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改造和习近平的继承丰富

【摘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是与形形色色唯心主义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把古人的“实事求是”上升为主体意识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从个人意识发展成依靠群众、改造社会的社会实践，在与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唯物史观的实事求是观。新时代“人民至上”群众路线的提出，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螺旋式上升。先立后破、团结教育、稳中求进，把基层创新作为民族复兴的智慧源泉；追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历史来源，丰富调查研究方法，习近平忠实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

　　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革命圣地延安，指出：我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智慧，精华与糟粕相兼，具有独特的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是与形形色色唯心主义斗争的结果。对此若不辨清，势必鱼目混珠。

一、不同的“实事求是”

（一）考据学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班固（公元32-92年）的《汉书》，说的是汉武帝的兄弟刘德对古籍整理的认真态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初颜师古（581-645年）注释为对待经典著作的求实务真。以后历代主要反映治学态度。清代乾嘉学派把“实事求是”作为考据学的基本方法，走向繁琐考证的极端。

（二）从维护封建道统出发的“实事求是”

　　西汉《礼记﹒大学》提出格物致知，正伦理而获得平天下的知识，得到宋明理学倡导，朱熹（1130-1200年）用格物致知表达存理灭欲，知先行重。王阳明（1472-1529年）的心学主张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同时产生。通过知行关系，反映了宋明理学在维护封建道统中，唯心观念的务实特点。

　　岳麓书院学子王夫之（1619-1692年）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批判心学，提出“行先知后”；同为岳麓书院的清代地主阶级政治家曾国藩（1811-1872年）说：“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1]把考据学工具和朱熹的天理道统结合起来，经世致用，镇压农民起义，成为洋务运动尊重科技的开始，有力地支撑了摇摇欲坠的晚清统治。以岳麓书院为重要场所的湖湘文化，其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产生的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传承中华文脉，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也是挽救垂死晚清封建道统的实用工具。

　　纵观中国历史，“实事求是”的提出与演变，到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地主阶级改革派汲取、积累封建生产方式中进步的意识形态，形成不同特点的统治、治学务实，留下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虽然只具有“器”和“术”的作用，但在思辨、继承、批判中，为毛泽东用唯物史观改造实事求是，积累了量变。

（三）经验主义的“实事求是”

　　经验主义是中共建党以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倾向。党的第一次《历史决议》对此做了生动的总结。把狭隘的经验当作“实事求是”，“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2]。

　　中国的农业国历史，使作为小生产思维习惯的经验主义广泛存在。它注重“实际”，强调直观，只相信眼前，夸大“唯我”的经验。经验主义倾向于把取得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作为认识的全部，停止认识的深化，漠视向理性的飞跃，因此凝固化“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经验主义在政治上以不读或不求甚解马列为基本特征。第一代革命者中有人因此容易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固步自封，排斥新生事物。例如用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阻遏农民主体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不理解毛泽东从群众中总结的通过艰苦奋斗的积累，离土不离乡，农业产业升级的集体经济道路，笃信小生产自发发家的“民富国强”道路；另一方面迷信西方的发达，幻想“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市场换技术，不惜蜕变向附庸经济。这些视野的“实事求是”，往往举一废百，只见树木，将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夸大为“极左”，贬低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封闭僵化”。

　　经验是宝贵的，掌握真理必不可少，但它只解决了“实事求是”的前半部分。经验主义的顽固性代表了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消极一面，其重视直接经验、主张实践标准，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常常合流，把突破底线视作思想解放，在吸收人类文明中无原则西化，是改革开放以来问题积累、意识形态一度被动的主因。列宁指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差别“微不足道”，“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3]

（四）实用主义的“实事求是”

　　如同E·马赫的：“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和谬误区别开来”[4]，约翰·杜威强调，真理即工具，工具的“效能可为那些经得起科学检查的方法所决定”[5]，因此有用即真理。杜威不承认哲学的基本问题，要用经验囊括唯物、唯心二元对立，从这个角度，提出生活哲学、行动哲学、实践哲学，貌似实事求是。

　　实用主义通过杜威、胡适等在华传播，其“有用即真理”，与明清理学的经世致用有所相通，产生了一定影响。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产生，杜威辩解，实用主义仅服务于“团体、阶级、派别、种族的非理性的好恶之事务……最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地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6]，坦承实用主义作为政治工具，动机与效果的割裂。实用主义来自小生产和市侩，资本垄断发展后，成为帝国主义惯常手段。

　　继承列宁对马赫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在研究撰写《实践论》时指出，“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批判实用主义，“他们所谓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7]。五十年代，毛泽东在评价李达的著作时指出，“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8]

　　之所以容易混淆，是因为党内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也赞成唯物辩证法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排斥唯物辩证法的另一个特点：发展的观点。例如把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GDP作为改革开放的动员；主张不区分“姓社姓资”，为西化背书；用西方的支柱产业方式解决住房、教育、养老等公共福利；用二次分配粉饰初次分配产生的两极分化等，改革实践恰恰出现了“如果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的危局，证明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必然产生主客观分离。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凡事应从现象看出本质，从效果看出动机”[9]。习近平则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并列[10]，指出其问题，触及其本质。

