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芃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1961年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提出的明确要求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重视调查研究贯穿于我们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是我们党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不小的困难。毛泽东意识到过去一段时间党的认识和政策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头脑“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需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情。1961年初，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好作风，并要求全党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明确要求，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基本遵循和重要指导。
一、情况明：亲自下到基层，深入群众，系统调研，做到情况了然于胸
毛泽东明确指出：“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他以医生看病和打仗为例说明搞清情况的必要性，指出：“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不了解情况或者对于情况了解得不够，都无法有效开展工作。那么，如何做到“情况明”呢？分析毛泽东这一时期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可以发现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到基层了解情况
“情况明”的主体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才能正确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和切实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在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一点，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实际。
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3月1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南三区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一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把“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些都对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亲身下到一线，亲自弄明情况，更好解决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鼓励各级领导干部作调查，毛泽东还为一些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列举了一些农村地区的关键问题以供调查研究参考，并希望他们在做完调查研究后，写信把情况告诉他：“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毛泽东不仅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而且以身作则，首先自己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由于当时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部署了调研计划，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由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分别带领，赴浙江、广东、湖南的农村地区调研生产队工作。他也于1月25日晚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一路考察。在毛泽东的提倡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同志纷纷走出机关，率先垂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上海等地农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地方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也深入农村，实地调研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发。这些调研活动对于摸透、摸实、摸准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要让群众讲真话、谈实情、说心声
“情况明”的前提是“情况实”，也就是说，要让群众讲真话、谈实情、说心声，把群众意见作为重中之重，通过群众生活、言论、行为的实际来了解真实情况。毛泽东在调研中十分重视这一点。在 1961年春天南下调研的路上，毛泽东反复问当地干部：“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敢不敢说话？”他还在亲自修改审定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指出，县级以上党委领导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时，“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让群众讲真话，就要做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以自己为例指出：“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如果调查研究摆官架子，见到群众高人一等，很多情况就无法彻底全面了解。只有平等地和群众交朋友，才会让群众敞开心扉、敢讲真话。
群众的生活情况、行为举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问题。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他要求各级干部在调查研究中真正关心群众生活。中央领导同志在基层调研中带头贯彻这一要求。1961年5月上旬，周恩来到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走访多户贫下中农家庭时发现一个普遍问题：社员家里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更是没有什么存粮。但还有一些社员违心地说公共食堂办得好。他一再要求大家讲真话，这才了解到：开办公共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都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此后，周恩来把调研获得的大量实际情况进行整理，形成了四点意见，向毛泽东汇报，随后毛泽东将周恩来的意见批转给各中央局、省、市、县党委，供各级党委检视工作。正是因为从群众中了解了真实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加快了调整国民经济方针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步伐。6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的指示，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有效改进了人民公社工作。
（三）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一个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而认识客观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摸清情况，了解和掌握实际，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不行，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也不行。必须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观察和了解情况。为此，毛泽东在南三区会议上提出明确要求，“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做系统的调查研究，必须对调查研究有足够的耐心。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因为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的。必须保持定力，充分搜集从历史到现实的、各方面的材料。为了能够做到系统调查研究，完整、准确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南三区会议上号召领导干部“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
做系统的调查研究，还要注意慎重对待和处理接触到的调查材料，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并进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只有如此，才能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事物全貌，才有助于找到本质性、深层次的原因，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性措施。这种对情况全面地、综合地把握，才能真正称得上“情况明”。
二、决心大：坚持问题导向，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调查研究进行到底
调查研究，必然会遇到矛盾和问题。克服矛盾、迎难而上还是回避问题、畏手畏脚，是摆在调查研究者面前的必答题。对此，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情况逐步明了”“决心逐步增大”。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改，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调查研究常态化，下定决心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
（一）敢于直面问题
决心大首先体现在坚持问题导向，不回避问题，敢于直面矛盾。薄一波后来回忆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指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对一段时间内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上下一齐动手做调查研究。
