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人类战争胜败的规律
【油画：遵义会议（邱瑞敏 章德明 等 作）】
前 言
你可能读过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也许你并不一定知道，这就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不仅仅是一篇批判、清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总结，同时也是一部总结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的历史文献。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口头发言经过作者整理而成的（三天的“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长达38个小时左右，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约在4万至5万字左右。1936—1937年在红军军事学院曾经作为讲课的教材。其后不断翻印，1941年才正式出版）。如果你认真读完这部著作，比较各国的军事教材，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战无不胜、百战百胜的原因了。
世界战争狼烟四起，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什么是战争？关于“战争”的定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准确地对战争下了定义：“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68页）
同时毛泽东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站在世界战争历史的高度，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1]上首次提出“消灭战争”的命题。他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71页）
毛泽东用他的“二分法”把战争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如何分辨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毛泽东用他的“二分法”也对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作了定义。他认为：一切为人类大多数人奋斗的战争都是正义的，反之则是非正义的。正义战争一定会战胜非正义战争，最终达到消灭人类战争的目的。这与马列主义对人类普罗[2]大众的“人文关怀”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中华文明光辉思想的延续。早在中国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就把黎庶比作水，认为水是可以载舟、亦是可以覆舟的。老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人为载舟之水，水少何以行船？
关于战争方面，中国人对战争的认识历来也是非常深刻的。在封建私有制社会，无论哪一个朝代，一旦统治阶级对人民压迫、剥削到达一个极限，总会引发人民起义的事件，甚至发生国内战争。人类文明的进程一直是伴以战争而推进的，而中国古代发生过无数战争，每个朝代都出现过智慧过人的军事家。中国人对于战争的认识的深刻性，没有任何国度能与中国相比。
毛泽东通过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指挥中国工农红军三次反“围剿”取得以一胜十的重大胜利后，又目睹以李德、博古为首的军事错误路线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教训，在遵义会议上总结了中国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经验和教训。遵义会议后出现了重大转折，中国革命由此从胜利走向胜利。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多次翻印和由军政杂志社出版毛泽东这篇对战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①全面摧毁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大军。
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百战百胜、战无不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汲取了中国古人关于战争认识的全部智慧，毛泽东不但对诸子百家的思想有深入研究，还饱读中国二十四史。点评过各个时期的无数军事家、政治家的军事思想和见解。我们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评说中外战争》一书中可看出，毛泽东不但对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有深刻认知和独到的见解。还对国外著名军事家的思想有过系统的研究。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年曾经熟读康有为著作《大同书》，康有为[3]在《大同书》中也对中外古今战争也有非常详细、全面的评述。
“二分法”是一种将一个复杂问题分成两个更简单的方面，并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得到解决方案的思维方法。正如列宁所指出：“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1页）这种分析认识问题的方法概念，哲学上表述为“二分法”：“二分法”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辩证方法，即把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在“一分为二”观点指导下认识事物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对立统一规律的简明通俗的表述。
毛泽东的“二分法”不仅是战争的试金石，也是治理国家的试金石。无论是战争、治国纲领和方针政策，改革的目的、方案、制度，是看有利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有利于少数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就是好方法，好制度、好政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无论是对人、对事、对人的言行，用“二分法”一看，所站立场一目了然。
1941年，当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首次出版的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认为这部著作对抗日战争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本人也认为“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毛泽东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首版（铅印）封面及按语】
毛泽东在1941年首次出版（铅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附有说明：“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必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問题，没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滋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藉供党内同志们参考。这是一个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条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著者识。”
显然这部著作所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内错误军事路线的问题，而是站在人类战争历史的高度，对战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在今天国际风云变幻的当下，从了解战争认识战争的本质、规律，判断战争的形势等方面，毛泽东这本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一、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对“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有着深刻入微的剖析。这部著作是正义战争战胜非正义战争的理论宝库，是消灭人类战争的锐利武器。
读过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人或许与笔者一样，感受到毛泽东对战争的分析，特别是对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分析，对战争规律的掌握确实是鞭辟入里。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指挥三万红军对垒蒋介石的三十多万大军的“四渡赤水”战役，完美地诠释了毛泽东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这部著作虽然过去读过很多次，还是有常读常新的感觉。特别是在世界狼烟再起风云变幻的今天，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因为这部著作全篇充满了毛泽东独创的“二分法”的睿智哲学思想。
1、毛泽东用“二分法”一刀将“战争怪物”这个整体分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论著一开头就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是掌握战争的规律。而战略则是战争全局的规律。同时用他独特创立的“二分法”对战争这个整体。干脆利落地一刀将战争这个怪物“一劈为二”，认为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毛泽东早在1935年以前就看透了战争的本质，他在“遵义会议”讲话中，用他独创的“二分法”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71页）
