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列宁一样战斗：反美必反帝，反帝必反修！

像列宁一样战斗——纪念伟大列宁151周年诞辰

文|热风编辑部

　　今年的4月22日，也就是昨天，是列宁诞生151周年的日子。虽然既非逢五，更非逢十，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大家对导师同志的满满的怀念。

　　应当说，我们面对着的现实环境，不是跟上世纪毛教员面对的近代中国，而是跟列宁更早之前面对的帝国主义俄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当我们今天打开《列宁选集》，循着导师的革命足迹了解、学习他的革命思想时，我们不时会感到亲切，会惊喜地发现：当年列宁集中火力批判的不少东西，不正是当下我们这里的“时髦货”吗？！

　　因此，我们今天学习列宁的著作，就具有了一层更加特别的意义。

　　1. “反美”，还是“反美帝”？

　　随着“中美之争”在21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的正式展开，民族主义，尤其是反美民族主义，更加成为了一股潮流。的确，标榜自己“反美”的人越来越多，“骂美国”成为了不少人的常态。这比起过去三、四十年间的“崇美”成风，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反对美国，究竟是反对什么？或者说，应当怎样反对美国？又或者说，应当反对美国的什么？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从这里出发，能够区分出两种东西：一个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个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应当说，当它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结合在一起时，一般它就是进步的、“好”的；而当它与帝国主义强国的统治阶级结合在一起时，一般它就是反动的、“坏”的。民族主义思想之进步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而取决于它所具体联系着的社会阶级，取决于它所具体联系着的社会阶级的进步与否。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如今是怎样“反美”的呢？说穿了，他们忽视甚至无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加分析地、抽象地、庸俗地反对“所有”美国人，不懂得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分开，不懂得当前美国人民的反华情绪和由来已久的反共心理是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灌输的结果，不懂得将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美国人民当中去的必要性。他们甚至可能走向最恶劣的种族主义。

　　所以，我们的民族主义鼓吹者们的表演，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一边批评美国普通人民“反华”，一边又像无脑“反华”的美国人一样忙于“反美”……这算什么？？充其量，是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错，美国人民不加分析的“反华”，乃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我们当中部分人不加分析的“反美”，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本国剥削阶级的帮凶，对需要觉悟的无产阶级而言，是十分可悲的。

　　2. “反美”必须“反帝”

　　伟大列宁曾经的提醒，一点儿也不过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很广很深的思潮，这个思潮的根源同大国民族的地主资本家老爷们的利益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为了宣传有利于这些阶级的思想，每年要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错，这种“同大国民族的地主资本家老爷们的利益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每年要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宣传”的、“很广很深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潮，根本不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人民的爱国主义，也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步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而是一种为帝国主义者在国际范围内扩张利益、竞逐霸权服务的观念工具。这种民族主义，说穿了，就是以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冒充“民族”的、“祖国”的利益，哄骗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给剥削阶级恶棍当炮灰。

　　当前，我们仍处在列宁早就指明了的“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在具体形式上有所变化，其反动的阶级实质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帝国主义的美国，就是现当代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心；它从来就不是什么“人类灯塔”，而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堡垒。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美国政府的“右派极权”本质，即大资产阶级专政本质，“二战”后历70余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正是这个政府，对内对外，以反革命的软硬两手压榨和欺骗美国人民、世界人民，70多年来犯下了滔天罪行。

　　因此，我们的“反美”，如果不是指向“反帝反资”，如果不是反对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政府，那就一定是意义狭隘的、空洞的、无聊的。我们应当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科学界定时下流行的所谓“反美”，把“反美”升华为、明确为、规定为“反美帝”，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人民真正的，也是最大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3. “反帝”必须“反修”

　　反美必反帝，反帝必反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的主要危险，不是“左”而是右，是表现为修正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在这样一种时代条件下，向列宁学习，极端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他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列宁是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伟大的英勇的旗手，毛泽东同志接过了这个旗帜；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是列宁反修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想皇冠上的明珠。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第一个50年中，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大的创始人，进行了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思想、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杜林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了指导地位。于是，斗争进入了第二阶段，“斗争的形式和原因已经改变，但是斗争还是继续着”（列宁，同上）。这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再以跟马克思主义直接对立的简单面貌出现，而是试图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盗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去完成它们在工人阶级队伍当中散播资产阶级影响的罪恶使命。列宁指出：“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取得工人运动中指导地位后，所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形式。

