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鸦片战争和闭关锁国的真相

　　下面这篇文章《重新认识鸦片战争的真相》，与近来越来越多的中西方文化研究文章一样，揭示了历史上包括科技在内的中国文化并不落后于西方，即便是在天天挨打、割地赔款的晚清最悲惨时期，中国的科技文化同样不落后于西方，所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闭关锁国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文化觉醒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觉醒，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自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无论有多少GDP和导弹，他的精神也是站不起来的，他的双膝仍然是跪在地上的。苏联抱着原子弹亡国的现实，今天中国拥有庞大GDP和强大军事力量而随便一个国家就敢参与围殴中国的现实，以及千百年来惨遭侵略以及到晚清民国差点儿亡国灭种的历史，全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晚清和民国之所以差点儿被瓜分解体，亡国灭种，就是西方国家先通过妖魔化中国文化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把中国人在精神上由武松变成了武训，由岳飞变成了阿Q，然后英军才能用小小舰炮战胜了中国的虎门大炮，八国联军才能用步枪打败了清军最先进的重机枪，九一八事变900多个日本兵能够把上万沈阳东北军打败，2万日本军队才能把20万拥有陆海空三军的东北军赶入关内。

　　虽然期间中国发生过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打败了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实现了中国政治上的独立和解放，只是让中国人在政治上站起来了，但是并没有砸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并没有在文化上站起来，拥有政治自信而没有文化自信，仍然在文化上跪倒在西方面前。这也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跪拜西方文化的状况，主要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也就是当时被称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成的。由于上百年来这些控制中国文化领域的知识精英已经完全西化和汉奸化了，他们天天给这个民族灌输被颠倒的历史和被颠倒的中西方文化，从小学课本到所有文化领域，全都形成了17年资产阶级文化的白色专政。这个文化上的白色专政几乎彻底打掉了中国人民原本就并不十分牢固的文化自信和阶级自信，所以当八十年代初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帝国主义和汉奸编造的最大历史谎言时，老百姓才会奉为真理，一片欢呼。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中国再次成为西方殖民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让中国人民在政治解放之后再实行文化上的解放，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毛主席便发动了解决民族文化自信和阶级自信的文化大革命，创建了大众政治文明。虽然文化大革命如同历史上所有伟大事物一样，第一次总是以悲剧形式出现的，最终遭到了失败，但是他毕竟把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大众政治文明的种子播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形成了民族自信和阶级自信的最牢固基础，推动中国人开始了对中西方文化的重新思考，如此以来，上百年来由西方帝国主义和已经汉奸化的中国知识精英所编造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等一系列历史谎言，便一个接一个地遭到了中国左翼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揭露和清算。中华民族终于在文化上也重新站了起来，进入了近代以来文化自信的崭新时代。毛主席生前所发动的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化革命，终于结出了中国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的丰硕成果。

　　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呈献的一份最好生日礼物。中国的西化改革就是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最大历史谎言开始的。这个历史谎言不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掩盖了中国挨打的真正原因是腐败和汉奸，更为严重的是彻底打掉了五千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后来美国侵犯中国南海，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美国立法操纵台湾独立等所有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和领土的重新干涉和侵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为了坚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这个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汉奸文化纲领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虽然期间无数左翼人士付出了巨大代价，牺牲了他们本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得到的各种利益，被剥夺了各种正常人的正当权益，甚至被边缘化到一种非人的程度。这种非人的边缘化对人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以往历史上最残酷的肉体镇压。好在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终于挺过来了，终于在精神文化领域战胜了历史虚无主义，把被颠倒的中西方文化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恢复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

　　在核武器已经结束了大国之间军事战争的当今时代，文化自信是民族崛起的最根本力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运动，说到底都是奠定文化自信的运动。只有拥有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才能够拥有世界性的号召力量，才能够实现民族崛起。这就是中国左翼向我们党献上的一份生日大礼。

重新认识鸦片战争的真相

生民无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关于清朝，似乎已经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清朝拒绝“国际社会”，搞“闭关锁国”。

　　事实上，说清朝闭关锁国，是典型的颠倒黑白的洗脑说法----无非是为了把西方侵略中国的掠夺战争，美化为高大上的正义战争!

