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与苏联解体

作者：陈人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年第11期

［摘要］苏联的诞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三重基本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增加了世界体系新的基本矛盾，并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矛盾成为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成苏联等现实社会主义一国内建设胜利的终极障碍。能否实现向未来新世界体系（即共产主义）的过渡，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诸多矛盾的关系。苏联的解体意味着苏联在处理世界体系矛盾上的失败：它没有有效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相反还扩大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从而失去了反帝反资反霸权的同盟军。戈尔巴乔夫政府对世界体系主要矛盾认识错误，对美国抱有幻想，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苏联解体 世界体系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苏联的诞生和解体都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至今5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首次遭遇了它的制度性替代者，这就是苏联和以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及20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身的巨大矛盾中产生的，又是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各种关系中发展的，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终极限定因素。苏联的解体，一方面既是自身社会主义模式改革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是它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建一个替代性世界体系的失败，同时国内建设与对外关系两个因素之间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使我们获得了对世界体系更为真实和清晰的感受。在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站在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我们以世界体系的广阔视野来重新探讨苏联解体问题、审视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大、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

　　16世纪初世界市场的出现开启了资本主义自身的世界历史进程，直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推动真正的国际分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建立，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全形成。“世界体系论”代表学者之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它包含三层结构：世界市场是其基础；在世界市场之上是依托于主权民族国家的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最上一层是世界文明（或意识形态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下简称“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贯穿着殖民征服与劫掠、西方资本的海外扩张以及对世界市场霸权的争夺，从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不断出现新旧经济中心的转换。这种转换表现为霸权的更替，例如重商主义时期的荷兰霸权，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霸权以及当下的美国霸权。每个霸权从兴起到衰落、终结形成100年左右长短不一的霸权周期关于世界霸权的讨论有诸多文献。在霸权的认定上人们的看法大体相同，但在更具体的问题上又莫衷一是。例如从15~20世纪，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划分了四个霸权周期：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把西班牙看作16世纪的霸权；沃勒斯坦等人则把哈布斯堡王朝看作荷兰之前的一个重要霸权；关于法国是否是17世纪的一个霸权国家，存在着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与其他人的争论。而在每个霸权周期的时间长度划定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霸权国家不仅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在国家间体系和文明体系中起支配、控制作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表明，霸权竞争（包括大国战略竞争）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永恒的矛盾表现形式。

　　世界体系是多重矛盾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系。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科学抽象法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内部，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随着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越来越具体化，从民族国家到“生产的国际关系”再到世界体系（世界市场），社会基本矛盾也逐渐复杂。如斯大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概括的，“世界资本主义”存在着三大基本矛盾：不仅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矛盾实体力量的变化在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及其后的苏联）。世界历史第一次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后，世界体系产生了新的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矛盾（俗称东西矛盾），三大基本矛盾由此变为四大基本矛盾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当代世界存在四项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取得胜利，旧殖民体系瓦解，新的民族国家纷纷成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也相应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俗称南北矛盾）。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世界体系诸多基本矛盾中起支配作用并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也不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列宁认为世界主要矛盾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加剧了殖民地宗主国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又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转嫁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机制和策术，帝国主义成为各方矛盾的焦点。无产阶级应该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视为同盟军，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革命战略口号。在苏联及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成立后，世界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矛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并开始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是法西斯主义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而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在卷土重来的由发达国家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又凸显了新的主要矛盾。

二、处于世界体系矛盾交织节点中的苏联

　　苏联诞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垄断资本集团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这三重世界体系基本矛盾交织的时代节点。在20世纪初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掠夺和侵占殖民地半殖民地，更残暴地奴役和压榨当地人民，致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激化。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都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帝国主义国家长期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积累起来的矛盾的顶点和总爆发。换言之，三重基本矛盾在加剧发展，这为俄国革命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历史条件。

　　首先，世界大战引发了帝国主义国家深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得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危机加剧的社会矛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其次，俄国革命又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和领导沙皇俄国境内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主义力量，共同反对沙俄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结果，革命带来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也带来了各非主体民族的民族解放，为苏联的成立奠定了政治基础。再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发动离不开西欧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物质）支持，同时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与俄国革命的遥相呼应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也就是说，俄国革命并不单纯是俄国国内社会矛盾自然发展的产物，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和矛盾尖锐化。列宁认为，正是这些矛盾的发展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不仅如此，当世界历史形成后，革命就不再是一国阶级斗争孤立发展的产物，而是国际性的阶级关系、国内国际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斗争的产物了。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古典帝国主义时期的世界体系多重矛盾交互作用下俄国革命取得的最伟大成果。

