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立平：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及当代启示
【摘要】毛泽东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形成了一整套调查研究思想。从生成逻辑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论以及调查研究的具体实践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从理论逻辑看，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蕴含了科学调查及从事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蕴含了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题主线，彰显了鲜明的历史主动性、突出的革命实践性和具体方法的科学性。新时代必须赓续发展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要坚持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向，以群众路线深化调研方式，以系统思维统筹调研谋划，以攻坚克难确保调研实效。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只有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开创性地提出一系列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新时代新征程，系统回望和总结提炼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深刻挖掘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宝贵资源以及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的部署要求，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以创新理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种科学理论与思想的萌蘖，必然基于满足特定时空场域的实践要求，具有历史与逻辑、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特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的，既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又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在认识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得到不断丰富发展。
1. 理论之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科学研究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对社会现状和革命运动进行广泛调查和细致研究。《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调查研究的代表作。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实地了解工人生活条件，认清了资产阶级欺压、剥削劳苦大众的社会现实。他们对调查的必要性、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用调查研究得到的结论来把握现实、构建理论原则、开展革命实践，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主张应从实际情况、而不是主观概念出发去从事科学研究和革命运动，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要从“市民社会”去寻找、而不应当从“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从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境遇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如马克思在1946年12月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批判蒲鲁东主义时讲到：“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2]强调社会调查应是进行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对于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在1873年写作《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3]之后方能恰当地进行叙述，提出了要用研究与叙述相结合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效，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4]“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5]毛泽东正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并充分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真正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现实问题的有效办法，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
2. 文化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认识论思想，比如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等思想，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思想家对知行关系所作的系统探讨，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程颐提出“知在所行之先”（《河南程氏遗书》）的知先行后观，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的知先行后、行重于知观，王阳明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传习录》卷上）的知行合一观，王夫之提出“行可以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尚书引义·说命中》）的行先知后观等，使知与行的关系在辩论争鸣中愈加澄明，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认识论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对传统知行观进行了扬弃，将知与行的关系改造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突出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为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实事求是”思想也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文化基础。东汉班固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称赞河间献王刘德的治学态度和实证精神。宋明理学提出“理在事中”、“即物穷理”等观点，强调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依据具体事物穷究其“理”，初步赋予“实事求是”以经世致用的品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强调“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提出“即事穷理”的命题，强调从事物本身出发穷尽真理，进一步丰富了“实事求是”的理论意涵。毛泽东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理论升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重新释义了“实事求是”，赋予其唯物辩证法色彩，将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精髓。
3. 实践之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调查实践
实践是理论之源。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所进行的调查实践，为其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时经常利用假日进行修学考察，品读“无字之书”。他曾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讲到暂不出国的原因时提到，要为世界尽一点力，就不能脱离“中国”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6]早期的社会考察使毛泽东初步认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更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活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状况、各阶级矛盾和制定、调整革命根据地政策策略的重要方法。建党之初，毛泽东三次到安源调查，为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对韶山地区农村、湘乡、湘潭等地的政治经济状况调查，为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澄明对农民运动的错误成见、群众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一生中最多的调查活动，如永新、宁冈、寻乌、兴国、东塘等处、木口村、长冈乡、才溪乡调查等，形成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成果，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纠正土地分配过程中的偏差、推广苏维埃建设经验等，这些调查报告为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为克服党内主观主义，毛泽东组织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的发布，对开展调查研究的办法和要求作出具体规定，《〈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献，把调查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作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重要途径，通过调查研究加深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比如，针对照搬苏联建设经验而显露出的弊端，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报告，形成《论十大关系》的调研报告，标志着我们党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对“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的要求，并直接组织广大领导干部赴浙江等地调查，听取他们汇报，形成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实际状况的正确认识，纠正了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错误。正是通过对广大农村和城市、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考察，毛泽东才有效破解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诸多难题，为党制定科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内涵意蕴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一个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在思想方法上，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述调查研究的方法；在主题主线上，主要围绕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题主线而展开；在理论品格上，充分彰显了历史主动性和革命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1.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蕴含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系统阐释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调查对象、调查内容、调查态度等基本问题，内容丰富，方法翔实。