　　清朝“闭关锁国”?事实恰恰相反，清朝一直是在：开门揖盗!

　　从清朝入主中原开始，国家天文台基本由西洋传教士把握着，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西洋传教士一直担任天文台的最高长官。清朝政府一直聘请洋大人在朝为官，而且是负责科技工作的高级官员。《清史稿·职官二》：

　　“初，顺治元年设钦天监，……以西人汤若望推算密合，大统、回回两法时刻俱差，令修时宪，领监务。……康熙二年，仍属礼部。明年，增置天文科满洲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又明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满、蒙五官正各二人。……雍正三年，实授西人戴进贤监正，去监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满、汉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亲王领之。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时西人高拱宸等或归或没，本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这，还不够开放?清廷对外开放的最终结果是：

　　1.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的各方面，包括天文学，都被洋大人彻底玩废了。

　　2.洋教士全面掌握了中国的一切秘密，西方在发动侵华战争时，熟门熟路。

　　3.洋教士在中国培育出了大批的背弃祖宗的教徒，西方在发动侵华战争时，积极地充当了带路党。

　　有些现象，十分奇特，令人难以理解。许多专家谈及晚清史，往往是刚刚大力鼓吹西方传教士给清廷带来了先进的“西洋文明”：给皇帝当老师、为皇帝画像、编制“先进的历法”、设计“圆明园”、为清廷担任翻译......接着就大肆指责清朝闭关锁国，甚至宣称清朝高官没有见过西洋人，认为“西洋人的腿是直的”----洋人在清朝朝廷十分活跃，贡献巨大，但是，清朝高官们没有见过洋人----神奇的思维逻辑、魔幻的学术成果。

　　一、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这里只谈海上贸易。

　　清朝初年，因为战争需要，闭关二三十年。平定台湾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便“诏开海禁”，以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江苏松江为外贸港口，实施多口贸易，相应设闽海、浙海、粤海、江海等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可以说，几乎开放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港口。自此，海关制代替市舶司制。长期以来，闽海、浙海、江海三处海关一直生意清淡，其中云台山的浙海海关甚至没有洋船到来的记录;唯有广东外贸生意兴隆。因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决定关闭其他三处海关，实行广东一口贸易。保留下来的粤海关口岸，下辖澳门总口、乌坎总口、高州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等5大总口、43小口：

　　“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西方各国的贸易，主要是在广州，通过十三行进行的。

　　所谓十三行，大致意思就是由清朝政府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企业。

　　有人要说十三行“垄断”了。

　　说到垄断，十三行真是冤死了!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才够格称垄断二字呢!当时，全英国及其殖民地，要想和印度、中国做生意，唯有找英国“东印度公司”，别无分店。

　　也可以说“十三行”腐败。

　　说到腐败，十三行也是冤死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才够格称垄断二字呢!一个繁荣的印度次大陆，任其肆意搜刮、抢劫，竟然连年亏损;公司连年亏损，股东们依然连年索要巨额分红。尽管英国政府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弄出了美国独立的乱子，但是这家海盗公司依旧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

　　几年前，本人参观了广州的十三行博物馆，拍了一些照片。

　　“闭关锁国”的中国，出口竟然如此牛逼，持续增长。下面是广州出口的一组数据：

　　中国出口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当时的中国，大批出口各种各样的奢侈品：

　　中国进口的，又是什么呢?

　　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最有趣的，是上面的这一句话：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造成了洋货在国内市场销路举步维艰”。

　　看明白没：洋货在中国没有销路，是因为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的中国，如何能够大量出口纺织品、瓷器等工业品和奢侈品呢?

　　“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的中国，如何能够大量吸纳西方人送来的真金白银呢?

