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蓉：我的抗美援朝经历和见闻
【作者近照：抗美援朝炮九团老战士罗素蓉】
2020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这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前天我领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我90岁了，能够亲自领到这枚纪念章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手捧这枚珍贵的纪念章，泪如雨下，思绪万千。这是一枚分量太重太重的纪念章，他不仅颁给我们这些仍然健在的入朝参战人员，也是颁给所有志愿军指战员、所有曾经入朝的工作人员、所有永远留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们的。颁发纪念章，意味着中国再次确认这场战争是伟大的战争、光荣的战争、胜利的战争，是永远值得骄傲、值得纪念的战争。我回顾自己在抗美援朝的经历，是为了让我们一起缅怀英烈，让下一代能继承和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1948年我毕业于重庆歌乐山上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在中共地下党的培养下，我参加了中共南川县委会青干训练班后,在县委搞宣传工作。1949年11月南川解放，当时炮九团驻扎在我的家乡南川县。为欢迎部队，县委组织学生进行了很多宣传和演出，我也在当中参加了表演。炮九团当时正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想把我特招到部队文工团。1950年3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我参加部队文工团歌剧刘胡兰的演出，主演刘胡兰。这部歌剧演出很成功，在西南军区的文艺调演中获了奖。在南川县演出了很多场，许多青年学生受到刘胡兰事迹的激励，在部队入朝作战之前，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南川县有237名学生参加了志愿军。道南中学参军人数占了在校学生的六分之一。
炮九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它的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炮兵团”。1945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司令部直属炮兵团奉命在辽宁省凤城县成立，团领导及营连干部中有老红军、老八路为骨干。建团后即投入了剿灭土伪战斗和三保本溪战役。1946年3月调归“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与该纵炮兵营合并后参加了鞍海战役、新开岭战斗、四保临江战役、梅河口攻坚战、秋冬季攻势战役、砬子山、兴城战斗和塔山阻击战。在塔山阻击战中炮九团荣获4纵队“威震敌胆”大旗(现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1948年11月，该团随纵队先驱入关，进至冀东于各庄一带进行短期休整时，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炮兵团”正式番号，尔后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北平入城式。3月下旬，该团和兄弟部队在西郊机场接受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的检阅。在北平担任了3个月的警卫任务后，便奉命南下，1949年9月于河南信阳调归第2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建制，并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9团”番号，接着继续南下，参加了西南征粮和剿匪工作。1950年12月，奉命离川北上。在河北省邢台县完成战备工作后，于1951年3月入朝作战。在朝2年零7个月，参加了第5次战役、芝浦里阻击战、秋季战术反击、上甘岭战役、平金淮战役和反登陆战役准备。该团8连7班在上甘岭中，在坑道坚持战斗43天，荣立集体特等功，并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的“二级杀敌战斗英雄班”光荣称号，该班火炮1门现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在抗美援朝中，全团40个单位荣立三等功，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各种勋、奖章930枚。全团炮火直接毙伤敌3662名，击毁敌火炮32门、坦克4辆、地堡89座、仓库10座、汽车18辆、轻、重机枪91挺，击落敌机1架，摧毁弹药库4座、装甲车1辆。截止上甘岭战役结束，全团有上千人次立功受奖。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炮九团为人民炮兵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其中有抗美援朝战争中在炮九团担任参谋长后任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刘恒泉;炮九团参谋长后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姚路;在炮九团担任营长，后任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的王本昌;炮九团连长后任广州军区炮兵司令岳洪池;炮九团任副团长后任空降15军参谋长赵梗;炮九团副团长后任昆明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长张云峰;大功八连指导员于厚成后任军委炮兵研究所政委等等。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一个月后，我所在部队炮兵第九团接到命令，划归十五军建制，准备参加抗美援朝。之前我们是归属西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直辖。
