穷苦人民，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虽花钱费力在所不计”。（《包惠僧回忆录》，第115页）这些帮口首领在组织铁路工人与路政当局作斗争，维护工人权益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领导作用。
帮口首领自身也带有较多的落后性。他们的社会关系一般较为复杂，与政府、政党及资本家等常有联系，有些帮首甚至和其他秘密帮会组织也有密切联系。如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曾是同盟会会员、湖北工团联合会领导人，又先后加入过中共及国民党。又如湖北帮另一首领周天元，曾是洪帮小头目（《包惠僧回忆录》，第405页）。因对同帮工人有较强的控制力，帮口首领很容易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
（三）组织状况及主要活动
帮口组织就其产生机制而言，是社会失控的产物。京汉铁路帮口组织成员主要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包括技能工人、半技能工人、无技能工人等，他们大多是地位不高的弱势群体。
各帮口组织通常有“会馆”或“公所”作为活动场地，主要为同乡人提供各种帮助——调解争端，使同乡人免受外人欺侮，帮助寻找工作等。如福建帮在江岸建有福建会馆，二七惨案后福建籍遇难工人家属曾到这里寻求帮助（《京汉路工潮之汉口惨剧详记》，《大公报》1923年2月12日）。湖北人在郑州车站设有湖北会馆，当时的郑州铁路扶轮小学就设在此处（多化良：《铁路职工夜校的时代囧响》，《二七》2013年第1期）。
工人们加入帮口组织主要是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当时，工人获得工作机会，大多依靠同乡或亲戚的介绍，“凡某乡人数在某区某业中占有地位后，往往会尽力吸引同乡邻里或亲戚故旧，前往工作”（何德明：《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210页）。例如，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编：《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大事记（1881—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16页），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福建省民政厅编：《福建革命烈士传》（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这种通过同乡或血缘关系获得工作的方式，助长了地域帮口组织的形成及工种、行业的地域性垄断。帮口组织使这些背井离乡的工人在经历了生存环境的急剧变化之后，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亲切感。然而，帮口组织毕竟是狭隘的地域利益集团，工人在同帮之间尚能讲义气、互相帮助，但当帮口或个人利益受到别帮侵犯或威胁时，帮口之间就会发生纠纷，甚至械斗。整体来看，帮口组织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
帮口组织成员众多，是一支巨大的社会势力，常成为各个政治派别或利益团体拉拢利用的对象。因此，中国的工人运动常常带有政治色彩。美国人赫奇斯在当时即注意到这一独特现象：“惟今日中国之劳动运动，与西方有一不同之点，即其中含有政治性质是也。美国之劳动界，除国际工党外，其他劳动风潮，纯粹为经济性质，为劳资间之一种问题。中国则容易牵涉政治问题，即如京汉铁路罢工，即带有政治色彩者。”（《美人论中国铁路工潮》，《申报》1922年9月15日）
二、中共对工人帮口组织的认识与策略
帮口组织作为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能否将其争取过来，为革命所用，不仅事关人心向背、革命力量的整合，而且也是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正确认识、改造和利用帮口组织，成为当时中共开展工运工作的当务之急。
中国带有现代意义的工人运动是在中共领导下开始的。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与传统的旧式工人“行帮”组织及其他阶级政党的招牌工会组织均有着根本区别，使中国的工人运动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共在成立伊始就提出：“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每个地方，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工会”，“必须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88页）。1921年8月，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指出：“我国劳动运动，带有现代色彩，乃最近之事。上海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组织，此书记部实为我国劳动之先驱。”（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第356页）
中共把铁路工人作为工运工作的重点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早在书记部成立以前，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人就已开始讨论从事实际的工人工作，并派人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调查，初步建立了工作据点（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2、3页）。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26页）。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21页）。其中，京汉铁路因其地理位置显要、工人人数众多且相对较为集中，自然成为中共的重要工作目标。