（五）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最初是和王明教条主义斗争而初步形成的。在清算了教条主义错误后，毛泽东指出，“在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容易改变，因为这些同志要革命，……好好批评一下，这些同志就能改好。”[11]这种帮助态度，和对待经验主义一样，都要通过学习、教育加以克服。

　　党的二十大报告批评了教条主义，“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必须指出的是，改开中的教条主义，既有对资本主义静止的认识，也要警惕被恩格斯批评为“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12]的唯经济决定论，这是长期被忽视的一种教条主义，把“两个决不”公式化、绝对化，否认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客观可能性，否认毛泽东总结的革命解放生产力的普遍规律，否认正是这种变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东升西降。

（六）折中主义的“实事求是”

　　折中主义否认矛盾普遍性，把调和、否认阶级矛盾和路线分歧看做从实际出发，原因是把正视矛盾误为对抗，因此和实用主义互为因果。例如淡化劳动价值，服从“三位一体”的GDP，由此产生服务于私有经济机制的中性生产力、中性市场经济、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资本中性、信用中性、中性的全要素生产率等观念，放弃二重性分析，把西方经济学视为永久法则。在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向合作生产的变革上，思想麻木，无所作为。

　　不读书的经验主义和读死书的教条主义，调和矛盾的折中主义和冒充真理的实用主义，它们的共性是最终脱离群众，分别被毛泽东看作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上，“都要用教育的方法”[13]。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批评了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对其的辨别，是今天问题导向的深入。

二、毛泽东对传统“实事求是”的改造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从“倡学”知行的“本源”角度，比较、评价了康有为和曾国藩：“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4]

　　毛泽东批评了康有为学说的虚浮，“徒为华言炫听”，此处并未涉及评价太平天国，只是从成败角度，肯定了曾国藩的务实。毛泽东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吸收了孟子的君轻民贵和王夫之的先行后知，在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通过《湘江评论》提出“吃饭问题最大”[15]的“唤起民众”行动。这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向唯物史观的飞跃。

　　从建党伊始，毛泽东善读“无字之书”，潜心调研社会阶级，认识国情，就不同于当时大多数战友。把“动天下之心”的愿景变成土地革命战争中“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实践，上升为延安时期认识和工作方法统一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此同时，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提出“先行后知，知难行易。”[16]直至晚年，以“斗私批修”坚守并恢弘了青年时代开启民智的雄心，改造人类幅员最大的民族，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改造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表现在三点:

（一）把古人“实事求是”的格物致知、修身养性的感悟天理天道，处理知行关系的主观世界和人的活动本身，上升为“对象性的活动”，“‘实践批判的’活动”[17]活动，在改造客观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从而和唯心范畴的“实事求是”划清界限。

（二）突破古人经世致用，维护封建天理道统的工具性，从“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18]出发，立脚点是“社会的人类”[19]。从而把实事求是从个人意识发展成依靠群众、依靠社会、改造社会的社会实践，在与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斗争中，建立唯物史观指导的实事求是观。

（三）最重要的是，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赋予了“实事求是”全新的科学内涵。1941年，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了全新的、科学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1]。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在考察岳麓书院时指出，岳麓书院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策源地[20]。

三、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

　　不同的实事求是有不同的必要条件。

　　考据学以典籍故纸堆为必要条件。“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22]曾国藩的务实以封建纲常为必要条件。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合流，以唯我的有用性为必要条件，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教条主义唯书本出发，折中主义以否认矛盾为“实事求是”。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以奴隶史观和人民动力为必要条件，这就是说马克思关于意识是社会产物的原理，决定了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虽然客观规律往往是由少数人最先发现的，虽然我党是由相对少数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但它的正确性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得以证实。

　　1970年，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对陈伯达英雄史观“天才论”的批判，捍卫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精髓。有观点认为，为什么不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呢？这是不理解只有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个人作用才能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习近平重提“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针对的就是精英、专家和官僚主义者占据话语权、决策权，脱离群众的社会乱象。

四、我党对实事求是的历史认识和习近平的继承丰富

　　1945年我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3]。通过对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把群众路线放到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高度，全党形成了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必要条件的思想统一，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基础。

　　2021年，党中央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提出“坚持人民至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24]二十大报告论述了人民至上和党的思想理论的关系，明确提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25]这是全党统一在习近平多次阐述的“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上的深入。

　　这些认识从内在逻辑上，再次清晰了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相对于四十年前的“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26]两者的并列性关系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相对于1945年《历史决议》，体现了一种螺旋式上升，成为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说明，在中国复兴和影响世界的宏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从“窑洞对”到“两个务必”“继续革命”的理论，所发生的润物无声的认识变化，是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内核的忠实继承、运用和丰富。具体地说，至少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先立后破、团结教育、崇实黜虚

