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学习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

【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

【摘要】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是怎样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刚刚起步的事业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提出“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集中地体现了他在社会主义事业这个问题上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展现了他自觉思考和深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状态和精神世界，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的精髓，涵盖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方面，是共产党人正确观察和认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切入点，是制定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和政策策略的出发点。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思想的许多内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开创性的，为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系列新的生长点，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同年3月，毛泽东还讲了一段意思相同的话：“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2]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是怎样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刚刚起步的事业呢？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里提出的“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集中地体现了他在社会主义事业这个问题上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展现了他自觉思考和深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状态和精神世界，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的精髓。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的那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政治风波，特别是苏东剧变、苏联亡党亡国，给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大课”[3]。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全国人民反腐败斗争进行得艰难曲折，使人们在事实和经验中受到了社会生活的启发和教育，觉醒并认识到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一、一个从理论变为现实的战略问题

　　1953年，美国及其领导的联合国军不得不承认在朝鲜战场的军事较量中失败于一个刚刚诞生的贫困的新中国，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这样一个事实。这一空前的局面，极大地教训了资产阶级政治家，迫使他们开始认真思索并调整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是年初，即将就任新一届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令整个资本主义阵营耳目一新的演说，提出要对美国的国际战略作重大而彻底的调整，认为要战胜已经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告诫那些以为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同仁，“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4]。但是，对于美国资产阶级的这个重大战略举动，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却没有迅速地做出反应。

　　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波。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并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958年、1959年，杜勒斯又连续三次阐述“和平的演变”，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着手制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战略方针。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同周总理、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同志参加的小型会议上，把他写的美国杜勒斯在1958、1959年三次讲话的批注印发大家。第一个批注说：“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第二个批注指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第三个批注指出：“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在11月12日的会上，毛主席对杜勒斯的讲话和他写的批注做了说明：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

　　毛主席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的，我们的方针是：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顶上五年到十年。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射赫鲁晓夫。我们只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5]。

　　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并付之行动。但是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相当一批共产党人并不认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样一个政治判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党一位老资格的著名理论家就认为，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谁战胜谁的问题，两条道路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以后的问题，已经不是谁战胜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问题”。由于对国内国际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战略较量有完全不同的估量，由此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等许多方面产生一系列分歧和起伏跌宕的党内斗争。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竟然发生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邓小平定性其为“打倒c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暴乱”[6]。事实胜于雄辩。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是当代中国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真实面目的大暴露。它的真实性和严重性绝不逊于建国以来任何一件大事，对其后的中国政治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90年，月刊《真理的追求》创刊号发表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的力作《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7]。这篇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文章，反映了中国思想界政治上的敏锐性和思想上的主动性，表现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思想并在实践中行动起来了。

　　但是直到这时，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在我国多数人眼里，和平演变的问题还不是一件确凿的事实，充其量只是一种科学假说。

　　可是不久，从1989年秋到1991年冬，两年的时间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苏共亡党亡国，资本主义在苏东全面复辟，西方帝国主义长期实施的和平演变，已经成为世界上每一位共产党人必须严肃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历经了几十个春秋，历史终于证实了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是那样的高瞻远瞩，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展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多么的英明！

　　在东欧、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如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就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防止和平演变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不懈斗争，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复进行了防修反修的思想教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那时就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划清了界限，拉开了距离。这种经年累月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身上培养起来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警惕性、敏感性和斗争性，潜移默化，历久弥坚，已经深深地浸透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意识中，其作用和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在后来八九十年代国内国际发生的政治风浪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防修反修的警惕性、敏感性和斗争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释放出来，发挥出抗拒和平演变的巨大力量，使得由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共同掀起的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祸水，不能掀翻中国这条社会主义的航船。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时时在进行的客观事实。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还是东欧苏联的变化，再次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多样性和曲折性表现得一览无余。正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8]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人们，他在经济问题上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他把“发展经济”确定为“一个政治目标”。[9]邓小平的论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各种形式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阶级关系和阶级交往中进行的，不存在脱离了阶级关系的单纯的独立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生活，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发展更是离不可国内外的阶级斗争。

