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在战胜疫情的斗争中重获消灭逆淘汰病毒的抵抗力
最近，网上盛传一篇文章：《中国官场逆淘汰将危及国家安全》。查了一下，该文其实早在五年之前的2014-9-26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就已经刊出，原题为《中国官场逆淘汰六大怪象》。为什么这篇文章会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呢?这显然与当前的战疫情相关。在这场突如其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前面，中国官场多年来存在、但被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所掩盖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在这场大考中，既涌现出无数平时默默无闻于平凡工作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人民英雄，也暴露了一些平时满口高调而在关键时刻不作为、乱作为的懒官、昏官的真面目。由于这些懒官昏官的不作为、乱作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人们意识到官场这种情况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由此把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逆淘汰”，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政治生态。任何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只要让逆淘汰成为党内的主流政治生态，那么其垮台是必然无疑的。历史一再地证明，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周期律问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直接与政党队伍出现逆淘汰紧密相关。
这次的“大考”无疑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克服“逆淘汰”，全面恢复“正淘汰”机制的极好机会。所谓“正淘汰”，是借“逆淘汰”之意，反其意而用之，是一种劣者下，优者上，庸者下，能者上的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其成长历程中经历过一个特别严苛的正淘汰过程。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危难时刻，如同大浪淘沙，把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不纯分子、劣质分子不断地淘汰出去，逐渐凝聚起一群为国为民坚决奋斗而又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就是这群英雄人物最杰出的代表。这位曾经被某些人讥笑为“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普通农家子弟，当时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学者大师，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甚至包括共产国际的权威人物，谁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可是历史给出了无可置疑的结论：毛泽东，才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使之由衰弱走向复兴的第一人。是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考验，是广大人民基于切身利益的选择，才有了毛泽东的脱颖而出。这就是正淘汰的结果。正是这个正淘汰机制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而推翻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反观国民党，其由盛而衰的变化，除了它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这个根本因素之外，其内部的逆淘汰机制也起到了加速其腐败进程的作用。任人唯亲，山头林立，裙带关系，贪赃枉法等等，早已是人们所熟知的国民党官场风气。
掌握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具有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有利于正淘汰机制的外部条件，而各种社会腐朽因素通过权力寻租的诱惑无孔不入地侵蚀其基体，在其内部促生了逆淘汰得以滋生蔓延的条件。毛泽东很清醒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没有忘记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为了在共产党内部保持生气勃勃的正淘汰机制，毛泽东特别重视两个方面：第一，坚持“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第二，必须“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他主张发动群众，适时、及时地对共产党进行开门整风，他主张各级官员必须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他反对在书斋里培养干部，认为那只能培养出精神贵族;他号召青年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自己，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成长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的不懈努力，创造出了一个社会清正廉洁，官员勤政为民的时代。尽管毛泽东本人并不满意，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探索改进的办法，但这个事实已为人们所公认而载入史册。
事情总是要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才能看得更清楚。在毛泽东离开我们的这些年月里，曾经有人鼓吹“精英治国”，甚至有官员对记者发出“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质问。这种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场规则，完全背离了毛泽东“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原则，养育出一批热衷于溜须拍马而大搞形式主义、虚假政绩的官场钻营者。与此同时，官场上刮起一阵炫耀享乐主义的奢靡之风，完全背弃了毛泽东对“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的一再批判和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郑重告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整个社会上起了极其恶劣的扭曲价值观的作用;而被扭曲了基本价值观的社会风气又像被污染了的土壤那样不断滋生出新的腐败分子，致使官场“前腐后继”。这就为逆淘汰大行其道创造了条件。
那篇《中国官场逆淘汰六大怪象》文章提出，遏制逆淘汰现象，“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话固然不错，但是，现在已经制定的制度难道还少吗?当然，制度还需要不断完善，但为什么现有的一些制度会在实际问题前面形同虚设呢?制度是要由人来执行，来贯彻，来监督的，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机制，照样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照样会出现“数据政绩”、“报表政绩”，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的现象。某些干部制度本身就值得反思。就拿选拔国家干部的第一道关口来说吧，采用那种所谓体现公平的公务员“国考”制度，其实无非是翻版的科举制度。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方法，难道能够选拔出真心为人民服务而又有真才实干的国家干部吗?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时代的 “上山下乡”，在一些媒体的渲染下似乎除了苦难一无是处，可是，不正是当年农村基层艰苦环境的磨练和实践，才为几十年后中国的新时代准备了一批了解中国社会实情、体察基层百姓疾苦的国家掌舵人吗?
