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专访 | 孔庆东：我是人民派

　　进步文化：孔老师您好!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您的主业是现代文学史，但您最早的学术成就却并非现代文学，而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研究，并获得了“北大醉侠”的绰号。您的影响似乎也不在学术界，而是在广义的文化界和读书界，您的许多代表性的著作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而是畅销书。在学者、畅销书作家和公众人物之间，您愿意认可哪一种身份?

　　孔庆东：首先，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不过既然是朋友，我就直言不讳的，先要说一声对不起啦：你们的小编，对我的情况掌握得很不准确哦。为了更好地回答你后面的提问，我需要先对你前面的提问进行一些纠偏。

　　第一，如果说我有什么最早的学术成就的话，那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您不是学术界的人，并不了解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事情的话，那么您起码应该知道。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讲的鲁迅系列，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金庸系列。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系统讲授鲁迅，迄今为止除孔庆东之外并无第二人。即使谈到武侠小说研究，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是抗战时期的武侠小说，金庸小说研究不过是我的副业而已。当然您的误解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好比我高考门门满分，但是因为你不了解数理化，所以只好谈谈我的语文了。

　　第二，我的北大醉侠的绰号，也跟我研究武侠小说毫无关系。这个醉，是一种精神，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侠是爱管闲事儿。合起来就是北大醉侠。在江湖上，除了您这种误解之外，另外一种更可怕的误解，就是认为我千杯不醉，特别能喝酒。其实我的酒量也就是半斤啤酒而已。

　　第三，你犯的另一个错误是，没有搞清楚什么叫代表性著作。我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我的学术著作，你不能因为自己都不懂，就说他们不具有代表性。这就像你不能因为读不懂爱因斯坦，就说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的代表作。当然我的学术性著作，也可以是比较畅销的。我的大多数畅销著作里边，也包含着一些学术论文。

　　第四，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于质问毛主席：在人民领袖，著名诗人和公众人物之间，您愿意选择哪一个?

　　进步文化：与一般学者给人的一本正经和刻板形象相比，您呈现给公众的印象是不拘小节、敢作敢为、敢爱敢恨，颇有金庸小说中的武侠风范。您还经常自称“孔和尚”。这是因为您的性格使然，还是有意为之呢?

　　孔庆东：性格使然，与有意为之，二者之间存在对立关系吗?姚明的性格使他爱打篮球，他也故意让自己接受篮球教育，最后成为篮球巨匠，这一点也不矛盾啊。

　　如果您仔细观察，冷静思考，那么你会发现，我不是不拘小节的人。相反，我非常看重人生细节。正是从无数的细节上，我看清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英雄，谁是汉奸。同时我自己也是非常注重人生细节的，经常细致到了你不可能挑出我任何毛病的程度。

　　另外，和尚跟武侠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多次解释过，和尚的本意就是老师。就是自己把问题搞明白，再去让别人明白的人。如此细致地理清概念，不恰好说明，我是一个世界上最认真的人吗?

　　进步文化：近四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是整体右倾化，“自由派”占主流，推崇和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对本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20世纪中共革命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与“自由派”相反，您对“前30年”持肯定的立场，您因此被冠以“左派”的称号，并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谩骂。您对此有何感想?

　　孔庆东：老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其实我这根烂木头也不秀，只不过因为其他的木头都趴下了，假装小草，所以就剩下我等极少数之辈，在这里风吹日晒雨淋着。

　　所谓左和右，是一种很不科学的相对概念。我真正的世界观，其实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也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一个时代发生左倾的时候，可能就会显得我是右派。当一个时代发生右倾的时候，可能就会显得我是左派。如果很多人连我这样的人都认为是左派，那说明我们的时代已经右得无以复加，已经右得走到了悬崖之边。

　　进步文化：近些年，您一边批“极右”，一边批“极左”，经常遭到来自“左”“右”两边的攻击，左派骂您是“假左”，右派骂您是“极左”。身处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处境，您有什么感想?

