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女战士寒春：社会主义实现妇女解放不是空想
这是著名国际共产主义者寒春1996年在尼泊尔国际妇女会议上的讲话。这位美国女科学家克服了艰难险阻来到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切实地感受到这个伟大试验下劳动妇女地位发生的变化，她的亲身感受或许是最好的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想，是可以经过实在的改变实践的。
参加这次会议，尤其是能来到世界之巅尼泊尔，讨论全球妇女面临的问题，我真的很兴奋。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美国公民，今年75岁，我人生的头27年，是美国一个年轻的核物理学者，为制造原子弹出过一份力。之后的48年，我参加了中国革命，从事农业工作。
我要讲的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能够确保妇女的全面解放?30多年来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我强烈感觉到社会主义的积极经验，能有这个机会说出来，我特别开心。今天，随着占全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析离，出现对社会主义的幻灭情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很迷茫。他们在寻找别的出路。
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失败了吗?我的回答：不是!绝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劳动力不再成为商品，也就是说，不再为了利润而买卖劳动力，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这是唯一的出路。再没有其他出路可以解决世界人民的问题，尤其是各地妇女所面临的问题。
在毛领导下的30年社会主义(实践)中，给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带来哪些好处呢?到1980年，这个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巨大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30年来，物价稳定，已经建立起了针对国营企业职工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就是说，针对两亿城市人口的福利体系。这些福利不仅包含就业，还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生育照顾、退休等。“在全包罗的社会环境下……，基本上不存在失业、乞讨、无家可归，也没有犯罪、没有贫民窟”，没有娼妓，“即使在极端贫困地区，也不存在被社会抛弃的人口”，这些都是毛时代中国的工作单位所给予的，而这些情况在更加富裕的美国社会都是完全陌生的”。(引言摘自罗伯特▪韦尔斯的文章：MR，1994年12月，第27页)当然，仍旧有些已婚妇女不属于任何一个工作单位，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扩大，越来越多妇女被吸收到工作单位中。到1980年，没有吸收入工作单位的城市妇女，全部组织到街道委员会中，管理自己所属社区的事务。她们还组建了大量的生产合作社，收集工厂废品、缝纫衣物、经营餐厅等。因此，由于所有适龄儿童都上学，实际上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还是儿童，都隶属于这样或那样的单位。
至于农村人口，“改革”开始前，他们的保障由人民公社的基石一一村集体提供，每年村子的收入，在扣除生产成本以及扩大再生产和福利所需的预留资金后，按照所挣工分分配到每一位个人成员手上。
土改对中国农村妇女来说，是第一次大跃进。按照1947年《土改法》第六条，“……所有地主土地、所有公共土地……以及所有其他村内土地，按照村子总人口，不论男女老少，统一平均分配;……属于每个人的个人财产”。按照这一法律，妇女首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1949年新婚姻法的颁布，引入婚姻及离婚自由，加上农业集体成立并引入工分制，是妇女解放进程的又一次大跃进。因为按照新社会规则，工分收入必须付给挣工分的人，而非付给“一家之主”，妇女突然间与男人一样，挣取家庭收入，而不再是实际上的、不受薪的家务奴隶。
拥有工分收入后，妇女第一次迫切想到参加田间劳动。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许多男子感到担忧。如果妇女也到地里干活，挣取工分，会不会削弱了分值?山西省贫瘠山村大寨的农民领袖陈永贵却不这么看。要做的事太多，怎会嫌劳动力多?他利用男女老少集体的力量，领导全村人奋斗。在农闲季节，沟渠变成田地，小田变成大田，丘陵变成梯田。一年又一年，庄稼收入稳定增长。我们曾做过简单的计算，如果全中国农民都学大寨，改造农田，中国生产的粮食将不仅能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还足够养活另外5亿人，这个数字超过当时整个非洲的人口。很明显，世界粮食问题不是因为人口，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浪费人力。我们需不需要进行计划生育?我认为需要，但不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而是为了解放妇女，为了儿童获得更好地照顾，以及为了保护环境。计划经济自然包括对人口增长进行规划。
谈到农村集体中的妇女，我想在这里讲讲亲身经历的事。在1970年代中期，我与丈夫阳早在北京南郊的红星公社工作。公社当时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遇到困难，当时倡议每对夫妻最多生两个孩子。但农民家庭想要男孩，不想要女孩，如果不能让女孩与男孩一样受欢迎，就无法解决这个困境。女孩有什么不好?根据传统习俗，女子结婚后就必须离开父母家，成为丈夫家庭的一员。通常这意味着离开村子，成为另一个合作社一一另一个经济体的成员。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老了以后，女儿没有赡养他们的经济义务;对于村子来说，如果姑娘很快会嫁人离开，培养她们掌握任何技能有什么好处呢?村领导们说：“培养自己村里人的资源都不够，哪还会去为外村培训她们”!就是这段时期，有个村子里，一位妇女站出来质问村领导，为何就因为她结婚了，就把她每天挣的工分从10分降到8分。在这些压力下，妇女平等问题被放到全公社来讨论。
妇女们说，“我们与男人一样劳动，为什么工分给的少?”男人们说，“因为你们力气小，我们力气大!”。妇女们反驳说，“好吧，在要靠力气的日常劳动中，我们同意挣得少，但其他时候，我们必须拿一样的报酬!咱们来比比看谁插秧插的快!”于是他们组织了一场插秧比赛，妇女远远抛离男人。男人们认输。从此以后，妇女就与男人一样拿到10分工分。妇女们又说，“我们与男人一样劳动一整天，为什么回到家里，还要做饭，而男人们就能坐在炕上，抽烟等着吃?”全公社的党支书都参与到这个议题的讨论上。那段日子，这些讨论的重要过程，通过公社的高音喇叭网络，传播到每一个村子。有天晚上，我们听到某个村支书王书记受到批评，他在会上同意，因为妇女也在地里劳动，男人们应该帮助做家务，并自豪地宣布，“除了倒尿盆、换尿布，其他什么家务活儿我都做”，高音喇叭接着就传来一名妇女的尖锐嗓音，“男人为啥就不能倒尿盆?”于是各地男人们开始倒尿盆!有一天突然传来一阵敲锣打鼓的喧闹声，怎么回事?原来是一群年轻男女结婚，新郎们全都自愿落户新娘家，而不是新娘嫁入新郎家。就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几个月内，村子开始培训年轻妇女担任电工、木工、拖拉机驾驶员，甚至赶骡人!“妇女顶起半边天”!真是大快人心!生女孩差不多与生男孩一样好!
