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开元：绥远抗战中的民族英雄，加入中共后长期在傅作义部队活动，成为传奇的公开潜伏者

　　1936年11月至12月，中国军队在绥远省抗击日伪军侵袭接连取得大捷，史称“绥远抗战”。此役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建功于疆场的将士备受国人钦仰，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大公报》发文介绍在战斗中建立特殊功绩的五名军官，并誉之为“民族英雄”。这五人中最年轻的是时年32岁的苏开元，从东北讲武堂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矢志磨砺杀敌本领，终于得以效命抗日战场。后来，苏开元更是找到了救国道路，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队活动，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上传奇的公开“潜伏者”。

从东北讲武堂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苏开元，字硕朋，原名苏凯元，190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青冈县兴华镇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他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习，学业成绩极为突出，毕业后得以被奉军高级将领郭松龄选送日本留学。1925年10月，正在东京成城学校学习日语的苏开元等留学生，接受郭松龄命令回国参加反奉军事行动，不久，郭松龄兵败被杀，他们都受到张作霖的通缉。1926年3月，苏开元等人又获得冯玉祥的资助，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学习。

　　再次回到日本的苏开元等人，从在日军陆军大学学习的何成璞处获悉，郭松龄生前有一笔钱由盛世才保管，而郭松龄死后，财产都被查封，其父母生活极为困难。盛世才与何成璞是由郭松龄保送到日本留学的，特别是盛世才还是郭的干女婿，饶是如此关系，盛世才还是私吞了这笔钱。苏开元等人听闻后极为愤怒，他们说服郭松龄父亲写给盛世才一封索要存款的信，以此来逼迫盛世才交钱，并多次集体上门催要，几经周折，盛世才不得已交出被他花剩的余款，此事却也令其声名狼藉。

　　1928年春，蒋介石指挥部队继续北伐，在进抵济南时，日军竟出兵横加阻挠，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消息传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们极为愤慨，认为在此国难当头，无论在情绪上和事实上，都难再继续求学，于是纷纷主张退学归国，准备与日寇作殊死战斗。苏开元在中国留学生集会上，发言列举日本侵略罪行，得到同学们一致拥护。随后，苏开元等27人集体向学校提出退学申请，虽然校方多方阻碍拒绝，但他们还是坚持集体离校归国。在东京火车站，他们受到日本警察阻挠，苏开元手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略中国”旗帜，与警察进行了搏斗。回国后，他们相继找到何应钦、蒋介石，提出参加部队对日作战，均被拒绝。没多久，这些满怀报国热忱的归国留学生也只能各找出路去了。

　　1928年7月，苏开元与留日同学李大超、李英夫接受福建省防军教导团邀请，出任该团教官、队长。第二年4月，他们又经何成璞介绍，一同到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处工作。他们三人英武干练，能力很强，在中原大战中为傅作义贡献颇大，很快就得到傅作义的信任和重用，并称傅作义部“三杰”。

“民族英雄”苏开元

　　1931年6月，苏开元出任团长，随傅作义驻军绥远省平地泉（今集宁）。他治军有方，积极练兵备战，所部成为傅作义麾下的劲旅。1933年初，日军进犯华北，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是为“长城抗战”，当年5月，苏开元率部在傅作义指挥下于北平近郊怀柔参战，其率领第435团占据台上村北高地，扼守平古公路要冲，日军虽以强大火力再三进攻，但始终无法攻占苏开元所部阵地。不久，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苏开元随同傅作义部撤回绥远。

　　1933年，日本侵占了热河省并实际上控制了察东地区后，扶植汉奸武装逐步蚕食察哈尔省，并企图染指绥远省。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操纵组建了有1万余人的伪蒙古军；在绥西活动的土匪头子王英也纠集了土匪游杂部队，拼凑成立所谓“大汉义军”，这两支汉奸军队成为日军进攻绥远的急先锋。11月16日，“大汉义军”向绥远、察哈尔交界要冲红格尔图镇发起进攻。守军坚决抗击，傅作义及时调集部队将进攻之敌歼灭，随即又夺取伪军占据的百灵庙和锡拉木楞庙，取得了绥远抗战的胜利。绥远抗战期间，苏开元以435团团长兼平地泉守备司令，为保障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社会各界对绥远抗战极为支持，纷纷派员前来慰问。清华大学派来的慰问代表是朱自清教授，他到平地泉时正好遇到平地泉各界自卫会在开会，因而在会上结识了苏开元。朱自清对其印象很好，后来在散文《绥行纪略》中写道：“苏东北人，爱国心极热烈，虽匆匆一谈，印象颇深。论及学生救国会事，谓可加入自卫会共同工作；如有与他处学生救国会联系之处，亦可单独办理，俾仍不失其独立性。此意见甚为切实。”正在绥远前线采访的范长江，也为苏开元等官兵英勇抗敌事迹所感动，写下了《绥东战役中五个民族英雄》一文，发表在《大公报》上。苏开元抗日英雄的美名遂传遍全国。

　　卢沟桥事变后，苏开元被调任傅作义总部的参谋处长，参加了抗战初期的多个战役。当时，傅作义部队没有佩戴中国军队统一的白布蓝字长方形的标识。为与其他部队识别和节约物资起见，傅作义指派苏开元设计专用的臂章。苏开元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红布面的印有“三十五军”黑字的臂章的设计，获得傅作义认可，大批制发给官兵佩戴在左臂上。这一设计，却为中央军和阎锡山部队所质疑，提出为什么不按中央的规定制作而且还是用红布。迫于压力，在用了一段时间后，傅作义部也换用了通用的臂章。