　　习近平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的思想分歧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的主张，有着常人罕有的切身感受和体悟。十八大后，对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折中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引发的严峻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强力反腐、扶贫，扭转公共服务方向、限制资本无序发展、加强金融领导、引导民营经济劳资关系、劳动内涵化新质生产力等，从实质上着手控制两极分化现状，实化共同富裕路径；另一方面，以问题为导向，把先立后破作为说服教育、探索未知的强化版，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对抗，运用正面教育釜底抽薪，避免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武断；在全党群众路线思想教育的基础上，重新推广枫桥经验，依靠群众，转化矛盾；面对国际霸权和独立自主的阻力，发动全社会纪念抗美援朝，孤立崇美西化派。在二十大上，总结上升为使命、作风、斗争“三个务必”，始终着眼于稳中求进。

（二）总结实践结果，把基层创新作为民族复兴的智慧源泉

　　重申毛泽东的人民动力、人民英雄思想，提出“深入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27]。

　　例如，借鉴华为等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共建命运共同体，建设国企和合作企业引领供应链，落实公有制主导和内循环主体，又从总结渝新欧班列等基层创新，发展出平等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中，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孤立霸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调研浙江安吉的关闭财政支柱污染项目，发展生态产业，总结出“两山”科学发展理念，引导我国绿色产业弯道超车，在与帝国主义垄断的斗争中，建设由中国引领，辐射国内外产业链的社会化大生产。

（三）追溯、聚焦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根源

　　2020年，习近平在长沙调研，人们在公开报道中没有听到提及毛泽东，但从湖南省同志的文章中得知，习近平指出了岳麓书院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策源地，弘扬湖湘文化的崇实黜虚，“名非天造，必从其实”[28]。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做出的总结，结合针对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学风，对马克思主义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掌握新形势下的规律和特点的告诫，就总结出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和路径。

（四）丰富调查研究思想

　　抓住重点，围绕事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反映强烈、党建重大理论和实际、改革发展大局、国际政经五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建设制度，坚持一切从调研开始，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融入一线，键见不如面见，强调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在信息化时代的反映论意义；端正主体，处理好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摆正个人与群众在唯物认识论中的角色。在制定十四五计划，起草二十大报告等重大决策中广泛问计于民，在新时代继承、丰富了毛泽东思想赖以形成的调查研究方法。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9]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中，在“五六七八九”和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垄断形成的经济成份变化条件下，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受到精英主义、英雄史观的严重侵蚀，受到实用主义的惯常冒充和曲解，围绕改革路线之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中的深刻矛盾，曾被人民群众称作“打左灯向右转”，不仅威胁我国市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也带来基层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是否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能否确保“江山就是人民”，构成了新时代新的伟大斗争特点。习近平在对青年干部的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根本问题，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要求干部具备政治感悟力、判断力、执行力。“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来。我们要眼睛向下，把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30] 这是从更高的角度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新形势下的实事求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前进中的困难，是迈向第二个百年的新起点。

注释：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院，1986年，169页

　　[2]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自共产党员网，

　　https://www.12371.cn/2021/11/09/ARTI1636455732201149.shtml?from=groupmessage&ivk_sa=1024320u

　　[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234页

　　[4]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00页

　　[5]［美］约翰﹒杜威著，《人的问题》，傅统先 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2月第1版，序(1946年1月)，5页

　　[6]同前页注3

　　[7]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8]毛泽东：《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卷，328页

　　[9]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826页

　　[10]习近平：《人民日报》2014年3月24日第一版

　　[11]毛泽东：《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卷，163页

　　[1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461页

　　[13]毛泽东：《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卷，582页

　　[14]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74页

　　[15]毛泽东：《湘江评论》，长沙，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头版

　　[16]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474页

　　[1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54页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81页

　　[1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56-57页

　　[20]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学习研究小组：《岳麓书院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策源地》，2022年9月5日，

　　https://view.inews.qq.com/k/20220905A02IX5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卷，801页

　　[22]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3页

　　[23]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自共产党员网，

　　https://www.12371.cn/2021/11/09/ARTI1636455732201149.shtml?from=groupmessage&ivk_sa=1024320u

　　[24]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引自共产党员网，

　　https://djyj.12371.cn/2021/12/07/ARTI1638840709196964.shtml

　　[2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共产党员网，

　　https://www.12371.cn/2022/10/25/ARTI1666705047474465.shtml

　　[26]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自共产党员网，

　　https://www.12371.cn/2021/11/09/ARTI1636454249781129.shtml

　　[27]习近平：《关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2日

　　[2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4年09月22日，引用王夫之：《思问录，外篇》

　　[2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卷，65页

　　[30]新华社记者张晓松等：《坚守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纪实》，《 人民日报 》，2020年09月21日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