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邓力群是怎样逐步领略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
毛泽东，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邓力群，生前曾任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虽然同为湖南人，但却是在延安才认识的。参加了延安整风全过程的邓力群对人民领袖毛泽东心悦诚服，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深刻理解。毛泽东对邓力群十分信任，多次赋予他重任。邓力群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直到生命停止。
邓力群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
邓力群1935年参加革命，在北平从事党的组织工作、领导学运。1937年4月到延安。他带着学运领袖的豪情和党的地下组织工作经验，一心想身赴前线抗日杀敌，但组织因工作需要把他留在延安。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享有很高威望。但刚从北平来的邓力群，对于谁是共产党的领袖，还没有准确认识。他在北平读过马列著作，笃信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还没有概念。
邓力群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毛泽东讲话，是在1938年。邓力群自己回忆，张国焘跑了之后，“在延安城里召开过几次揭批张国焘的积极分子会议。党校有些人去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听了毛主席、张闻天、廖承志和朱光的讲话。”当时，邓力群听的，不止是毛泽东的讲话，也有其他人的讲话，听毛泽东讲话，也不止一次，他回忆：“在这期间，还听过毛主席的一些讲话，有些不是在党校讲的，如在抗大四大队讲哲学，我去听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印象。毛主席讲现象和本质，举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孙悟空变来变去，变成了一座庙，尾巴没地方放，就变成一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最后发现这个庙的旗杆为何不竖在前面，而是竖在后面，终于发现了破绽。那时有这样的风气，听说毛主席要在哪儿讲话，我们不管远近都要跑去听。”
那个时候，党内领导同志讲话很多。邓力群听了，都感到新鲜。他回忆，“我们分辨不清与毛主席的主张有哪些不同，哪些对、哪些不对。根本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听了以后都觉得好。”
与那个时期陆续到延安的革命青年相比，邓力群有几个突出点，一是到延安前读过马列主义书籍，理论水平相对较高。二是文化水平高，是北京大学肄业生。三是学习刻苦，邓力群回忆，
【“做教员前，延安还找不到什么书。做了教员以后，赶上延安开始自己印书了。最早印了两本书，我记得其中一本是《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这以后，由张闻天组织翻译的《列宁选集》20卷、《马恩丛书》10卷陆续印出来了。这些书出一卷我就读一卷，很认真地看，由于有了在五班的学习基础，再读这些书，就能够读进去了。”】
四是经过领导学运和党的组织工作锻炼，积累了工作经验，是较为成熟的干部。五是有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很高的觉悟。因此，他一到延安，就被中共中央所重视和重用，这从他到延安不久担任的职务中可以看出来：1937年，刚到延安的他先后担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后来任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院总支副书记。邓力群这个职务，与同时到延安的青年干部们比，算是很高的。但是，当时在中共中央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还不可能注意到邓力群这个从北平过来的年轻干部，而邓力群此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不深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初延安整风。邓力群晚年曾回忆道：
【“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
让邓力群真正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是延安整风。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一开始是酝酿和准备阶段，从1940年9月开始，到1942年1月。
【“到1941年5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我当时作为马列学院的教育处长和总支副书记，参加了这个报告会，在杨家岭的一间平常开会的房子里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会场上安放了几十条长凳。我坐在靠近中间一点的凳子上。回头一看，王明坐在我后面。我当时一方面感到我们党内不分高低、不分前后，同志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点纳闷，这个会议王明怎么不坐在前面?宣布开会、主持会议的是彭真同志。他说是开一个讨论学习的会议，先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得很生动、风趣。他以明快而亲切的语言，有力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是只知有书本的书呆子，很能启发人的思想。会场上的情绪气氛相当热烈、活跃。我回到马列学院，按照自己的笔记向院部的干部作了传达。对这么一个很好、很深刻的报告，不同层次的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据我所接触到的和间接听到的，特别是一般干部和年青的共产党员，根本没有意识到触及的是中央领导层的分歧。以我来说，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凡是中央的领导同志，无一例外都是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所批评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最多也只是把马列学院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教员批评在内。”】
邓力群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说法，是陈云的一次讲话。他回忆，
【“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这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认，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在1941年整风准备阶段，党中央公布了《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接着，着手汇编《六大以来》《两条路线》《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几本书都由毛泽东最后审定。当时毛泽东把很大精力放在准备整风之上，他在日以继夜审定整风文件的同时，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找人谈话，做整风前的思想工作。当时邓力群所在的政治研究室，是毛泽东找人谈话的重点。一次，毛泽东找了陈伯达、邓力群、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五个人一起去谈话。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二层楼上，谈话持续两个多小时，毛泽东讲，五个人听并且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着重讲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有些话相当尖锐，批评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肥田都肥不了。这是邓力群第一次当面听毛泽东谈话。邓力群当时还不能理解毛泽东谈话的深意，甚至对毛泽东讽刺教条主义的话“听了觉得有些刺耳”。
延安整风的展开，让邓力群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邓力群回忆说，这两个报告，就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
邓力群参加延安整风时，下功夫钻研的一本书是《两条路线》。邓力群说：