入党以后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中共党组织派冯基平等人组成反日救国宣传队，沿平绥铁路（今京包铁路）沿线进行抗日宣传。苏开元正率部驻军集宁，与李英夫偶然听到冯基平在街头的演讲，深受感动，遂邀请冯基平到其所部做抗日救亡演讲，并与冯基平建立联系，开始经常阅读学习中共的材料，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1938年，经在山西活动的南汉宸介绍，苏开元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南汉宸单线联系，在国民党军内部开展秘密工作。

◆1936年，《良友》画报刊登的苏开元照片。

　　1940年5月，苏开元升任绥远游击区中将司令，负责指挥伊克昭盟地区的3个师部队。时任包头县县长乔培新（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中共地下党员，利用公开身份为掩护，将伊克昭盟和大青山等地的党组织工作连结起来，积极支援大青山革命根据地。1941年3月，由于中共临河县委书记赵子丰叛变，乔培新的身份暴露，傅作义下令让苏开元逮捕乔培新。乔培新回忆：“苏开元是单线联系的党员（建国后我才知道），他也不明白我的政治面目，也不知我发生了什么问题，反正疑疑惑惑总感到傅作义要我到后套，这里有蹊跷。”于是，苏开元借一次晚间闲谈时，对乔培新说：“你在后套得罪了什么人？你这个县长怎么当的？有人要你那个缺。”乔培新明白这是苏开元在有意走漏风声，即迅速带人撤离傅作义部防区得以脱险。

　　因为放走了乔培新，苏开元被撤职。他即回到傅作义部后方的石嘴山，以普通人身份继续从事地下活动。1942年夏，傅作义获知苏开元的活动情况后，派人前往石嘴山去抓他。担任傅作义副官长的李英夫紧急派人告知苏开元，苏开元即前往延安。

　　在延安期间，苏开元化名“康原”，被安排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高级参谋室工作。“高参室”由朱德直接领导，其成员都是曾接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一定职务的高级军事人才，同时他们也基本都是中共秘密党员。

　　高参室的工作、学习、起居生活都有科学的安排。从周一到周五，有一两次专题研究讨论国际国内军事战略问题。朱德经常来参加高参室的研讨会，听取高参们的发言，在讨论中，高参们各抒己见，朱德也经常发表他的意见。周六则是党日，集体学习政治。朱德还代表中央军委给高参室布置了撰写中国军阀战争史的任务，根据各位高参的情况进行了分工，其中，苏开元与东北军出身的赵唯刚（曾任中共满洲特科秘书长）负责写东北军史。

公开“潜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20日，苏开元前往包头找到李英夫。李英夫问他今后打算，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仍要回到傅部工作。”李英夫说：“傅作义已完全了解你的身份，并又几次下令逮捕你，他对你到延安一事极为恼火，你留在这里工作，他能信任你，使用你吗?”苏开元说：“我考虑了，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经过商议后，苏开元当天就到前方去见傅作义。果然，傅作义在见到苏开元后，出于多方考虑，只是把他降级为少将高级参谋，没有再予追究。1946年初，傅作义派苏开元为十二战区驻集宁的代表，与中共、美方代表同坐一桌，参加“军调”。随着傅作义职务的变动，苏开元也相继担任张垣绥靖公署、华北“剿总”的“高参”，并成为傅作义的高参室负责人。

　　所谓高参室是傅作义用于安置闲散人员的地方，因当时华北“剿总”有军衔或职级相当于少将以上的上百人不好安排，于是给以顾问、参赞、参议、参事等各种名目，只领干薪，无须上班，甚至有的人从来没有进过华北“剿总”的大门。由苏开元担任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傅作义的本意是不想让他接触机密，不过却为他提供了更充裕的开展秘密活动的时间。此外，他兼任华北“剿总”荣誉军人管理处代理处长，可以各处去慰问伤兵。于是他借机四处奔走活动，运用与傅作义身边工作人员熟识的便利条件，掌握傅作义的动态，获取大量情报。

　　苏开元还对傅作义部开展策反工作。他与张家口警备司令靳书科是日本士官学校前后期的同学，一次趁其回北平汇报工作的机会请他吃饭，询问对时局及前途的看法，借机教育争取他。靳书科认为失败已成定局，至于其个人前途则“结果不是战死就是给共产党当俘虏，再无其他出路”。苏开元说：“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走不走。”靳书科则坚持认为不能辜负傅作义的知遇之恩，绝不向共产党投降。最后，苏开元也只得说：“希望你能及时掌握局势，善自为之，勿为他人殉葬，自己毁灭自己。”靳书科回到张家口，继续顽抗解放军的进攻，在张家口解放时兵败被俘。40年后，靳书科忆及当年，颇为懊悔地说：“苏开元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是以后知道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惜没有听他的话，有负于他的一片好意，迄今思之，深感遗憾！”

　　因苏开元在北平国民党军政机关高层频繁活动，其身份几近公开。1948年底，解放军重兵包围平津，国民党特务机关穷途末路，凶相毕露，企图杀害苏开元，苏开元不得不隐蔽起来。形势如此险恶，他还利用关系，说服担任广安门一带防务的国民党守军，在解放军攻城时开放防区，迎接入城。当时，傅作义也在寻求与中共接触，其所派出的谈判代表周北峰，即是通过苏开元了解到当时军事形势，而在周北峰与聂荣臻会面时，苏开元更是他借以证明身份的背景关系。在多方努力下，傅作义最终率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从此，苏开元结束了潜伏生涯。后来，他被组织安排在北京市公安局从事反特隐蔽战线工作，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安全建立了特殊功勋。1965年8月，苏开元在北京病逝，终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