短短五年之后，在新兴的市场经济对劳动力商品的欲壑难填情况下，公社被解散。在高层直接施压下，农村集体所有制被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塬本农民用来逐步改造庄稼地的“剩余”劳动力，现在蜂拥至城市，为帝国主义新侵略的需求服务。滨海城市涌现大批崭新的摩天大厦，豪华酒店、外国银行以及高速公路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一股脑涌入。至于农业，老人、妇女、儿童被留下来，照顾被划分成小块的农田.这对数亿中国农村妇女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工分制被废除，煺回到父权家庭制度中。由于传统上一家之主只能是男人——父亲、丈夫或儿子，大约四亿农村妇女失去了经济独立，也就失去了在迈向与男人政治平等进程中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利益。
例如，直到1980年，公社被解散之前，社会主义已经给超过八亿男女农民带来个人保障，而且这种保障不是来自国家政府，而是来自农村集体。那个时期，“剩余”农村劳动力用于农田基本建设。随着水利网络、灌溉系统的扩大，与农业相关的地方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稳步增长。从1949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年度增长超越了人口增长。
农村集体收入增加，也意味着可以拨出更多资金放在乡村福利基金中。即使在最贫穷的乡村，福利基金都能保证每位村民的救济粮款。此外，还有按照工分分配的粮食。到1980年，除了基本粮食，乡村福利基金还提供基本小学义务教育、老人低保，最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从“赤脚医生”发展起来的、建立在乡村水平上的全国综合医保系统。
毛时代中国建立的社会福利系统覆盖了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一半是妇女。而这个史无前例的社会福利系统如何在15年间被逐渐的消减，上述引言的韦尔斯文章给予了详实说明。身处压迫阶梯底层的妇女，从社会主义制度中获益最多，现在却在逐步失去。
这个制度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给中国妇女，带来如此多好处，为何受到当下的主流观点，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媒体的激烈攻击?这个制度错了吗?
很明显答案只有一个。这个制度的最大“错误”就是废除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基础法令。我的哥哥韩丁在新书《从第九层天堂到第九层地狱》第664页中，这样思索这个问题:
“这种仇恨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与大多数中国地主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能仇恨是同源同辙的。如果共产党打了胜仗，就意味着土改、终结地租、消灭地主，不是消灭地主个人，而是消灭其作为剥削阶级的存在。所有人，包括地主在内，都明白，地租收取者没有劳动农民就活不下去，但劳动农民没有地租或收取地租的地主，可以活得很好。同样道理，在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尽管第一波全世界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但资产阶级以及想做资产阶级的人，都面临同样的现实。资本家没有工薪阶层活不下去，但劳工大众，包括劳动农民，没有资本家可以活得很好。”
对那些想依靠别人劳动来牟利过活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吓坏他们?在大约叁十年间，没有资本家“给他们工作”，中国工人过得不错;没有地主或富农雇佣他们，中国农民也过得不错。不仅如此，尽管遭到美国封锁，没有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也没有外国投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极快。最让这些人不安的是，这种非凡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创造性及热情取得的，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的。毛去世了，少数人变得极端富裕的两极化现象登场。但无论中国有些人多么想埋葬这30年，毛时代成就的“可怕”幽灵将永远缠绕着他们。
这些成就得之不易。新社会并非乌托邦，而是诞生于激烈斗争的真实社会。主要障碍是什么?是美国的经济封锁吗?不是。是与苏联决裂吗?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内部，而非外部。30年间，最错综复杂的、最难以理解的、最棘手的是无处不在的党内激烈斗争。讨论这些基本问题，能脱离妇女问题吗?不能。当然不能。在所有形式的社会压迫中，妇女一直处于阶梯底层。我强烈感受到，如果不从根子上挖掘妇女遭受的特别压迫与所有形式压迫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我们就一无所得。我们不能只看现象，必须努力去了解本质。
经过多年来对中国以及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调查及分析，最终形成了我们视之为毛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那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主要阶级斗争形式发生变化，不是以两个不复存在的经济阶层的斗争面貌出现，而是以党内高层路线斗争的面貌出现。党内斗争成为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一辩证变形，发生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造，也就是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改造成公共或集体所有之后。此时，旧资产阶级失去了它的獠牙，如果不与党内当权者结合，就没有机会卷土重来。正如韩丁所说，虽然资产阶级消失了，但“想做”资产阶级的人仍在党内党外大量存在。