毛泽东是从全局的、系统整体性的角度分析和认识战争的。正义战争必然战胜非正义战争这是毛泽东关于战争战略思想的基本逻辑。毛泽东从上井冈山起，就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正义战争的“LOGO”写在了革命战争的旗帜上。这就是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自信的来源。即使从今天来看，这个论述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无数事实证明，即使发起的非正义战争得到了一时的胜利，但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过去的“日不落帝国”今天只能做些依附、跟班的勾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只有站在正义战争一边才有可能不会亡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战无不胜[4]、百战百胜的奥秘就在于此。
毛泽东站在智慧哲学的高度对人类战争分析的论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际上超越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认知。因此，1941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要求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内部油印，改为出版铅印本。这本书对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续篇《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理论指导。
今天我们中国人一眼就能看出当今的帝国主义发起的“入侵伊拉克战争”、“入侵阿富汗战争”，包括近年来的“俄乌战争”，“巴以战争”的最后结局。就是站在毛泽东的观点看问题的：只有站在正义战争一边的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可能有曲折，胜利可能来得晚一些，但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在正义一方。近几百年来，印度的反殖民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亚非拉各国反殖民战争都是正义一方最终战胜非正义战争一方的实例。
纵观中国古今的智者的立场，都是站在“道”一边的，也就是站在正义战争一边的。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看战争就这么简单。毛泽东对战争的认识沿袭了中国古代哲人老子、孙子的哲学思想。
老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什么是“道”？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有余”（见《道德经》）这就是老子对所生活的封建私有制社会的看法。他认为他生活的封建社会制度是与“天道”背道而驰的。这个观念深得中国历代贤能智士的认同。
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反剥削，反压迫的人民起义都是以“替天行道”为口号唤起农民参加反抗封建统治者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站在人类大多数人利益一方，维护人类大多数人利益一方是“有道”的、即“得道”的，是正义的。为少数人，为部分人，为小集团利益而发起的战争，替“法西斯”卖力的，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得利的就是“无道”的，“失道”的。
由“失道”一方发起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由于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统治集团引发的反抗、起义无论它发起的战争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都属于正义战争。正义战争必然战胜非正义战争。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曰：“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看战争胜负的眼光是从此五方面着眼。而孙子是把“道”认为是战争胜利的第一前提的。他认为“无道”的战争是很难取得胜利的。暂时取得了所谓胜利，最终也是要灭亡的。孙子正是从这五个方面来审视战争胜负的。
今天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值得一切发起战争的个人和集团认真研读。无论是正义一方，还是非正义一方。在正义一方可以提振消灭战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非正义一方将看出自己必然失败的原因即苟延残喘的时间及悲剧性结局，及时认识到认输、妥协、和谈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否则会败得更惨。因此，中国人是从来不“拱火”的，从来都要求战争双方坐下来和谈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执政党的一贯态度。
老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是正义战争必将胜利的最好解释。战争一方如不站在“道”的制高点上，失败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中国人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的这一观点看战争的问题，谁胜谁负早已了然于心。
有些国家，由于他们没有民族历史的传承，他们目前还不懂得这些道理。他们认为他们的“刀非常锋利，胜利是志在必得”，但他们却不懂得中华民族“成败利钝”[5]这个成语的道理。华夏民族古代的能人智士就懂得“钝胜于利”的道理。马未都先生曾经详细地解释过这个道理，他认为：“兵家内行之人一定会选钝器，而外行人则会选利器，利器是以刃伤人，而利器则是以力伤人。”即便你拿的是“青龙偃月刀”使不了多久也会“卷刃”，这使人联想到孙悟空为什么会选一根铁棒做武器。你就不怕“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古埃”？
“道”就是一种“钝器”，而且是一种硕大的钝器。因为它是一种正义的化身，是使绝大多数人，获得公平、安全、自由、平等、利益、地位、荣誉的一种人类公正分配自然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劳动成果的理想制度的总和。这就是“道”的力量。道就是“天地良心”；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总和；道就是“上帝”的意志。毛泽东在他所写的“愚公移山”中说：“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大众。”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只要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和口号。就会有人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老子在几千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迄今以来的封建私有制的制度是违背“天道”的，春秋时期，许多战争都是因为违背“天道”而产生的。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之道则是损不足而奉有余。毛泽东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认为“正义战争一方必然战胜非正义战争一方”正是建立在笃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上的。
2、毛泽东用“二分法”一刀将“战争怪物”内核劈开为“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又称全局与局部，是一对广泛使用的辩证法范畴。首先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有整体性的，要从全局看问题，不能只看一时一地的成败。他认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还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72页）
毛泽东的战争思维是超越时空间的系统整体性认知。毛泽东思想除了他独创的“二分法”外，还具有系统思维[6]和系统观念[7]。认为从事物的整体上看，系统有目标性的：如战争，是没完没了地打下去，还是间歇性发生？毛泽东认为战争的目的、目标就是要最终是消灭战争。系统有结构性、层次性、系统要素相关性等。这与后来他提出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系统相关性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根据毛泽东的思维方式，绘成思维导图：
【毛泽东关于战争认知的思维导图】
钱学森先生非常清楚，毛泽东实际上是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思维。钱学森先生对毛泽东思想的高看，正是认识到毛泽东对事物的认知是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超前的，具有预见性的杰出性思维。因此他才说出了：“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了的观点”。钱学森先生完全明白，这些系统整体的先进、科学的思维已经超了当时的时代。
毛泽东除把战争这个整体分成“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外，还对战争系统作了细分。他认为战争不仅仅可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还要看这种战争的性质和边界：如世界的革命战争、外国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国内战争、民族战争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
我们从毛泽东的认知思维导图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泛泛地研究战争，而是用全局的、系统整体的眼光看战争，同时又用抽丝剥茧方式直击问题的核心，排除与当前战争无关的事项，在一系列的判断、定性后，一针见血地挑出所当前进行战争形态和范式的规律进行灵活机动的、辩证的应对。