新生的中共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有群众基础。中共在京汉铁路开展工运工作、争取群众拥护的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障碍就是帮口问题。当时，“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帮、帮口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这些封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依然拥有极大的势力”（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326页）。地域帮口组织的存在，不但滋长工人间的械斗，扰乱社会秩序，而且也是工人运动的一大障碍。“因为有了地方色彩的工帮，工会就很难发展，即使工会得能成立，为了调和排解各帮间的隔膜，及防止可能的冲突，至少要消磨不少的精力，间接就是限制工会的活动和进步。”（何德明：《中国劳工问题》，第209页）可见，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帮口障碍，重新组织工人，确是中共在京汉路组建工会时面临的极大难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共对帮口组织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于帮会帮口组织的来源，陈独秀认为：“他们的团结是跟着物质上生活需要自然发生的”（独秀：《四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对于地域帮口组织的消极作用，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成立宣言中指出：“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共产党》1921年第6期）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也意识到：“中国的旧式工人组织、行会、秘密结社……与其说是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一种助力，勿[毋]宁说是一种障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167页）时任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的包惠僧对京汉铁路工人中的帮口组织不无担忧。他回忆道：“工人本身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封建意识形成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团结。京汉铁路是这样，其他各条铁路也是这样，这一问题如果得不着适当的解决，组织工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包惠僧回忆录》，第97页）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对于帮口组织的产生根源及消极作用，中共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提出：消除帮口障碍“决不能够全由政治法律的力量任意将他消灭下去。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并且使工会的权力能够容纳他们，团结他们，能够应他们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秘密团结自然会消灭下去”（独秀：《四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共产党》1921年第6期）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提出：“我们工人们决不要分地域，决不要分党派，决不要分男女老少，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们，都应该按照产业的分类法，组织在各种工会里；而且要把各地工人们按照产业组织的工会，联络起来，组织各种全国的产业总工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63页）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中共确立了开展工会工作的原则：消除帮口组织，按产业组织工会。
要清除工人群体中的帮口组织绝非易事，中共决定分步骤来破除障碍：第一步是针对帮口首领讲义气、品行较端正的特点，决定实行“红心白皮”政策，“同他们交朋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间的矛盾；第二步是对工人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来团结工人，进而瓦解帮口组织。总之，消除帮口障碍的办法是：“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包惠僧回忆录》，第66—67、97页）
三、中共对帮口首领的利用与改造
方针确定之后，中共便开始进行消除帮口障碍的具体工作。由于京汉铁路工人中帮口林立，帮与帮之间隔阂较深，中共最初联络工人时往往接近了这帮工人，就难以接近别帮工人，工作局面很难打开。因帮口首领对工人有很强的号召力，中共决定先从各帮首领取得突破。主要工作方式如下：
第一，通过同乡、亲戚、把兄弟等熟人关系联络帮口首领，继而说服他们联合起来办工会。如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震瀛是天津人，他以找同乡的名义，联络到天津帮的姜海士和高斌，再通过这两位同乡结交到更多的铁路工人，随后在郑州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695页）。又如，在帮口问题最为突出的江岸车站，中共与各帮首的联络过程中，郑州工人凌楚藩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是湖南人，“是一个超乎帮口以外的人”，且与福建帮、江南帮和湖北帮均相处融洽。经过凌楚藩的介绍，中共与湖北帮帮首杨德甫、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和江南帮帮首黄桂荣等取得了联系。（参见《包惠僧回忆录》，第84—89页）随即通过交朋友、认同乡的方式与这些帮首拉近距离；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向他们宣讲了书记部的工作方针、各国工人运动的简况及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意义等；说服他们消除帮口不和，团结起来，维护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使其认识到工人阶级整体团结的必要性；决定把各帮口首领作为发起人，筹建江岸工人俱乐部（《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1集，第111页）。在此过程中，中共派去的负责人项德龙（项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要求他“在工作中注意联系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帮口的冲突，再逐渐地消灭帮与帮的矛盾”；根据这一要求，项德龙与工人吃住在一起，“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得很好”（《包惠僧回忆录》，第93、94页），使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针对帮口之间不和睦的问题，中共通过对帮首委以工会领导职务的办法将其团结进工会，再通过帮首说服教育本帮工人加入工人俱乐部。由于帮首威望高，让他们担任一定的领导任务不仅能减少工会工作的阻力，而且能迅速地发动工人群众，组建工会。