　　既然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中国要这么多真金白银，又有什么用呢?

　　据洋大人说，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于亚洲;在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三个(北京、广州、杭州)，而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如果搞世界前一百城市排名，中国就更不得了了。

　　那么，“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的中国，如何会有这么多的大城市呢?

　　没人解释!

　　没人解释!

　　没人解释!

　　谁来解释解释?

　　这，就是当今学术界的奇特理论、奇特的学术现象。

　　今天，有一种先进的产业发展模式，叫做“完全工业产业链”------不需要“进口”、自给自足生产、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应该挨一场鸦片战争?

　　平心而论，洋大人撰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比国内专家们要实在得多，因为洋大人承认：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欧美的产品，毫无竞争力!

　　“1760年以来，外国人通过广州参加中国贸易已经完全有了基础，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已达到了使欧洲的海上贸易和中国国内的内陆贸易进行接触的程度。的确，后者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往往超过欧洲的商品。中国从外国得到的是原棉、白银以及通常是销路不佳的毛织品，而输出的则是昂贵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和其他手工业产品。1840年以前，这类贸易在中国国内增长仍然无法统计。”

　　“美国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从努卡特先是运来了人参。1787年后又从那里运来了毛皮。1806年以后，即当美国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獭被灭绝时，就从夏威夷和斐济运来檀香木，到1830年这里也被砍伐殆尽。绕道合恩角的美国人也开始在西班牙、美洲出售欧洲货物以换取墨西哥鹰洋，然后将鹰洋运到中国以购买茶叶、丝和瓷器。这使广州贸易一年又增加了两三百万元的现银，从而使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额有可能激增。”

　　(不好意思，美国人为了获得中国商品，砍光了檀香山的檀香木。)

　　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在外贸上占绝对优势地位：出口的是工业制品，进口的是原材料、白银。

　　总之，号称“纺织业”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即便是纺织品也干不过中国。于是，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就是亏亏亏、赤字赤字赤字，从没占过便宜。

　　正经生意做不过中国，于是，英国人搬出了他们第一个秘密武器、高科技产品：毒品。

　　《清史稿》：

　　“道光元年，复申鸦片烟禁。……十六年，定食鸦片烟罪。初，英自道光元年以后，私设贮烟大舶十馀只，谓之“趸船”，又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於英馆，由英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护艇，名曰“快蟹”，炮械毕具。……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严吸食罪，行保甲连坐之法，且谓其祸烈於洪水猛兽。疏上，下各督抚议，於是请禁者纷起。”

　　中国政府严禁毒品，英国人变武装走私毒品。

　　于是，有了林则徐虎门销烟;于是有了鸦片战争。

　　于是有了这样的结局，《清史稿》：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馀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馀两。”

　　自此，“自给自足”的中国，再也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将千年积累送给洋人之后，再举国为洋大人打工，终至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英国人敢于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很简单：清朝军备废弛，有国无防。

　　英国人敢于发动鸦片战争，还有一个秘密原因：长期在中国任职的洋教士，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

　　开口闭口谈经济、贸易的人，必须牢记一点：西洋人从来就是仗剑经商----打得赢就抢，打不过才坐下来谈生意。

　　洋人的说法是：商业跟着国旗走。

　　二、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的扩张”吗?

　　有专家一再强调，英国因为“工业革命”了，产品堆积如山，急需拓展中国市场，所以，为了“自由贸易”，向中国开炮了。

　　果真如此吗?

　　号称工业领先全球的英国，面对中国市场，除了黄金白银，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

　　从英国开往中国的商船上，装载的不是黄金，就是白银。

　　从中国开往英国的商船上，装载的全是中国产品。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8世纪时广州贸易的收支平衡非常有利于中国，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外国产品，而西洋商人则购买了大量的茶、丝和大黄。外国船舶必须带着银锭来买中国产品;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从伦敦出发时，其货物中经常有90%是银锭。”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8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中国一边。外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他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所称的那样：“天朝无所不有”。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

　　与中国“自由贸易”的结果，英国一直是：亏亏亏、赤字赤字还是赤字!

