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的思考，有三次谈话非常重要。

　　这三次“对谈”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都涉及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三次“对谈”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尽管谈话的对象不同，时间场景不一，但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李自成农民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周期率”为史镜，探讨如何防止腐败，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甲申对

　　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

　　1944年3月，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而撰写的著名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迅速引起轰动。国民党立即干预，说这篇文章是“影射当局”。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进行攻击。

　　《甲申三百年祭》主要叙述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于1644年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一些首领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于1645年失败的过程。

　　对于这篇雄文，国民党横加干涉，毛泽东却大加赞赏。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希望大家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从胜利到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此后，此文被当作整风学习文件。

　　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又提到该文，再次强调：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与郭沫若关于《甲申三百年祭》信函往来的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窑洞对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就在七大闭幕后的20天，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来到延安进行访问和考察。在5天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

　　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赶考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随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1949年3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异常清醒冷静地提示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称为“赶考对”。

　　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怀着“进京赶考”的清醒和坚定进驻北平。从此，中国共产党加快了争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步伐。

　　以史为鉴，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绝不是一时的赶考，而是永无止境的赶考。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因此，全党更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赶考”意识，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答好新答卷，考出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