【“什么事情，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条路线》一书既编进了正确的文件，也编进了有错误的文章。党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一看这些文件就比较清楚了。这个文件产生了什么结果，那个文件又是怎样结果，经过比较，是非分明，功过了然。在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正确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错误路线则以王明等人为代表。”】
让邓力群由衷佩服的，不仅是毛泽东在此前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掌舵的本领，而且是毛泽东在整风期间的掌舵本领。邓力群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仍然由衷佩服毛泽东。他说：
【“毛主席显示了他掌舵的本领，对于问题就是能抓住时机、抓住火候，抓着以后就以最妥善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讲六届四中全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按照当时一些同志的讲法，都把王明这些人说成是篡党，四中全会就是非法的。这样一搞，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必然牵扯到一批人的问题，那党就不得安宁了。毛主席说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全。这样，一批人就解脱了，党内其他同志也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事情往往是这样，批评了错误，对错误给以充分揭露以后，最后给予恰当的定评，是巩固正确认识的很重要的环节。”
“毛主席高明，不是靠灵机一动，心血来潮，就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一种潮流恣肆而来的时候，毛主席常常砥柱中流。所谓‘反潮流’也不是凭空的，而是以他对历史的经验和现实情况的科学考察为基础的。”】
通过延安整风，邓力群切实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奋斗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拥戴领袖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走向基层理论联系实际，是邓力群终生不悔的选择。他说：
【“作为一名愿意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共产党员，当认识到路在哪里，就在自己脚下，应走向群众，走向基层，走向实际的时候，他是决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邓力群陪毛泽东读书
谈到毛泽东与邓力群的关系，不能不谈到邓力群陪毛泽东读两本书的事。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十分重要、他自己也特别重视的一次活动。而邓力群对他陪毛泽东读书这件事也终生难忘，一直到晚年仍然萦绕于心。邓力群生前曾说：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
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发现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的毛泽东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为此，了解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非常重要。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并且特别指出重点要读的，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称“两本书”)。在这方面，毛泽东也作出了表率。庐山会议后，他专门安排了一段时间来重读这两本书。这次毛泽东读书，与以往不同，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借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因此，他特别选择了四个人和他一起读。这四个人是：陈伯达、邓力群、胡绳、田家英。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特别选择几人和他一起专门读特定的书，这是唯一的一次，可见这次读书，意义非同小可。
毛泽东选择的一起和他读书的四人中，陈伯达、田家英，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是经常为毛泽东收集学习资料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陈、田、胡都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但邓力群不是，毛泽东为什么选定邓力群和他一起读书?其中主要原因，一是邓力群深受毛泽东信任。自从在延安毛泽东与邓力群接触后，经过延安整风，邓力群已经成为政治理论水平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在此后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展现很高的水平和能力。二是邓力群无论在延安，在东北，在新疆，还是调中央工作后，都表现出很高理论水平，对此，一向关注党内学习情况的毛泽东是了解的。三是他曾在北京大学学过经济，后来研究经济问题也成绩斐然，写出过很深刻也很有影响的经济问题报告和文章，是党内不多的懂得经济理论的领导干部。四是他曾在刘少奇身边，没有秘书的名义，但做秘书性质的工作，是刘少奇的实际上的第一秘书，这个地位十分重要。五是邓力群此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问题有过深入研究，1955年9月发表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分配问题》一文，影响很大。《红旗》杂志5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方面的文章，大多数是他或者他和其他同志一起把关、修改后决定发表的。正是这些因素，毛泽东不但选择邓力群和自己一起读书，而且在陪同自己读书者中，地位不一般，仅列毛泽东第一秘书陈伯达之后。毛泽东这次集中读的就是两本书，时间从1959年12月上旬开始到1960年2月9日结束，地点主要在杭州的刘庄。1960年初上海会议后，毛泽东又带四人到广州的白云山，把在刘庄尚未读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34、35、36章，以及结束语全部读完。邓力群曾回忆毛泽东和他们一起读书的细节，其中谈到：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负责作记录的邓力群对毛泽东在这次读书中发表的谈话极为重视。他晚年回忆，读书时，他紧挨毛泽东坐着，不仅将毛泽东发表的谈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而且，他看着毛泽东读书时在书上划线和写旁批。当时，毛泽东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毛泽东划线、打记号时，邓力群也跟着他在自己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泽东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邓力群就把毛泽东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邓力群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泽东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邓力群也照样划道道。每次下午读书后，邓力群当天晚上将记录整理清楚。为保证准确，第二天上午再整理一遍，还请周恩来秘书梅行帮助一起整理。整理后，再请胡绳、田家英看，胡、田作个别文字改动。离开杭州前，邓力群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1月4日，他们随毛泽东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毛泽东和他们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邓力群马上整理完新记录，与此前已经整理成册的记录装订一起，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交给中央办公厅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邓力群记录整理的毛泽东读两本书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饱含着毛泽东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是毛泽东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