　　过度地夸耀英国的“工业革命”，确实太不靠谱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工业化”的英国本土，运到中国的商品不断减少，而中国的商品出口反而快速增加。

　　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1840年为52.4万英镑，1842年为96.9万英镑，1843年为145.6万英镑，1844年为230万英镑，1845年为239万英镑。由于输入中国的工业品基本无销路，1846年之后，送来的英国商品逐步减少，到1853年至1855年，下降至100万～170万英镑。

　　对比鲜明的是，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1850年为584万英镑，1854年更是突破千万英镑。1864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出超地位。

　　作为“工业大国”的英国，在“自由贸易”中，是用什么战胜中国的呢?

　　答案是：高科技工业品----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从1775年到1795年，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中国的货物和银锭达3156万两，而从中国出口的货物达5660万两。这2510万两逆差，部分由港脚贸易和私人贸易得到弥补，他们获得较多的顺差。”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的一端倾斜：1831—1833年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在1832年为1000万卢比，1837年为2000万卢比，1838年为3000万卢比。得自鸦片的收入，1826—1827年间，占该公司在印度财政收入的5%，1828—1829年间占9%，19世纪50年代占12%，总额几达400万英镑。……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他们将承受严重的贸易逆差;鸦片已成为一帖医治英国贸易萧条的灵丹妙药。”

　　三、英国真的“重商”、“自由贸易”吗?

　　1、是否重商，口头的不算数。政府主动降低商税，才有意义。如果商税税率降到全球最低了，那才算真正的重商。

　　英国是这样的吗?

　　很遗憾地告诉你，当时的英国，商税税率之高，全球第一!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　　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成三大类：船钞、各种“规礼”银、货物的关税。……正规的关税是相当低的，约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间，但海关官吏经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勒索高达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见。这些费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这就是说，中国海关的关税，大约在2%-4%之间。即便是充分考虑所谓的腐败问题，撑破天，也就是：6%-12%之间。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输入了2330万磅茶叶，而在1808年以后，英国年均茶叶进口达2600万磅，是其他各国茶叶进口总量的一倍。此时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习惯，……随着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也提高了----惊人地高达100%，这么高的税率足以鼓励茶商从大陆(特别是荷兰)走私了，据称走私数额每年在700万磅左右。最后，在1784年，《减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将茶叶进口税降职12.5%，结束了有利可图的茶叶走私。即使如此，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

　　税率100%!这是中国的多少倍?

　　对商人如此横征暴敛，也叫重商?应该是对商业的“重伤”啊!

　　2、是否玩自由贸易，口头的不算数，更别拿亚当·斯密来吓唬人。一切看实际行动，主要看三点：

　　第一，政府不干预、不参与、当守夜人;

　　第二，政府主动敞开大门，面向全球开放;

　　第三，和和气气做生意，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与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直接接触;……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成为行(是洋行的变音)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

　　这就是说，清朝政府将政治与商业活动严格分开，禁止政府参与任何国际贸易活动;一切商业活动交给企业去完成。

　　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英国国会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在1830年和1832年汇报称“放弃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之鸦片垄断这样重要的收入来源，似不可取”。……精明的惠灵顿公爵(Dukeof Wellington)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这是不足为怪的。”

　　瞧，英国的各种官方力量，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直接干预商业活动!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伦敦出发，……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2、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到北京后)马戛尔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英国政府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割让土地给英国，让英国商人在中国大地上建一个独立王国!

　　英国自己的商税高的吓死人，却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对英国商人免税、减税!

　　这，是“自由贸易”吗?这，还有点法制精神没有?

　　四、英国真的商业发达、制度先进吗?