毛泽东研究问题不会去研究那些与当前问题无关的东西，那些旁枝末节的东西，而是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观念去分析问题核心，找出应对问题的策略。系统观念及系统思维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科学的任务就是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清晰图画，用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更好地掌握自然界的本质。”显然毛泽东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源于对马列著作的研读。毛泽东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矛盾论》中还指出：“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0页）。
毛泽东的系统思维方式不但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相通，同时其系统观念与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思想亦有暗合。然而与贝塔朗菲的《系统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维纳《控制论》、申农《信息论》，都发表于1945年以后，而钱学森先生把“系统论”发展成为“系统科学”还只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但毛泽东的系统思维及系统观念，实际上早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就已形成，其大系统观念于1937年就出现在他的著作《矛盾论》之中了。
毛泽东的这些系统整体性思维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系统论都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虽然毛泽东反对天才论，但他这些系统性认知思想，仿佛是一种时空的穿越，早就完全符合后来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对事物认识和分析的八大原理，即：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目的性、稳定性、突变性、自组织性、相似性原理。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近两百多次战役、战斗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毛泽东自觉运用了系统论原理。我们在读毛泽东著作中经常看到他对整体性、层次性、阶段性等的分析和论述，甚至在整体性方面还深入讨论了全局性、发展性、权变性这些方面的内容。在许多著作中还讨论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大系统与小系统的关系、整体与结构的关系、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等，很多方面明显超越了贝塔朗菲系统论的八大原理。
毛泽东在研究战争规律中，常常有意无意运用到了系统理论的五大规律：即：控制环境（声东击西、如二渡赤水时三支部队伪装主力佯动）、风险评估（即时权变；如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的决策）、控制活动（如二渡赤水时的逐日电令）、沟通信息（如重视对敌我情况的掌握[8]）、监督与监控（如二占遵义时及时监督一、三军团的情况，即时提醒当前形势）。
系统理论的八大原理与五大规律，我们都可以从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战役中得到完全的诠释（另详）。
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实际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在系统观念中，除了这八大原理、五大规律外，他还敏锐地认识到，战争不但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质，在实际研究和分析时还要重视其系统整体与各系统（局部）之间关系。战争的全局性还要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局性，边界性、结构相关性、动态的发展性和阶段性、时局、时代变化的权变性。
第一，在全局性方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深刻阐述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第二，在边界性方面：毛泽东对战争的研究，不是泛泛地研究战争，而是定位目前战争的性质，再找出其规律，根据这些规律作出应对措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认为要明确界定战争的边界，才能对当前的战争具有针对性。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第三，在结构相关性方面：毛泽东认为：“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
第四，在发展性方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深刻阐述了战争的阶段性和发展性：著作的第一节的标题，开宗明义就是择时出：“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毛泽东在论著中指出：无论哪种形式战争的规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用发展的、权变的眼光高瞻远瞩地断定战争的规律是有发展性的。有目的性的。比如他首次提出战争的目的就是用正义战争消灭战争。这种观点实际上超出了系统理论的“八大原理”和“五大规律”。我们说“曼哈顿计划”是典型的系统论成果，是“系统工程”的典范。但系统论的原理并不包括发展性、权变性。实际上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因循守旧”“刻舟求剑”的错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著作中，同时还对正义战争的目的性作了定位——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毛泽东在谈到具体的革命战争的战略中，对于如何研究革命战争问题，大刀阔斧地廓清中国革命战争的边界性。这显然加强了研究战争问题的针对性。在指出战争规律的发展性的同时，还认为战争具有阶段性的特质。从而提出了战争的阶段性和发展性。这正是中国古代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军事思想的进一步探索。
在当今，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式武器的发明，其军事战略和战术也是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的。过去的“冷兵嚣时代”“准冷兵器时代”的一些战术，甚至战略也要关注一些新的变化。如“海湾战争”的一些战术和战法是在新式武器、激光武器、运输手段、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情况下发生的。毛泽东指出：“战争规律是发展的。”这就是提醒我们需要“敌变我变”的军事战略思维。
第六，在权变性方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深刻阐述了战争权变性，同时把战争作了系统的细分。他认为革命战争、外国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国内战争、民族战争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同时对于革命战争还用“二分法”分出了一般战争与特殊战争的规律，指出了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战争不同于外国的战争（如俄国革命），也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战争（如北伐战争）。
毛泽东认为，战争规律、原则、范式、兵法的内容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会随着时代、时间、阶段发展和变化的。这些认为事物（当然包括战争）的发展性、阶段性变化的权变性思维认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完全相通的。
由于战争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毛泽东指出，过去的经验、外国的经验不能呆板、机械地套用。由此提出了战争规律的发展性决定了对战争规律认识的权变性。所谓权变性，即是用函数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即函数F（x）=Y的认识事物发展的方式。其逻辑思想就是（如果—那么)。比如毛泽东关于运动战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明确地表示了这样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通权达变”。即敌我双方的五种变化：“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的变化，必将引起应博弈一方战略、战术的变化。这正是人类认识世界事物发展规律的高级智能方式。在今天的计算机中，在人工智能中就充满了这种（如果——那么）的逻辑程序。
毛泽东还认为战争不仅有一般性还有特殊性。由于战争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毛泽东指出，过去的经验、外国的经验不能呆板、机械地套用。毛泽东指出：“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69页）
孙武在《孙子兵法·势篇》中指出：“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孙武认为，战争规律、原则、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战争的手段、兵法、计谋、原则、战略等并非依模画样，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权变和变通的。有如音乐中的音阶，又有如画家的色彩，厨师的五味，需要按一定的方法和原则进行组合、配伍才能达到其目的。