如在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工作中，中共多次邀请各帮帮首参加讨论，在职务分配上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兼顾帮口之间的平衡，“干事杨德甫、管庶务的周天元，是湖北帮的；干事林祥谦、管财务的张连光，是福建帮的；干事黄桂荣、工人骨干曾玉良，是江南帮的”（王继民、于洪伟：《项英与武汉工人运动》，《炎黄春秋》2001年第5期）。《包惠僧回忆录》中对当时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委员名单也有详细的记载和说明：“推定杨德甫、黄桂荣为筹备委员，林祥谦为财务干事，周天元为庶务干事，曾玉良为交际干事，这些人事上的安排，是经过事前同各帮口的协商，平均分配的。”（《包惠僧回忆录》，第93—94页）这种策略成效显著，各帮帮首基本满意。杨德甫发表意见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按产业组织起来。各个帮口之间不睦，是事实。从今天起，到会的人都要负责向自己的弟兄解释，消除帮口之间的隔阂。”（《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1集，第111页）林祥谦率先冲破帮口界限，对福建帮、湖北帮、江南帮等帮口的工人一视同仁，“不管哪个省籍的工友有困难，他都尽全力帮助”，“受到大家的赞扬和拥护”（湖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工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3年，第143页）。中共通过“让这些帮口领袖作为宣传和串联的骨干，使工人知道了加入工人俱乐部的好处，了解到工人俱乐部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曹荣：《项英》，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第17页）。在各帮口首领的支持下，江岸工人俱乐部很快建立起来。
第三，把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帮首和工会中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中共党员，培养工会骨干力量。当然，这种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党，有一套保密的规定”（《包惠僧回忆录》，第63页）。据罗章龙回忆：“长辛店铁路工人中最早吸收入党的有史文彬，后来又发展了王俊、陶善琮、陈励茂、葛树贵、崔玉春等，成立了党的小组……后来党在沿线各站如：高碑店、保定、正定、石家庄、新乡、郑州、信阳等站也都发展有党员，当时各站工会负责人和书记部特派员大都由中共党员和社青团员充任。”（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80页）杨德甫、周天元、林祥谦、张连光等人均是中共从帮口首领中发展的党员。一般来说，他们在各分工会中均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以林祥谦为例，1922年夏，他被中共发展为党员，曾担任江岸分工会委员长一职。他不仅积极参与了江岸分工会的组建，而且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在大罢工中，他还组织了工人敢死队，誓死保卫总工会（陈素秀主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第1032、1033页）。
通过上述几种工作方式，中共利用各帮首领在工人中的威望，在京汉铁路各主要车站迅速地建立起工会组织。这些帮口首领和工人骨干分子成为中共在京汉铁路发动工人群众的得力助手，在工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四、中共对帮口工人的教化与发动
对于京汉铁路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帮口观念，中共主要通过阶级教育及领导工人斗争两种方式，分别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引导工人逐渐加以消除或淡化。尽管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十分强调中国工人的分裂特性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参见〔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美〕艾米莉·洪尼格著，韩慈译：《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但传统中国学者则认为阶级意识的提高是中国工人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工运史研究中，传统中国学者的观点仍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
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中共成立前后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向导》《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刊物，介绍国内外劳动界消息，鼓吹工人运动。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的力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早在1920年11月，邓中夏就在《劳动者》发刊词中指出：“今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直言之就是‘劳动问题’”（《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在上述宣传刊物中，对工人影响最大的是《工人周刊》。该刊辟有《工人常识》《工人谈话》《工人之声》等专栏，直接刊载来自工人的要求和呼声，报道各地工人的困状及国内外罢工消息等，发行量较大，且大部分销往北方铁路工人中间。工人赞其“办得很有精神”，“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为全国铁路工人谋利益”；该刊也“成为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的代称”（罗章龙：《椿园载记》，第141、142页）。中共利用这些刊物向工人阶级宣传地域帮口组织的危害性。如李启汉在《工人周刊》发表了《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启汉：《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工人周刊》第14期，1921年11月19日）。项英在《劳动周报》（该报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机关报）发表《省帮与阶级》一文，向工人指出：“我们常见许多工会或工厂中，把工友分成什么广东帮、两湖帮、三江帮、福建帮、天津帮及本地帮等，弄成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斗争”，“这不自己杀自己吗？”