　　然而，苏联的诞生不单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大突破，很长一段时期内它还是在这一世界体系的包围中孤立存在和发展的。俄国革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但是西欧革命被本国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联合绞杀了，并没有取得胜利，从而也谈不上为俄国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使之直接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在俄国的历史境遇中并没有全部实现。同时，这一设想还内蕴了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建设最终胜利的条件，即主要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他所依据的条件是：俄国农村公社保留着土地公有制、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相互补充、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后来恩格斯将之发展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俄国公社提供榜样和支持”。列宁最早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首先胜利”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区分，以说明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次大争论也表明，没有人认为缺乏世界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革命的支持，孤立、封闭的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最终能完全胜利。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共同承认过这一点。毕竟共产主义不可能在民族疆界内实现，它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缺乏一国社会主义建设最终胜利的根本保障，决定了苏联（及一切最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落后国家）内在的脆弱和不稳定性，它有可能继续向前推进到更高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有可能向后倒退回旧的资本主义阶段。这完全取决于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本身的统治能力，更取决于执政党及领导人代表无产阶级以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意愿和能力。而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构成这一能力的重要内容。因为只有打破孤立的处境，建立普遍的世界性的联系，现实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增强自身的生存基础，进而在展示自身的优越性中找到通往未来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不光意味着在一国之内建立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制度，还将建立一个新世界体系以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试图以俄国革命为先导唤起西欧革命，到把自身建设成推进世界革命的中心，到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努力构建一个与资本主义平行的世界市场，这一切表明，苏联（至少在成立初期和中期）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构建新世界体系的历史任务。而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渡历程，又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矛盾解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要争取世界大多数人民的革命力量来共同消除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消除帝国主义压迫、消除资本主义统治。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四重基本矛盾的交互作用中，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对这一系列复杂斗争进行把握和利用的挑战。这一挑战贯穿苏联生命历程的始终，同时勾勒出了20世纪国际共运的基本轮廓。

　　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又是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过渡的历史时期。尽管期间经历了种种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动荡乃至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霸权在正式确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没有崩溃，而是大体稳定了下来。虽然苏联建立了公有制经济，使它自然而然地脱离了国际不平等分工，并且由于美国和西欧长期实施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从而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造成它经济上的自我循环，它仍然是构成和塑造国家间体系和文明体系极其重要的一员（意味着它深陷其中的复杂矛盾和斗争）。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矛盾的苏联，在前者没有被取代之时还要继续受到诸多矛盾的牵制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当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格局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度成为世界体系主要矛盾的两制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成了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所面对的世界体系四重矛盾中，如何利用其他三重矛盾来为自己开拓生存和发展空间、争取过渡时间，恰恰是社会主义能否在两制关系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这是本文从世界体系的视角来探讨苏联解体的一个阐释基点。

三、苏联在处理四重矛盾上取得的成就

　　俄国苏维埃政权苏联1922年才成立，最初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因此苏维埃国家有苏俄时期和苏联时期之分。建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矛盾立刻就取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世界体系主要矛盾，这不由苏维埃国家自身的主观意愿来决定，而是由矛盾实体双方的力量大小和方向性来决定。苏俄作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存在，客观上最有力地削弱了帝国主义，使“国际帝国主义的整座大厦受到了直接威胁”，因而国际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搁置其内部的矛盾，在竞争和瓜分世界上达成暂时的“协议”，以便调转枪口，共同对付苏维埃国家。贯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的一条主线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包括苏俄时期）的较量和对抗，很多重大历史事变都是这一矛盾直接作用的结果。从以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纠合14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到建立完全排除苏联的凡尔赛体系，到英国推行“反布尔什维克联盟”计划，再到英法美拉拢德国、匈牙利等战败的弱小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反苏反共的“桥头堡”，扶持法西斯力量企图将“祸水东引”，总之，帝国主义从经济、外交、舆论宣传等各个方面对苏联进行胁迫和压制，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对此，苏联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利用各方的矛盾，争取大多数国家，努力扩大己方阵营，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相对改善了的国际环境。

　　（一）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打破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