3、毛泽东用“二分法”一刀将对“战争怪物”的认识分为战争“静止的，教条式、呆板意识”及“辩证、发展权变意识”。毛泽东认为：战争规律的发展性决定了对战争规律认识的权变性。所谓权变性，即是用函数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即函数F（x）=Y的认识事物发展的方式。其逻辑思想就是（如果—那么)。函数式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深不可测的。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问称要”。中国的老百姓都懂。“权变”指的就是使“秤砣”的移动达到平衡。“不平则鸣”指的就是违背了“天道”的缘故。“替天行道”就是“高者削之，不足者补之”。
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高度，指出各种静止的，僵化的，呆板的“形而上学”[9]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73页）
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10]，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11]，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73页）
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不仅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的范例，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中国现代革命意识的深层融合。
毛泽东在这本著作中同时还对正义战争的目的性作了定位——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毛泽东在谈到具体的革命战争的战略中，对于如何研究革命战争问题，大刀阔斧地廓清中国革命战争的边界性。这显然加强了研究战争问题的针对性。在指出战争规律的发展性的同时，还认为战争具有阶段性的特质。
毛泽东指出：“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并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72页）
4、毛泽东用“二分法”一刀将对“战争怪物”的认识分为对战争“教条、呆板意识”及“辩证、发展意识”。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高度，指出各种僵化的呆板的“形而上学”[12]的错误认识。同时提出：“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13]，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14]，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显然是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不仅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的范例，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中国现代革命意识的深层融合。
5、毛泽东用“二分法”一刀将“战争怪物”性质和特点分剖为“一般革命战争”和“特殊的革命战争”。进而认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毛泽东的观点认为，由于时间、地域、形势、对象不同，不能生搬硬套地运用过去的经验以及国外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毛泽东这篇对第二次国内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讲话，对党内错误军事路线斗争的檄文，实际上超越了纠正党内错误军事路线及取胜国内战争的范畴，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正式铅印出版时，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对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有一个说明：“毛泽东同志的这部著作是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而写的。……这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68页注释）。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与当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时的第一版略有些不同。首版中有详细描述从第一次到五次反“围剿”时的形势插图：
今天我们重读这部著作，我们发现关于战争本质、规律的认识，正是毛主席的得意之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理论依据。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路明灯，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显然，毛泽东关于战争规律的系统论述，也是世界正义战争的指路明灯。
6、毛泽东用“二分法”一刀将“战争怪物”内核劈开为“进攻”和“防御”。“围剿”和“反围剿”是进攻和防御一种特殊形式。所谓“围剿”是同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军事集团对另一个军事集团的包围以求消灭之，通常是一个强势军事集团对另一个相对弱势军事集团的包围，并限制其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而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开战则属于“侵略与反侵略”（关于侵略与反侵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续篇《论持久战》中有更为精辟的论述）。“围剿”与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的进攻和防御不同，其边界限定在一定范围。无论是“围剿”与反“围剿”都有防御与进攻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92页）
毛泽东认为无论在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中，无外乎“进攻”和“防御”两个阶段。在正义战争中，又有各国反帝反封建战争、各国革命战争，在中国则有中国革命战争。同时指出这些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不同的。
不懂得这些规律是难于取得胜利的。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其核心策略是要审时度势懂得进退。毛泽东对防御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概念。认为“积极防御”不只是所谓“拒敌人于国门之外”，而包括“诱敌深入、适时反攻”而不只是“逃避退躲”。进攻也不是冒险。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都要懂得适时进退。
孙子曰：“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令)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令)之退，是谓‘縻军’”；认为这是“乱军引胜”之谓。显然孙武认为：只有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弱小一方在力量对比悬殊，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特别是没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贸然行动显然属于“不可以进，而令之进”的军事战略错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举出了当时的例子：“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93页）
“围剿”的方式又可分为“有后方的战争”和“无后方的战争”。有后方的战争是在敌人占领绝对优势的情形下，对固定区域（即根据地）的包围属于“围剿”；而在战争期间对无固定区域即无根据地的情况下属于“包围”。在与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略是不同的。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的“西征”显然属于无后方依托的战争。蒋介石曾经对红军实施过多次“包围”（蒋介石称“会剿”或“追剿”如通道会议时的“黔桂边境会剿”、红军一渡赤水之前的“川江南岸会剿”“二占遵义”时的“遵义会剿”）。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种所谓“会剿”只是一种包围，用运动战即可破解。蒋介石则不懂得这种“包围”是与在根据地“围剿”红军是不同的。所以蒋介石在指挥“黔桂边境会剿”“鲁班场之战”妄图沿用第五次“围剿”用的“堡垒战术”消灭红军。毛泽东知道这种“堡垒战术”是没有用的，因为红军长征时红军面临的是“无后方根据地的战争”，只要用“运动战”即可破解。
用运动战破解蒋介石的“堡垒战术”，虽然也要避免硬怼，但不能用逃跑来躲避。运动战是主动调动敌人，而躲避则属于被动的逃跑主义。运动战需要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迟滞敌人的包围。被动的逃跑主义只考虑防御、退却、避让。运动战则还需要考虑在防御、退却时候的反攻。因此鲁班场之战是毛泽东指挥主动发起的“以攻为守”之战，目的是掩护“中央纵队”顺利“三渡赤水”。
显然毛泽东百战百胜、战无不胜的奥秘就在于此[15]。毛泽东站在智慧哲学的高度对人类战争分析的论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际上超越了以往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认知。因此，1941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又专门要求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内部油印改为出版铅印本，以武装各级指挥员的头脑。
二、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