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关键，是要让制度真正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里，而不只是掌握在上级机关手里。只有真正让“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成为识别、监督、选择官员的标准，才可能让“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这句话从挂在官员嘴边落实到真格的干部政策导向。
在这场严酷的战疫情考验中，重温毛泽东的教诲，我们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要遏制官场“逆淘汰”，第一，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在监督与选择官员上的权利;第二，必须在为人民服务的实绩考察中，特别是在艰难环境中识别、考验和选拔干部。
正如重病之后会在人体里面产生抗体，人民期望着，这场疫情过后，中国共产党能够重新获得遏制逆淘汰的强大抵抗力，全面恢复正淘汰。
林之辛 2020,3,7
附：《中国官场逆淘汰六大怪象》2014-9-26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周永康案客观上暴露出当前我国政治生态中的某些严重问题。近日，许多干部来信来电反映，当前政治生态亟待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官场逆淘汰”现象，即“官场逆淘汰”不仅驱逐了部分清正廉洁的干部，而且正迫使越来越多的干部走向违法乱纪的歪路，危害甚重。在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中，劣币不会大规模驱逐良币。然而，如果人们发现，很多官员不仅没有因为腐败受到惩处，反而边腐边升，那么依靠贪腐获得金钱，再以金钱开路去跑官、买官、要官的风气就会越来越重。近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相关专题调查结果显示，53.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官场逆淘汰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干部对此深恶痛绝。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官员个人难以独善其身，这种风气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盛行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明规则被潜规则取代。当下，各种规章制度相对以往有点儿改进，这些“明规则”本应发挥净化政治生态的功能，以及对污染政治生态的行为进行纠偏。然而，在现实中潜规则的盛行总能使明规则形同虚设。下面，我们对官场逆淘汰六大怪象进行了梳理。
(一)清廉的不如腐败的。清廉的被淘汰了，腐败的反而步步高升。很多腐败官员，依靠贪腐获得大量灰色收入，并用于跑官、买官、要官，他们在升迁过程中，以金钱开路，用物质利益打通关系，这种人能得到提拔。而为官清廉的领导干部，由于囊中羞涩，没钱打点关系，往往遭到了冷落。根据中纪委官网公开的信息，中央巡视组发现山东、广东、河南等省份都存在程度不等的跑官卖官现象。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对于清廉的领导干部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而且极大地恶化了官场政治生态。庸官昏官贪官平步青云、受到重用，德才兼备的官员却只能坐冷板凳，这种“逆淘汰”必然会导致优秀人才没有施展空间，如果不能遏制这种现象，必然导致官员整体素质的下降。
(二)亲民的不如霸道的。为民、亲民、爱民是为官者理应树立的政德，然而在基层，这样的官员往往被贴上“没魄力”、“没能力”、“软弱”、“搞不定事情”等标签。一些霸道蛮横、甚至无视百姓利益的官员，却被上级视为能人，得到提拔。基层干部本应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然而做不同利益群体的调和者，必然耗时费力。在目前各地“大干快上、只争朝夕”的氛围下，耐心做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往往显得“不合时宜”，通过各种手段“摆平”、“搞定”，却能赢得有魄力能干事的好名声。许多官员认为，得罪了百姓，百姓无可奈何;得罪了上级，上级随时可以摘掉乌纱帽。因此很多官员想办法摆平群众，迎合上级。民间谚语称“为百姓着想的永远留在了百姓中间，善于摆平百姓的却步步高升”。这样的逆淘汰，使得基层干群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油水关系”。
(三)干事的不如会说的。有责任、有担当、想干事的困难重重;豪言壮语多、实际行动少的投机干部却升迁有道。当下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亟需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干部能够直面矛盾、正视困难，敢于上阵、靠前指挥，奋发进取、冲破藩篱。但改革攻坚期的工作错综复杂，不仅难度系数较高，而且还有着失败的风险。很多想干事的干部，要说“讨人嫌”的话，干“得罪人”的事，由此会遭受到各种“明枪暗箭”的阻挠，最终“干不成事”。于是，一些干部就选择了“另类”的发展之道。对于急难险重的任务，他们推脱躲闪、绕道走;但他们却擅长坐而论道，说空话、假话、套话、大话等。他们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以说代干，因为喊起来容易，干起来难。“说”只要动动嗓子、开开大会，就能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而“干”要到工作一线、生产一线，要甩开膀子、放下身段;“说”还能推卸责任，出头露脸的事自己干，出了问题干事的人担;“干”得多的人，容易出现纰漏、出事故，由此出现了很多干事的人被淘汰出局，会说的人平步青云的情况。
