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战胜“一生中最黑暗时期”的哲学思辨
——以毛泽东1935年9月至12月期间的社会实践为鉴
1960年10月22日，在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诺向毛泽东提问：“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回答说：“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13页 ）
毛泽东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时期，形容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这是有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当时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把持下，不仅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彻底失败，而且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根据地也损失百分之九十，迫使党中央退出中央苏区，踏上艰苦卓绝的万里征途，甚至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这个时刻还不是毛泽东感受的“最黑暗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是团结的，红军是团结的，团结就有力量、就有希望。但是，当张国焘于1935年9月9日密电陈昌浩“党内斗争，彻底解决”（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1977年9月19日），公然危害党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时刻，迫使毛泽东采取紧急措施，率领党中央星夜出走，避免了“红军打红军”的悲剧。这时候，毛泽东仅只带出了八千余人的部队，将来如何，未可意料。这时的毛泽东不仅肩负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责任，还要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而且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落脚，困难重重，凶险莫测，无疑是走上了“绝路”。可以说，这个时期不但是毛泽东一生中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最黑暗时期”！
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现实，毛泽东依然保持着沉着冷静、从容不迫的精神状态，他一面坚持“北上”的方针，为部队寻找前进方向，一面积极搜索情报，为重新发展革命力量运筹帷幄。从1935年9月至年底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领袖的智慧和军事统帅的谋略，不但彻底改变了张国焘分裂造成的种种困难和窘境，也随着中央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由此，毛泽东在当年12月27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说：“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152页）自豪地宣布中国共产党破除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最黑暗时期”，使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政治姿态和强势的军事实力再现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肩负起率领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从有关资料看，毛泽东研究和检讨党的建设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问题，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在此期间，毛泽东不但组织指挥了几次军事行动，如对于巩固陕北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的吴起镇战役、直罗镇战役等，在其他方面也殚精竭虑、周密筹划，做出相应对策，譬如重新整编扩大红军部队，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澄清广大指战员对红军长征的思想认识问题。其实，在如何评价红军长征的认识问题上，当时就有不同看法。反映在领导阶层及大多数人们的意识里，都是以红军分裂的事实作为红军长征“失败论”的根据，不免对红军今后的发展持悲观态度。这种思想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队伍的思想稳定。这其中张国焘的表现尤为突出，张国焘就公开指责党中央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宣称“中央红军长征失败了”，实际上是为自己龟缩西南，到处碰壁，无所作为的“南下”路线的失败辩解。面对这种悲观失望的思想情绪，毛泽东总是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大无畏的战斗意志，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地表达他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心。在此期间，毛泽东前后写作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以及《沁园春·雪》等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诗词，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藐视困难、渴望胜利的博大气魄和胸怀！
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哲学问题不是少数人的“经院学说”，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研究的就是“知与行”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前的所有哲学思想不同的是，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哲学所具有的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即阶级性和实践性。就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用什么观点认识问题，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方法进行社会实践（解决问题）的学问。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人去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还需要使整个领导阶层、甚至整个阶级队伍都能够主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教育，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社会实践的能力，才能避免领导阶层出现类似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那样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毛泽东作为重视实际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意识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立即就付诸行动。他首先做的工作就是在不同场合反复宣传“长征是胜利不是失败”这个马克思辩证唯物史观的理念，鼓励大家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局部看全局，透过低潮看高潮，透过艰难看胜利。而他在瓦窑堡会议上专题谈到“长征”问题时，不但宣示了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也为我们留下来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教科书式的精彩演讲，更使我们看清楚了毛泽东是如何战胜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最黑暗时期”的实质。
【张国焘与毛泽东在陕北（资料图）】
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矛盾冲突，不但在党内，就是党外是非常突出的一对矛盾，毕竟党和红军的分裂已是既成事实。但从毛泽东在这段时期的表现看，他其实是非常克制、非常理智的，总是从大局着眼，从教育着手，耐心工作，期待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觉醒和回归。所以，毛泽东没有直接面对张国焘的挑衅，而是争取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支持，争取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抵制和反对，逐步扭转和清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恶劣影响。经过这场斗争，毛泽东总结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选》第二卷第597页）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第535页）以及“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第516页）等重要经验教训。就是说“党的建设”解决的是党内问题；“武装斗争”解决的是敌我问题；而“统一战线”则是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在这里，解决党内问题就是如何开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觉地增强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驱动下，毛泽东于1937年7月写作《实践论》，开展了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运动。
我们通常都以为毛泽东之所以写作《实践论》，只是对1931-1934年期间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损失所作的理论总结。其实不然，这篇文章的着眼点，更多的是集中在1935年6月以来，与张国焘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实践总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剖析了张国焘错误的思想根源：“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并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张国焘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大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毛泽东选集》第283页）如何判断党中央“北上”方针与张国焘“南下”路线的孰是孰非，只能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当时，中国共产党早已经把“抗日救国”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和政治责任，“北上抗日”也成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生命线”，而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围绕着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展开。显而易见，“南下”路线不但与历史潮流相背离，也是对抗日救国领导责任的逃避，是不得人心的，它的失败是早就注定的，所以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南下是绝路”！虽然毛泽东能够看到这一点，不等于四方面军指战员都能看到，因此毛泽东必须以事实教育他们，这也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动因。毛泽东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73页）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不但影响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导致人们在实践中采取的不同方式方法而造成的不同结果，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具体实践检验出来的。换句话说，是以社会实践的观点为基础，辩证地分析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重点地突出实践对于认识的能动性，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推动认识不断发展的动力，而且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检验人的思想认识正确与否。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认识与实践的过程，才促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彻底抛弃了张国焘错误路线，更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客观地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导致大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样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更有甚者，张国焘不仅背弃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甚至悍然分裂党、分裂红军，他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陈独秀、王明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尽管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的，但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正是从失败中、从流血牺牲中得到的一个极其惨重的教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血战，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在对比中认清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为什么别人做不到的，毛泽东能够做到？