1951年12月25日，奉15军命令，我们炮九团从南川县分水、陆两路北上。部队能坐车坐车，能坐船坐船，没车没船就走路，经过20天的行军，到达河北邢台祝村地区待命。在祝村休整准备了近两个月后，召开了出国作战动员大会，全体官兵庄严宣誓：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爱国主义的战士，我们坚决效忠党中央，效忠祖国，坚决将敌人消灭于国门之外，为保卫祖国安全而奋勇战斗。所有人摘掉了解放军的帽徽和胸牌，清理掉所有可以证明中国军人身份的物品，交给指定人员进行处理。3月16日，15军按照步兵第29师，44师、45师、军直属队、炮兵第9团、高射炮团序列，从河北邢台地区分乘36列军列开赴东北边境安东市。我们团于三天后抵达安东也就是今天的丹东市。几天后，入朝命令下达：15军从3月25日18:00时至3月31日16:00时分批入朝，入朝顺序为步兵29师、军直属队、炮九团、步兵44师、 45师。
1951年3月28日18:00时，我们炮九团2000多名指战员携带着武器装备浩浩荡荡跨过了鸭绿江大桥，奔向朝鲜战场。一踏入朝鲜新义州，只见断壁残墙，瓦砾废墟，一片凄凉。出国后一直是连续的夜行军。我们每个人背着背包，干粮袋，雨布，铁锹，不停的向前走。许多人脚上都磨出了水泡，我们用针挑破水泡，用块布包起来继续走。连续多天行军，大家已经疲惫不堪，常常是休息的口令一下达我们马上就可以呼呼大睡。有几次解着手就睡着了。但只要行军的口令一下达，大家立刻起身眯着眼睛跟着队伍走，有的人甚至练就了边走路边睡觉的本领。夜晚行军时，女同志一般都走在队列前面。我们每个人手臂上绑着一块白毛巾，后面的紧盯前面的白毛巾，尽量踩着带队人的足迹走，以防掉队。通过飞机封锁区时，我们迅速快步急行，整个队伍里不时传来“快跟上，快跟上!”的小声的催促声和密集的脚步声。如果碰到敌人连续打照明弹，我们就用白布单顶在头上作隐蔽。部队白天宿营荒野，晚上加速行军。不准生火做饭，只能吃干粮喝凉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过青川江的时候，渡口约七八百米宽，水深齐腰，冰冷刺骨，水流湍急，稍不留神便有被水冲走的危险。我当时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寒冷，全身直打哆嗦，就是迈不开腿，还是同志们搀扶着我一步一步探索着前进。有个小个子的战士，水几乎淹没到他的胸部，连呼吸都感到有些困难了，在战友们的搀扶下艰难的在水中挪动。恰在这个时候，一个炮车连也来过江，连长是解放战争中的战斗英雄，他见此情形，不由分说的就把那个小个子的战士背在了背上，同时还指挥4辆炮车迅速过江。我们过江后想去感谢那位连长时，他们早就消失在夜幕中了。在20多天的行军中，大家就是这样，相互搀扶，相互帮助。咬牙坚持。4月18日我们终于抵达新西郡南渡山地区休整待命。由于长时间没有洗衣服洗头，我们女兵的头上都长满了虱子，而且头发很难梳开，我们索性将辫子剪掉留成短发，有的人干脆就剪成像男兵一样的头，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小男孩。
5月29日午夜，我团接到了战斗命令，参加芝浦里阻击战。此次阻击战的惨烈程度仅次于上甘岭战役。当时，志愿军的防御阵地出现了漏洞，如果不及时堵上，就会造成敌人包抄我方几个军的严重局面。15军的阻击部队在芝浦里殊死苦战了10天，以极大的代价完成了这次阻击任务。炮兵在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后，参加阻击的炮兵部队荣立了集体三等功。彭总给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发来电文：秦基伟我十分感谢你们!像这样感情外露的电文，在彭总以往的生涯中是很少见的。
战后，我们部队行进至五圣山附近驻扎。到了驻地，就开始挖防空洞。三营的火炮就是在五圣山打的山洞，上甘岭战役发起的第一天，九团三营发现美军进攻，没有接到命令，就直接开火射击。三营的火炮可以直接瞄准美军的进攻路线，对支援上甘岭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女兵和男兵一样，自己的防空洞自己挖。男兵除了挖他们自己住的防空洞外，还要给炮挖掩体。我们团是骡马炮兵，还有上百匹马需要藏身，也要挖掩体，还要挖工程量很大的坑道。大家的手上血泡老茧一层压一层。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怕难。我当兵前一直是在读书，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挖一天防空洞下来，累的手都抬不起来，饭碗和筷子都拿不住。第二天咬着牙继续干。连续挖了四五天，防空洞终于可以住人了。后来连里领导又派人来，给我们把防空洞扩大加固，还砌了一铺炕，再住进里边感觉舒服多了。但到了冬天，洞内仍然很冷，晚上睡觉时，我们几个女兵把被子凑在一起垫和盖，大家挤在一起睡，并且上身穿着棉衣，带着棉帽。第二天早晨醒来，炕沿都是冰凌。