(四)不站队的不如站对队的。每当党委、政府换届、部门轮岗、干部调动时，总会出现“谁是谁的人，哪个是哪个圈子的”传闻，而一旦出现腐败案件，特别是串案、窝案，有关“官场站队”的官场传闻也会得到证实。比如，备受关注的“周永康”腐败案件，仅从其六任秘书、多名下属、多名近远亲属违法犯罪事实来看，就可以看出在其“队伍”里藏着不少的“同道中人”。缘何官员爱“站队”，其中的奥妙在于，“队伍”中的人往往能从中获得好处。在这样的“圈子”中，是非不分，难办的事变得好办，不能办的事变得能办。只要是“圈中人”，有了问题甚至错误，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没有成绩可以帮你造出成绩，小成绩可以帮你吹成大成绩;由此“圈中人”一荣俱荣、共同升迁;如此必然挤占了默默无闻、“不站队”干部的发展空间。
(五)眼睛向下的不如眼睛向上的。眼睛能否向下看，是检验干部是否勤政爱民的一杆标尺。我们党的事业，需要的正是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造福群众的“眼睛向下”的干部。但一些干部，要么长期不下基层，不接地气，不通下情，与群众越来越疏远隔离;要么对群众呼声听而不闻，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要么把主观意愿强加到百姓身上，“惠民举措”、“民心工程”等名不副实，招致怨声一片……如此干部，实属官场“害群之马”，理应尽快清除出干部队伍。但是，这些干部虽不愿眼睛向下，却深谙眼睛向上之道，他们遇到困难“绕道走”，遇到领导“跪着走”，使出浑身解数，谄媚上级、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当下，不乏这样的“眼睛向上”的干部得到赏识与重用，而真正干事、眼睛向下的官员却被淘汰出局之怪象。
(六)实干的不如做秀的官员升迁要靠政绩，但“政绩”与“政绩工程”是两个概念，绝对不能混淆。一些官员实实在在干事，为百姓谋福利，但政绩却不容易被看到，缺乏可以炫耀的政治资本。很多官员擅长“花拳绣腿”的功夫，这种所谓的政绩“看的见、摸得着”，颇能装点门面，但却劳民伤财、对百姓无益。事实上，广大百姓是能轻易分辨出哪些政绩是实实在在的，哪些形象工程是水分十足的。但由于官员升迁往往是要靠上级提拔，那些“大气魄、大手笔”的形象工程，往往很具说服力，而事关百姓利益的具体事难以被上级发现，所以往往作秀的升了上去，踏实干事的却原地踏步。这种逆淘汰，不仅恶化了官场风气，更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使百姓对政府的完全失去了信任。
打破这种逆淘汰就要从制度和文化两方面入手。
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使得逆淘汰的现象无处遁形，贪官、庸官、昏官被识破，其谄媚之术、浮夸之技丧失用武之地，为民、务实、清廉的干部才能脱颖而出。
加大对违规违纪选人用人、“逆淘汰”、“为官不为”等行为的查处等等。这些措施多管齐下，必定有助于铲除产生官场逆淘汰的土壤。
当前，在一些地方和个别部门干部任用中，存在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会来事的挤走会干事的，会钻营的取代善经营的，才疏学浅的淘汰德才兼备的，这种选人用人上的“逆淘汰”现象，如不加以有效抵制和遏制，会给人民的事业带来致命的危害。
“逆淘汰”，在干部选拔使用上表现很多，如在选人范围上，喜欢看来头、看背景，在自己视野内和接触的圈子里选人;在用人标准上，不是任人唯贤，而是划圈子，定框框，任人唯亲，唯利是图，谁跟自己走得近就用谁，谁“跑要送”就关照谁;在用人程序上，表面上按规矩办，实际上把标准搞成某个人的“私人订制”，把规矩变为潜规则的“漂白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种环境中，所谓的“伯乐相马”规则，实则是某些人以好恶选人用人。这就极易出现人身依附，结果只能“劣币驱逐良币”。周永康、徐才厚之流把持的部门行业就大量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腐败之严重。干部任用中的“逆淘汰”现象一旦出现，会产生很坏的发酵效应，假若“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为常态，又有谁肯再去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敬业奉献呢?干部作风不漂浮才怪呢。如果“进了圈子跑步前进，不进圈子原地稍息”成惯例，形成“圈子文化”，又有谁还愿汗珠子摔八瓣拼命干，还不削着脑袋尖往里钻?这自然就会大量出现“不看群众满意不满意，就看领导注意不注意”“只唯上，不唯实”，频繁“作秀”讨领导喜欢的“闹剧”，那些真正干事创业者就被“边缘化”掉了。投机钻营者受推崇，兢兢业业者受冷落，岂能不形成吏治上的“破窗效应”?
破解用人上的“逆淘汰”难题，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留“暗门”，不开“天窗”，让“隐身人”无处躲藏。要坚持严格的倒逼制度，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