　　商业是否真的发达，口头的不算数，是否有世界著名的大商人、大的商业企业，才是真的。

　　当时的中国商业水平如何?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四章：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处在社会阶层的底层，所谓的“商”不仅包括富裕的垄断商人，也包括小店铺主和店员及学徒。一些控制了全国茶叶和丝绸经销的大茶丝商非常富有。扬州的盐商尤以其富甲天下且生活奢华而闻名遐迩，18世纪下半叶，他们的总利润估计约2.5亿两。许多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也以其巨富而著称，比如广州的(伍)浩官在1834年时已集聚了2600万洋银的财富，据马士(H.B.Morse)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但总的来说，商业活动被认为没有士绅那样的体面，而儒家的正人君子对利润的追求颇有不满，这样一种态度遏制了商业的发展。”

　　原来啊，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资产，属于中国一位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伍浩官!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富甲天下的大商人。

　　徐中约先生说，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幸亏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否则，中国商人岂不富甲宇宙、超越外太空啊!

　　与中国打交道、英国商业的代表、“股份制企业”东印度公司，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的商务在所有西方国家的商务中独占鳌头，而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把持，……另一类私人贸易则发端于公司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允许公司船舶的高级船员夹带一定数量的黄金和货物，目的是贴补他们微薄的薪水----船长的月薪仅为10英镑，大副月薪为5英镑。比如，在1730年，一艘495吨位的船舶的船长准许夹带13吨的私人货物。事实上，公司认为如果高级船员带了一部分私人货物上船，他们将会更卖力地保证航行的速度和质量。

　　此外，公司也认识到，要想靠其它任何方法来杜绝夹带私货是不可能的，与其禁止还不如加以规范化。除了这类私人贸易外，东印度公司还允许派驻广州的低级大班从事私人贸易，以补偿他们微不足道的薪水。1764—1800年间，这种私人贸易约占公司在广州贸易总额的15%，但进入19世纪后却突飞猛进地增长了。”

　　原来，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穷庙富方丈的“公司”，职员们一个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船长、大副，都夹带N多的私货，忙自己的生意;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代表们，一个个也在忙乎自己的生意。

　　东印度公司的大大小小的和尚都发了财，而东印度公司却完蛋了。

　　尽管整个印度次大陆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并且垄断了与印度、中国的贸易，但是，东印度公司照样天天亏损，最后彻底破产了。

　　五、英国懂得或尊重国家主权观念、外交往来体制吗?

　　一个通过武力杀戮，从英伦三岛，转变成为拥有335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会有国家主权观念?会尊重他国主权?会尊重外交往来体制?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792年9月26日，使团从伦敦出发，……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到北京后)马戛尔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3、于舟山附近指定一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及停泊船舶。

　　4、于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方供英国商人居住居住，并允许他们自由往来于广州和澳门。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6、准许英国商人按中国所定税率切实纳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赐中国税单一份共英国商人参照。……在另一份单独致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书中，乾隆皇帝驳回了马戛尔尼的全部六项请求，并说这些请求是不可行的且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英国派出使团，竟然提出要中国割让土地给英国、对英国商人免税减税之类的要求!

　　这，就是“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

　　某些专家常常以这个使团访华为例，抱怨清廷没有善待这群洋大人。真不知道这些专家的心，长在什么位置。

　　英国的蛮横，远不止于此!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为防止(法国夺取澳门)这种可能性，英国军队于1802年和1808年两度占领澳门，尽管中国方面抗议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并无法国占领之虞。……但第二次(英国)撤军就复杂得多。当英军统帅、海军上将度路利(Admiral Drury)拒绝撤军时，两广总督报之以中断通商，这个举动在所有外国人中间引起了不便和普遍抱怨。度路利于是建议与总督会晤，但当遭到拒绝后，他便挑衅性地率三艘战舰闯过虎门抛碇于黄埔，提出会晤的要求。