进入朝鲜后，文工团员分散到了连队的各个岗位。有的当卫生员，有的当炊事员，有的当侦察员或炮手。我因为是中专毕业，在当时属于文化高的，被分配到指挥连当文化教员。当时全国在开展扫盲运动，这项工作在部队也在进行。我就利用作战间隙，教干部战士们认字。也时常排演一些小节目，到前沿坑道去演出，鼓舞士气。
1952年3月，美军对我阵地实行大规模的细菌战，我们驻地附近也发现许多苍蝇和死老鼠。朝鲜的2、3月间天气很寒冷，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有的战士莫名其妙的发高烧，很快就死了。各部队把情况向上级汇报后，祖国调查团很快就来到了朝鲜一线，团长是廖承志，副团长是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当时她是国家卫生部部长。很快防范方法下发部队，一是专门有人观测敌人啥时候丢细菌弹，再就是及时把丢了细菌弹的那个范围封锁起来及时清理，后来部队还组织打了疫苗，很快的粉碎了敌人细菌战的阴谋。我国代表还在联合国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这种反人类的罪恶行径。
上甘岭战役前夕，上级决定派宣传小分队到前沿各炮阵地进行慰问演出，因为炮阵地面积小，容纳不下整连的战士，只能一个炮位一个炮位进行慰问演出。受场地限制，也只能演一些快板、独唱、相声等小节目。记得快板书《战士之家》是这么说的：打竹板迈几步，眼前来到弹药库，咱们的弹药实在多，送给鬼子当馍馍;爆破筒三尺长，送给鬼子当干粮;穿甲弹堆成山，送给鬼子当早餐…，大伙听后笑得合不拢嘴。演出正进行时，传来战斗命令，我们立刻和战士们一起投入战斗，大家自动排成一排，采用接力方式把备用的炮弹传送到炮位上。随着一发发炮弹的发射，通风不畅的坑道内硝烟越聚越多，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头部仿佛是用榔头敲打一样难受。炮位上有的战士被硝烟呛晕了、震晕了，另外的战士马上接替他投入战斗。大家没有怨言，更没有胆怯。呛昏，抢救，苏醒，又战斗。我参加的这次战斗中这个炮位击毁了一辆坦克和两辆运输车。尽管我的脸被熏黑了，嗓子也哑了，战斗一结束，宣传小分队又到其他炮位去演出了。
我的恋爱婚姻也是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完成的。我第一次见我的爱人张云峰是在朝鲜战场，那天宣传队正利用战斗间隙，排练鼓舞部队斗志的节目，队领导陪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走到近前来，他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们团的三号首长张云峰同志，欢迎首长给我们作指示。我这时才知道，原来组织上要介绍的对象是他。高个子、瓜子脸、，目光坚毅，合身的军装，腰间别了一把小手枪，说话声音洪亮，果断干脆，北方口音，看上去潇洒威武。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宣传队撤销了。队员分散到各个连队工作，有的当卫生员、有的当文化教员，有的直接编入战斗连队。因为我是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被分配到团指挥连担任文化教员，张云峰在炮兵前指经常到指挥连指导工作。在近两年的战斗岁月里，逐步对张云峰同志有了一些了解。张云峰同志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他的父亲张进臣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曾经担任中共河北定县区委书记，后被敌人杀害。张云峰同志入伍前曾经担任过县委交通员，由于政治可靠，入伍后即在晋察冀军区担任班长，军区的给养包括金条、银元都交给他们班保管，张云峰同志把这些给养背在身上。在一次反扫荡中，他们部队所住村庄遭到鬼子袭击，突围时部队被冲散，全班只剩下受了伤的张云峰和黄保寿(黄宝寿后来任38军112师师长)，两人突围后躲进山洞，老张的伤口一直流血不止，等到天黑黄宝寿才下到山下到老乡家里要些吃的。治伤要花钱买药，但是老张宁可牺牲生命，也绝不动用部队的一分钱。反扫荡结束后，他们两人返回部队，把身上带的金条、银元等一分不少地交给了部队。晋察冀军区授予张云峰、黄宝寿“晋察冀军区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送他两到延安学习，上了延安第一期炮校。老张后来又多次参加对日作战，屡建战功。
1946年初老张调“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炮团，参加了鞍海战役、新开岭战斗、四保临江战役、梅河口攻坚战、秋冬季攻势战役、砬子山、兴城战斗和塔山阻击战。在朝鲜战争期间，一次为了弄清敌人兵力部署情况，副团长张云峰亲自带领侦查人员深入敌后进行侦查，潜入敌后10多公里，昼伏夜出，查明敌人部队集结地，8个敌军炮阵地，三个指挥所，三个弹药库并标注在军用地图上，战斗在敌人后方5天顺利返回15军，根据他们提供的坐标位置组织大口径火炮对其进行轰击，彻底摧毁了上述目标。战后，本该立大功的他，却并未立功受奖，原因是他作为团职领导，大战前不应该以身冒险，深入敌后去侦察，违反了相关规定，要给予处分，结果功过相抵，不记功，也不处分。