　　苏俄与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经过最初几年的军事较量后，双方最终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均势。在这种情况下，以列宁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采取务实的政策，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中的“租让制”旨在吸引西方国家的投资，引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经验、技术和设备，从本质上来说是以对外国资本的一定让步来换取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1919年召开的俄共（布）八大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的条款被列入了决议草案。1922年，苏俄与受凡尔赛体系全面压制、急需外来援助的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同意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进行友好合作，并在经济上互惠互利，苏联由此突破了西方的全面外交封锁。之后，苏联先后争取了20多个国家与之建交，分化瓦解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反苏阴谋，逐步缓解了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困境。

　　1929～1933年资本主义爆发了世界经济大危机，生产资料贬值、商品销售困难，苏联得以扩大与西方的直接贸易，大量引进技术、设备和人才，满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方面的强劲需求。但由于西方各国失业率高企、社会动荡、阶级斗争尖锐，为了转嫁矛盾，西方国家造谣苏联“强迫劳动”及“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商品”，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企图把危机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归罪于苏联。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比利时等一批附属小国对苏联发起了商品抵制和贸易限制。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贸易限制措施，例如大幅度减少在美国的订货，将在美国订购的货物转向别国购买，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原材料进行出口限制，同时与西方国家签订以扩大进口换取出口保障的经济协定，等等。正是通过在国际贸易上采取精准打击、有效分化的策略，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苏联反而与某些国家（如法国、波兰）的关系有所好转，并发展了同世界市场、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

　　（二）利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争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苏维埃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十月革命的胜利激励了各国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政治积极性。1918～1923年，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美国、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都爆发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了阻止英法干涉苏俄，英国工人发起了群众游行示威，并联合法国、意大利的工人进行总罢工。苏维埃政权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和革命原则，例如宣告废除秘密外交，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世界的秘密协定，获得了西方工人和左翼政党社会党的支持。苏联不仅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新的原则，还非常重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为此成立了相关的组织，例如国际革命作家协会(MORP)、全联盟对外文化关系协会(VOKS)和苏联作家联盟外交委员会，与西方各国知名的左翼进步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向西方群众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破除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信息封锁和舆论抹黑。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向往。

　　（三）利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引领世界革命新方向

　　列宁时期的苏联即便从与资本主义短兵相接的正面战场上后撤，也从未放弃从其他战线上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西方革命未能预期而至后，列宁将世界革命的重心转向了东方，提出了将无产阶级革命与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的新革命战略，这是利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来建立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创建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用于指导新的世界革命，其中包括帮助东方落后国家建立共产党、培训革命干部人才以领导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不仅批判帝国主义，批判第二国际的民族主义行径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干扰，还大力批判国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发表对华友好宣言，承诺归还沙皇政府侵占的中国土地。这一切都扩大了俄国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影响。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兴起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苏联同样给予了有力的支援，如对法属印度支那、印度、中美洲及中东非洲地区，甚至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提出核打击威慑，迫使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退出了对运河区乃至中东局面的控制，保障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可以说，苏联的支持是促使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旧殖民体系加速瓦解、古典帝国主义终结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一批民族独立国家中，一部分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又有一部分国家成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盟友，从而在最初的冷战格局中大大减轻了苏联在国际战略竞争方面的压力。

　　综上所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较为成功地处理世界体系多重矛盾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对时代的主次矛盾有正确和深刻的认识，在国际关系中分清敌友，例如，“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就充分体现了列宁是如何善于将各个次要矛盾统摄起来用于主要矛盾的解决的；其次，在明确的战略目标下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和手段，即有原则地退却；再次，坚定输出价值观，从而寻找到潜在的牵制帝国主义、呼应自身革命作用的同盟力量，并用自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来提高号召力。但也要看到，从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过渡的时期，世界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这也给苏联处理与世界体系诸多矛盾的关系留下了很大的回旋空间。