需要在没有阶级的时代进行阶级分析，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完全崭新的事物，是我们大家都未曾经历过的。从这点来看，毛教育人民的方法非常有趣。我和丈夫曾在陕西省国营农场工作过18年，每天早上工作前，干部们有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那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所谓的“大跃进失败”之后，与苏联公开决裂之前，上级党组织布置我们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吗?”;第二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吗?”，但都没有提供答案。我们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试图弄清楚到底有没有剥削存在。我记不清结论具体是什么，只记得大家都同意，“生产关系”很大程度上由管理决定。当然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会变成对抗性矛盾。如果这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的学习会议上，势必也曾出现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想想看，早在那个时候，毛就动员了数亿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资本家，能用什么标准去发现“想做”资产阶级的人呢?这个问题变得日益迫切，直到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此时，毛指出，区分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看他们执行的路线。在那段时期，一些领导干部只表面上信奉社会主义，他们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或只假装纠正错误，暗地里却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对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进步横加阻挠。毛将这些干部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或简称为“走资派”。我个人发现，测试路线极为敏感的一条过去是，现在还是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在中国，“走资派”全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他们认为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妇女天生比男子弱，薪水自然应该较低;妇女不能受训做技术工作，因为她们要花太多时间结婚生孩子，等等。当然，并非所有男性沙文主义者都是“走资派”。真正的“走资派”可以从其贯彻始终的路线逐渐识别出来。他们推行的政策总是要改变经济制度，变共有资产为私人资本合法化，让私人资本通过剥削积累合法化。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只是其整体策略的一个方面。正是对这类活动的斗争，体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树越高，阴影越大。底层的斗争只能影响局部，干部地位越高，影响越大，而党内高层的斗争，影响到全社会方方面面。
一旦我们认识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毛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毛在阐述这一分析中所做的巨大工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尽可能尝试一切方法，教育中国人民如何通过分析推行的路线，来分辨党内领导层中间的"走资派"，叁项标准就是，"他们相信谁，依靠谁，发动谁?”很明显，让妇女回到厨房，是将人类一半人口排除在外!而主张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是“相信少数人，依靠少数人，发动少数人”的突出典型。他们一登上中国的权力舞台，就立即拿走宪法中的罢工权力，禁止人民张贴大字报，停止所有群众运动。
其反面就是毛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领导人所做的决策，是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还是只考虑少数人的利益?是长远利益，还是眼前的利益?领导人推行的政策，是有助于团结所有人共同建设新社会，还是在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性别或其他不同群体之间制造分裂?领导人是与他们所领导的群众一起讨论事情，还是闭门秘密讨论事情?他们是让人民参与决策，还是只发号施令?他们欢迎来自下面的批评，还是害怕批评?如果是害怕，为什么害怕?既然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们为什么会害怕批评?有没有鼓励妇女为建设新社会做贡献?毛在六七十年代发动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去问这类问题。
全中国人民很快利用这些标准，开始挖掘走资派。走资派立即动用派性武器作出反击。局势变得极为错综复杂。当无产阶级领导号召所有人团结起来反对"一小撮"时，"走资派"则煽动派别斗争，彼此间展开无休止的个人权力斗争，同时以此为盾牌躲避人民的监察。
由于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多数人无所适从，他们个人和自己选择的带头人都无法从派系斗争的纠缠中抽身。我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客观塬因。这也是妨碍世界劳动人民--无论男女、无论黑人、白人、黄种人、棕色人种--团结起来打败共同的压迫者的主要客观塬因。压迫者一直都在煽动我们彼此间争斗，并借此兴旺发展。
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后，世界资产阶级胜利接管下来，球现打到了他们的半场。但他们也没有办法。资本主义对利润最大化的欲壑难填令其没有解决办法。他们只能大量提供的是贪污、犯罪、毒品、环境破坏、种族战争、失业、贫困。巨额资金用在军备开支上，却没有钱投资教育、卫生、社会福利或普通常识。但我是个坚定的乐观派，既然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人民肯定会抛弃它!在中国的30年，我尝到了未来生活的样子，我知道它是美丽的，我知道它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最终肯定会将资本主义从这个星球上扫除，同时被扫走的还有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人民所遭受的压迫!
1997年1月17日-1998年9月1日修改
(塬文题为“Presentation At the Nepal International Women’s meeting"，破土翻译全文并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