在朝鲜上甘岭战役前夕，组织上多次找我谈婚事问题，但是我不愿过早结婚，后来团政委赫光亲自找我谈话，说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也许又要打一个八年抗战。老张已经30多岁，几个团领导中只有他的个人问题没有解决。你们就不要再拖了。我点头同意后，组织上很快就通知我到团部报到，与老张完婚。当时炮九团指挥所设在虎焰山，它离上甘岭阵地7-8公里，离团部所在阵地十余公里，途中道路有敌人炮兵火力封锁线。结婚前一天，老张在前线指挥所接到组织通知，放假三天回团部结婚。老张返回团部途中，穿过封锁线，敌方炮弹片从身边擦身而过，终于平安返回。我们的新房是借用的一间村民茅草屋，里面有一铺炕，炕上放着两床军用被，一张简易的木桌上摆放着两个搪瓷杯，杯子上烧制着“最可爱的人”的字样。墙上钉有两根木楔，可以挂挎包、水壶、望远镜等物品。老张风尘仆仆从前沿阵地赶回来，两人在新房前的院子里照了一张合影。晚饭时韩峻团长、赫光政委和其他领导们聚在一起加了两个菜。饭后，大家开始闹洞房，远处还不时传来炮声。
我们结婚仅仅几天后，1952年 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歌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首著名歌曲叫《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这是我一生最喜爱的一首歌。但是经历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战士，每当唱起这首歌都会止不住泪流满面。当年上甘岭战役有多惨烈?不是电影里面就能完全表现出来的。在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对志愿军两个高地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共倾泻炮弹190余万发，最多一天30余万发;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投弹5000余枚，最多一天出动250架次，投弹500余枚。这是什么概念?这种炮火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在这种炮火下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但是我们的战士们依然没有放弃阵地，表面阵地丢失，就转入坑道作战。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这样的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因为美国认为伤亡率最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32.6%。
上甘岭战役打的辉煌，但也是异常艰苦。在敌人火力最密集的地方，平均每秒钟落下6发炮弹。我方的山头被敌人炮火削低了2米，被炸碎的石末和泥土形成1-2米的浮土，人踩上去都会陷进去。有幸活下来的志愿军战士，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在坑道里的感觉就像是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里颠簸，五脏六腑都要被震碎了。炮兵在坑道口作战，由于没有打通坑道，声音散不出去，许多战士的牙齿被炮火震松、耳朵、鼻子、眼睛被震出血的，有战士被活活的给震死。炮火过后，战士们立刻钻出坑道，进入表面阵地，阻止敌军的进攻。他们与10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30余次的反复争夺，因伤亡太大，不得不退进坑道坚守。战斗开始仅7天，我方就伤亡了3500多人。45师作战科长在向军里汇报伤亡情况时，禁不住嚎啕大哭，泣不成声。15军45师摄影员回忆：“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没有任何亮光，空气混浊。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坑道里最缺的是水，压缩饼干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但因没水喝，尿也很少啊……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可以说，为了守住阵地，我们的战士们已经将体能发挥到了极致，忍常人所不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受。
我们部队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上都修有坑道和防炮洞。在597·9高地上，共有大大小小11条坑道和30多个简易的防炮洞。我们看到的上甘岭电影里面8连进入的那条坑道是最长的一条。它呈F型，全长近80米，高1.5米，宽1.2米，左右还各有一个岔洞，顶部是厚达35米的石灰岩，这是这个高地上的三条大坑道中的一条。
仗打到后来，敌人才搞清楚，志愿军为什么在那么猛烈的炮火下还会有人生存下来，原来他们在阵地下面是挖的有坑道的。战前修筑的这些坑道，为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都是战士们一锹一锹一镐一镐挖出来的，他们不止是流汗、流血，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美军用尽了各种办法来破坏坑道，用炮来轰，用炸药包爆破，向坑道里丢手榴弹、毒气弹、硫磺弹，还用铁丝网卷成团堵塞坑道的通气口，甚至用爆破的方式往下挖，想从顶部向下把坑道挖通…。我方坑道人员除自己阻击外，及时呼叫炮火支援。战前，炮兵对我方防守的各个高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并设置了代码，只要坑道报告出那个区域的代号，马上炮火就会落到那个区域，打得很准，对敌人有很大的杀伤力，使得敌人无法近距离接近我们的坑道。