四、苏联在处理四重矛盾上的教训

　　苏联处理世界体系矛盾从而挑战资本主义秩序的失败，集中体现在冷战尤其是冷战后期的格局中。美国通过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对1945年成立的两大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拥有决定性控制权，1947年作为第一大出口国与22国签订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从货币—金融—贸易方面建立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被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称为“国际政治合作基石”的联合国，美国利用自己及盟友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优势也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美国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世界体系进入美国霸权周期，使得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不仅是两制关系矛盾使然，还有霸权逻辑支配下的大国战略博弈因素。换言之，苏联对于美国来说，不仅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的最大威胁，也是其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两极格局的形成不单纯出自苏联领导人的所谓“思维定势”和战略目标，而是由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性、地缘政治、大国实力对比及霸权内在逻辑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来共同决定的。问题在于，苏联领导人把这一系列矛盾简单化了，尤其是把两制矛盾仅仅等同于两大阵营的矛盾，甚至把两制矛盾进一步完全归为美苏矛盾。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造成苏联经常将维护本国的一定特殊利益等同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并将一国利益凌驾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整体利益之上。由此形成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损害了自身形象，不但不利于打击美国霸权，争取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革命力量和世界中间力量，而且还削弱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

　　另一方面，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苏联以“世界革命”或“和平共处”或缓和与激烈竞争并存的方式来维持着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但从根本上来说是防御性的，冷战后期激烈的军备竞赛同样只是美国发起攻势后苏联的勉力应对。苏联领导人大多数时候秉持一种“和平主义”的姿态，斯大林多次表达了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可能。看似激进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则是对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和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实力的高估，却使苏联相信它能够避免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和平主义”尽管被看作权宜之计，但随着均势格局的长期化演变成了持久战略，赫鲁晓夫“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主义”路线实际上构成了1956年之后苏联外交政策的潜在方针，影响着后来各届苏联政府对世界体系矛盾的处理。

　　相反，美国人更明确和更主动地实施了两极对抗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苏联作为另一个主要的战胜国赫然兴起，这对任何介入欧洲或亚洲的大国都是一种挑战。但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立场始终是，苏联力量在战后的蔓延已然使得两个大国的敌对成为冷战，如果不加抑制，必将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在美国的精英看来，苏联作为世界大国的兴起也意味着另外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的兴起，而美国自1917年以来一直对此予以抗击；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奉行共产主义理念的大国达成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其他冷战史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个观点。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从而正式宣告终止美苏战时同盟关系，标志着“冷战”的开始。同年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和平演变”战略，进一步暴露出冷战的根本目的。“冷战”一词原本就表示用非战争方式对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的进攻性遏制，而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领导人都从未正式使用“冷战”这个概念。这表明冷战两极格局的形成（乃至发展）基本由美国主导。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重新成为世界体系主要矛盾的两制关系中，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美国霸权治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缓和或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使苏联利用其矛盾的空间被压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德日两大战败国被美国军事占领，外交上难以独立。马歇尔计划使西欧在经济、金融上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增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则使西欧在军事上受到美国的领导。由此，美国不仅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以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反共阵营还将西方世界统合了起来。与此同时，美国为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主导权，也促使它极力终结以领土兼并和暴力征服为主要形式的古典帝国主义，取而代之以经济强制作为统治特征的资本帝国主义，这样，列强就不再以殖民地争夺而是以世界市场竞争作为扩张的方式。欧共体的成立则化解了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传统的恩怨矛盾，消除了欧洲争霸战争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再难爆发旧式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对反共意识形态和苏联军事威胁的极力渲染不仅强化了两极对立格局，反过来又有利于增加美国对西方阵营成员的控制法国“戴高乐主义”和西德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代表了西方阵营内部对美国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成为苏联和西欧关系缓和的重要推手。但这二者也是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美苏两国力图推动“缓和”的政策意图相一致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苏联利用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空间被压缩了。

　　即便如此，各资本主义国家及垄断集团并没有停止为瓜分世界市场而进行激烈竞争，苏联很多时候则忽视了美国以外的“帝国主义”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的矛盾。当苏联为了和西方“缓和”关系、维持经济联系时，却常常采取“妥协”的政策，甚至以损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反而由此增强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影响到西方联盟对苏战略的油气贸易中，苏联不惜得罪经互会伙伴，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向西欧提供石油。面对这一巨大让步，美国还是成功迫使西欧国家停止对苏联提供输油钢管相关的机械设备、技术支持及资本输出，最终遏制了苏联的能源外交。

　　（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使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被美国及西方反利用