　　孔庆东：历史上享受我这种待遇的，并非孔和尚一人。孔孟老庄，释迦牟尼，耶稣穆圣，都遇到过类似的境况。鲁迅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横站，就是既反左又反右。毛主席也是如此。反动派认为他是左派的总头子，但我有一个讲座叫做“毛主席一生反极左”。毛主席真正践行的，正是那个不曾被污染被歪曲的——孔孟之道。

　　你说的两边不讨好，这个概念很重要。人是为了真理而活着，还是为了讨好而活着?这是一个需要掂量的问题。如果我们为了免除人类的苦难，为了迎来人类的曙光，那么就应该始终坚持站在真理一面，发扬毛主席所说的五不怕精神。不怕来自左的和右的打击，也不怕自己被打成左派或者右派。如果非要强行划分一个派的话，那么我只好勉强说，我是人民派。

　　进步文化：多年来，您写作了大量博文，并以博客和微博为平台，发表了许多针砭时政、批判现实的文章和言论，您因此赢得了众多的大众粉丝，并成了“网络红人”，从而在舆论界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觉得您算不上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但也有人认为，在当今中国的高校和学术圈，坐而论道的学究和学阀遍地都是，缺少的是像您这样“直接行动”的“战士”。如果要您在学者与社会评论家或杂文家之间选择，您更看重哪一种身份?

　　孔庆东：你好像又犯了前面的非此即彼的错误喽——记者采访常犯的错误。严肃的学者，与网络红人，难道是对立的概念吗?让我还是偷懒一下，仍然以毛主席为例。毛主席不是严肃学者吗?毛主席不是大众文化的红人吗?我孔和尚难道不是学究嘛?我孔和尚难道不曾坐而论道吗?我坐累了，起来吃点儿猪头肉，打几个汉奸，难道我就不严肃啦?所以你最后让我进行选择，仍然是不合逻辑的。我明明给自己做了一桌子菜，你为什么限定我只能吃某一小盘儿呢?如果您能够活上200年，你会知道那个时候的人，认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的。

　　进步文化：您的博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貌似游戏的文字后面往往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批判力量，可以说，您将博客这种流行的快餐文化，提升和改造成了一种具有鲜明孔氏风格的文学文体，如同鲁迅当年对“杂文”的改造和提升一样。能否谈谈您的写作体会?

　　孔庆东：您的这个问题，概念使用得比较准确。我既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也是一个文学创造者。所以我对文学的时代性，把握得比较敏感。王国维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每个时代都有它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把握好这个体裁，才能为人民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比如说我也会写旧体诗词，也下了几十年的功夫。但是我写得再好，也不可能超过李杜苏辛了。我如果去写长篇小说，写得再好，也不可能超过曹雪芹和托尔斯泰了。那么时代赋予我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过：从古到今，一共产生了十种伟大的代表性文体，那就是——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鲁迅杂文，毛泽东政论，孔庆东微博。

　　我说的微博，其实也包括博客和其他网络文体，包括我已经写过的文体，和将来继续创造发明的文体。汉语的伟大生命，将在我的写作中得到一部分延续。

　　进步文化：您是孔子的第73代嫡长孙，但在您身上，甚少看到儒家主张的那种循规蹈矩和中庸守成之类，更多的是一种毛时代提倡的“反潮流”精神。这是因为您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有关，还是个人性格形成的呢?

　　孔庆东：哈哈，您这个问题又提错了。而且可能错得恰恰相反。听我来给你解释。

　　我的本性，恰恰是循规蹈矩和中庸守成。所谓规矩，是人类千万年智慧的结晶，我们为什么要不遵守呢?中庸是人类最高明的哲学，为什么不去实践呢?

　　正是因为时代的堕落导致大多数人都不再守规矩。不再按照中庸之道办事。这样就显得我与他们都不一样，显得我反而成了所谓反潮流的人。其实换一个角度言说，可能更方便您理解。我并不是所谓的反潮流，而是另外一个词——中流砥柱。

　　其实孔子也好，鲁迅也好，毛主席也好，他们真正的历史价值。就在于他们是中流砥柱。我是孔子的73代后人，这不过是一个巧合。其实不论我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我都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的。

　　进步文化：您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毛时代的怀念和赞美，并且对毛主席十分崇拜。姜文导演和演员张涵予等不少名人也表达过对毛主席的崇敬，同您一样，姜文和张涵予也是“60后”。是否可以说，对毛主席的热爱是“60后”一种比较普遍的情感呢?