　　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须臾不能离开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同列宁所说，“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全部学说和全部政策的基础。”[10]“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11]无疑，“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2]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常常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和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历史上，许多革命的、先进的、科学的、正确的东西，有时是通过某种间接的、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发展起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形式与内容的背离，现象和本质的冲突，原因与结果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需要人们仔细地加以辨认和区分。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的那样：“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3]毛泽东防修反修的实践和理论也是在历史的曲折中进行和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有的方面，甚至是通过某种看似扭曲的方式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思想，并取得了十分宝贵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科学，只有经过长期地、艰苦地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步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做出的防修反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许多实际行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开创性的，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增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内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论断“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14]，即认为和平演变在苏联成为了事实。因此毛泽东不仅把防止和平演变，把防修反修当作理论来研究，而且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实际工作付之行动，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思想的教育。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针一贯是这样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15]“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思想上理论上的科学预见和实践上工作中的积极主动，是毛泽东的一个特点，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过人之处。毛泽东的一些想法、提法和做法，往往使人感到具有某种巨大的“前瞻性”，又一时难于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在毛泽东的工作中，你看不到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救火队式的应急行为，看不到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临渴掘井，疲于应付的忙乱现象，而是将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由于毛泽东有这种见微知著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所以他总是能在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把工作主动地做在前面，主动地开拓工作的局面。无疑，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和行为能力，列宁不能成就十月革命，毛泽东也不能成就中国革命，不会开辟出社会主义的道路。

　　多年来，笔者在与革命老前辈交谈，告诉我，在毛泽东指挥下，你会不由自主地快马加鞭，奋蹄紧追，总是满怀革命豪情，把它贯彻到工作中和行动中。在毛泽东领导下，如果你不去主动地加强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你会感到落后了。你会处处感到毛泽东是在带领人们前进，感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监督和催促，从没有失去领导的感觉，没有那种群众迫切呼唤领导的情绪，或者推着、赶着领导行进。这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能力、凝聚能力和组织能力，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执政能力”的集中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大旗至今不倒，不能不说与那时毛泽东的勤奋工作，与那时进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付出了一些代价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着密切关系。

二、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16]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这样讲的：“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既然“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7]

　　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呢？明明是胜利了，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了地主阶级，改造了资产阶级，怎么还没有解决“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根据什么认为“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薄老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简洁的文字概述了那时的国内外形势：“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接连发生。1957年，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进攻。”[18]可以说，毛泽东提出“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根据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动向，更是深入观察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材料。在毛泽东看来，类似的事情也会在我国发生。

　　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毛泽东增加了对我国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特别是用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语言提出“谁胜谁负”的问题，是全文的精髓之一。正是这样的修改，使这篇文章的理论思想具有了更广阔、更高远的历史目光和更透彻、更深邃的时代精神，是照耀着人们认识和开拓社会主义航向的灯塔。

　　远的不说，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和苏共亡党亡国的事情，和平演变从一种思想理论变为现实的世界历史，一览无余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里做出的这样一种理论分析、政治判断和事实描述，在经历了国内外几十年来一波又一波惊心动魄的历史风浪后，在和平演变成为铁一般确凿的世界历史面前，难道我们对“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存有任何一点怀疑、犹豫、侥幸和幻想吗？“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涵盖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方面，是共产党人正确观察和认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切入点，是制定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和政策策略的出发点。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9]。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里提出的“谁胜谁负”“谁战胜谁”，就是这样一个反映时代声音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以最鲜明最直白的语言表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关于社会主义，难道还有比无产阶级要保卫政权和资产阶级要复辟更为重要的问题吗？苏东剧变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阐明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期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特征，是我们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的灯塔。

　　社会主义不仅是个国内问题，更是个国际问题。毛泽东观察和研究社会主义，不仅注意本国的情况，也注意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所以提出“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是针对我国的，也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笔者从一位研究阶级斗争问题颇有造诣的老同志那里听到这样一种分析，即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国际范围里的阶级斗争排除在外，只把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放在视野之内。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凡是讲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不是只讲国内，同时还讲国际。列宁没有在国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不管斯大林当时说的合乎不合乎实际，但是他在理论上说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国内消灭了阶级以后，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最后胜利。在一个国家内战胜了资产阶级，但是没有在世界范围里战胜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就不能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斯大林说，恩格斯讲的国家消亡，是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国家开始消亡。苏联这样的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不能说苏联的国家开始消亡了。与此相应的，共产党也提不上消亡的问题。这样的分析是深刻的，中肯的。

　　列宁、斯大林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的思想中或深或浅地产生了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彻底解决的理念。中国思想界熟悉列宁和斯大林的这样一些话：“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的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的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20]“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21]毛泽东多次引用过列宁斯大林的这些话。如果说我们过去对这些话曾经有过疑虑，那么在经历了苏东剧变之后，它的真理的价值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主动地认识和科学地借鉴世界各国历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经常锻炼的基本功。早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分析和总结德国工人运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他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22]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不但善于科学地鉴别正反历史经验，而且善于运用正反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战略家。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苏联的历史，苏联的风风雨雨，简直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一面照妖镜。自十月革命以来，难道还有比这个前车之鉴更真实、更深刻、更生动的社会主义教科书吗？

