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反常用兵，出奇制胜

　　作为一代名将，粟裕熟谙《孙子兵法》，经常吟诵其中的一段话：“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大意是说，用兵之道，讲究反常。有力一斗要故作无力出击，准备出击要故作按兵不动；准备出击近处，要故作出击远处；准备出击远处，要故作出击近处。要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攻击，要在敌人没料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在长期战争岁月中，粟裕时刻以此自警，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不囿于人民军队既有打法，形成了自己的用兵特点：反常用兵，出奇制胜。

一、“敌进我进”，失之于浙西南，得之于浙南

　　1935年3月下旬，粟裕、刘英（分任挺进师师长、政委）指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西南部，经过短短4个月斗争，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迅速成形：北抵浙赣路，南到闽浙边，西到赣闽边界，东到丽水宣平。挺进师初步实现了中共中央交给的战略牵制任务，在浙江境内站住了脚跟。

　　眼见后院火起，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办《东南日报》声嘶力竭：“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蒋介石当然不会容许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他家乡立足，下令调动主力部队入浙“围剿”。1935年7、8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相继任命卫立煌、罗卓英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国民党军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共有63个正规团，受“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节制，归罗卓英（兼第18军军长）统一指挥。8月23日，国民党当局制定了对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红军游击队的《第一期清剿计划》，明确提出“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限10月15日前全部肃清之”。

　　按照《第一期清剿计划》，罗卓英动用正规军32个整团近7万人，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把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团团包围起来。罗卓英模仿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战法，命令各部都构筑碉堡，整个包围圈形成一个碉堡圈，志在一网打尽。

　　1935年9月，就在罗卓英张牙舞爪之时，挺进师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怎样粉碎敌人的大规模“清剿”。对付敌人的“围剿”“清剿”，朱德、毛泽东早已有过成功实践：敌进我退，诱敌深入，后发制人。这是红军战争中的法宝，也是敌强我弱形势下打胜仗的常法。可是，粟裕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大胆反常用兵，出奇制胜。

　　会上，粟裕分析敌我双方力量，认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面临的形势，与当年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有很大的不同，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必须相应改变。他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

　　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领导我们“敌进我退”，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人的小规模“会剿”，保卫了红色政权。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时，朱、毛领导我们大步进退，诱敌深入，以运动战歼敌。尽管红军在总体上处于劣势，但是仍然有可能集中相当数量的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犯敌人。那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一路敌人被打败，敌人的“围剿”也就被粉碎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1个营，而敌人整团整师压过来。加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纵深很浅，敌人大军进来，游击队根本无处可退。

　　那么，面对蒋介石大军压境，浙西南游击战究竟该怎样打呢？面对一双双询问的眼睛，粟裕条分缕析：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虽然有时也主动进攻，但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方针。现在敌人压过来，我们留下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主力部队迅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进到敌人后方去，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就叫“敌进我进”。

　　政治委员会一致赞同粟裕的意见，断然决定：留下部分兵力就地坚持斗争，和敌人周旋；粟裕、刘英指挥挺进师主力（不足2个团兵力），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南下，偷涉龙泉河，向南挺进到闽浙边福安、福鼎、寿宁、泰顺、庆元等地区活动，全力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粟裕传》记载，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罗卓英全力摧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粟裕遂在浙南开辟了大块新的游击根据地。挺进师驰骋浙南，一路上打土豪、“请财神”，把地主家的粮食、衣服分给贫苦农民，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乡保长、土豪劣绅，越过浙赣铁路，直指天目山麓。最终，“围困浙西南根据地的敌人坐不住了，终于被粟裕‘牵’了出来。”这样，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又得到恢复。

　　总体上说，罗卓英指挥40个团虽一度重创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粟裕却在浙南还以颜色。后来，罗卓英、粟裕抗日战场相遇，罗佩服地说：时将军所部实力不足2团，竟然与我40团大军周旋而不败，佩服佩服！

　　诚如官方《粟裕传》所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将领中，粟裕早在1935年9月就提出了‘敌进我进’战略方针，并对它通俗、形象地作了阐述。这是粟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断上升到战略高度的一个重大成果，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敢于突破红军打仗常法，反常用兵，出奇制胜，折射了粟裕的求实创新精神。

二、 “先打强敌”，黄桥决战首歼翁旅，形成破竹之势

　　1940年9月下旬，为阻止新四军进入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拼凑26个团，总兵力3万余人，组成右、中、左三路向驻扎黄桥的新四军扑来：

　　右路是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部、宋子文系统税警总团陈泰运部，总兵力1.2万人。蒋介石、韩德勤对他们施以高压，辅以利诱，令其向新四军进攻，同时掩护中路军。

　　中路是这次进攻的主力，全是韩德勤嫡系部队，本身又兵分三路：左翼为顽第89军第33师，进攻黄桥东面；中翼为第89军军长李守维亲率第117师大部及军部直属队、炮兵，进攻黄桥东北；顽独立第6旅为右翼，进攻黄桥北面。

