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目录
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二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且立于不败之地
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制度，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
四国家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体系现代性的基础
五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讲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要从认识论、中国特点、世界体系及其治理等方面切题[1]。
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在解决近现代世界问题的实践中提供给世界的治理世界的中国思路和方案。因此，要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仅要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线索，更要认识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历史及其文化演进的特点与脉络;也就是说，不知世界近现代史，我们就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不知中国历史文化，我们也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能自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应对未来的世界的挑战，更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以中国和印度为例
中国应该是有治理世界能力和资格的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世界还真是不能小看。中国人的自信不是空话。我们走到今天，大家看看世界上，论历史年代，论它的久远，基本上少有跟中国能比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2]世界上保持大版图且长时间能保存下来的国家是不多的，中国能保持这么长时间，还真值得研究一下。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3]
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是英美人建立的，这个体系目前已是千疮百孔，但它毕竟有过辉煌的历史。昨天美国人曾经羡慕过英国，今天我们也曾羡慕过美国，羡慕过西方。但是仔细想一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我们中国这么长的历史，有的同学说长历史算什么，问题是长历史还保持这么大的版图是一种能力。中国讲究“久”，久久为功，能长久的才是有力量的。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好多都没有了。罗马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奥斯曼帝国没有了，奥匈帝国没有，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帝国在眼前没有了，美帝国主义也快没有了。而中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
在这其中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在我们眼前看着一个偌大的苏联帝国确实已经没有了，另一个帝国确实已经开始在崩溃了，而昨天还让人家瞧不起的中国却在这瞬间让他们刮目相看了。这种历史上罕有的高浓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让我们这一代人全看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问题在于，中国在这些大变局中却更加生机勃勃，其发展持续三十年后仍强劲有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所以说我们是幸运的，这首先归功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我说的美国衰落，不是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衰落，而是说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比如作为帝国的苏联不在了，但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俄罗斯还在，美国将来也可能是在，但它已不是帝国了。今天特朗普外交大幅放弃美国所承诺的海外责任，就是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的标志。
说中国就不能不说印度，因为印度，当然还有埃及，是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
印度和埃及与中国都属文明古国，但今日印度的“内脏”、灵魂甚至骨架已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完全粉碎了。埃及也是一样。英国从欧洲分裂中大获其利，为了实现其殖民利益，它将利用欧洲大陆破碎操纵欧洲政治的经验移植到英殖民国家。如果说欧洲版图是“根骨粉碎性骨折”，这最多让欧洲扩张不远;那印度大陆就被英国人弄成“盆骨粉碎性骨折”，这使印度不能再生。这都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惹的祸。因为只有使印度更深度地碎片化，小小的英伦岛国才能实现对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印度的殖民统治。
那么，为什么英国在二战后离开印度时又要为南亚次大陆保留印度这么一个主体版图呢?因为英国人在退出印度之前还有复辟昔日帝国的安排，还要恢复它的世界权力。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印度洋，就要控制印度。印度洋是世界制海权的核心，因为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的心脏。如果说古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是为了占有农耕土地，近现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则是为了占有工业资源。