几十年后，邓力群对毛泽东生前留下的这一文献的重要价值有自己的评价，他说：“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20世纪90年代，邓力群在指导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时，多次谈自己对毛泽东读书谈话的体会。其中，他谈的毛泽东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体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观点的体会、毛泽东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的体会、毛泽东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问题的体会、毛泽东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臧否褒贬的体会，都非常深刻，对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起到了指导作用。邓力群为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人员提供资料，还拿出自己的工资，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少量印制，作为参考资料。
邓力群毕生宣传毛泽东思想
自从有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由衷佩服和深刻认识，邓力群就把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重大历史使命，执行一生，直到生命停止。
20世纪80年代初，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掀起了一股“非毛化”思潮，否定、诬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此重要时刻邓力群站出来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邓力群及时发现了1979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出现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找胡乔木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人的目的是通过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来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再不批判制止，可能蔓延。胡乔木和邓力群一起找邓小平谈了看法。邓小平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决定亲自到会发表讲话。3月30日，邓小平到会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提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邓小平的讲话，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打退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进攻，统一了全党思想，而邓力群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一股“毛泽东热”。面对媒体采访，邓力群科学分析了“毛泽东热”产生的原因和意义，肯定：
【“无论怎么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都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不仅空前地改变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而且肯定会极大地影响今后的历史。”
“‘毛泽东热’，从主导方面看，是一种健康的、进步的、孕育着希望的现象，它是一种凝聚的因素、向心的因素、团结的因素、稳定的因素。”】
1991年，年事已高的邓力群到北京大学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56周年座谈会时发表了《学习毛泽东，做坚定的革命者》的讲话，用毛泽东的历史和事迹，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的特点和优秀品质，体现出他对毛泽东本人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史的深刻理解。
1991年12月25日，邓力群在毛泽东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发表《我们的斗争需要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没有作古，他在全世界面前所耸立的巍巍形象不可磨灭，他所缔造的事业在继续发展。看来，越往后去，毛泽东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接受了严酷的现实教育的人们，都需要了解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邓力群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历史价值放在世界范围去看，展现了他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视野的宏大，也体现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眼光。他的这个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推进世界范围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
90年代后期，邓力群在研究中，把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建设开拓者进行了比较，进一步提出，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上，毛泽东比列宁和斯大林起的作用更大的观点。2000年12月26日，已经85岁高龄的邓力群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召开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7周年座谈会上作了题为“20世纪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发言，发言中他提出：在20世纪，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两个伟大革命的胜利：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是列宁;第二个伟大胜利是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是毛泽东。邓力群比较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三位伟人后指出：
【“从国际角度来讲，毛主席同列宁、斯大林一样，有同帝国主义国家、外国资产阶级联合的经验，也有同他们斗争的经验。在国内方面来讲，列宁、斯大林同国内的资产阶级只有斗争的经验，没有联合的经验。而毛泽东不但有同国内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有同国内资产阶级联合的经验。不但在革命时期进行斗争，进行联合，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资产阶级都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邓力群90多岁后，特别注重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认为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在他倡导和指导下，理论界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更深层次。邓力群年近百岁时，仍然关心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每当有同志看望他，他都要过问这方面研究和宣传的情况，了解有什么新的学术进展和学术观点，并且谈自己的观点，对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重要指导。可以说，邓力群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直到生命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