　　有了东欧苏联这样的反面教员作“指点”，我们党变得更深刻，更警觉。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及时地提醒全党：“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23]经过近八年观察和分析国内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24]看来，毛泽东确实从匈牙利事件中接受了教育，增长了才干，而那些事件的当事人（政党、国家）已经作为失败者被赶出了历史的舞台。

　　毛泽东是一位严肃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他说“谁胜谁负”“谁战胜谁”这番话，决非一时之兴，空穴来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25]这是战略家才能说出来的话，也体现出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和作为。这样做，符合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科学研究的历史。任何伟大的科学成果，无不经过了几十次、几百次、甚至上千次的失败后才取得的。为了防范风险，取得经验，必要的时候就得勒紧裤腰带，付出一笔可观的学费。北京八九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所具有的视穿千秋的历史眼光和时代精神，折射出毛泽东——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所具有的敢于实践、勇于探索的科学勇气和战斗品格。

　　我们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理解毛泽东提出的“谁胜谁负的问题”，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不能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它们密切联系，相互激荡。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全球化这种现象和这个问题，首先的和基本的不是别的什么全球化，而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全球化，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激烈斗争的全球化，是政治斗争的全球化。苏东剧变就是这样一种全球化的结果。它从世界的范围和时代的高度，提出并警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谁要是轻视了或者看不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全球化在本国的表现，就一定会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和平演变问题从理论变为现实的世界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在这场震撼世界的战斗中，在这片广大的战场上，毛泽东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是最勇敢的战士，最崇高的旗手，最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认识真理和把握真理绝不是一件轻松随意的事情。而伟大的真理是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反复的磨难才能显露出来，才能被人们逐渐领悟到。毛泽东提出的“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真理。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无论是毛泽东的理论思想、斗争实践，还是经验教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特别丰厚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今后继续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斗争的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和伟大力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树立起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思想认识，科学地总结和运用毛泽东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思想界一项必须经常进行的思想任务和工作任务。

三、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那么怎么办呢？从哪里下手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1月，他告诉并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26]

　　毛泽东把“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是一门科学，严肃对待，认真研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里，毛泽东就“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为这门新的科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第一次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就要正确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然后根据不同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处理。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党。那么作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和执政党怎样识别和判断这个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呢？如同一个医生，首要的是判定出病情，治疗的方法也就随之产生了。在确定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个事关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大是大非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里，毛泽东提出了这样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不是随意定出来的，而是“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泽东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27]正是有了这样的标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才能够正确地区别和判断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从而正确地对待和开展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制定出“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标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开创性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贡献。正像薄老指出的那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写下的最主要的著作之一。它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地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的发表，不仅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我认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仍然显示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力量，对于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8]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经发表，就立即在两个阵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界引起高度关注，引发了一系列评论。那么世界各国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外国舆论指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震动了全世界’，‘这篇文章公布刚几日就已成了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报刊都相继转载了《正处》的全文或摘要，并纷纷发表评论，大都给予《正处》以高度的积极的评价，认为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

　　——“《正处》发表后，尽管苏联官方仍然否认苏联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但许多理论工作者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苏联哲学博士斯捷潘年发表评论，称赞‘毛泽东同志文章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不排斥矛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讲演是在深刻地概括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的新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哲学博士祖努索夫指出，毛泽东报告中所论述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来没有人作过这样辩证的全面的分析。”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人民论坛报》总编辑卡斯曼说：中国现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报告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以前一个时期内由于教条主义束缚而没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问题。”

　　——“捷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发表署名的长文《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新的问题》，其中指出：‘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发展中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道路来领导各社会阶层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将在不长的时期内变成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的社论，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是‘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讲话’。社论还着重指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匈牙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老前辈薄一波同志这样评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主席是第一人。……这样，毛主席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到新的理论高度，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南。

　　“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实践上早已这样做了，只是第一次作理论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原则。毛主席和我们党没有教条式地理解这个原则，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对于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三大敌人之一，采取推翻和没收的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作了独特的处理，始终把工人阶级跟它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三，正确地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在《正处》中，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上升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实践证明，毛主席提出的这条工业化的道路，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非常正确的。……还须指出，所谓工业化的道路，决不只是工业本身的问题。从社会关系上说，它还是如何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之间这个最大的人民内部关系和矛盾的问题。”[29]