我们知道，“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见解放军出版社《红军长征·文献》第229页）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有准备的发言，从历史文献看，主要分三个部分，依次是：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二是总结第一次至第四次在苏区反“围剿”的经验；三是从理论上批判以博古、李德为首的错误军事路线。
伍修权在文章中说：“他（毛泽东）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
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同时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13页）
毛泽东指出：“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由于“湘江之战”在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牺牲了5万多名战士。在其他中央领导、各军团指战员非常愤怒的情况下，在博古把错误路线带来的结果归咎于敌人强大的论调出来后，毛泽东立即对错误军事路线的实质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具体内容见“遵义会议决议”。关于遵义会议那38个小时[16]中，毛泽东讲话的顺序、时段、内容考证另文详述。）
毛泽东的讲话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从“长征至今”的第三阶段开始。面对牺牲5万多红军战士，与会人员悲痛、愤怒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李德在他撰写的《中国记事》一文中说：“遵义《决议》的内容就是以后经过编者修改的毛泽东的讲话原稿，毛把这个稿子也用来作为1936—1937年在红军军事学院讲课的基础，并且在以后的文章里，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应用了这个原稿。”（见《中国记事》第144页)
据此我们根据陈云关于“遵义会议计划讨论内容”知道，第一议题是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是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在遵义建立根据地，还是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汇合？经过会议讨论决定放弃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由刘伯承、聂荣臻拟定入川计划，即后来的《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计划》。第二议题则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关于第一议题的讨论。因为遵义城无险可守，并且中央军已经从贵阳分两路直逼遵义快过乌江了，而红军立足未稳，建立根据地几乎无可能，所以讨论的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一个小时，应该可以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第二议题的讨论。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其次是周恩来作《关于反五次“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然后是毛泽东作长篇发言。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就是张闻天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俗称“反报告”）。但一直有人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张闻天如何那么快速地起草了“反报告”？从李德的记载看来，实际上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紧接着就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其间抑或有人插话也并不会很长。
从第二议题看，博古和周恩来的两个报告的时间不会超过二个小时。也就是说会议在1月7日19时开始，到21时左右就可以结束。接着毛泽东讲话一直讲到天亮？显然，洛甫（张闻天）作“反报告”的时间应该是在毛泽东长篇发言结束或告一个段落之后，也可能是8号下午或晚上（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根据李德的记载，张闻天运用了毛的讲话，这就能说得通，张闻天虽然当时也是军委委员，但对许多“反围剿”时的战争细节不可能很清楚，他是完全可能根据毛泽东的手稿起草“遵义会议决议”的。也就是说张闻天拟“反报告”是有时间的，用毛泽东的手稿拟定“反报告”不存在时间问题及逻辑问题，甚至张闻天请毛泽东最后修订报告都是有时间、有可能的。因为1月8日整天有24个小时。张闻天的报告结束后，大家发表赞成或反对意见显然就算通过了。
比较“遵义会议决议”与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我们会发现许多观点、细节显然来源于毛泽东的原稿。
张闻天作的“反报告”这个时间也不会很长。第二个晚上会开到天亮，会议内容是什么呢？显然，应该是毛泽东根据会议的要求谈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其间当然会涉及一些军事理论问题。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错误
关于五次反“围剿”。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批判是严厉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版出版以前，书中是带有当时战况的形势图。由于一段时间以来，许多文献都没有详细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具体的资料。这里有必要回溯当时的情况。
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博古、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红军主力在洵口与敌遭遇，打了一个胜仗。博古、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
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17]，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等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上述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
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
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陆”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指出：
（1）“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
（2）“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
（3）“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4）“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这是毛泽东从战略上批评军事路线的角度指出产生错误的原因。同时他还结合当时的实际从战术上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深刻的揭露：
（1）“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
（2）“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18]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3）“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么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
（4）“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5）“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
（6）“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毛泽东从本质上揭示了这种战略错误的根源：“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毛泽东认为：“‘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无疑的，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05页）
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三个阶段指长征到遵义会议期间。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带来血战湘江以牺牲5万多红军战士的生命代价。使中共中央领导者们认识到毛泽东的意见的正确性，认识到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带来的恶果，认识到“三人团”独断专行，不听正确意见顽固坚持错误军事路线必将断送中国革命成果。
毛泽东之所以在遵义会议上能够理直气壮地对错误军事路线提出批评，是因为毛泽东不是“事后诸葛亮”。无论在第五次反“围剿”之时，还是在长征中，毛泽东一直向博古、李德提出正确的建议。早在湘江血战之前，毛泽东曾经从红军过潇水起，就三次向“三人团”提出建议。
第一次提出建议：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白越诸广山，沿耒水在水口山一带休整，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
第二次提出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进道县、江华，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应向东北攻祁阳，避开桂军，在宝庆一带与敌决战。
