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重才疏根底浅——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还是修正主义的破产？

　　戈尔巴乔夫尽管一再声称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在重大问题上又总是站在那些自称是“改革的工程主任”的政治势力一边。苏联的改革就是在这个戴着面具的假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

权重才疏根底浅

　　戈尔巴乔夫大权在握，大名在外，倘若真有大才，何至于弄得国破党亡，落个不光彩的下场。

　　在1985年，他对改革会有多大的规模还心中无数，不过他总是对身边的人和听众重复一句据说是拿破仑的话：“必须投入战斗，然后再考虑怎么办。”于是，假统帅学着真统帅的话下海了。

　　未经认真地考虑后果就擅自行动，这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特色。

　　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阿·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说：“他太急促地设想事件朝美好的方面转化，他经常是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去实施他宏大的规划，只有一个令人陶醉的蓝图。”

　　在七年时间内，戈尔巴乔夫大展宏图，他放弃两大体系的对抗以求“和平”，放弃军备竞赛以求“发展”，放弃计划经济以求“效率”，放弃党的领导以求“民主”。

　　这位貌似能干的ZS记以说开头，也以说结束，说来说去，产生了什么业绩呢？多勃雷宁写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继承下来的苏联是地球上的一个大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大国形象已失去其光辉，但它仍然强大和统一，而且是这个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然而，在从1989至1991仅三年的时间里，欧洲大陆的政治前线已从欧洲的中心有效地东移到1653年时的俄罗斯边界。”（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33章）

　　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底仍然自称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叶利钦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到头来，不仅背弃了共产主义，而且连民族主义的立场也守不住。这似乎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通病。

　　戈尔巴乔夫擅长搞小动作，他能利用某些“意外事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87年5月28日，一位名叫拉斯特的西德青年驾驶一架单引擎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上。这件事震惊了苏联领导人，他们不相信一架外国飞机居然能突破苏联的防空网，此事也使苏联国防部陷入混乱。

　　戈尔巴乔夫立即抓住这个“意外事件”打扫房子，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国防部的重要岗位上，顺利地控制了军方。他解除了包括国防部长在内大约100名高级军官的职务，其实际原因在于这些军事指挥官对戈尔巴乔夫为了和华盛顿达成协议所做出的重大让步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竟然乐于损害本国军队的威信，不是很像一个急于败家的纨绔子弟么？

　　苏联的社会生活中非常缺乏民主，连人民代表的选举也一直停留在等额选举上。

　　可想而知，当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发扬民主，“把民主化作为改革的主要动力”等等时，他曾经得到广泛的支持。

　　但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有其特色：如果民主有助于登上权力顶峰和长久执政，就是好民主；反之，如果民主对他行事不利，他就要加以限制，甚至不惜大权独揽，一个人拟定中央委员名单。

　　1989年初，苏共容许所有愿意的人参加人民代表的差额选举。

　　但是，由于苏共已经严重脱离群众，那些代表苏共参选的人，即使是精明能干、知识渊博的人也很容易输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苏共的对手。

　　这就说明，尽管差额选举的原则很诱人，如果真刀真枪地实行起来，对那些代表苏共去竞争的人来说，这个原则也是危险的。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他感到许多党政活动家，包括声名在外的他自己在内，都可能在竞争中落败，成为笑柄。因此，他又施展计谋，回避直接参选，提出代表不仅从选区中选举，而且从社会组织中选举。结果他没有在大的选区参选，而是由他的党来选。

　　博尔金在他的书中把这位权术家不光彩的心机生动地描绘出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党的全会上参选。他下不了决心在莫斯科提名自己为候选人，是因为他怕首都有强大的反对派而遭到可耻的失败。去其他选区参选又觉得丢面子，而且还要同别人在差额投票的情况下进行竞争。他害怕输，害怕他得到的支持率低于正在积聚力量的他的主要政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权衡了所有的利弊之后，认为唯一不会背叛他的只有亲爱的党、党的中央委员会。”（《沉浮录》第320页）

　　“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这是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称的。为了多一分权力，宁肯少一分民主，这是他真正做的。由此看来，为了个人权利，不惜背弃原则，也是修正主义者的通病。

　　权力如果不受到严厉的监督，它就会像氢气球一样随着高度膨胀，直至最终炸裂。贪恋权力、滥用权力，也如同贪恋纸醉金迷、骄奢淫逸一样，是共产党蜕化变质，为人民群众所抛弃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把社会民主化问题当作苏联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来，决不是没有道理。

　　他认为，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压制批评、吹捧第一把手等等，都是苏联制度的弱点，这些可以通过积极地运用民主原则去解决。

　　他提出了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企业中实行民主、让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等任务。这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不面对的。因为，任何政权，如果要想长期延续下去，都必须得到它所代表的阶级的认可。