　　左路由苏北地方5个保安旅组成（杂牌军），攻击黄桥东南地区，牵制新四军防御兵力。

　　大兵压境，仗怎样打呢？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粟裕，心里非常清楚：他掌握的部队总共只有7000人，而战斗部队不过5000人，就是与韩顽三路大军中的任何一路相比，也不占优势。以往红军、新四军与敌人作战，在战略上都是以少胜多，在战役、战斗上都是以多胜少，当前的形势却要求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都要以少胜多，还必须打歼灭战，使顽固派无法卷土重来，以利于新四军开辟苏北、发展华中。

　　粟裕反复权衡，分析比较，最终决定：全力依托群众觉悟较高、粮草充足的黄桥，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最后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保住黄桥抗日根据地。

　　接着，粟裕又专注于首战对象的选择，因为这将极大地影响决战的进程，甚至关系整个战局的成败。粟裕对韩德勤三路大军方方面面作了分析对比，把首歼目标定在了韩德勤系统的主力独立第6旅翁达部上。

　　在韩德勤部的战斗序列中，翁旅独树一帜，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全旅3000多人，清一色的“中正式”79步枪，每个步兵连都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9挺，装备漂亮，号称“梅兰芳式”部队，军官大都是军校毕业生。正因为敌人自恃强大，说什么也不会想到新四军首战拿他来开刀。

　　翁旅是韩德勤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一个缺口，新四军就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翁旅是韩德勤嫡系主力，如首战被歼将给韩军士气以严重打击，也将震慑左、右两路地方实力派、杂牌军，迫使他们同韩德勤拉开距离，不敢轻举妄动。因此，首战歼灭翁达旅，对战役的转变会起决定性影响。粟裕认为，劲旅一旦就歼，将形成破竹之势，第89军必然随之覆灭。

　　另外，韩德勤深知中共军队战法。1931年6月，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时任第52师师长韩德勤全军覆没于方石岭，韩本人也成了红军的俘虏。由于韩长相粗俗，混迹于士兵当中，领到了红军发给的两块银元脱身而去。1933年秋，韩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担任顾祝同部东路军参谋长。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摸索出共产党军队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因此，粟裕就此用计，反常用兵，就是要大出韩意料之外。

　　粟裕决定，以3/4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仅以1/4的兵力守卫黄桥。粟裕这样部署有其极深用意，就是要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做到集中最大兵力。这是粟裕指挥新四军独立歼韩最大胆也是最得力的一着。

　　《粟裕传》记载，“粟裕将作战计划送给陈毅，陈毅连声叫好，称赞说：‘首歼独六旅是一着奇兵！整个作战计划处处都是奇兵！只有这样打才能解决问题。我完全同意，交给大家再讨论一次就下达。’”无疑，粟裕反常用兵，出奇制胜，深得陈毅认同。

　　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粟随后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粟裕在会上宣布了作战计划，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江北指挥部麾下将领叶飞、王必成、陶勇相继表态：誓死保卫黄桥，坚决打好这一仗！

　　1940年10月3日，顽第89军军长李守维下令所部攻击前进。在中路左翼、中翼大打出手时，翁达好整以暇迟迟不动。“翁达自以为棋高一筹，满心要等新四军主力在黄桥以东拼得焦头烂额时，他再率部突入北门，稳拿头功，所以姗姗来迟。”

　　粟裕的决心并未因翁达迟迟不出现而改变。黄桥方向打得非常激烈，粟裕依然命令伏击翁旅的2个纵队严阵以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右而目不瞬”。这是粟裕最喜欢的一句为将之道的名言。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使他深深懂得：善于坚持正确的决心，不为各种突发的、危急的意外情况所转移，往往是取胜的关键。

　　果然，4日下午3时，翁达率领他的“梅兰芳式”部队3000多人开始向黄桥进军了。等到翁旅全部进入口袋，粟裕下令出击。经过3个小时激战，独立第6旅大部被新四军歼灭，中将旅长翁达自杀身亡。

　　外号“梅兰芳式”部队的独立第6旅刚刚“登台表演”，便全军覆没了。得到战况，顽固派左、右两路果然不敢妄动，顽军中路右翼一被斩掉，主力第89军便完全暴露和孤立了，覆灭命运难逃。随后，新四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10月6日清晨，顽第89军军长李守维见军部已被彻底歼灭，妄想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淹死于八尺沟河中。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1000余人向老巢兴化狼狈逃窜。陈、粟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命令追击部队到达东台便停止向西北前进，给韩德勤留下一条后路，做到仁至义尽。

　　至此，黄桥决战胜利结束，共歼顽军第89军及独立第6旅等部12个团，连同被歼的保安旅团，共歼敌1.1万多人，其中第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毙命，俘顽第33师师长孙启人、第99旅旅长苗瑞林等师、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士兵3000余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批弹药和军需物资。