文章向工人发出号召：“快快觉悟起来呵!打破以前错误的省帮观念，以阶级斗争的精神，争回我们应有的权利呵!”（《中国铁路工运史资料选编》第1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2—143、144页）在各种刊物的宣传鼓动下，工人阶级日益觉悟。一些工人甚至开始动手写自己的工作生活，《劳动界》《劳动者》《工人周刊》等刊物为他们开设了专栏。据统计，仅《劳动界》第3期至第18期，就发表了20多篇工人的稿件。这些稿件的题目即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如《我们流出的汗到那里去了？》《老板和老虎》《一个工人的觉悟》《苦工日记》等，从中可看出强烈的反抗意识。《一个工人的宣言》一文写道：“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我们工人就是这样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王永玺主编：《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81—82页）20世纪20年代初，各地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以至“在中国出版的美、英、法、日等国资产阶级杂志和报纸上，以及从这些国家归来的无数旅游者所写的书籍中，现在都在谈论‘觉醒的中国’，其内容包括……近两三年来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中国政治现实生活的年轻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工人运动”，“每天、每周、每月从中国的中心和偏僻地区发来数以万计的文章、电讯和通信，惊恐不安地报道中国人民这个‘巨人的觉醒’”（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919—1927）》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劳动补习学校是工会的准备阶段，也是中共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的重要阵地。民国初期，“平民教育”成为一种潮流，“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儿都应该领受的”（《邓中夏文集》，第7页）。京汉铁路工人文化水平整体较低，如“郑州铁路工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识字”（政协二七区委员会宣教文卫体史资委编：《二七区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2004年，第38页），工人的求知欲望较为强烈。中共顺势在京汉铁路各大站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以此为基础再筹建工人俱乐部，成立工会。对于劳动补习学校所应发挥的作用，1921年，中共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中指出：“劳工补习学校应逐步成为劳工组织的核心”，“所授学说，最重要的是应能唤醒劳工觉悟，并使其明了组织工会的必要”（湖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工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83年，第2页）。在补习学校或工会里，教员及负责人一般先与工人建立友好、融洽的关系，再向其灌输阶级斗争观念。如在长辛店担任工人子弟学校教员的李实，态度和蔼，极富耐性，帮助工人解决各种问题，对于不同帮口工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均能妥善处理，深受工人信任（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11页）。在此基础上，劳动补习学校在课堂上常对工人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并启发工人破除帮口组织，团结斗争。据郑州站老工人回忆，当时的夜校教员曾在课堂上启发工人说，“工人光愁不行，团结起来有力量，不团结起来就好像一盘散沙一样”，并当场抓起一把沙子示意（刘明逵：《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835页）。当时，李大钊也曾到郑州工人补习学校演讲，他说：“工人两个字连起来是个天字，工人阶级能顶天立地，工人团结起来就力大无边”（王宝善主编：《郑州工人运动史》，第32页）。这种讲解形象生动，富有鼓动性，启发了工人的觉悟，增强了工人的反抗信心，使其领悟到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
中共不仅注重从思想上启发工人，还注意在实际工会工作中消除不同帮口工人之间的隔阂，增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针对铁路工人工作时间长，生活单调，工人中酗酒、赌博和吸食鸦片等不良习气较多的现象，工会组织了象棋、篮球、京戏、讲演等各种活动，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在“吹拉弹唱”的娱乐活动中，不同帮口工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中下级工人的地位也得到提高。据包惠僧回忆：“自从俱乐部组织起来以后，对工人的阶级教育在工人中发生了影响，工匠对于小工也称哥道弟，客气起来了，因之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常在一起坐着，一起活动，地位无形中提高了，工匠对小工的团结，是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所发生的阶级友爱，所以小工对俱乐部的信仰很高。”（《包惠僧回忆录》，第94—95页）小工是工人中的多数，工人俱乐部把他们团结、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京汉铁路工人中最为坚定的一支革命力量。可见，工会活动非常有效地消除了因地缘、职业而造成的差异感和疏离感，加深了工人之间的亲和力。各帮口工人通过参与工会活动逐渐形成了特有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引导工人走向集体行动的潜在力量。
（二）领导工人罢工
1922年7月，中共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指出：“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9页）为了使工人群众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及好处，从而达到消除工人帮口意识、增进团结的目的，中共通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了一系列罢工斗争。
