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成：早期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中国志士(1)

　　原编者按：“九君子”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初期战斗在辽沈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也是较早站在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斗争前线的青年才俊。“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有成效地以国际法规则和人类和平理念面向国际社会揭露和抵制日本侵略，在中国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本期今天刊登整版相关文章，回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参与下，“九君子”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推动国际社会仲裁“九一八”事变的爱国壮举，展现其放眼天下的国际视野和舍生忘死的民族大义。

　　被誉为“九君子”的九位志士包括

　　▶ 盛京医科大学教授刘仲明(新中国结核病学奠基人)

　　▶毕天民(公共卫生学奠基人)

　　▶于光元(皮肤病学科奠基人)

　　▶张查理(新中国最早实施神经外科手术的专家)

　　▶李宝实(耳鼻喉科泰斗)

　　▶巩天民(具有“南荣〈荣毅仁〉北巩”之称的金融界精英)

　　▶邵信普(营口银行经理)

　　▶张韵泠(社会活动家、教育家)

　　▶刘仲宜(沈阳同仁医院创始者、院长)

　　“九君子”活跃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辽沈大地，皆属各自领域的精英。

　　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

　　▲用来装日本侵华材料的蓝色布兜，上面用丝线绣有“TRUTH”字样。

　　▲九人小组上交国联的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证材料

　　“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面临空前的国难，坚持守土抗战的“九君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TRUTH的铁证，后经国际友人冒险辗转递交给国联调查团，系统地揭露日本侵华罪行，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预谋的侵略行为，“满洲国”是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政权，推动了国际社会共同抵制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总体上，“九君子”的救国理念、方式方法、预期目标和后续影响均体现了国际化特色。

　　第一，“九君子”利用国联调查这一契机展开反法西斯斗争。他们完成的TRUTH是系统、完整地记录日本侵华的图文实录，是一份最为鲜活的揭露日军侵略和日伪暴行的证据汇编，他们把日本侵略行径置于相关国际法框架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无从抵赖。

　　第二，“九君子”充分发挥国际友人的作用，按照国际仲裁规范递交TRUTH。在雍维林院长、倪斐德博士、谭文纶教授的鼎力协助下，TRUTH得以成为国联仲裁过程中不可多得的法理性依据。中英人士的联合体现了国际力量共同捍卫人类正义的努力。

　　第三，1933年2月24日，出席国联特别大会的44个国家在仅有日本1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基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裁决案，这是一场空前的国际表决，是真正意义的国际联合制裁。

　　第四，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曝光于全世界，爱好正义与和平的国际力量更加警觉，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奠定了道义和舆论基础。

　　第五，“九君子”展开国联外交的核心理念是“为了国际的和平与世界秩序的稳定，为了正义和公理”，这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大视野和大格局，他们把“得道多助”的中国智慧运用于人类和平事业的维护。

　　心怀家国 放眼世界

　　《沈阳“九君子”》via：东北新闻网

　　“九君子”能够适时构建国际化反法西斯战线，与他们所受的教育及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他们虽生逢乱世，但在青少年时期普遍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大多出生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战争年代。在青年时代，他们又先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战乱和动荡都没有阻碍他们接受教育的步伐。巩天民从小“熟读背诵四书五经，学习孔孟之道”，刘仲明也在早期教育中就培养起“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意识及“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人类对于和平的追求是无国界的，“九君子”通过国联外交把“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向世界。

　　“九君子”中的六位志士有欧洲留学经历，这使他们有机会同步站在世界最前沿。“九一八”事变前，刘仲明曾留学英国和丹麦;毕天民曾获英国剑桥公共卫生学和医学博士;于光元、李宝实分别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和研究生;张查理、刘仲宜也都曾留学英国。留学经历使他们既能熟练运用英语，又得以接受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先进的法理意识和实证思想。依据国际法构建国际秩序、保障国际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征和人心所向，“九君子”学以致用，在国联外交中充分利用了这些理念。

　　“九君子”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活跃分子，在青年会中参加一些活动、学习进步刊物，使“九君子”得以较早地受到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引领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思想激励，并成为他们坚持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源泉。巩天民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情操尤其赢得国际友人的敬重，为中英人士联袂展开的民间国联外交奠定了有力基础，从而率先站在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斗争的前沿。

　　“九君子”开展国际性反法西斯斗争的意义和价值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九君子”抓住时机因势利导，他们是把“九一八”事变推向国联仲裁并取得一定胜利的重要推手，开启了我国民间团体走向世界舞台进行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斗争的先例。他们抓住日本军国主义反人道、反正义、反和平的本质，以诚信为本和不卑不亢的立场“为历史作证”。刘仲明在致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亲笔信中表示：“我们冒险向你们提出或是亲眼目睹的见证，或是首先了解到的有充分依据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些事实会有助于你们清楚了解事变爆发以来发生在满洲的情况。”弱国反击强敌入侵，军力固然重要，外交手段同样不可或缺。爱国知识分子手无寸铁，但他们的作用却不逊钢铁之师。