　　薄老的分析好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文章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既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又有实际操作的具体办法，因而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

四、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随之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在时间上）到底有多长？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列宁斯大林也没有。但是他们分析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观点，使人可以感觉到社会主义社会不会是很短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30]“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作瞬息即逝的时期……而应该把它看作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31]于是，人们对这样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对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32]，做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如果说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还没有引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注，那么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已经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了，不仅下很大的功夫从理论上阐述这问题，而且下很大的力量教育全党和全国人们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在工作中加以具体的安排和落实。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教育，特别是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九十年代初苏东剧变，人们终于接受了邓小平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和这样一个事实：“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3]照此算来，就算有二十代人的光景，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经历四五百年，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多长，不是个一般性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时代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问题。对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重大战略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清醒地、明确的、坚定的认识，共产党人就如同患了高度近视眼，不可能制定出一套科学的完整的政策和策略，其结果必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在1961年11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他所做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政治报告里，大言不惭地说“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34]。在时间这个问题上，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幻想并顽固坚持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已成为历史的笑柄，也注定了他们今天的失败。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呢？是什么原因使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个相当长的社会呢？这是由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决定的。毛泽东首先是从经济建设方面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

　　——1956年，毛泽东同来参加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提出了这样一个时间表，“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35]

　　——1958年底，从大跃进的失误和挫折中毛泽东认识到，“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36]。

　　——1960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告诉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37] 1961年，毛泽东同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38]这样算下来，光是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就至少需要五代人以上。

　　——1962年初，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做了这样的分析，“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郑重地告诉全党，“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指出，“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要求全党在思想认识上，“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39]毛泽东这样讲，是明确告诉大家，不要幻想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就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起码需要五六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全党要为搞好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好持久战的长期准备。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不仅是个经济建设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不仅有建设的内容，也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不仅仅是一个国内问题，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单方面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世界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同一个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如同手心手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密切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斗争，即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实际的体察和认识。

　　——1960年3月，毛泽东把一份外交材料批示给全党，要求全党同志冷静看待当前国际上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掀起的反华浪潮，由此要“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40]。

　　——1961年，毛泽东告诫全党，“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41]

　　——1962年8月，毛泽东通过分析国内的社会形势，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更长的时间表，“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这种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42]

　　——1963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地阐述了这种看法，“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内，甚至几百年内，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43]

　　——1964年，毛泽东确定了这样的观点和立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44]

　　既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有多长，就不仅决定于社会主义自身如何，也同样决定于资本主义将如何，不仅决定于我们自己怎样，也决定于我们的敌人将怎样。无疑，对手的强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决定着社会主义的长期与否。因为“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对手高度关注的问题。在我们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呢？

　　1960年，毛泽东把这样一本书的摘录转发给政治局的同志阅读。书名是《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于1958年10月在美国出版，作者是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和波娜罗·奥佛斯特里特夫妇。杜勒斯临死前曾将这本书介绍给艾森豪威尔。该书的基本内容是：（一）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势不两立；（二）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三）谈判“必须从实力出发来进行”；（四）美国共产党“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出席会谈的代表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国家。更深刻地说，他们代表的是阶级斗争的某一方；而这在任何基本意义上说并不是可以协商的斗争。其所以不能协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因为：在资产阶级没有被消灭之前阶级斗争是不会产生和平的；而这个阶级‘决不会自动地放弃丝毫的权力和特权’。因此，会议桌——即使管它叫做和平桌——也不过是进行战争的另外一个场所罢了。”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下了这样一句批语：“说得对。”[45]是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是多么的鲜明而坚定啊！他们的阶级斗争头脑是多么的清醒而明确啊！他们讲政治真是讲到了家啊！令人钦佩。