炮九团八连七班有一门38野炮在上甘岭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射击205次发射炮弹3800多发，歼敌1500余人，被评为功臣炮，全班荣立集体特等功并荣获二级杀敌战斗英雄班的光荣称号，班长王祥文被记一等功。该班的这门炮还被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中。类似的炮战还有很多。步兵称我们的炮火为站岗炮、看家炮，总是在敌人最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火力袭击，打得准，打得巧。志愿军炮兵部队的强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坑道部队的战斗热情。从10月21日至29日，15军共组织班组兵力出击158次，歼敌2000余人，恢复阵地7处。而每当敌人围攻上来企图报复时，坚守坑道的志愿军只须呼叫“张庄!张庄!我是李庄!我是李庄!苍蝇蚊子爬到门口了，快来扫扫!”，不到两分钟，一群接一群的炮弹，就会从五圣山后呼啸而至，炸得敌人前仰后翻。我们作为炮兵，每一次战斗，团领导都十分重视，只要前沿指挥所及时给出一个座标，便会快速地为大炮提供准确具体的方位，将对美帝侵略者的无比仇恨，狠狠地射向对方暴露出的每一个目标，让敌人也尝一尝这威力巨大的炮弹的滋味。俗话说，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那时，每一名指战员心里都窝着一团怒火，只要一有命令，谁都会豁出命来干。步兵称我们团的炮火为站岗炮看家炮总是在敌人最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火力袭击，打得准，打得巧。
每天天一黑，坑道里的部队就组织小分队出来，四处炸地堡，摸敌人的哨兵，搞得美军草木皆兵，不得安生。但由于敌人的破坏和封锁，坑道里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空气浑浊，特别是缺粮断水，极大的威胁着指战员的生命。最受煎熬的要数无法转入后方的伤员，我们也经常参加到抢救伤员的工作中。因为伤员太多，药品用完，只能任凭伤口发炎糜烂。伤员们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只有靠坚强意志力支撑，强忍疼痛，一声不吭，用嘴紧咬床单，许多人至死嘴里的床单都没法拿下来……后方为了给坑道运送物资，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作战部队全部调往了一线，后方只能组织师团两级机关的勤杂人员一批一批的往坑道里送食物送水，以至于师团两级机关的勤杂人员几乎全部抽调完了。但是，由于敌人火力的严密封锁，真正能送到坑道里的物资却很少。有统计数据，运送物资人员的伤亡率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秦基伟军长甚至动用了他的警卫连向前沿阵地运送物资，这在他几十年的作战生涯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军警卫连连长是秦基伟在太行山时期的警卫员，跟了他很多年，为他抵挡过很多次的危险。为了运送物资，警卫连长和指导员带着96人奔向前沿坑道。最终只有24人把部分物资送进了坑道里，警卫连长也牺牲了。得知此消息，秦基伟痛心疾首，几天都吃不进东西，人瘦了一大圈。在及其艰难的时刻，秦基伟的一番话传遍上甘岭阵地：现在整个朝鲜战场都是上甘岭在打，这是15军的光荣!15军官兵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秦基伟军长这种决死的勇气，极大的鼓舞了士气。由于坑道部队的坚守，拖住了敌人，使我方有时间调动部队，筹集弹药和物资。52年10月30日中午12时，我军向上甘岭敌方阵地实施猛烈炮击。炮击持续了4个多小时。我炮兵部队向敌方阵地发射了40万发炮弹，几乎完全压制住了敌人的纵深炮火，给敌人沉重的打击。这是志愿军历史上第1次大规模炮战，取得了预期效果。美军在上甘岭伤亡的70%是被志愿军炮火杀伤。在收复阵地的战斗中，敌我双方又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11月5日，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彭德怀、邓华、朴一禹致电嘉奖15军：“你军与敌血战了二十余日，敌军集中了空前优势的炮兵、飞机、坦克及大量步兵集团冲锋，不仅不能夺取我军阵地，而且丧失了一万五千人的有生力量及大量炮弹，你们则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亦逐渐减少，特别是二日毙伤敌一千九百余人，这样打下去，‘必能制敌于死命’。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励，坚决战斗下去，直到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秦基伟立即指示15军政治部，将这份嘉奖令印成红色大字的“号外”，迅速撒向上甘岭全线阵地。11月10日，时刻都在关注上甘岭战役的毛泽东主席将这份嘉奖电批转各大军区、各郡、兵种及军委各部。
1952年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结束。此后联合国军被迫停止了任何对志愿军的大规模的进攻计划。美军在进攻上甘岭之前，预计用5天时间，200人的伤亡代价拿下 上甘岭阵地。没想到打了43天，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水平，损失了274架战机，付出了2.5万余人的代价，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武器，上甘岭依然掌握在志愿军手中。