其一，在调研对象上，坚持典型调查法与阶级分析法相统一。选择调查对象，既要覆盖全面又要有代表性。选择典型代表或典型案例可以更快、更切实、更全面地了解一般情形。如毛泽东为总结我们党在苏区的执政经验，深入才冈乡、才溪乡进行调查，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将“代表会议”、“检查制度”、“劳动力调剂”等鲜活经验推广到全苏区。之后，毛泽东又充实了典型调查法，提出对“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类典型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情形，解剖一两个“麻雀”进行详细了解，深化了调查研究思想。调查研究的对象要覆盖各个阶级，通过对各方面阶级情况进行全面而非片断的调查，进而对各阶级进行正确估量，“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7]调查对象的职业也要多样，对工人、农民、商人、士兵、流氓等都要进行调查。通过对各阶级人群情况的调查，了解当时农村实际的阶级关系，解剖农村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特点，从而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同盟者或是敌人，进而明确革命的对象和动力。
其二，在调研形式上，坚持调查会方法和调查表方法相结合。调查研究形式、方法要灵活，其中，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研究方法最为主要。毛泽东指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8]提出通过讨论式、辩论的方法，更近于得到正确的结论。在开调查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定好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调查商业，要具体调查布匹、粮食、杂货、药材等细目，每个细目之下还应再进行具体细化，如布匹还要分洋布、土布、绸缎等。此外，发放调查表是调研的辅助方法，能够更充分地搜集资料，掌握具体数据，达到随时随地做调查的目的，为决策提供直接参考。例如，他在寻乌调查中就制作了青年团员、少先队员调查统计表，土豪劣绅调查统计表和苏维埃调查表等。发放调查表是开调查会方法的有效补充，二者结合有效提升了调查研究的效率。
其三，在调研内容上，坚持摸清“底里”法与矛盾分析法相贯通。对于调查研究的内容，不能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要将其研究透彻、摸清问题的“底里”。毛泽东指出：“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9]调查研究要深入底里，全面彻底，掌握事物一般性和本质。后来毛泽东在“走马看花”的基础上，提出调查研究要“下马看花”，深入实际，了解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和实质。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对从“门岭到梅县的生意”、“安远到梅县的生意”等25类内容进行了深入详尽的调查，完全摸清了寻乌商业的“底里”，解决了对商业状况完全是“门外汉”的问题。此外，毛泽东也高度重视矛盾分析方法，突出抓重点工作，抓中心工作，注重讨论主要问题。他指出，若调查十样事物却把最主要的一样丢下了，依然没有发言权；要“抓紧每一时期内的中心工作”，“每次代表会议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突出重点和主要工作。正是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事物的本质和底里，熟练运用矛盾分析法，才真正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探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为我们党逐步制定符合农村经济状况的革命斗争策略和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提供了科学依据。
2.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蕴含的主题主线
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活动都是为了解决或澄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而进行的，紧紧围绕如何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而展开，通过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鲜明提出、科学验证走自己道路的正确性，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
其一，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根本主题。作为社会条件极为特殊的东方大国，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是近代中国人民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的破解，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中国革命应当是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毛泽东一语中的、点明要旨，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0]毛泽东通过大量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支部建在连上”，“游击战、运动战”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充分体现了调查研究在找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和解决革命遭遇难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仍然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项崭新课题。如何提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及其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充分运用调查研究这一法宝，强调“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11]广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真切掌握中国的现实状况，进而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其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根本主线。毛泽东为了回答和解决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研究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主线，调查研究是推进主线逻辑演进的重要路径。在探索回答和解决如何进行中国革命主题时，毛泽东提出了“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2]必须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二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而了解中国的情况和特点，是实现“结合”的根本前提，“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13]之后，在探索回答和解决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毛泽东又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此外，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还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具体哲学方法。这三个基本方法都与调查研究密切相关。调查研究的实施目的、实施过程和价值意蕴，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3.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蕴含的理论品格
毛泽东进行的调查研究是顺时代大势、应革命所需、解时代难题的主动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实践运用，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具有鲜明的历史主动性、突出的革命实践性、具体工作方法的科学性。
其一，鲜明的历史主动性。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保持清醒自觉的历史主动，探究历史发展规律，凸显出历史主动性的鲜明品格。在党的幼年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甚至是抗日战争阶段，党内一部分同志跌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分析到，这是因为这些同志既不总结过去经验，又“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14]从而使党和革命遭受“左”倾机会主义等严重危害。这也从反面深刻论证了中国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必须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加以科学的具体分析，在充分运用调查研究方法读懂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认识中国革命。正是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的详尽的历史考察，始终坚持以调查研究作为探明中国情况、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路径，毛泽东才找到中国革命的独特规律，彰显了清醒自觉的历史主动精神。
其二，突出的革命实践性。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生成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并以革命性实践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彰显革命实践性特质。从调查研究的本质属性来看，调查研究就是客观的实践活动，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规律。毛泽东运用基于实践、开展调查得来的感性认识，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科学研究，逐渐形成和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特点的正确性、规律性认识，用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实践中，主体已有的认识水平被不断更新，进一步推动主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去解决中国实际的特殊问题，促成实践向前发展。在完成这些阶段后，还根据调查研究进行经验或教训的总结与反思，对所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再进行实践验证。毛泽东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桥梁，作为克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纠正唯心倾向的重要路径。