英国退出印度前，为其重返印度洋的目的，加速推进印度社会的碎片化，这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与中国不同，印度独立时，没有经过革命，尼赫鲁空有一个总理头衔，手头既无钱也无军队，面对英国人留下的庞大的“胡汉三”“刘文彩”“黄金荣”“杜月笙”等大小私有者，一个都动不了，什么也干不成。与中国比较，就说修路，你看中国一条路就修到青藏高原上了，日本狭小做不到，印度版图大更做不到。2000年我到印度访学一年，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正门前拍的照片，就这样子：
这是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正门，当时我经常从这里进去上课。听说现在还是这样。尼赫鲁大学可是世界著名学府，这样的破落的大学院系在咱中国是找不到了。为什么不改变?因为它没有经过革命，庞杂的私有制，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直到到资本主义的大小私有制全保留着，搞不动。体内若有太多的营养截流，很快就会出现营养堆积，“将军肚”，血脂高都出现了，最后就是并发症。所有制与人的身体一样，过度的财富截流所引起的“并发症”，就是社会革命。
与印度不同，中国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5]，中国革命打通了中国社会的“任督二脉”，革命后的中国获得了新生。
在这个问题上，还真要“感谢”那位蒋委员长，抗战后他挑起内战，一打内战，那些大大小小的胡汉三、杜月笙、黄金荣、刘文彩等全部被赶到台湾岛上去了。大陆这边生产资料所有权干净了，就留下两大部类，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投资没有无效截流，真正做到了毛泽东说的“多快好省”。大家知道，造成大面积和持久浪费的因素主要在于私人所有制对投资的过多截流。比如，修一条从清华到北大的公路，一路上只要有胡汉三、刘文彩等大小地主的土地私有权，你都得向他们付出几乎是天价的租地或买地的费用。中国现在住房商品化了，“钉子户”也就出现了，拆房的代价与过去比就不可同日而语。这还没有涉及土地所有权。目前土地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可是印度是私有的，所以，他们做不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多快好省”，搞什么都搞不下去。
在地缘政治上，英国人为了自己的殖民私利，在离开印度时几乎把印度版图原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全给人为破坏了。大家看这张印度的地图，这是我在家里自己拍摄的。在此，我顺便给同学们多说两句，我们学地理、学国际政治的时候，要学会看立体地图，不能只看平面地图，平面地图看不出的东西，立体地图就能看出来。看平面地图说得是神话，看立体地图说得就是人话。我们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在平面地图上“指点江山”，状如赵括，多不靠谱。当年毛泽东进军西藏平叛，胡适和西方学者说中共拿不下来。毛泽东反驳说胡适“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至于其中原因，像他那种“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6]
大家看，这是印度，其面积占据南亚次大陆主体部分。它对中国有影响的是西东两面：西面是巴基斯坦，从这里可南下印度，北上中国;东面有缅甸，从缅甸可进入中国云南和西藏。这西东两条路相当于拥抱中国青藏高原的左膀右臂。印度南面的斯里兰卡相当于印度进入印度洋的前脚。英国殖民统治时，他们牢牢控制着这三个地区。当英国走时，让北面的巴基斯坦、南面的斯里兰卡和东面的缅甸都从印度独立出去了，这样一来，印度向外伸张的“胳膊腿”都被截掉了。北不能拥抱青藏高原，南不能拥抱印度洋，最后就留了个没胳膊没腿的上半身，还浑身是私有“病”，保留了庞杂和不能触动的私有制。英国人为什么当时只把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而不把印度版图彻底分裂呢?英国人还要回来控制印度洋，留个大印度做基地。但在回来之前，让印度什么都干不了，更不能强大。
1948年，中国与印度大体处在一个起跑线上。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分出印巴两国。同期我们在打内战，但避免了国家分裂。为什么我们能避免国家分裂，除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历史进步潮流外，还有就是我们党掌握着军队。印度国大党什么也没有，尼赫鲁上任时就是个空位置，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干不了事。为什么?英国人就不让他干事，英国人有意使印度成为“残疾人”，块头很大，内脏和灵魂却被英国人踩碎了。英国历史学者埃德蒙·R.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发现：“教派归属很好地充当了分裂的标志。”[7]到印度看看去，印度所有权庞杂，诸神众多。神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人间的图腾。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告诉斯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8]
有人说，你说的是近代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当代印度已构成对中国有威胁的国家。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大家再看这幅立体地图。印度这个地方没胳膊没腿的，难不成还能从这恒河低地爬上四五千米高的西藏高原?怎么上，上不来。大家查查历史，几千年来，以现在的版图，中国北面、东面和西面的边界线都有伸缩，只有西南边界没有变化，其间印度就与中国中原政权也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当年土藩王朝崛起于拉萨南面雅砻河流域，可它没有就近向南扩张至印度而是向北扩张至甘肃一线，为什么，向南地形不允许它。
藏南在这个地方，你若只看平面地图，就理解不了1962年毛泽东为什么出手后又迅速退回来了，看立体地图就知道了。下去容易回来难。1962年，尼赫鲁在这个地方骚扰我们，坚持所谓的“麦克马红线”，基辛格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9]他说的对不对呢?是对的，因为没有充足的补给线，山高路险，进易退难，人家一旦逆推回来，你就危险了。毛主席这一仗打得非常好，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有理有节。与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让美苏根本插不上手。尼赫鲁在这里打了一个糊涂仗，想等着美国来帮他，可美国人来时战争已经结束了，中国还把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的，枪擦得亮亮的还给了他。从地形论，毛泽东处于不利一方。现在还有人埋怨毛泽东为什么退回来，你说为什么退回来，不行你来试试?有的人还说毛泽东不懂现代战争，那请问在藏南地区是用坦克还是用导弹?