京汉铁路各地工人俱乐部或工会成立后，工人中依然残存着帮派意识，妨碍团结。中共研究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找出路局压迫工人最突出的事实及路局最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工人进行罢工，从而巩固团结，增强工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陈素秀主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第918页）。江岸工人反对路警的罢工、江岸工务处工人反对段长比利时人陆登士的罢工、郑州机务处工人反对厂长陈福海的罢工、长辛店工人反对工头邓长荣的斗争、“八月罢工”等一系列罢工，大多取得了胜利。尤其是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举行的“八月罢工”，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此次罢工的起因是工人“因生活日昂，工资不敷支配”，要求加薪及改良工作待遇的要求没有得到路局的答复（《京汉路工人昨日罢工》，《晨报》1922年8月25日）。罢工虽仅持续两天，却大获全胜，路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8项条件及追加的11条要求。“八月罢工”为京汉全路工人争得了每人加月薪三元、两年加薪一次、短牌工一律改为长牌工，以及建设工人休息室等多项权利。（参见中国铁路史编辑研究中心、全国铁路总工会工运理论政策研究室：《二七革命斗争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6—50页）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工人无不欢欣鼓舞。郑州工人“全体列队，由厂中出，至车站，燃放爆竹万余，高呼胜利”（《地方通信 郑州》，《申报》1922年9月2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致唐山工会的信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只坚持两天的时日，那班军阀和京汉当局就屈服于群众势力之下，把我们所要求的条件俯首应允了!”（《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60页）
“八月罢工”的大获全胜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推动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继续高涨。首先，提高了工会的威望，激发了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由于“八月罢工”是在工会的组织下进行的，其胜利使工人空前地意识到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日本学者中村三登志说：“由于加薪的条文也适用于长辛店站以外的京汉铁路员工，通过这件事使工人们认识到工人俱乐部的力量。”（〔日〕中村三登志著，王玉平译：《中国工人运动史》，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42页）据一名京汉铁路工人回忆：“八月罢工”后，“工人们都愿意参加俱乐部和交会费，因为他们体会到工人组织起来的好处，人多力量大，能向总管斗争”（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9页）。可见，这次罢工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增强了工人的团结意识，推进了各地工会组织的建立。至1922年底，京汉铁路全线已经成立了16处分工会，全路工会会员共有2万多人。其次，促进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随着京汉路各地工会组织的纷纷成立，组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为当务之急。关于“八月罢工”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之间的关系，邓中夏说道：“不消说，这使全路工人发生休戚相关的深刻印象。这就可以解释统一全路总工会为什么首先成为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于为了成立总工会，不惜与军阀搏战，作最大的牺牲。”（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8页）再次，引起了革命连锁效应，成为北方铁路工潮的起点。长辛店“八月罢工”的大获全胜感染了其他各路，北方铁路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仅在1922年9月至12月间，进行罢工斗争的，就有京奉铁路山海关桥梁工厂工人，京绥铁路全线车务工人，京奉铁路唐山机厂工人，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厂工人”（金士宣、徐文述编著：《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对此，一位不明真相的美国人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中国旧行帮制度，他认为：“以中国旧工帮制度之巩固有力，而适用于铁路罢工，其结果可使全中国铁路于一时期内，完全扰攘不宁，乃意中事也。”（《美人论中国铁路工潮》，《申报》1922年9月15日）这种看法恰恰从侧面反映了中共在北方铁路工人运动中，非常有效地利用和改造了帮口组织这股巨大的社会力量。通过领导罢工斗争，各地工会的威望大大提高，工人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方能维护自身利益，帮口障碍也在无形中逐渐消失，全国工人运动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
通过阶级教育及领导工人罢工，中共最大限度地消除了铁路工人中的帮口观念，团结了工人群众，提高了工会的威望，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五、余论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参与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行动之统一、反抗之坚决、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工运史上是罕见的，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可以说，这场大罢工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一次展示，也是对中共创建初期改造、利用帮口组织政策和策略的一种检验。中共通过利用与改造帮口首领、教化和发动工人群众等策略和方式，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帮口组织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工人群体日益觉悟，逐渐克服了帮口观念，增强了团结，各帮口组织才得以摒弃前嫌，联合起来共同罢工，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其他铁路和行业的工人及国内外各社会团体也相继抛开帮口、行业等界限，携起手来，共同支援和响应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参见《二七革命斗争史》，第116—145页），反对北洋政府的野蛮镇压，全国掀起了“打倒军阀”的浪潮。