因伤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同志认为：“毛主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实录毛泽东》第二卷第244页）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一系列具体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实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初步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从实践论的观点看，还需要更加复杂、更加艰险、更加曲折的具体实践而逐步完善。正如毛泽东自己体会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75页）正是在这种不断发展中的实践与运动中，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得以不断地充实与升华，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从绝境中胜利崛起的思想武器，也成为毛泽东即使面对“最黑暗”现实也毫不动摇的精神武器。事实上，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仅仅不到半年，毛泽东就带领党中央克服了张国焘错误路线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带领全党全军胜利地渡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黑暗时期”，实现了全党全军的大会师、大团结，开创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民抗战”的新局面。而与此同时，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不仅远避抗日前线，到处碰壁，而且八万人的部队损失大半，使得全党及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实践中更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极大地凝聚了全党全军的斗志和团结，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正如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说：现在“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毛选》第148页）
【1936年10月21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附录】
根据《毛泽东年谱》所载，我们按“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个方面，整理出来毛泽东在1935年9月至12月期间战胜“最黑暗时期”的实践与事迹。其中“后续”内容截止于1936年期间，以交代事态发展结果。
一、坚持党的建设，与张国焘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脱险之后，即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12日，毛泽东在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毛泽东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仅有的8000余人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5日，张国焘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称“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等政治局常委的党籍，彻底暴露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11月24日，中央红军取得直罗镇大捷，俘敌五千三百余人，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成为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的“奠基礼”。而与此同时， 21日张国焘发动的“百丈战役”以惨败告终，红四方面军八万人战损一半之多，成为张国焘“南下”路线全面破产的标志。12月2日毛泽东致电张国焘等，通报直罗镇大捷，电称“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5日张国焘复电中央：“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这时，毛泽东才知道张国焘已经另立“中央”，公然以“第二中央”号令党中央和红军。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批判了张国焘主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错误论调：“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毛泽东选集》四合一本第144页）接着就分析了“失败”与“胜利”的辩证关系，大段论述了红军长征的意义，结论是“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并特别指出“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毛泽东选集》四合一本第145页）
后续：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宣判了张国焘的“伪中央”是非法的。5月20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由于中央红军取得东征胜利的巨大影响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于6月6日取消了第二“中央”，并于10月21日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二、坚持武装斗争，保护党的干部
9月20日，毛泽东在哈达铺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11月3日，在下寺湾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5日，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对随行部队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当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18日，致电张闻天等，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24日，当听说“肃反”中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12月27日，指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后续：1936年2月13日，毛泽东就干部问题指示说：“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要求切实解决下列问题：一、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二、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三、此次红校毕业生原则上应保存，继续训练。5月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作关于建立“红军大学”的报告。报告就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领导等问题提出具体规划，得到会议“一致同意”，并于6月1日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上致辞。9月28日，贺龙致电中央：“因远途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因此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毛泽东翌日复电：“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我们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训练，储为将来之用。” 10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政治工作，毛泽东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特别提出“干部标准：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三、坚持“抗日救国”方针和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9月20日，毛泽东在哈达铺陕甘支队干部会议上说：“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27日在榜罗镇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五个问题，其中有“北上抗日的迫切性”，也有避免与国民党军作战和“注意扩充新战士”等问题。10月22日，在途中多次伏击聚歼国民党追兵，到达吴起镇之后，毛泽东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27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 11月21日，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零六师、一零九师，俘敌五千三百余人，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26日，致信东北军军长董英斌，痛陈东北三省沦丧，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提出“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等。28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建立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30日，提出对下一步工作的思考：“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并在红一方面军干部大会上，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报告，宣布对俘虏军官实行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等政策。12月21日，毛泽东批评林彪“去陕南打游击”的要求，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23日，毛泽东为瓦窑堡会议起草的“战略方针”第三条为“猛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77页）24日，毛泽东在“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中，指示“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并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 ，要求以四十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25日，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具体阐述了对当时军事战略问题的行动方针和步骤，即第一步是“巩固发展陕北苏区”，从各方面做好东征的准备。第二步是东征，“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个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是到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等等。2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东进和长征都是为着抗日”。
后续：1936年2月20日发起东征，至5月2日回师陕北，历时七十五天，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虏四千人，发展新兵八千余人，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取得了预期的战略胜利。4月6日，为周恩来张学良“肤施会谈”确定具体内容：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8月13日，致信杨虎城，对杨同意联合战线表示欢迎，组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合战线。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发言说：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12月12日，张学良为“西安事变”致电毛泽东，征求处理办法。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结论发言：“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以慎重务实的态度，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条件，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主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地位，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