　　苏联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克服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充分体现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强权政治绝非指苏联对以共产主义为信念的价值观的捍卫和输出——毕竟这种输出对于阵营的扩大是必要的，而是指它将这一信念的输出演化为带有外在强制性质的外交政策，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作为获取本国利益的筹码，这与坚持平等互助、反对霸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是格格不入的，且不断引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纷争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认为，美苏均势格局出现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两个集团都分别存在着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盟主对阵营的维护和对体系成员的控制，即两个阵营都充斥着强权政治。然而，强权政治本身就是霸权的一种反映，它对于美国及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说是自然属性，各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国际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对强权政治则有一定的掩饰作用。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强权政治不啻为玷污共产主义信念的毒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以及斯大林作为国际共运领袖自身的威望，暂时抑制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不满和分歧，斯大林逝世后，继任者们处理阵营内部问题的能力令人失望。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事件一定意义上是苏联最亲密的盟友对其强权政治的反抗，显现了华约内部的裂痕，也埋下了东欧剧变的导火索，更重要的是西方世界利用这些事件加大了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极大损害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共产主义信念。中苏两国从意识形态分歧发展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两个最大国家的分裂，则是冷战时期国际共运最大的阻滞性事件。中苏交恶不仅使经互会失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和生产基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美国实施包围苏联的战略计划。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严重削弱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力。

　　（三）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认识的错误，使苏联失去了第三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推进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并不总是激进的，相反很多时候较为保守审慎，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越南南北战争再到阿拉伯复兴运动，苏联倾向于在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进行调停，与民族主义政府进行合作，而不认为这些国家能直接建立共产党政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是本国社会主义政党独立领导革命运动的结果。但是，在苏联帮助推进其国内革命运动的地区或国家（如东欧、非洲），它又喜欢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为日后离心力的产生埋下隐患。

　　由于“缓和论”在苏联领导层中占了上风，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很长时间在消极介入和积极干涉之间摇摆。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领导层对自己所支持的第三世界“进步政权”能否引导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开始弥漫到政府的主要机构。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时代，这种开始自我怀疑的第三世界政策还未发生根本转变的话，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加上阿富汗战争的失败，苏共领导层和理论界就基本否定“世界革命”和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了。他们“不再认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预见的普遍意愿；不再坚持‘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后备军，是当代基本的革命反帝力量’；也不再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完全归之于‘殖民统治的结果’，而是重新考虑‘当地腐朽社会政治势力’‘限制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这种对第三世界问题认识的转变，无疑是与苏联当时国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旧殖民主义对应的古典帝国主义完结后，在美国霸权下建立起来的是新的帝国主义，它虽然表面上消除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压迫，但仍然以进一步加强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剥削的国际不平等分工为核心。在新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中，世界范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矛盾，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则是受这个主要矛盾支配的，当发达国家垄断资本能从发展中国家榨取足够多的超额垄断利润时，本国的阶级矛盾就得以缓和，反之加剧。因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只有继续社会经济领域的革命，摆脱国际不平等分工和对中心资本主义的依附，才能彻底实现民族的解放，而这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苏联领导层没有看到新帝国主义的这个根本矛盾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仍然错误地把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范畴，丧失了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理论领导权，并由于实践中一系列让第三世界革命服从于自身权力扩张的政策的失败，大规模减少对这些国家的支援，甚至克制和容忍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扩张。这些都瓦解了原有的左翼反帝力量，强化了第三世界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大批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全球经济变革中纷纷投入西方世界的怀抱，苏联就此丧失了为数众多的盟友。

　　（四）对世界体系主要矛盾认识错误，对美国霸权抱有幻想，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尽管在利用世界体系次要矛盾方面的不利，导致苏联的战略环境在冷战后期大大恶化，但还不足以彻底动摇苏联的存在。最终是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政策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外交战略只是存在着对美国霸权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一定程度的“调和”“妥协”，但并未否定它们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根本对立，更没有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戈尔巴乔夫则是在意识形态上直接消除了这个对立，抹杀了世界体系的真实矛盾，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种虚幻的共性上升为最高原则。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方针下，为了缓和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苏联将意识形态阵地拱手让出，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抽象理念来进行政治改革，致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信念缺失，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陷入迷失，并直接造成东欧及苏联多个加盟共和国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戈尔巴乔夫同时又在国际政治事务上对西方做无原则让步，例如单方面裁军，宣布不干涉东欧各国事务，甚至在东欧各国于1989～1990年间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纷纷倒向西方阵营时也无动于衷，继而导致了其他战线上的全面溃败。东欧剧变后，苏联也失去了主要的贸易伙伴，工业品和消费品的进口源消失，商品出口的主要国外市场随之消失，这给苏联当时的经济改革以极其沉痛的打击，成为苏联解体的助推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久积沉疴，仍实力犹存。1991年解体之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远没有到崩溃的地步。无论是西方国家估算的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还是苏联官方统计的物质生产净产值（NMP），从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直到1990年之前都呈正增长，两个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约为2.3%和2.7%，社会总消费品在1985～1989年间比1980～1985年间甚至有了显著的增长，1990年增长率有所下降，西方国家估算与苏联官方公布的增长率分别为1.5%和2%。然而，1990～1991年，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逐渐失控，滑向了激进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的改革，国民经济才出现了紧缩和危机，国民生产总值和物质生产净产值首次出现负增长。正是在1990～1991年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转向求助具有西方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学家甚至美国经济学家来制定政府的经济改革计划，如1990年9月的“500天计划”、1991年6月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提出的“加速向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转换的计划”。