　　“九君子”积极联合国际友人共同为人类和平而战，同样是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创举。这场斗争中，国际友人的力量不可低估，他们被“九君子”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坚持真理和民族正义的精神深深打动。三位英国绅士不但接受重托，妥善保管TRUTH，还甘愿冒生命危险为“九君子”签字担保并顺利完成递交，使其成为李顿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的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进而推动了40多个国家在国联大会上一致表决。纵观其他遭受法西斯袭击的国家，波兰、苏联与美国都缺少在第一时间积极联合国际社会从世界角度维护和平的努力和实践。中国“九君子”能够及早行动，联合国际人士共同投身反战维和事业，这是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斗争史上的早期壮举，意义重大。

　　“九君子”展示了中国知识群体心怀天下的博大胸襟。在TRUTH英文说明书的“结论”中，“九君子”强调了三点：

　　1其一，“满洲的人口中95%以上是中国人，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将永远当中国人。”这是低调而铿锵的誓言，充满民族自尊和自信。

　　2其二，“世界可能被蒙骗一时，中国人可能处于当前不利条件，但是，任何依靠武力和欺诈解决的，迟早要有祸患伴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也是对世界的警示之语，意在强调“多行不义必自毙”。

　　3其三，“为了世界和平与秩序，为了公平和正义，我们诚挚恳请您们关注和大公无私地研究处理当前的中日争端。”温润如玉的中国君子以慧眼直击日本侵略的深层危害是全世界和全人类，他们既为反抗日本、更为人类文明而战，因此影响深远。

　　“九君子”国际化抗战历程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他们为谋求中国独立与民族发展所具备的国际思维尤其值得当今知识分子传承和发扬。今天，中国已经培养了大批具有国际阅历和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才储备对于中国发挥世界影响、谋求国际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十分必要也极为重要。新的时代，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对接，具有国际化理念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更大的担当和作为。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TRUTH史料研究”课题组成员、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洁：中国共产党与沈阳抗日救亡“九君子”

　　中国共产党是十四年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不仅表现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时间就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率先擎起抗战旗帜，也表现在迅速派遣大批党团干部深入东北义勇军，并组建抗日游击队，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发起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而且，中国共产党还是抗战爆发后民间抗日外交活动的有力推动者。沈阳“九君子”冒死搜集日军侵华罪证推动国际社会仲裁“九一八”事变的爱国壮举，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参与下进行的。

　　“九君子”的进步思想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

　　成立于1912年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不但设施一流，而且理念进步，是沈阳地区青年学者和名流政要的会聚之地。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为沈阳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党组织建立准备了思想和组织基础的“星期三会”于1921年在青年会内成立。“九君子”中的巩天民、张韵泠、刘仲宜等积极参加“星期三会”活动，漫谈新思潮、新文化，学习和研究《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向导》《中国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1924年，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即入党的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受党中央派遣，以美术家身份到沈阳开展创建党组织的工作，他在青年会干事闫宝航的帮助下，与“星期三会”建立联系，并择其骨干组建“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巩天民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南京市民为声援五卅惨案游行示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十”学生运动是沈阳地区党组织诞生的前奏，走在“六十”学运最前线的就是“九君子”成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任国桢、吴晓天分别受中共北方区委和党中央派遣到沈阳领导反帝爱国运动，他们通过基督教青年会文书苏子元联系各大中学校进步团体召开“奉天学联筹备会”，时为医专优秀学生的毕天民被推选为总代表。白希清在《沈阳早期的地下党》中回忆：“毕天民是代表中的领导人”。学生运动开始后，巩天民也在任国桢授意下组织商民抵制日货、配合学生运动。

　　任国桢

　　“六十”运动结束后，任国桢组建“暑期大学”，校址设在基督教青年会，他和吴晓天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巩天民、毕天民、张韵泠都在“暑期大学”接受培训。期间，五位进步青年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巩天民是其中之一，其他四位是郭尊三、高子升、吴竹村、李郁阶。小河沿医专走出的五位医学君子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处于共产党员的“环绕”之中。1926年7月，中共奉天党支部发展到22人，“小河沿医专党小组就有八九人之多”。小组长是吴执中，另有高启福、白希清都是这里成长起来的早期党员，他们与几位医学君子声气相求、关系亲密。刘仲明回忆与吴执中54年的友谊，称他“谦谦君子，霭霭吉人”“友谊素笃，义气云天”。

