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美贸易战对照国民党的“中日贸易战”
自从特朗普2017年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已有四年多时间，但战火直到今天还在持续。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明天将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研究中心”发表讲话，公布拜登政府的美中贸易关系战略。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戴琪将谈及其对美中贸易政策的评估。
戴琪之前一些讲话很强硬，7月份甚至还公开支持澳大利亚跟中国进行贸易对抗。美国媒体对她明天演讲的内容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她将延续上届政府的加征关税政策，理由是所谓的中国没有完成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有的说她取消上届政府加征的一些关税，以换取中国降低对美国产品的关税；还有的说她个人想继续加征关税，但担心违背拜登的意愿……
其实，她明天演讲的关键就是美国关税政策走向，其它绕来绕去的套话只是为了掩饰美国目前的困境。
在疫情重压之下，美国民众急需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还有美国经济通胀危机，难道美国还指望依靠台湾地区的市场来缓解经济困境？拜登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看戴琪有没有胆量继续强硬关税政策的胆量。她就属于那种用极端对抗中国的态度来讨好白宫的“皈依者”。
中美贸易战是否要再打下去？由美国做决定好了，但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当年，国民党当局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一场贸易战，结果是一败涂地，很少被人提及。
关税与主权
国与国之间所谓的贸易战，主要表现为互筑关税壁垒。
关税，对于一个国家的基本作用至今没有变过：
一、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保护国内某种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清朝政府在1842年签下《南京条约》之后，首次制定了近代国际贸易体系意义上的关税税则---“百抽五”。
这是单一关税，不管进口何种商品，都用这个比例套死，按贸易价值收取5%金额。
但由于物价跌涨、银价波动、消费能力起伏等因素，单一关税无法持续，清朝在1858年、1902年两次修改税则。民国在1918年、1922年、1923年也修改过。
这几次修改税则，主动权并不在中国手里，说白了就是恳请列强稍微松一松扼住中国经济咽喉的大手。
列强之间又因利益冲突而勾心斗角，为了维持均势，避免矛盾激化，便允许中国“自定”关税。
主权关税从来没有真正为大清或民国政府所拥有，中国的关税收入不仅是对外赔款的来源（外国有权直接扣除），还要担保各种贷款，连中国海关大楼的负责人都得聘请洋人，不然，洋人不放心。
到了1925年11月，列强终于允许中国关税由“自定变成自主”，1928年美国率先与中国签定关税协议，因为美国作为后来者，它要改变它与列强竞争的不利地位。
接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与中国签定关税协议，南京政府于1928年12月7日，公布新税则为七级税率（从7.5%-27.5%），于1929年2月1日起正式生效。
当时欧美面临经济大萧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列强互打贸易战，因此基本上都不反对中国关税新政策，而且新税则对美欧是有利的（等下再说）
但在这群恶狼之中，日本是最坏最毒的一个。
日本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中国新税则，日本不同意，新税则就无法生效。日本认为新税则给日本商品出口中国制造了障碍。
这样西方列强联手对日本施压，日本提出了条件：中国要给予日本商品三年特别最惠国待遇。
然后列强又向中国施压，南京只好同意，1930年日本得到了特惠国待遇，30多种日本商品可以绕过关税壁垒进入中国市场倾销。
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已经获得关税自主权，实际上却没有发挥真正作用。进一步说，旧中国连主权都相当薄弱，又谈何关税自主？
1930年12月29日，由于全球关税壁垒过高，南京再次修改税则，改为十二级制（5%-50%），尽管仍远低于全球平均关税水平，但这还是日本人同意之后才颁布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中国人民自发抵制日货声浪在民间迅速高涨，而这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对日本的特惠国待遇。
主管经济的宋子文则认为必须在税则上做出新的调整。1933年5月16日，日本三年特惠期满，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在一周不到时间内就立刻推出了新税则。