第三次提出建议：往潇水西岸北上，攻柏桥铺、渔寿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汀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然后诱敌决战。
同时彭德怀的一次建议也没有被“三人团”采纳。在湖南境内，毛泽东建议采纳彭德怀提出的由三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逼长沙，然后红军全面向淑浦、辰溪、沅陵一带创造战场。彭德怀的建议如石沉大海，故有湘江惨剧。
因此，毛泽东对“三人团”的瞎指挥的指责、批评是理直气壮的。毛泽东发言的第一个部分必定是谈第五次反“围剿”错误军事路线存在的问题。
（二）关于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全面陈述了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毛泽东领导的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围剿”，是在有根据地的情况下取得的反“围剿”的胜利。主要是采取了“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前期毛泽东参与策划，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解除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
关于第一次反“围剿”情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
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因为听众对五次反“围剿”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毛泽东只是点到各次反“围剿”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或许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各次反“围剿”的胜利情况及成就作大致的描述。（本文采用的文献资料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及《红军举世罕见的二十大战役》）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形势图（右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首版原图）】
第一次反“围剿”是红一方面军在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进行的第一个战略性战役。在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依靠苏区人民，充分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分散敌人，削弱敌人，促成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抓住战机，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苏区人民支援下，共毙伤俘敌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包括大量的步枪、轻重机枪、各种火炮以及弹药、无线电台等武器装备。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
曾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的白崇禧[19]，他认为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是：一是轻敌，我方在三路军尚未集齐前，便下达攻击令，所以造成全师覆灭之悲剧。二是共军战术是总体战，我军则是纯军事战，我军墨守成规，以旧式战术对新式战术，其优劣胜败不问而知。（资料来源见《红军举世罕见的二十大战役》第90页）
第二次反“围剿”情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一九三〇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打破。”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形势图（右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首版原图）】
第二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红军“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1931年4月国民党以20万大军[20]分四路向中央苏区进攻。1931年5月16日 至5月31日，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紧密配合下，集中兵力，连续作战，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5个胜仗，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2万余支（挺)，炮30门，电台7部，以及弹药、粮食、西药等大量军用物资，并占领赣东、闽西北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进一步取得了反“围剿”的经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打得痛快淋漓。毛泽东用兵700里横扫敌军，生动地反映了红军打运动战的鲜明特点。这种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运动战，毛泽东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彭德怀在回忆第二次反“围剿”时所说：此役一胜，势如破竹，从西向东逐次击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宁歼灭刘和鼎师。15天横扫700里，3.5万红军，击破20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资料来源见《红军举世罕见的二十大战役》第110页）
第三次反“围剿”情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第三次‘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形势图（右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首版原图）】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在苏区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取得了共歼国民党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的重大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经过这次反“围剿”作战，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基本形成。此次战役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3个月的艰苦奋斗，战胜了10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新发展。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胁从，避实就虚，随心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
中央苏区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就是“采用诱敌深入，适时适地打歼灭战”的办法。用“运动战、游击战”的办法。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在红色影视作品中都有详细的演绎。但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一些。（资料来源见《红军举世罕见的二十大战役》第130页）
第四次反“围剿”情况：第四次反“围剿”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做准备。这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以三个师的兵力从广东北犯，赣南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形势图（右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首版原图）】
1932年6月5日，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指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然后再沿赣江北上，进占赣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6月下旬，红一、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庾东北地区，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7月初，经过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入赣粤军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陆续北进到达兴国及其附近地区。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攻占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于8月17日克乐安，20日再克宜黄，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三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反“围剿”作了部署：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在南丰以西，宜黄、乐安以南的地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这些地区的敌军的据点，建立和扩大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姿态布置战场。