　　戈尔巴乔夫以惊人的天真相信，只要苏联排除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就能得到同等的回报。他指望美国和西欧国家对苏联进行援助，为此不仅在经济改革上接受了西方学者提供的方案，乞求美国将“马歇尔计划”扩大至苏联，还于1991年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全球性资本主义的组织，震惊了世界。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却始终坚持着意识形态的对立，从未放弃对苏联进行全方位绞杀，并在苏联改革的困难时期加强了和平演变攻势。1988年苏联经济开始出现混乱，本身就是美国狙击苏联的石油战和金融战的结果。正是在美国的操纵下，1986年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重创了苏联的外汇收入，同时美元对卢布大幅度升值，加剧了苏联的财政金融危机，致使苏联国库告急。为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那里得到急需的贷款，戈尔巴乔夫将以美国人提出的“自由市场改革”为基础的一项计划带到了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西方却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援助条件，包括要求苏联中央政府与各加盟共和国分权，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时苏联不会动武，经济全面私有化，在战略性核武器削减上作出让步，等等。戈尔巴乔夫被迫一一接受，这无异于同意按照美国和西欧的要求来肢解苏联。

　　综上所述，苏联处理世界体系矛盾失败的关键不在于积极扩大并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不在于基于势力范围划分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地缘战略竞争（姑且不论这种竞争同时含有被动的成分），而在于先高估自身能力的过度扩张、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膨胀，之后又自我怀疑否定，完全收缩和放弃。苏联的失败也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已穷途末路。解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表明，尽管经济增长乏力，党内存在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层，但社会主义制度并非没有自我修复能力、革新能力。如果苏共能在维护其领导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整党整风，在上层建筑革新和稳定平衡的境况下，逐步推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解体并非不可避免。历史的必然性蕴含于偶然性当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需要变革的必然性通过这种或那种的偶然性表现出来，但以解体的形式来反映是最糟糕的一种偶然性——这恰恰是由戈尔巴乔夫丧失原则的敌我不分造成的。一系列政策错误体现了苏联在处理国际国内关系上的形而上学思维，致使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五、结语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国社会主义取得彻底胜利的终极障碍，受世界体系诸多矛盾运动牵制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利用南北矛盾来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来反对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来反对世界霸权，苏联的解体反映了这一向未来社会过渡历程的曲折性和艰难性。尽管导致其失败的有美国霸权确立和西方国家阶级结构变化等客观因素，但苏联放弃了两制矛盾是世界体系主要矛盾的立场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苏联和美国的对决以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资本主义在苏联东欧复辟而告终，标志着两制关系不再构成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世界体系主要矛盾的确定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20世纪末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全球利益分配不均衡和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了新的主要矛盾。但时代的整体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我们仍然处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仍然需要牢牢把握住世界体系的四重基本矛盾，根据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清主次矛盾、斗争对象、盟友和主力军。另一方面，冷战虽然结束，美国霸权周期进入了下降阶段，但还没有终结，因而霸权内在的逻辑，即对竞争对手和潜在竞争对手千方百计进行遏制，在后冷战时代仍然延续了下来，不以意识形态变化为转移。这也决定了中国终将遭遇与冷战时代有一定内在相似性的世界环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又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还被美国视为有力挑战者，同样处在世界体系基本矛盾的交织点上。如何成功应对这多重矛盾，或利用其他三重矛盾来帮助解决主要矛盾，必然成为考验中国发展的重大课题。正是在此意义上，苏联存续、解体的经验和教训在21世纪新的世界历史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仍然是我们不断需要汲取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