5月22日，日本对中国新税则大为震怒，被加征关税的全是日本商品，而降低的则是美欧产品关税。
南京并没有说是针对某国，只是说哪些商品需要征加关税，比如棉纺类增加800%、毛织品类增加200%、纸张提高8%-280%、鱼虾、烟草、酒类、人造丝等均大幅提高。
降低关税的有机床设备、车辆、汽车零部件等中国急需的工业制品。
宋子文的用意：
一、利用关税调整，令美英在华利益比重增加，当中日冲突激化时，美英会出于利益考虑，向日本施压；
二、利用关税保护中国轻工业，并为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资金引进方面，宋子文抛弃了1920年成立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银行团，重新发起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银行，如美国摩根、英国汇丰等。
有了资金池，宋子文再跑到日内瓦，请求国联出面组建代表团，帮助中国引进工业生产技术。
作为亲美派，宋子文依靠西方发展经济的蓝图看起来还算美妙。
但是，宋子文所依赖的美英，本质上跟日本是一丘之貉。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参事竹富内彦得知宋子文的海外活动后，马上警告美国国务院，这将损害美日关系，一切后果由美国负责。
原银行团的日本组组长野原大辅则警告摩根公司总裁拉蒙特：请你考虑摩根公司在日本的生意，对英国、法国的银行，日本人也这么说。
纽约、伦敦、巴黎的金融机构与日本人勾结在了一起，因为它们认为在中国得到的回报远远抵不过在日本的损失。
1933年8月，宋子文在回国路上时，日本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他的轮船在横滨靠岸，中国国内的亲日分子也指责宋子文破坏大东亚共荣。
除了经济、金融手段，日本还对中国施加了舆论和政治压力，日本报纸要求宋子文为中国人的抵制日货运动负责。
日本驻南京公使有吉明警告蒋介石，如果宋子文一日不离开内阁，中日关系就一日得不到好转。
前国联副秘书长杉村杨太郎则找到汪精卫，唆使他出力将宋子文踢出内阁。
宋子文回到南京，蒋介石立刻请他到牯岭见面。宋子文计划还没汇报完，蒋介石便以政府公债发行不利为由，暗示宋子文自行辞职，以满足日本人要求，避免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以身体健康为由宣布辞去财政部长以及行政院副院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孔祥熙与纳粹德国关系较好，但德国除了以军事上能提供一些帮助外，经济上无能为力。
宋子文一走，国民党政府内的反日骨干基本走光，外交部长罗文干也被调离，汪派的唐有壬接掌外交部。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宋子文离职后，马上商量如何进一步向日本妥协？
日本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便从各条战线向南京发起进攻，成功地将宋子文赶出内阁。效率如此之高，根本原因是南京的恐日、亲日心理在起作用。
日本达到这一目标后，下一步就是要中国废除新税则，以便在贸易上获得绝对优势。
1934年1月，日本公使有吉明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反对新税则。
同时，日军进攻察哈尔地区，对华北虎视眈眈，东京要求中国立刻偿还西原借款……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重压力下，蒋介石下令财政部于1934年7月3日，发布最新税则（等于废除了宋子文的关税税则），将与日本息息相关的棉纺、毛织品、海鲜、纸张等关税大幅下调到了10%左右。为了进一步讨好日本，南京还提高了对欧美工业品的关税。
虽然这是日本受益，欧美受损的局面，但日本人相当狡猾，它们贸易问题上向欧美扩大市场，平息了欧美的愤怒。实际上只有一个受害者，就是中国。
就宋子文个人来说，虽然暂时官场失意，但作为四大家族里的重要成员，他个人并没有多少损失，过阵子，再转个弯，照样还能回到官场上。
1933年这场对日贸易战以南京的无原则让步告终，但国民党以优惠关税满足日本后，日本人就真的满足了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证明了国民党无原则让步只能增加侵略者的胃口和野心。
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才牢牢掌握了国家主权，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不用再求着什么银行团恩赐贷款，也不用再看谁家脸色做事，几艘军舰在南海装神弄鬼也吓唬不了谁……
因为中国不再是任人欺负的旧中国。在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下，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了绝对自主的关税权，中国人有底气和实力跟任何国家打贸易战。
明天戴琪讲什么暂且不管她。还是那句话：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