但苏区中央局立即指责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强令红一方面军停止执行。为了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小源举行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会议主要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在当年3月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未被会议接受。由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从10月开始，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开辟建黎泰根据地，为以后的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又进行金溪、资溪战役。
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2月12日，红军攻南丰城，激战一夜，伤亡400多人。当发觉敌军主力驰援南丰时，周恩来、朱德于2月13日即把对南丰的强攻改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敌军，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转移到敌前进的右翼宜黄南部，待机歼敌。2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黄陂推进，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经过2月28日和3月1日的两次激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几乎全部被歼，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接着，国民党军队又调集兵力直扑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3月21日，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一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三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大批新式装备以及大量子弹和电台等军用物资，使中央红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有的连队还装备了当时还不多见的轻机枪。中央根据地同闺浙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了片。（资料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在这次战役中，朱德、周恩来运用和发展了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首次创造了大规模的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即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运用兵力，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作战史上还没有过。聂荣臻说：这次反‘围剿’所以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红军仍然采用了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方针，红军敢于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术确实是屡试不爽的。”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他们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资料来源见《红军举世罕见的二十大战役》第154页）
结束语
世界众多的学者一直在询问，为什么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争，而中华文明仍然能延续至今？答案是因为在中国古代自春秋以降，中国就出现过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景象，这些灿若繁星的军事家、思想家、政治家为中国五千年中华文明照耀了前进的方向。而毛泽东是中国历代军事家、思想家、政治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精髓有机结合，把人类对军事战争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跨越时代的历史最高峰。
譬如把握战争制胜规律的系统论和辩证法。中国诸子百家中，无论是孙子、老子、韩非子都是从整体性角度看战争的，他们在军事、战争与政治、经济关系方面，都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和论述。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高度重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我军性质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支部建在连上”开始，开创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毛泽东一贯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他指出：“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故而直至今天，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看法，都是这样来认识经济、政治、军事、战争的逻辑关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军事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的一部分，战争则是政治延续的最高形式。单独地、孤立地谈经济、政治、军事、战争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都是国家、民族意志相互联系整体的一个部分。
中国几千年来的战争哲学思想孕育着中华文明智慧之光。老子的《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的睿智见解。孙武的《孙子兵法》渗透了人类战争胜负的真谛，其中充满着权变哲学的思想。特别是韩非子集诸子百家智慧之大全，为治理大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其思想无不为后世帝王，国家统治者以“走私式的秘传”。特别是韩非子总结了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起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1]的历史教训，为历代帝王预示了亡国的47种前兆②。其中不仅提到战争，还提到战争前的各种亡国预兆。从秦始皇高看韩非（用几十万人攻打韩国只为得到韩非），到汉武帝、武则天的弃儒崇法，再到近代中国学者章太炎曾有“半部《韩非》可治天下”的观点。毛泽东在同侄子谈到读书的时候说：你说的《韩非子》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过好几遍，其中的《说难》《孤愤》《五蠹》都能背得下来（见《毛泽东品国学》）。可见，中国古今先哲从战争哲学到治国安邦思想，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发展的。而毛泽东无疑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最伟大的集大成者，他无论是军事思想、战略思想，还是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等，至今都闪烁着无比智慧的光芒，哺育、指导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从这里，我们就也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注释：
[1]“陈云同志早就说过，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的主要内容就是1936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中的主要内容”。（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陈云同志在1977年8月23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时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遵义纪念馆主办的《大转折》2008年第3期“陈云同志采访记”一文。
在李德撰写的《中国纪事》上也有记载：“遵义《决议》的内容就是以后经过编者修改的毛泽东的讲话原稿，毛把这个稿子也用来作为1936-1937年在红军军事学院讲课的基础，并且在以后的文章里，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应用了这个原稿。”(见《中国记事》P144页)
[2]普罗：即法语中的“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中文从英文“proletariat”转译而来，意为“无产阶级”。
[3]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卒年七十。
[4]关于一些人拼凑的毛泽东“四大败仗”其中两场，毛泽东在小册子中说得很清楚，那是大胜仗。关于“四渡赤水”时的所谓“两场败仗”更是子虚乌有。
[5]成败利钝：成语。中国人认为“持利器者以刃伤人，而持钝器者则以力伤人”。成语见诸葛亮《后出师表》。
[6]系统思维：这是一种逻辑抽象能力，一般从系统论抽象而来，是一种全局观、整体观，是一种在立足整体视野基础上的认识方法，这是一种能够深刻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变化规律的能力。
[7]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恩格斯指出，“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