中共对帮口组织的利用与改造，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裴宜理所说：“地缘政治是一柄双刃剑，既为集体行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又是一种人为的壁垒。”（〔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32页）帮口组织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团体，存在诸多严重的弱点。帮口组织的主要成分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这些人群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病态社会颇有关联；仅就群体特征而言，特殊的社会环境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格——既勇于斗争，又带有严重的盲目性、破坏性。这种社会性格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帮口组织身上，往往在革命危急关头暴露无遗，使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就展现出中共创建初期对帮口组织落后性的认识不足，以及相关策略上的缺陷。
其一，对于帮口首领，重利用轻改造。中共在改造和利用各帮首领的过程中，注重充分发挥其发动和号召工人的作用，这样做有利于迅速组建工会组织，但也忽视了帮口首领，尤其是其中的中共党员身上存在的流民、流氓习气，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对于这一问题，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指出：“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71页）大罢工失败后，一些帮口首领身为中共党员却在革命危难关头背叛了工人和党。例如杨德甫、张连光等人的背叛行为，给中共的工运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参见《包惠僧回忆录》，第123、360、399—406页）。
其二，帮口组织带有浓厚的暴力倾向，中共对这种现象没有及时地加以制止或纠正。京汉铁路各帮工人之间常因利益之争而发生械斗，然而工人中的这种“尚武”倾向并未引起中共的重视，各地工会在领导工人斗争时也常带有这种倾向。在京汉路各工会创立过程中，工会在领导工人与工头作斗争时，大多实行的是“武斗”方案。如长辛店工人通过“武斗”将谢德清、邓长荣等多名工头驱逐出厂（参见铁道部郑州铁路局政治部编：《二七罢工斗争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6—91页；《北方的红星》，第84—91页）。这种“武斗”方案不仅助长了工人中的盲动性，而且导致树敌太多。例如，1923年2月7日晨，军警逮捕了11名长辛店工人，“工人当即麇集二千余人，因与该军队发生激斗”，“工人均系赤手相搏，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毫无退志，结果，击毙工人一名，重伤工人二十余名，轻伤工人三十余名，捕拿工人三十余名”（《京汉路罢工中之惨剧》，《晨报》1923年2月8日）。工人的英勇反抗虽然精神可嘉，但不能不说这种斗争方式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且缺乏策略性的应对措施，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曾被工会武力驱逐的工头们也在大罢工中公然破坏工人罢工。如曾被郑州工人俱乐部开除的工头唐廷玺，“自请报效，但求复职，现唐已实行服务矣。故郑县开工一事独早”（《京汉路工潮有渐平之趋势》，《晨报》1923年2月15日。部分被工会开除的工头，在大罢工期间曾被京汉铁路局加以利用，训练新工，以代替工人上工《“二七”大罢工斗争史》，第37页）。
其三，中共的宣传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改造帮口组织、争取工人的过程中，中共较注重经济利益方面的宣传，而忽视了对工人的政治教育，以至于在工人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感兴趣的主要是改善生活条件，对政治不太关心。”（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13页）因无长远目标，所以一旦遇挫，工人中的帮口观念很容易死灰复燃。例如郑州车站，大罢工失败后，在站长的挑唆下，北方人强烈反对南方人，导致28位南方人被解雇，这些工人失业后处境异常艰难（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06—207页）。这种内讧，使本已遭受重大损失的工人群体更加困苦不堪。此外，“工会工作并没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工人们接受的只是中共对工会的宣传而非共产党本身，共产党人成了工人们争取利益的助手（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4页）。中共在大罢工失败后也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组织是空虚的，宣传更缺乏，所以一被军阀压迫，马上就瓦解了。”（《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4期）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游民阶层的社会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共创建初期帮口政策、策略的缺点与不足。工人中的帮口问题，是近代中国畸形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共所面临的一个艰巨、复杂的革命问题。在发动、领导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年幼的中共对于如何对待帮口组织，采取什么策略，如何利用和改造这支巨大的社会势力，使之转化为革命力量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尝试。虽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为以后的革命工作积累了改造和利用帮口、帮会组织的经验和教训。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