　　1962年3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记者罗伯茨的文章，题目是《西方在逐渐明白共产党的分裂的影响》。文章说：美国政府只是在过去几个月才开始认识到中苏分歧包含的“严重危险和大好机会”。目前需要的是制订“最成熟的美国的政策”。美国应准备找寻“同共产党政权利益一致的某些方面”，并谋求建立一个日益接近于我们在成立联合国时所预见到的那一种世界。美国必须对各国共产党国家加以区别，不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清一色集团的一部分，要采取步骤，对苏联执行在“坚定的基础上奉行友好”的政策，继续孤立中国。西方有必要继续改进它的军事地位，以便转而帮助赫鲁晓夫，支持他向毛泽东提出的论点。西方应参加共产党内部关于马列主义前途的讨论，不应只限于进行“消极的批评”[46]。读者不难看出，当我们试图利用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矛盾的时候，对方也在积极地观察和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分歧和矛盾。而帝国主义的政治上的倾向性，也足以使我们能较为正确地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国际资产阶级在这场事关“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他们的阶级斗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那么的坚定而彻底，而且已经先我们共产党人一步做出了战略决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高度关注的，并要以极大的力量做出针锋相对的对策。否则的话，我们被人家暗算了，还稀里糊涂，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一个十足的蠢材，堕落成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无疑，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目前力量强大的资本主义，“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遗憾的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明白人，像毛泽东这样头脑清醒、态度坚决、战略明确、行动果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实在是太少了！这就是为什么不是在“热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在“冷战”即“和平演变”的战斗中，一经交手，国际无产阶级就败下阵来，东欧苏联的共产党人打了个损失惨重的大败仗。凭此一役，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不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可以说，毛泽东的时间表，科学地揭示了“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题，是我们观察和考虑社会主义社会一切问题的切入点和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以这个“几百年”的时间表来认识和安排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一系列工作。这样一个时间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新内容，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伟大的发展和贡献。

五、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在一份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参考资料里，看到了这样一种观点：这些年，凡是去过俄罗斯的同志，都对昔日一个强大的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苏联，走到今天这种境地，有一种深深的惋惜和感慨。有的同志说，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俄国人给我们当了两次老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苏联解体一声钟响，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苏东剧变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虽是异国他乡的事情，可我们中国人在思想上感情上割不断，理还乱。这种“深深的惋惜和感慨”，实际上是在一代中国人的心里，不断燃起一个表面上沉寂已久的话题——中苏论战。无疑，苏东剧变使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围绕阶级斗争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变得豁然明朗了。俗话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依靠事实而存在的。有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风波特别是苏共亡党亡国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人们今天有条件深入反思毛泽东当年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个既是政治的、哲学的，又是实践的重大问题。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是当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必须认真对待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1956年初，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巨大风波，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思索。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理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党表达了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某些不同看法，可以说，由此打响了防修反修的前哨战。

　　这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这样一番寓意精深的话：“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47]对于这样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寥寥数语，通俗、简明、生动地揭示了中苏两党分歧的实质——“十月革命还灵不灵”。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十月革命的学生，是十月革命精神的实践者和继承者，对于十月革命的态度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毛泽东坚持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从这时起，一场捍卫十月革命的原则，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开始了。

　　防修反修是一场特殊的战斗。那么特殊在哪里呢？从思想理论上讲，双方的分歧具有根本的性质。从政治关系和国家关系讲，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具有根本的区别。

　　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的矛盾公开化，演变成世界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的一场大争论，大论战。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3月，先后有44个兄弟党按照苏共的调子，通过由中央发表声明、决议和告党员书，或者在自己和别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或者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等种种方式，攻击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军国主义”、“假左派”、“假革命”等等许许多多帽子，并且宣传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对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续坚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革命原则，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一方面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其中点名批评的只有意共陶里亚蒂、法共多列士和美共白劳德三家。而对于苏共的许多文章和言论，中国共产党这时都还没有直接回答。此后，苏联报刊上反华言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升级，从1963年的7月中旬到10月末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仅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700多篇，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他们转载其他兄弟党反对中国党的文章在内。后来，赫鲁晓夫提出要停止论战，但是在他说这话后的半个月里，又有38篇反华社论和文章在苏共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连续发表。苏联的各种刊物从10月底到11月下旬就发表了65篇此类社论和文章。对于苏联这时和以后攻击性的言论，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1月的一年中，中国党只是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以及一篇《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文章作为小结[48]。

　　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以后，毛泽东在联合世界上左派党反对修正主义时，一直既坚决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注意反对教条主义。他始终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强调要严格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独立、平等的兄弟党关系的原则。如果不这样做，盲目地接受别人所强加的意志，机械地照抄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背离了这些原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就会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场斗争的亲历者、革命老前辈吴冷西，在耄耋之年撰写了《十年论战》，详细地记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1956年到1966年——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论战，为后代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记录。

　　著名的“九评”是怎样一些文章呢？一本书名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论文集，收录了“九评”的全部文章及相关文章共十六篇。“九评”是评什么呢？是评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因为，苏共的这篇《公开信》开篇即说：“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49]这样，苏共就把此前还是双方在内部讨论的问题和分歧向世界公开了。这样，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苏共的《公开信》所阐述的“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特别是苏共提到的我党的“来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详细地叙述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共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全部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九篇文章是：