[8] 毛泽东非常重视情报工作。早在1930年3月，在毛泽东、朱德提议下红军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毛泽东在开班时的讲话中，把无线电比作“千里眼”，“顺风耳”。当时就培养了不少红军的技术干部。在历次反“围剿”中就派上了用场。从1932年起，二局就缴获了敌人的“展密”（可能是密码的编制方法）这一核心机密，经过反复研究，1934年起，红军已经能全部破译出蒋介石及各系军阀的密码；军队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长征时钱壮飞任二局副局长分工负责的破译科。几乎100%的破译敌电码外，还能使用敌方熟悉的电码发报。
[9]形而上学：是一个用中国语词转译国外哲学名词的不恰当的用法。中国人常用的“形而上学”实际意思是指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方式，只看到一个个孤立的事物，而看不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只看到事物的现状，看不到事物的过去和将来，或者只看到事物数量和场所的变更，看不到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的一思维方式。
[10] 流寇主义：历史上把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常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
[11]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2]形而上学：是一个用中国语词转译国外哲学名词的不恰当的用法。中国人常用的“形而上学”实际意思是指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方式，只看到一个个孤立的事物，而看不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只看到事物的现状，看不到事物的过去和将来，或者只看到事物数量和场所的变更，看不到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的一思维方式。
[13] 流寇主义：历史上把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常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
[14]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5]关于一些人拼凑的毛泽东“四大败仗”其中两场，毛泽东在小册子中说得很清楚，那是大胜仗。关于“四渡赤水”时的所谓“两场败仗”更是子虚乌有。
[16]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遵义会议有两晚开到天亮。遵义会议会议召开时间一共为38小时。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7日19时左右开始，一直开到1935年1月9日上午9时左右结束。因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人员都参加了军委纵队9日10时的进城仪式。武修权同志回忆：遵义会议一般都是晚上开会（即3天时间的会有两天是晚上开会，见武修权《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一文)。与陈昌奉“有两夜开到天亮”的回忆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认定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7日21时左右开始，一直开到1月8日早晨，说明1月8日开了一整天（24）小时，还有一个晚上即是1月9日零时至9时。遵义会议1月7日开了5个小时，1月8日开了24个小时，1月9日开了9个小时，准确的说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总计时长约38个小时左右。
[17] “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的战术原则。这一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短促突击”作为战术手段是可以运用的，但把它上升到战法，用以支撑消极防御的方针则是错误的。
[18]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19]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字健生，人称小诸葛。广西桂林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20]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兵力：19路军、第5路军、26路军、6路军、共18个师又3个旅，共20万人。
[21]见司马迁《史纪∙太史公自序》
相关资料：
①毛泽东指挥的24场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略决战，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24场战役分别是：宛西战役，冀热察战役，宛东战役，开封战役，晋中战役，涟水战役，睢杞战役，襄樊战役，保北战役，澄郃战役，辽沈战役，察绥战役，济南战役，太原战役，荔北战役，郑州战役，应城战役，淮海战役，西北冬季战役，平津战役，樊城战役，荆门战役，西北春季战役。在上述24场战役中，歼敌10万到55万的大战役有5场，共歼敌军222万余人。加上此前（即1947年5月至1948年5月间）中央工作委员会指挥的4场战役（共歼敌58300余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实际组织了28场战役，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充分显示了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
②韩非子国家亡国的47种征兆：“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简法禁而务谋虑，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商贾外积，小民内困者，可亡也。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听以爵不以众言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缓心而无成，柔茹而寡断，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贪而无厌，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辞而不周於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於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羁旅侨士，重帑在外，上间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境内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而好以各问举错，羁旅起贵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轻其适正，庶子称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强敌以为后妻，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者，可亡也。怯慑而弱守，蚤见而心柔懦，知有谓可，断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国更置，质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则国摧；国摧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怀怒思耻而专习则贼生，贼生者，可亡也。大臣两重，父兄众强，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婢妾之言听，爱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数行不法者，可亡也。简侮大臣，无礼父兄，劳苦百姓，杀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兒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显，徒属众强，多大国之交，而威势蚤具者，可亡也。变褊而心急，轻疾而易动发，心悁忿而不訾前后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贵臣相妒，大臣隆盛，外藉敌国，内困百姓，以攻怨雠，而人主弗诛者，可亡也。君不肖而侧室贤，太子轻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则国躁；国躁者，可亡也。藏恕而弗发，悬罪而弗诛，使群臣阴赠而愈忧惧，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后妻淫乱，主母畜秽，外内混通，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贵，偏党众强，壅塞主断而重擅国者，可亡也。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绌，乡曲之善举者，可亡也。官职之劳废，贵私行而贱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於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不为人主之孝，而慕瓜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馀用事者，可亡也。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可亡也。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伏，无功贵而劳苦贱，如是则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过功，章服侵等，宫室供养大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可亡也。公胥公孙与民同门，暴慠其邻者，可亡也。”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离退休支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