　　我们看到，伟大列宁在恩格斯逝世后，代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特别是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和他“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致奥·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列宁也是如此。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继承者。

　　在国际共运史上，历次修正主义产生的一个共同背景，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和平”发展。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的几十年间，世界资本主义正是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工人阶级内部发生分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阶层成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社会根源。同时，大批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使资产阶级思想更多传播到工人当中来。恩格斯尸骨未寒，伯恩施坦就明目张胆地跳了出来，开始作妖。他借口时代变化，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祖师爷。另一个人物考茨基，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采取所谓“中派”立场，扮成“理中客”模样，实际上是跟伯恩施坦穿一条裤子，成为后者的第一继承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成为“主流”；在帝国主义大战中，第二国际各党更是纷纷背叛革命，沦为本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俘虏。

　　有人说，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这样，但别忘了：在形式上，修正主义还是打着马列毛旗号、用马列毛语言的，甚至宣称自己“维护”“发展”“完善”马列毛主义。所谓“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若干片断和若干词句的形式，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实质的辩证统一。所谓“修正主义”，具体而言，就是以“时代变了”等等为借口，打着“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割裂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基本原理进行歪曲和篡改。所谓“修正主义”，不是修“正”，而是修“歪”，修“正”主义实为修“歪”主义。一旦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形式，丢掉这个羊头，它就不算修正主义了，就变成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了。修正主义者实际上起到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散播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其思想影响的作用，他们是帝国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内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实际代理人。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说“反帝必反修”，而这也正是列宁的一大光辉思想。

　　今天，我们学习列宁，不但要坚决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更要坚决与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划清界限。

　　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带有根本性、决定性意义。如果丧失了这个立场，那就等于堕落为无产阶级敌人。能否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可以而且必须从列宁那里取得理论武器。列宁为我们留下了反帝必反修的光辉思想，留下了一系列反修战斗檄文。列宁反修思想和文献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财富。我们还要学习列宁在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过程中极其鲜明的战斗性，敢于论战，敢于胜利，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退缩。

　　4. “你们为什么不夺取政权？”

　　我们在当代向列宁学习，还必须学习他大无畏的、革命的反潮流精神。这就是说，要善于为了无产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谋划；为了无产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不要怕一时的孤立，不要怕经常处于少数地位。列宁正是这种反潮流精神的化身。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列宁的反潮流精神“变物质”的结果。没有列宁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十月革命，好比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1917年十月革命前，除了列宁一个人，几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没有想到可以那样子去夺取政权。列宁回到俄国，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夺取政权？”他指出：“我们不要议会制共和国，我们不要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我们不要除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之外的任何政府。”

　　斯大林回忆说：“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比喻说：“他参加了会议，像一个督学走进教室一样。他听了一会儿教师的讲课以后就撇开教师，用一块湿海绵把这位教师在黑板上乱写的无用东西全部擦掉。代表们的情绪由吃惊和抗拒变成钦佩。”（《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281页）

　　这种“老同志”与“人民领袖”不合拍，前者跟不上后者的情况，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们也不难见到。和毛主席一样，列宁往往一不留神就变成少数，但他代表的才是正确路线。

　　当然，列宁这种对于革命发展前途的正确把握，不是出于什么“激进”，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群众，只能来自进步的群众，及其革命实践。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1917年9月，她秘密赴芬兰看望列宁；在一节满载士兵的车厢里，人们谈论的不是关于联合政府，而是关于起义的事情。“当我把这些士兵的言论告诉给伊里奇的时候，伊里奇立即深思起来，以后他无论说什么话脸上的深思的神情始终没有消失。显然，他谈的是一个问题，而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即武装起义的问题，在想如何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1页）接着，列宁给党中央写了两封著名的信件：《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以及《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他要求立即行动。“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开始了。炮弹发射出去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被摧毁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封闭的列车》，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