　　1963年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3年9月13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3年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3年10月22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3年11月19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3年12月12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4年2月4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4年3月31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要求紧急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通知当天苏共中央撤销赫鲁晓夫领导职务的决定。

　　由于苏共新领导不放弃赫鲁晓夫的思想路线，继续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只讲赫鲁晓夫，对苏共新领导一句话也不谈，算是对赫鲁晓夫这桩公案作了个小结。这篇社论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针对苏共中央的公报和《真理报》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是由于所谓健康和所谓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等等，而完全不谈他的修正主义错误，社论指出，11年来，赫鲁晓夫做尽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坏事，列举了赫鲁晓夫的12项罪状。社论说，赫鲁晓夫的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外对内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指出赫鲁晓夫下台是一件大好事，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一次大破产、大失败。

　　关于赫鲁晓夫这桩公案，当时毛泽东这样说过：“我们没料到赫鲁晓夫这么快就垮台……我们不过发表九篇文章嘛！他们连篇累续几千篇文章，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因为真理不在他们那边，真理在我们这边。你文章再多，也动不了我一根毫毛，而我们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打倒了。可见修正主义的基础是脆弱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50]

　　毛泽东亲自指导了“九评”的写作，对每一篇都作了精心的阅读或修改。在论战期间，毛泽东在党内还发表一系列十分精彩的颇有历史远见的讲话和批示。比如：

　　——1960年，毛泽东就指出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些特征：“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苏联修正主义者“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51]

　　——在1963年修改周扬的一篇报告中，毛泽东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面目：“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52]

　　——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开篇就提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果不其然，自那时以来，关于斯大林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特别是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53]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从斯大林问题下手，结果把党和国家搞得家破人亡。再比如，毛泽东指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54]

　　——在《在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深入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恐美、崇美的特征：“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使者。”“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55]

　　——毛泽东还颇有远见地揭示了一切修正主义者企图与帝国主义搞战略协作的可悲下场：“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一九六○年二月三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56]戈尔巴乔夫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提出什么“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搞什么“公开性”的政治改革，自以为有了政治资本，主动与老布什总统搞“冰岛会谈”，提出苏美战略协作，真是瞎了眼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为历史的讽刺和笑谈。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这里做更多的摘录。

　　中苏论战，把双方的理论水平、思想文采、战术谋略和社会经验来了一番全面的比较和展示。赫鲁晓夫被“论”得节节败退，身败名裂。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但是苏联共产党由于错误地批判斯大林而未能继承列宁主义，走上了亡党之路。而毛泽东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宝贵思想遗产，从而站在了历史巨人的肩上，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主动权，不仅在这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向披靡，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以“九评”为代表的中苏论战中，双方在思想上理论上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深入的交锋。“九评”是历史的产物，当然不会句句是真理。但是不论怎样，从赫鲁晓夫下台，到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表明了苏联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为当年的论战做出了最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证明，“九评”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也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从那时以来，在当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九评”仍然堪称马克思主义系统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教科书和大辞典，特别是对苏共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的分析和批判，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树起了一面辨别修正主义特征的照妖镜，成了一切修正主义者十分害怕的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山。

六、为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周而复始，构成了几千年来旧中国历史演进的一条线索。我们的先人很早就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智慧启迪后代。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创业难，守成更难”的忧患意识。1945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与毛泽东交谈，分析中国历朝历代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提出了中国历代“兴亡周期律”这样一个尖锐而现实的问题，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找到彻底摆脱这一历史现象而永远造福中国人民的新路径。如果说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更多地还囿于国内视野，那么在社会主义建立后，这个问题就发展成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了。

　　国际资产阶级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那么他们要“演变”的对象是谁呢？“演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是很讲究实际的，很有眼光的。他们深知，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人都是久经锻炼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演变”不动他们的。他们把“演变”的对象确定在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因为第三代以后的人已经远离革命和建设的创业年代，是开始享受前辈艰苦创业成果的人，缺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社会政治经验，对高质量生活的追逐，使他们辨认“糖衣炮弹”的能力大大地弱于革命前辈。而“和平演变”的目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复辟资本主义，回到国际资本主义的怀抱。经过一番努力，美国的这个颇有远见的战略举措在苏联初见成效。——这就是那时毛泽东发现和指出的，“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

　　这种结果和现实，使毛泽东更切实地认识到：“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57]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实际情况，1963年5月，毛泽东再次提出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58]