三、再次“先打强敌”，鲁南战役首歼第26师

　　1946年12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按照中央军委意图，主力回师鲁南，集中27个团左右的兵力，在鲁南地区歼灭蒋军整编第26师，迫退西北军旧部冯治安部。

　　确定了作战方案以后，如何选择打击目标，就成为定下战役决心的重要问题。根据中央军委“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精神，粟裕开始全盘思考：向鲁南解放区进犯的一路国民党军，这时仍停留于临沂西南地区。其中马励武指挥的整编第26师及第1快速纵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美械装备，是这一路的主力，位于峄县以东的马家庄、太子堂地区；而周毓英指挥的整编第51师，原是东北军部队，位于枣庄地区；冯治安指挥的整编第33军(后改称第三绥靖区)，原为西北军部队，位于台儿庄、四户镇地区。后面两支部队装备较差，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矛盾，有浓厚的保存实力思想。

　　针对上述敌情，陈、粟等原来准备先打弱敌，首先歼灭冯治安部整编第59师；后来改为先打强敌，首先歼灭马励武部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

　　为什么作出这种改变？粟裕起到关键作用。他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也更加切合当时鲁南战场的实际。整编第26师是鲁南一路蒋军主力，消灭了它，华东战局即可好转；若先打整编第59师，即使全胜，恐也一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鲁南问题。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虽是强敌，但它孤军突出，态势对它不利，又与冯治安部有矛盾，冯部不会积极增援，存在着强中有弱的因素。先打强敌，我军虽有不利因素，但有利条件更多，特别是战役一开始就可以集中27个主力团打蒋军6个团，兵力4倍半于敌，占有绝对优势。”晚年回顾这一仗，粟裕言简意赅：“选弱敌打，这是我军常用的一条原则。但有时为了迅速改变态势，扭转战局，我们也在有把握或既有一定把握又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先打强敌。”(《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1版)

　　诚如《粟裕传》所言：“战争的实践告诉我们，这种反常用兵并非违反战争的客观规律，恰恰是适应战争的特殊规律。出奇制胜，常常被视为险着，也确实具有风险性。要做到似险而非险，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历代军事名家都是反常行险的行家。……粟裕就是这种善于反常用兵、出奇制胜的行家里手。”

　　从1947年1月2日至20日，仅仅18天的时间，经过两个阶段连续作战，我军全部歼灭国民党军整编26师、整编第51师和第1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生俘两个中将师长，缴获坦克24辆、汽车474辆、各种炮217门以及其他大量武器装备，创造了华东战场上一个战役歼敌数字的新纪录。鲁南战局完全扭转，证明粟裕算无遗策！1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粟：“鲁南胜利，局面打开，我已夺取主动，敌已陷于被动。”

四、巅峰对决，蒙阴决战直取敌第74师

　　1947年5月初，国民党军对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进入高潮，蒋介石的“急先锋”汤恩伯兵团一马当先，不待欧震、王敬久两兵团统一行动，就指挥第一兵团8个整编师，向沂水、坦埠方向进攻。当天深夜，华野指挥部根据战场态势，决定出击汤恩伯兵团右翼稍形突出的第7军、整编第48师，参战部队迅速向预定战场开进。

　　5月11日晚上，华野技术侦察部门截获汤恩伯限整编第74师于5月12日攻占蒙阴东部坦埠的电令。随即，根据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情报，粟裕查明了汤恩伯兵团的作战部署：以整编第74师为中心，整编第25师、整编第83师为左右翼；又以整编第65师保障整编第25师翼侧，第7军和整编第48师保障整编第83师翼侧，限于12日(后改为14日)攻占坦埠。

　　显然，国民党军部署是以整编第74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实施中央突破，矛头直指华野指挥部驻地坦埠，企图一举击中华野指挥中心，聚歼解放军主力于沂蒙山区，或者将解放军逼向胶东一隅，赶过黄河。

　　粟裕认为，整编第74师是蒋介石的“王牌军”，歼灭整编第74师，将会给敌人以实力上、精神上最沉重的打击，对我军指战员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可以立即挫败敌人的进攻，迅速改变战场态势，获得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如果打第7军、整编第48师，敌人很可能置该部于不顾，继续对我实行中央突破，从而使我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敌人采取挟重兵以求中央突破的战法，估计我军不是主动后撤就是被突破。我们针锋相对，一改先打薄弱之敌、孤立之敌的传统战法（常法），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打最强的整编第74师，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必将大奏奇效。

　　粟裕立即把他的想法向陈毅汇报,陈毅当即表示赞同：“好！我们就是要有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

　　5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电文中尽显对粟裕的信任。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在粟裕直接指挥下，华东野战军在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对整编第74师展开攻歼战。“华野敢于围歼整编第74师，完全出乎国民党军意料。”他们拼命组织援救不得，整编第74师被华东野战军全部、干净、彻底消灭。

　　捷报传来，陈毅紧紧握住粟裕的手说：“老伙计，这个仗，你硬是越打越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