　　孔庆东：不能笼统的这样讲，据我所知，60后中的汉奸国贼也是很多的，糊涂虫更是大面积的存在。

　　但是60后这一代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为我们大部分60后，小的时候都是红小兵，大部分不是红卫兵。我们也享受了改革开放时代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够克服极左和极右，比较好地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而已。

　　进步文化：几年前，您曾经因在网上骂香港人是“狗”，遭到舆论的批评，甚至还惹上了官司。但近期香港持续发生的骚乱，似乎表明许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身上的确存在一种“洋奴”习气。对于最近国人关注的香港问题，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孔庆东：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需要我来多讲了。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向我道歉，说当年骂我骂错了。我当年只说了一部分香港人是狗，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全体香港人都是狗。我还劝他们要理性对待，团结大多数香港民众，特别是香港底层老百姓。

　　香港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是简单的地域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阶级问题。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恐怕是中华民族到底能不能复兴的一个标志也。

　　进步文化：您在教学研究和写作之余，经常到全国各地巡回讲学，这种授业解惑、开坛讲学的方式跟孔子的“游学”有几分相似。从这个角度讲，您的确跟通常意义上的学者不同，更像西方人讲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公共知识分子”如同“精英”这个词一样，被右派公知们搞臭了，您在乎有人称您为“公共知识分子”吗?另外，“孔禾堂”是一个什么机构，是您本人创办的吗?

　　孔庆东：公知，本来是一个褒义词，意味着对社会发言、对社会负责的知识分子。但是前些年，美国宣布了一些他们所钦定的中国“公知”，于是公知这个词，在中国成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代名词，所以公知这两个汉字，已经臭大街了。

　　我本人是研究语言文字的。我并不在乎自己被冠以什么样的称呼。叫我孔地主、孔土匪、孔巴依，都无所谓。只要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是一个人民学者，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就够了。

　　孔禾堂，是我的一些朋友创办的教育机构。这个机构以我本人的教育思想为核心指导，采取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其实也不过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接受一些普惠教育。这与我老祖宗的理念是相通的。

　　进步文化：前不久，进步文化网与澳洲两家网媒联合举办了五十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进步知识分子”评选活动，您与屠呦呦、张承志、汪晖等人以高票当选，这充分证明了您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和地位。您能否谈谈，在当今时代，“进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具体涵义，它同“知识精英”这个词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孔庆东：非常惭愧，我能够被列入进步知识分子的行列，并且好像还位居前五名。我认为排在我前面的，和排在我后面的许多人，都比我更进步，也比我的社会贡献更大。

　　所谓知识精英，更多的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讲。这些人通过知识获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比较多的个人利益，获得了比较大的个人话语权。

　　而进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强调的不是个人获得了什么，而是他们为社会做出了什么。比如这次被选出的这些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很多的物质收入。他们的声音经常被打压，被屏蔽，被歪曲，被污蔑。但是他们坚贞不屈，毅然的为这个时代肩住黑暗的闸门。

　　所以如果从词源的意义上讲，谁才是精英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进步文化：最后，请谈谈您近期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或新著问世?

　　孔庆东：我现在很少有写作计划，或者出版计划。因为我在自己的专业工作上，已经不需要写书。我也不需要通过稿费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网络时代使我有更自由的方式，对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鲁迅毅然选择了当年的第一媒体——报刊那样，我也选择这个时代的第一媒体。

　　当然，在方便的时候，我也不排除出几本书。其实我以前的那些书，也都不是我有什么写作计划才出版的。那些书大多数都是出版社主动帮我编辑好，我只要在合同上签个字，就可以了。

　　所以请不必关注我出不出书，甚至不必关注我发不发声。世界离了谁都照样前进，历史的车轮，自有它滚滚向前的规律。

　　要相信胜利永远属于正义，胜利永远属于进步文化!

　　进步文化：通过采访，我们再次领略了您的睿智和个性魅力。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