　　和平演变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较量、彼此斗争的焦点，是两军对垒的第一线。这场斗争的一个重大领域就是争夺接班人。无疑，这种尖锐的争夺战，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

　　于是，怎样保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长治久安，就成了一个不能不提上全党议事日程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向全党提出了“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59]中国共产党里一批具有强烈革命使命感、责任感的政治家，从苏联的问题中一叶知秋，深入思考“和平演变”的问题，主动提出了若干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他们与毛泽东想到一起了。

　　1963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转发了中共晋中地委报送的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这个调研报告说，1959年以来，昔阳县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一年比一年多，补贴工分一年比一年少。县、社负责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据统计，去年县级机关下乡干部在生产队所做劳动日，每人平均62个，公社干部每人平均82个。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使干群关系像鱼水一样密切，带动了广大社员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有助于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报告还介绍了中共昔阳县委在干部参加劳动方面所采取的七项有效措施。中共山西省委将这个报告批转给全省的同时，报送给中央。3月，毛泽东阅读了中央即将转发给全党的这个报告后，把原拟写的题目“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改写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在中央批示给全党的这个文件里有这样的话：“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百分之二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60]

　　是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编印了题目是《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批给全省各级干部阅读和学习。5月，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到全党：“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那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呢？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话：“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为什么呢？毛泽东指出，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只有到人民群众中经过一番这样的实践，“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不然的话，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就可能像苏联那样，“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先见之明。我国的八九动乱和苏东的剧变，铁证了毛泽东当年的这番肺腑之言，铁证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谁胜谁负”、“谁战胜谁”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远没有解决。

　　196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问题。信中说到，今年以来，“我们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对中央管理的干部进行了了解，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情况做了调查。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基本状况是好的。但是，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班子很不健全，很不精干，战斗力不强，特别是第一把手的接班人还衔接不上……接班人问题，已经是当前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真正成为健全的、精干的、具有高度指挥作战能力的司令部，从而带好整个干部队伍，胜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央组织部提出：一、调整、交流和提拔一部分干部，把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充实和加强起来。要使这些单位既要有胜任全面工作的第一把手，又要形成比较齐全、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既要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老骨干，又要有后起优秀的新生力量。二、进一步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养提高工作。首先，要把各级领导核心的学习搞好。第二，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必须经常地深入群众，蹲下来，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地增加实际经验，提高工作水平。第三，培养新生力量和接班人，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四，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61]毛泽东随即把这个报告批转给邓小平，要中央书记处讨论。

　　1964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就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报告说，据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汇报，经过“四清”运动，该支部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认为这是能否好好把住江山的大事。为此，他们对全大队的男女青年逐个进行分析，从中挑选出十四名品德优、有文化的积极分子，作为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支委分工对他们进行个别培养，并根据条件分别安排他们担任一定职务，经常吸收他们列席党的一般性会议，听党课，学习毛泽东著作。经过这些办法的培养教育，他们的阶级觉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十四人中已有六人具备了入党条件。支部决定把这项工作经常抓下去。报告说，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汇报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东北地区再次提出加强教育青年的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意义，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在进行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并整顿过党组织的地方，帮助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对培养接班人做出规划和安排。在这个报告的后面，还附有中共营口市委整理的关于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情况简报[62]。毛泽东把这个报告立即印发给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

　　从我们党的基层支部书记到高级干部，自觉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深深地触动着毛泽东，也是他思考了许久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6月16日，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就这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革命接班人所应具备的五个条件：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

　　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并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63]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重大而明确的政治号召，有无一大批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事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新问题。这个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里产生的问题，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思想与实际工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无疑，这时毛泽东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绝不是一两个人，而是要培养千百万，因为只有这样，党和国家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的颠簸和冲击，才能撑得起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楼大厦。

　　在培养和锻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宝贵的思想和坚决的措施。比如，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这个大风大浪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运动。那么怎样学会在“风浪”中搏斗呢？毛泽东指出，“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1957年，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了一个措施，“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64]

　　毛泽东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那么怎样才能学到马列主义呢？毛泽东从自己一生学习马列主义的实践中体会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65]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学什么和怎么学，毛泽东有独到的认识和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66]所以他一贯“反对注入式教学法”，注重和提倡“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要求自己的亲属，“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如果“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67]

　　《共产党宣言》阐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和基本观点：“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68]列宁运用这一基本原理，为建设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俄共在1918年正名前的名称—笔者注）全部学说和全部政策的基础。”[69]“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70]毛泽东继承和贯彻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1964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讲解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71]。第一条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理论，也是方向。他指出：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学，这是一门主课[72]。