早在 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公社中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随后，同年三四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肯定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且承认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同时决定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该指示信共 12条，其核心是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认真开展退赔工作。但是，有些地方对这些指示的贯彻并不是完全到位，导致退赔工作并不彻底。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直接点出了调研过程中需要下定决心解决的退赔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即使破产也要赔，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调研中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态度。
除了以退赔来解决“调”的问题，还有“平”的问题需要解决。1961年3月 1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北三区会议参会同志的信中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在中央这一时期下发的各类通知、文件中，食堂、粮食、供给制、“三包一奖”等都是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中的重点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
（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调查研究的决心大不大，从工作作风上也能看出一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假调研，还是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深入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扑下身子、放下架子，以求真正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的真调研，这两种不同的作风和态度开展的调研，直接影响着调查研究的结果。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倡导，使得各级领导机关下基层做调研的多了，更接地气了，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象。1961年5月，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撰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材料中谈到了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指出调查工作中“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等“十多十少”问题。毛泽东对这则材料中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亲自修改和批示印发。在批语中，毛泽东对调研中存在的不仅没有达到调研本来目的而且引起基层同志反感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这则材料在引起全党注意调查研究工作中的问题，防止调查研究流于形式、浮光掠影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切实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
（三）推动调查研究常态化
下决心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就不能搞“一阵风”，而要持之以恒地坚持，推动调查研究常态化长效化。1961年3月，中共中央对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提出明确要求，要把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常态化，“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并且要“造成风气”。6月，中央再次发出指示，重申毛泽东 1958年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规定，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这些举措推动了各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摆到了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形成通过调查研究想办法、做决策的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方法对：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方法对是使调查研究走深走实、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在调研主体到位、调研对象明确、调研决心已下的情况下，调研方法就成为影响调查研究成效的关键因素。正如早在 1934年1月毛泽东就生动指出的：“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所以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做调查研究。1961年3月，毛泽东专门谈到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并列举了开好调查会、调查会人员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提前准备调查会提纲、亲自出马、深入解剖典型、自己做记录等多个具体方法。这些方法既精准有效，又操作性很强，为推动全党有效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导。
比如，深入解剖典型。毛泽东将这种调查研究方法形象地比喻为“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剖一两个麻雀，便可知所有麻雀的一般、鸟类的一般。毛泽东对此有着通俗易懂的解释：“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他明确提醒同志们调查研究工作不用大水漫灌、到处调研，否则既浪费了时间，又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
解剖麻雀首先要选好麻雀，也就是要抓住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进行分析。以调研人民公社为例，一般来说，每个人民公社平均有 30个生产队，如何尽快摸清基本情况？毛泽东提出要找好标本，“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这就是说，选准了典型，有利于我们大大提高调研的效率。当条件发生变化时，选择的对象也不同。在指导田家英等去农村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时，为了尽快掌握公社的成绩和失误，毛泽东要求每个调查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并特意嘱咐“中间队不要搞”。在选好麻雀的基础上，对调研结果还要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推动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总之，如何选择麻雀，应该结合调研主题进行确定。一般来说，要了解全局问题，应该选择各个层次的典型；而要攻坚克难，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则应选择难点最突出的典型。选好麻雀之后，还要做到深入解剖麻雀。浅尝辄止、点到为止，起不到解剖麻雀的作用。毛泽东提醒领导干部，搞解剖麻雀式调研，就必须“深入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才能为“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奠定基础。如果解剖麻雀不能做到系统分析、综合研究、透视本质，那么“就不容易找到门路”。
又如，开好调查会。开调查会前，就要根据调研主题准备好调查大纲，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有条不紊、开出效果。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在调研前就“要有一定的时间”准备，开会时要“按纲目发问”。针对准备调查纲目的方法，毛泽东指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使得调查纲目纲举目张。在开调查会的过程中，要有民主讨论甚至辩论的气氛，可以把调查会开成讨论式的调查会，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服众的正确认识。毛泽东举例说明：“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调查会的调查对象要广泛，应当包含调研主题所囊括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出现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情况。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 1961年3月回忆了多年以前的亲身经历：“1930年5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正是这些形形色色比较能够代表各行各业的社会人物所反映的问题极大丰富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内容，促成了《寻乌调查》等经典调研报告的诞生。
此外，在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向全党介绍了一些地方党委领导干部在调研中采取的好方法。1961年5月，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在思茅地区的调查研究。信中提到了他采取了既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又与干部进行座谈；既进行重点调查又进行普遍推算的调查方法，谈到了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分配、生产工具的所有制等问题，区分了大多数意见和部分意见，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兼顾各方面的合理建议。毛泽东阅读这封信后指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提出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要求，形象生动、提纲挈领，有力指导和推动了1961年全党的调查研究走深走实，在摸清“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进而纠正浮夸风、平均主义的错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农业调整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我国工业、科技、教育等各条战线的整顿也有序推进。“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是对我们党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当前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以调查研究推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朱芃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