　　一个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权要想长期执政下去，则必须得到工人阶级的认可。没有民主的集中，没有得到人民群众认可的集中，就是违背民主原则的独裁，而独裁正是戈尔巴乔夫口头上所深恶痛绝的。

　　这样，这位一再宣称不想成为“沙皇或独裁者”的民主派，就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在竭力主张分散权力的同时，却把一个又一个的权力都抓在自己的手中，以至成了苏联历史上掌握权力最多的事实上的独裁者。

　　当年万事如意的戈尔巴乔夫也有他想做而又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把苏联的经济搞好。

　　他曾经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反驳西方说，如果把改革说成是因为苏联经济陷入悲惨境地而引起的，那么，“不管这种说法的动机如何，没有什么能比它离真理更远的了。”

　　他解释说，之所以要改革，主要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他当政的短短几年内，他领导制定出有关经济改革的文件之多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

　　仅在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做了题为《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领导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决定》和《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他显然以为改革能迅速收到成效，使经济和社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

　　然而，事与愿违，他领导的全面改革反倒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从1989年开始，党内和国内形势像雪崩一样急剧恶化，人们的情绪也随之转变。他们在昨天还曾赞美这位风云人物，今天却开始指责、唾骂他。到了1990年，他的声名下降，到处见到同胞们仇视的目光，因而进出都要乘防弹车了。

　　苏联的经济改革曾经取得某种成功。1986—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年增长速度明显超过1981—1985年的指标。例如，在农业方面从1%增长到3%，在消费品生产方面从3.7%增长到5%。工农业产品的增长额都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的。

　　利加乔夫认为强调指出下列情况十分重要：“国家迅速改变了发展进程，摆脱了经济滑坡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了。这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是主要的。”由此可以看到，那种把苏联经济陷入混乱和危机归因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的观点，只不过是信口开河。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政府必须对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负责任。而市场经济下出现的问题，人们却不容易看清楚谁应该负责，市场把问题模糊化了。因此，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经济的崩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制度不是万能的，也是有弹性的，优点与缺点共生的，制度运作的成功与否和人的因素有关，因各人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在这里不必去讨论戈尔巴乔夫的具体责任，却要顺便看看利加乔夫与他的两点不同。

　　利加乔夫确信，“社会主义也是人类进步的道路之一。”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起码的信念。他认为，只有搞清楚社会的基础，才能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是共有者，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政治基础是各级民主苏维埃，是法制国家。在道德方面，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社会，它吸取全人类的精华。在社会方面，这是社会主义、没有剥削和民族压迫的社会，是没有失业、每个人都有劳动权的社会。”这样，他就不能不反对在社会主义改革中采用私有制原则。因为，“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原则，它能改变制度的实质。”如果从力求结束生产者同生产资料隔绝的状态这个角度来看，“私有制不仅不能解决这一任务，而且使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化。”

　　很明显，利加乔夫所讲的“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多样化”，是指公有制的形式多样化，而不是私有化。

　　与利加乔夫的主张相对立的激进改革派的目标，是使苏联资本主义化，他们所说的使国家投入“全人类文明的怀抱”，意思就是恢复私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些假民主派和反动分子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先使苏联国民经济解体，使它走到崩溃的边缘，然后把这种混乱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过。

　　利加乔夫肯定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建立在苏联过去所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他写道：“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苏联人只能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国家财富。只有通过劳动，苏联才从一个辽阔大地到处处在半野蛮和野蛮状态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拥有发达的科学和文化的强大的工业国家。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不掠夺他国人民的情况下取得的。”

　　而激进改革派则认为，只有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俄国才能繁荣。他们崇拜西方，达到盲从的地步。他们中有人说，没有西方，俄国人既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日常问题，也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立场是在这二者之间摇摆，实际上，却逐渐与激进改革派同流合污了。领导潮流的激进改革派根本无心搞好苏联的经济，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如果顺着利加乔夫的思路，既然苏联历史说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在苏联首次实行的大规模计划经济已成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成就，那么，对这种体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变革方式，都可以采用“一切经过试验”这个原则。

　　利加乔夫也正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苏联改革的头几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特点，就是进行广泛的经济试验，寻找最适宜的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经济杠杆。虽然，不是所有试验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却可以通过这些试验直接在生产领域摸索到新的路子，以及最合理的经济方案。

　　苏联的激进改革派以雅柯夫列夫为首，当然不会采用一切经过局部试验这样的方法，而是要“根本改革”整个经济体制，以便为资本主义复辟洞开大门。

　　戈尔巴乔夫尽管一再声称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在重大问题上又总是站在那些自称是“改革的工程主任”的政治势力一边。苏联的改革就是在这个戴着面具的假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

　　利加乔夫对这位戴着假面具的ZS记一直心存幻想，可惜在路线问题上难有调和的余地。等到他终于认识到必须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时，苏联解体的局面已经不能挽回了。

　　原载于《当代思潮》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