　　马克思主义是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是要革命，要批判的，因此“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毛泽东领导我党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公开论战，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培养和锻炼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才和理论队伍。那个时期的中苏论战，对培养和奠定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意识起了巨大的作用。

　　比如，毛泽东提醒全党要注意防范这样一些问题，在苏联东欧，“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73]

　　比如，考虑到新提拔上来的干部，生活在和平建设年代，缺乏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派别打交道的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尤其是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不容易识破他们两手策略，毛泽东反复告诫党内同志，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是可能的，但是不会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74]“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75]正是考虑到世界上战争与和平是交替出现的，毛泽东很早就提出并要求在安排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时必须做这样的考虑：“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76]显然，没有这样的准备和安排，就不能培养和锻炼我们的干部，就谈不上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在转变为中国的民族形态——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进程中，遇到并克服了怎样的艰难曲折呢？用列宁说过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再恰当不过了：“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77]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在斗争和前进的二十世纪里，经历了与一切种类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较量——从握有最强大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到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到最野蛮、最落后的农奴主阶级；经历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经历了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战场厮杀和谈判桌上的角力、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和地下斗争、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理论的文化的斗争；经历了饥饿与险恶自然环境的炼狱；经历了屡屡被逼到死亡边缘，又一次一次死里逃生、重新集结起来进行战斗，以弱胜强；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一直和自己的人民栉风沐雨，生死与共。无论内外敌对力量多么强大，无论自己的错误多么严重、失败多么惨痛，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压不垮，打不倒，骗不了，拆不散。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丰富的政治经验、崇高的道德品质，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警惕着内外敌人的收买、腐蚀、糖弹攻击与和平演变。即使错误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时，也能够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纠正错误，用错误路线来教育党员和人民，在教训中更加团结，迅速地成熟起来。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现了一次又一次革命的转变，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领导人民群众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从不能造一辆自行车开始到自己设计和制造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卫星、导弹、核武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扫荡千百年来困扰我们民族的腐败、迷信、卖淫、吸毒、黑社会现象，结束了“东亚病夫”的历史，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与健康水平，中国人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毛泽东一生经历并从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问题是认识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切入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生长点，也是理解毛泽东的实践和理论的要点和难点。这个问题，从思想界到普通群众，对如何认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阶级斗争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高峰，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只有积累起较为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理论素养，才能攀登上去。

　　与马克思列宁一样，毛泽东提出了有待后人解决的问题：“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它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78]一个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特别是在经历了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剧变，更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一经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道路就豁然开朗了。毛泽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结束，任重而道远。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79]“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80]

注释：

　　[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2]《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3]《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4]引自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5]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143页。

　　[6]《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页。

　　[7]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8]《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9]《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10]《小资产阶级的策略》(1907年2月)，《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11]《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12]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9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

　　[14]《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15]《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页。

　　[16]《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1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9页。

　　[19]马克思：《集权问题》(1842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20]《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135页。

　　[21]《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1925年5月)，《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页。

　　[22]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9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974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23]《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8页。

　　[24]《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1964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25]《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稿的修改》(1964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26]《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7页。

　　[2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2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601页。

　　[30]《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31]《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3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33]《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2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34]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4页。

　　[35]《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36]《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

　　[37]《同斯诺的谈话》(1960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3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39]《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40]《关于反华问题》(1960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3、95页。

　　[41]《对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修改》(1961年6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42]《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的修改》(1962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43]《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963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44]《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稿的修改》(1964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45]《对〈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一书摘录的批语》(1960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46]《在一篇谈中苏分歧及西方对策的文章上的批注》(1962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47]《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322页。

　　[48]参阅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9]《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1963年7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7页。

　　[50]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71页。

　　[5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第96、797页。

　　[52]《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3年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408页。

　　[53]《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963年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5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第797页。

　　[55]人民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11月19日。

　　[5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第797页。

　　[57]《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97页。

　　[58]《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963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59]《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60]《为中央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拟的标题》(1963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267页。

　　[61]《对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的批语》(1963年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62]《对宋任穷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报告的批语》(1964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63]《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页。

　　[64]《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51页。

　　[65]《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66]《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67]《教育制度要改革》(1964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68]《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69]《小资产阶级的策略》(1907年2月)，《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70]《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71]《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72]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高等教育部于是年11月9日转发了这次谈话纪要。

　　[7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第742、801页。

　　[74]《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1974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75]《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1976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

　　[76]《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的修改》(1963年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77]《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1908年4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78]《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79]《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80]《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