43天中，我方投入兵力4.3万人，火线运输人员8500余人，动员民工6万余人。共伤亡11,500多人。多年后人们再次回访上甘岭阵地时，抓起一把泥土，吹掉浮灰和细沙，手上都是碎弹片和一块块森森白骨。
这场战役的结果极大震撼了美国人。“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将上甘岭称为“伤心岭”，他说：“伤心岭”上的战斗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残酷、最为紧张的战斗。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斯也不得不承认：“在朝鲜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志愿军是我们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碰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大多美国人不愿谈论上甘岭。好莱坞制作了一大批反映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的军事题材影片，却避而不谈朝鲜战争，尤其是上甘岭一战。”为什么好莱坞不谈上甘岭?因为吃亏了，害怕了，羞于提起。美国人为什么直到今天都无法弄清楚为什么无法打赢这场战役。那是因为美国人研究的方向是错的，如果只研究战例、战术、火力，他们永远也研究不明白。不知道中国人在什么情况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站起来所迸发出的能量是巨大的，美国人没有深厚的历史，更没有经历过百年屈辱，所以他们永远不能对一个经历百年屈辱的民族所迫切站起来的心理感同身受。为什么我们的战士不怕死，因为身后就是祖国，那里有父母、有妻儿、有我们可爱的家乡，打赢朝鲜战争就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家园。正是在这种保家卫国的精神下，我们的战士们爆发出了惊人的意志力。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军涌现了大量的战斗英雄和功臣。其中，有身体堵塞敌人机枪眼的特级英雄黄继光;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在最后一口气时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孙占元;有在全班战友伤亡的情况下，一人坚持阵地战斗，击退敌军40余次冲锋，毙伤敌人280余名，并最终守住的阵地的新战士胡修道;有战斗中身受重伤，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被打断的线路，保证了指挥联络畅通的通信英雄牛保才。除了他们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炮九团八连指导员于厚成和一名班长王祥文回国参加了志愿军功臣代表大会和国庆观礼。
为什么美军无法攻占上甘岭，因为上甘岭上人人皆英雄。上甘岭战役后，美军惊叹于志愿军惊人的战斗意志，再也没有向志愿军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秦基伟军长曾说：“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
恐怕全世界都没有想到，才区区不过百年，此时的中国人就已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一百年前的甲午战争，同样是在朝鲜，日军可以轻松的击溃清军，但是百年后，志愿军面对十六国联军，硬是打出了国威、军威。借用美军四星上将弗里曼的一句话回答美国人的疑惑。二战时，弗里曼曾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打过日本人，在朝鲜战争中，弗里曼惊讶于中国军队的巨大变化，感叹道：“他们已经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了。”是的，这就是美国人无法打赢上甘岭战役的答案，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东亚病夫，中国真的站起来了。就算是再打十个类似上甘岭的战役，美国人依旧赢不了。朝鲜战争也在向世界宣告，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时候，中国再也不会退让。
53年7月27日，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朝鲜停战了，晚上22点停战协议生效，我们涌上山头振臂高呼停战了!胜利了!远处的上空也升起了无数的曳光弹和照明弹，显然敌人也在庆祝停战。
1953年10月末，一列军用列车迎着寒风满载胜利班师的炮兵第9团从朝鲜元山返回祖国。火车进入安东时，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以开始远离战火硝烟的和平生活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老伴调到昆明军区炮兵第四师工作，后担任昆明军区炮兵参谋长，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回国后转业到云南省政府计划工作委员会工作，养育了三个孩子张亚红、张亚雄、张亚光，也都参了军，没有给老张家丢脸。
【1975年的全家福。前排：罗素蓉和丈夫张云峰。后排：大儿张亚雄(穿军装)，小儿张亚光。】
(作者系抗美援朝炮九团老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