　　“九君子”是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地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党组织屡遭破坏，但“九君子”坚持反帝爱国，可谓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地区进步活动的一个缩影。巩天民以银行经营者、商会领导者和青年会董事身份为掩护，负责中共沈阳银行系统党组织活动，党小组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巩天民的世成庆贷庄召开。1926年，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由哈尔滨到沈阳传达任务，开会地点就设在巩天民的经理办公室。

　　巩天民 毕天民

　　刘仲明 张韵泠

　　“九一八”事变后，刘仲明征询巩天民去留意见，俩人商议后决定誓守家园。他们认为，如此“可以掩护由关内来东北的抗日人士，又可就力之所及，支援东北义勇军医药等项，鼓舞东北同胞回复国土的决心和信心”。巩天民亲自护送进步学生张希尧和宋黎离开沈阳，嘱其把日本进犯之事通过《大公报》传播出去，还表示自己肯定不会离开沈阳，秘密联络点就设在世成庆贷庄。

　　东北沦陷后，“九君子”每次聚会都“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以示待机报国之诚”。夫人们则在青年会的门房组织唱诗班，实为放哨。1932年夏，巩天民带着沈阳各界重托到北平面见张学良，呼吁东北健儿打回老家。其间，他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袖闫宝航处了解“义勇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使一心“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希望得到新的指示”的巩天民大受鼓舞。回沈后即组建100多人参加的“卫生会”，从每人工薪中提出10%作为“公共储蓄”。据巩夫人回忆：有一次，地下党有位女同志在大连下船后被日军逮捕，押在沈阳，巩天民就是用“卫生会”的钱把她“买”了出来。这一时期，“九君子”与义勇军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小河沿医专、体育学院、南塔、鹿鸣春饭店等地都是他们的秘密接头地点。东北军王以哲将军的女婿王岳石(共产党员)1932年时就是义勇军的联络员，负责与巩天民接头，转交钱款和药品清单等，再由刘仲宜、刘仲明分头筹备药品。

　　“九君子”与共产党之间还有其他联系通道。巩天民手记中就有“1932年去北平见徐仲航，送‘反帝大同盟’”等字样。徐仲航是中共隐蔽战线的老同志，“反帝大同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中共党组织与党员积极参加和支持“九君子”国联外交

　　继中共满洲省委发表1931年9月19日宣言后，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系列决议。辽宁各界民众深受鼓舞，抗日斗争持续展开。据日方资料记载：从1931年9月19日至11月15日，有136起民众抗日事件，一天最多达14起。“九君子”国联外交就是在中共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加和支持下的重要抗日救亡事件。

　　TRUTH中有些重要证据的获得就来自共产党员的努力。时任奉天第三国高教员的地下党员陶翙鸣按照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积极参加由爱国人士奉天医专副校长刘仲明等人领导的搜集日本侵略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谎言的活动”。巩天民更是亲自夜入商会找出伪政府发给奉天商会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得“赏金”千元的感谢函，把它连夜赶晒成蓝图。另有关东军司令部办事手册，是中共党员郭尊三从专管“建国”事宜的关东军司令部第三科想方设法弄到手的。教育界也积极配合，中共党员薛兰石就是“九君子”与女师校长的接头人。

　　小河沿医专因为有英国势力保护，便于开展隐蔽活动，TRUTH的最后汇总和编辑都在这里完成。几位医学君子全力以赴，白天如常工作，夜间加班汇编TRUTH。他们也亲自取证，伪财政厅门前的布告非常重要，毕天民为取此证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国联调查团到沈后，刘仲明还会同崔义田、王玉仙等知名人士“去沈阳烟草公司面会国联调查团要员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批驳日本侵略者所捏造的中国人愿意和日本合作的谎言和阴谋”。这几位志士，后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入狱。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我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多数人参加了共产党。

　　为能顺利递交TRUTH，刘仲明与英国友人雍维林密谈，巩天民亲自到法库拜会英国传教士倪斐德博士。连同谭文纶教授，三位英国友人又亲自在李顿面前为“九君子”签字担保。殷殷嘱托，步步惊心，中国共产党在协调国际友人共同完成TRUTH递交过程中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实地调查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该宣言进一步宣传了共产党的严正立场，给坚持抗战的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鼓舞。4月21日，国联调查团抵达沈阳，“九君子”揭露日军侵华真相的斗争进入更惊险的阶段。

　　国联仲裁过后，日伪反攻倒算。1935年10月12日，伪警宪突然闯进巩天民家搜查，写字台上正有份头天收到的“反帝大同盟”文件，巩天民情急之中用胳膊肘将其拐到地面，再用脚踢到乱纸堆里。日伪在同仁医院搜出的英文打字机上有个字母缺角，与被搜出的“反帝大同盟”传单正好吻合，刘仲宜因此被疑为共产党员而惨遭迫害。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TRUTH史料研究”负责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