其三，具体工作方法的科学性。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在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上，在科学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内蕴的具体工作方法，完全遵循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相统一，体现出鲜明的科学性。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臆造的原则出发，将“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坚决反对“瞎子摸鱼”等“狭隘经验论”的错误主张，特别强调“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15]坚决批驳那些只懂得理论而不懂得实际情况的倾向，主张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中国与世界相统一，从事物发展运动全过程去调查和分析问题，从认识路线、工作方法上纠正了党内“教条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想，为塑造党的思想路线、形成党和红军的优良工作作风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赓续发展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将调查研究工作提到了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16]“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17]等系列重要论断，号召在全党再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解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1. 坚持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向
聚焦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在对客观实际情况的真相和全貌开展调查研究中，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重要目的，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突出经验之一。毛泽东明确提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8]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面临的重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好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如何推进各项改革协调配套、系统集成，如何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规律，如何落实新发展理念，如何坚持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何更好地推进高质量发展，如何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时代问题该如何回答和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明确指出，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突出问题导向，并部署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展集中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依据，用以指导党和人民实践。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19]在总体内容中强调要“直奔问题去，实行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并列出了调查研究要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大问题”等12个方面重点问题。做好新时代调查研究，不能回避问题，必须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以上重大问题，摸清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确定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和办法。
2. 坚持以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研
坚持群众路线，以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宝贵经验。毛泽东明确提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20]他回忆以往调查研究的经历时特别指出，当时找的农民、秀才等被调研人员都“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21]正是这种调研态度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才使被调研人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够实现既定的调研目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是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依然要坚持的根本立场与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22]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要满怀热情，在广泛听取意见中，让群众客观真实地给调研者“画画像”，以便找准改进提高的参照系。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沉下身子、放下架子，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搞“蜻蜓点水”式调研、指示多的“钦差”式调研，必须真正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研究群众最急难愁盼的关键问题、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划出“红线”，标明“雷区”，架起“高压线”，把群众的问题、意见集中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科学经验总结出来，从而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决策，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3. 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调研谋划
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主张从系统要素发展的动态过程和系统的诸要素出发进行调查研究。要系统了解事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23]即强调从动态的系统中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以系统观念推进调查研究的方法，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新时代，深刻的社会变革持续推进，各种利益关系及其调整联系紧密，这就要求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定措施、作决策、抓工作，一定要吃透情况，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特别是复杂的因果关系中把握问题的实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24]“摸情况也不能盲人摸象，东北是一个情况，东部是一个情况，中部是一个情况，西部是一个情况，老少边穷还是一个情况。这些情况都摸到了，然后才能综合成一个总体情况”，[25]进而提出针对矛盾和问题的系统性、综合性对策来推动工作。新时代进行调查研究，要坚持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用普遍联系的、系统的观点摸清宏观经济形势、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以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4. 坚持以攻坚克难确保调研实效
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攻坚克难、顽强斗争精神推进调查研究工作，确保调研不流于走过场，取得切实成效。毛泽东将工作视为斗争，提倡党员干部要深入艰苦地区攻坚克难。他严肃地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26]1961年3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时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方法进行了总结，在谈及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时讲到：“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27]正是始终以顽强斗争精神推进实际工作，我们党才能够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面临着风险挑战激增、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境遇，要解决大量从未出现过的难题，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需要继续发扬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敢于迎难而上、不懈斗争的精神，以调查研究找到破解难题、化解风险的方法。《方案》明确把“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发扬斗争精神”[28]作为新时代开展调研工作的重要方法论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动真碰硬，要防止“提出的对策建议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29]的现象，强化问题整改，注重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新时代调查研究就是要迎着困难逆流而上，以勇往直前的意志品质直面现阶段影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突出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积极担当作为，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30]
毛泽东留下的丰厚调查研究思想遗产，对新时代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新时代调查研究，要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统筹把握好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全局和局部、特殊和一般等重大关系，永葆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顽强拼搏、踔厉奋发、攻坚克难，推动调研取得实效。总之，调查研究没有完成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31]我们要不断推进调查研究的常态化、制度化，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破解新难题、实现新发展的重要路径，并将其内化为主体的实践自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219-22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
[5][11][20][3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2，303，272，262.
[6]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474.
[7][8][9][10][13][15][18][2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9，1，7，15，23，3，16.
[12][1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611.
[16][17][22][24][25]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4，115，54，113，113.
[19][28][30]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N].人民日报，2023-03-20.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33.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61.
[27]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4.
[29]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23(9).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思想理论教育”，原刊于《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