　　随后便与中国人发生了武装冲突，英国人在冲突中有所伤亡。局势持续紧张，一直到是年12月，东印度公司货头委员会让葡萄牙人交付60万洋银赎金，保证了英国的撤军，局势才趣缓和。其它一些导致中英关系紧张的事件包括，英国进攻中国的藩属尼泊尔，以及1814年4月英国军舰“脱里斯号”(Doris)在广州水域捕获美国蒸汽船“汉打号”(Hunter)，其时英国正在与美国交战。广州当局抗议英国破坏了中国的管辖权，声称要中断与英国的贸易，除非“脱里斯号”离开口岸。在广州的英国社团拒绝让步，中国方面的威吓未能奏效。”

　　英国一再派兵攻占中国领土澳门，当中国官方抗议时，英国竟然派三艘战舰闯过虎门停泊于黄埔，以至于发生武装冲突。勒索到了60万大洋后，才离去。英国出兵进攻中国的属国尼泊尔;又在中国水域内进攻美国船只。

　　总之，在中国面前，英国人寡廉鲜耻，肆无忌惮，恣意妄为。

　　面对这样的国家，专家竟然高谈什么“外交往来体制”!什么“国家主权的观念”!

　　匪夷所思!

　　六、鸦片战争是一个开端

　　徐中约说：

　　“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如果断章取义阅读这句话，也许是对的!

　　英国用武力消灭了无数国家，屠灭了无数土著，霸占了33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殖民地，对殖民地人民肆意搜刮。但是，对于这“浩浩汤汤的世界大势”，满清宫廷竟然一无所知，因行为颟顸，而招致头破血流，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经千年而积累的财富，包括数以十亿计的银两，以战争赔款、鸦片款的形式，输送到了西方。

　　自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琉球事件、马嘉理事件、伊犁事件、甲午战争、庚子赔款、拉萨事件等8次战争赔款，中国累计支付赔款达13亿两白银，是清廷中央年度财政收入的13倍以上!

　　13亿两白银，在当时可以做多少事情呢?我们不妨看看这些数据：

　　如果用来办工业：湖北兵工厂，创办费220万两白银，采用德国最新式设备和技术，能生产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汉阳铁厂，耗银500余万两;江南制造总局，耗银54万两，制造枪炮弹药，也造船和机器;天津机器局，耗银22万两，制造枪炮弹药，也造船和机器，甚至造过潜艇;福州船政局，包括6年时间生产15条舰船和福州船政学堂办学费用，耗银535万两;开平煤矿，耗银80万两，1895年产煤25万吨。这些在当时颇具水平和规模的企业，总投资不过1200万两白银。

　　如果用来办军队：北洋水师从创办到覆灭的20年时间，购买全部舰船、火炮等军事装备总费用800万两，其他日常运行累计支出不足900万两，合计1700万两。这就是说，仅用赔款的1/10，可以创办7个北洋水师，并确保舰队的训练和装备的不断更新。

　　如果用来打仗：1875年3月，左宗棠正式着手筹备收复新疆事宜，组织训练了约7万人大军后，1876年6月正式出兵，长驱数千里，到1877年11月战争全面结束，耗资800万两白银，其中还包括创办兰州机器局的经费。这一仗，确保了我国对新疆的主权。

　　国土、金银珠宝、矿产……西方列强到底从我国掠夺了价值几何的财富?不知道。

　　生命、文物、建筑、国防设施……西方列强到底毁灭了价值几何的财富?不知道。

　　百年来，到底有多少中国少儿因战争与掠夺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不知道。

　　《剑桥中国晚清史》说：

　　“在1895至1911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共偿还本息476982000两，后面三笔借款(一笔俄法借款、两笔英德借款)是给日本战争赔款才借入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476982000两的总款项相当于1912年前向外国人借进的全部铁路建设款的一倍半。它又相当于1895至1913年期间建立的一切外资的、中外合办的和华人自办的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

　　海盗文明，几乎抽干了中国人生存、发展的鲜血。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

　　“仅在1779年至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56%，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中国人口约4.3亿。

　　这就是说，自1850年至1912年，长达60年里，中国人口没有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