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早年罕见文章：论“贤妻良母”与母职的根本差别

导 语

　　近年来，受一些舆论事件的刺激，婚姻家庭问题、女性权益保障问题反复成为公共讨论的热点。人们呼吁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呼吁在家庭、就业等方面落实男女平等原则。但也有人呼吁女性以家庭为重，回家做“贤妻良母”。那么，如何理解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外兴起一股要求妇女回家的主张。希特勒声称“女子的天职是生育子女”；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包括反对妇女解放的内容；时任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主张“男子在社会上服务，女子在家庭中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加入了一场反对“妇女回家”的论战中。

　　周恩来首先把母职与贤妻良母区别开来，认为作为母亲/妻子的贤良与作为父亲/丈夫的贤良并列，并不反对这一称谓的美意。然而“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词，其含义便不同了，它指向旧社会用以束缚妇女的片面要求，而且经常出现在一种情境下：男性借口家庭难得安慰而去外边做些使妻子难堪的事情，反过来还要妻子忍气吞声，说这才合乎贤妻的榜样。这恐怕是当时“贤妻良母”的真正解释。

　　周恩来并没有否认母职，相反从其社会性出发，给予母职高度肯定。他认为，母职并不只有“十月怀胎，婴儿哺育”，更有“公共育儿，社会教育”等社会任务，这一概念的明确，不仅肯定母职的社会意义，更将责任不再限定于女性。他指出，母职需摆脱男性传宗接代的狭隘范围，也不应站在自私的观点上，而应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利。因而提倡母职，不应仅限于女性本身，更是社会的责任。他也反对借口女性应尽母职，而取消其社会职业的观点，这会让女性陷入更大困难，反过来妨碍母职。这篇80年前写就的文章，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文原载1942年9月25日《新华日报》，导读摘编自马冬岭《周恩来论“贤妻良母”及其对妇女工作的启示》。

　　作者｜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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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无论在任何社会，做母亲的当然要良，做妻子的当然要贤，这犹之做父亲的当然要良，做丈夫的当然要贤，一样成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易的真理。但“贤”与“良”的标准，当随着时代社会而有所不同，而有所变更。特别用在妇女身上，旧社会以三从四德为贤，以三K（教会、厨房和育儿）［注：教会，kirk，厨房，kitchen，育儿，kingdergarten。——录入者注］为贤，新社会则妇女解放了，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其“贤良”的标准亦平等了。母职妻职犹之父职夫职一样，可以成为区分贤良的标准，也可以成为男女的分工和各自的任务。所以我们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意，而只问其所指的标准和含义如何。我们更不反对母职或妻职，而只问其所指的职务内容和有关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

　　本文发表于1942年9月25日《新华日报》

　　但是，“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在这一名词下，妇女的地位，便被规定得死死的，只能牢守在家庭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儿女的母亲，而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般地位。所以凡是主张“贤妻良母”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其妇女在社会上一般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而这些国家也永远保持着男权社会的浓厚传统。因此，我们对旧的贤妻良母主义是反对的。同时，我们也反对在“贤妻良母”的名称上边冠以一个新字。

　　尽管你解释新的“贤妻良母”的定义，是完全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而要求妇女应尽母职和妻职。但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连结在一起的名词而只冠以新字，你便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而将妇女在社会上地位定型化了之后，再加以新的解释，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我们只要设想一下，为什么没有“贤夫良父”这一名称，便知道“贤妻良母”是有它一定含义，一定的社会性质了。如果将新的“贤妻良母”的任务，分为母职和妻职来讨论，那便很合理，并且也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父职夫职的问题。

　　并且，贤妻良母成为这样一个固定名词，主要的还在于强调夫权作用。一个已婚的女子，如果生了儿女，既要做贤妻，又要做良母，不仅不能两全，而且会妨碍其做良母。因为一般当丈夫的在“贤妻良母”这个要求上，总是自私地偏重于贤妻，而或多或少地妨碍着自己妻子成为良母。即使某些当丈夫的能让其妻子专心地成为良母，但在这些人中，又有很多藉口于家庭难得安慰而去外边做些使妻子难堪的事情的。反过来，还要妻子忍泣吞声，说这才合乎贤妻的榜样。这就是“贤妻良母”的真正要求，真正解释。这在现今青年一代中，我们也还看见这类典型。所以我们在谈母职妻职的时候，毋宁着重于母职，妻职较之母职来说，不仅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应相提并论。

　　论到母职，这是生物社会绵延不绝的生命线，而人类社会，更应自觉地认识母性的伟大和母职的重要。我们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不应站在男性社会自私的观点上，而应站在人类社会共利的观点上。社会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公共育儿制度就算尽善尽美的实现，母性固然不会消失，母职也还仍然需要。狭义说，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广义说代人哺婴，公共育儿，又何尝不是母职？！幼年教育，以女性担任为当，是母职的扩大。中国古礼中的长嫂如母，是代行了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

　　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亟须尊重母职，提倡母职。尊重，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尊重，首先就要求家庭中尊重母性，尤其是当丈夫的更要尊重母职，帮助母职，而不应妨碍母职。能尽父职的人，必须懂得母职是百倍艰难于父职。

　　谁无父母，生我劬劳，唯母爱为最深刻！有人拿社会上尽多无母之儿，来做母职有亏的例子，是很不妥当的。我以为实际上无父之儿不知要超过无母之儿多少倍。苏联的法律，对私生子及离婚后的子女均规定做父亲的养育责任，并确定由其薪资所得中扣付。这是公正的，因为做母亲的既在那里尽着纯义务的母职，做父亲的便应出钱养育，共担责任。

　　提倡，是要全社会来提倡，尤其要从政治上提倡。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妇女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的。

　　一个男子没有足以赡养全家的薪资，一个女子没有社会职业的保障，尤其是结了婚的女子更有失业的危险；怀孕的无胎教可说，无休息可能，育儿的无社会津贴，无托儿场所；做工的连哺乳时间都不可得；做保姆教员的也未能得到生活安定，更说不上奖励优待。这些问题不解决，母职的提倡不仅是片面的，而且要妇女们普遍地尽母职，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认为要使妇女们能尽母职，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现在有些国家，不论立场如何，都有托儿所的设置，都有对生育几个儿女以上的父母便给国家津贴的规定，亦是提倡母职的一种补助办法。同时，我们提倡母职，绝非视妇女于尽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相反地，妇女是人，但凡人类可做的事情，妇女大都可做。

　　不过，母职既是任何妇女所不可免的天职，妇女于尽母职的时侯，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是分工的必需。但我们反对藉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致妨碍母职。

　　我们更反对以同样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想法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

　　至于妻职问题，是应当与夫职同等看待和相提并论的，因非本文中心，留待后论。

我们非空口反对“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的，这就是本文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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