四川之于秦岭与印度之于西藏高原，在地形上有相似之处。曹操当年从秦岭南下占领汉中后又将汉中——更不要说四川——放弃了，退到秦岭一线。毛主席读书读得活，20世纪30年代有人说毛泽东就知道《三国演义》[10]，同学们，看什么书不要紧，关键是看活。你就看了圣经、看了马列，读死书也是白搭。毛泽东书读活了，作战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灵活套路。有的同志研究说，曹操当时应该趁势把四川拿下来。看看蒙古大汗蒙哥入川后战死在钓鱼城的史例，就会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曹操若拿下四川，最好的结果是变成四川人，那样他就不是一个中原帝王了。四川这个地方和印度是一样的地形，进去容易出来难。当年张国焘要退回四川，1938年蒋介石入川，重庆和汉中全在他手，这时张国焘若在回四四川，那结果充其量就是被刘备算计的刘璋，或被清人剿灭的张献忠，而不可能是曹操或李自成。毛泽东当时告诉张国焘说不能进四川，进了四川就会被“瓮中捉鳖”[11]，张国焘不听，为什么张国焘会这样?北大毕业的，不接地气。
北京大学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学，思想开放，但也有不接地气的缺点。前阵北大到处拉“杰出”校友，为名人立像。我说1918年至1919年间，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当过管理员，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12]，为什么不拉这样的校友并为他在今天的北大图书馆前立个青年毛泽东像呢?青年毛泽东手握《湘江评论》，冷眼向洋看世界，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13]，我们的孩子看了这以后就有报国壮志。立了那么多雕像而不立青年毛泽东的像总得有一个道理吧。论打仗，跟毛泽东比不上;比写毛笔字吧，写不过;写作文，写不过;搞哲学，搞不过;搞历史，也搞不过。搞不过就是不立像，这就没文化了。如要彻底，那干脆就把校牌“北京大学”四个毛体字换成仿宋字，不换，为什么，舍不得，毛泽东这几个字写得太好了，这显然是不敢面对现实的鸵鸟做法。为什么?不接中国地气，不接中国问题，满脑子西方标准。看看印度吧，若没有毛泽东，今天的中国可能还不如印度。
接地气的人，一定要面对现实。生死之地见真理。张国焘后来亏得跟着毛泽东到了陕北，不然1937年蒋介石到了重庆以后，就真没有出路了。我们张家有两个人都爱到四川，一个是张献忠，一个是张国焘。李自成进了四川以后，不留恋，顺着汉中出来到了陕南，后来进了北京。毛泽东从四川出来后，进入陕北，最后也进了北京，取了天下。
除了毛泽东，历史上还有两个有哲学的大人物至印度家门而不入，一个是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生于公元前356年，卒于前323年，有学问，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有学问的人，他的学生亚历山大自然就有哲学头脑。他从希腊打到印度河上游后，思考了三天最终班师回朝[14]。他为什么不南下进入印度呢?进去就出不来了，这对亚历山大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第二个人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把整个欧洲都打遍了，也在印度河边停下来了，请丘处机在那儿谈了三天。丘处机跟他谈什么，谈养生[15]。大家要知道，丘处机是一个大学问家，学问家和政治家谈话是有讲究的，不会直接谈政治，他谈养生，养生与政治的道理是相通的。战略是干什么的呢?战略就是用于国家养生的学问，不是用于国家拼命的学问，不要把战略弄得见谁都打，那是战役层面的事;战略是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学问。如果凭打就能打出天下来，那我们在这儿找一个身体最好的，出门见人就打，看他能走多远，我估计两个保安就把他制服了。“911”后，小布什说有七个邪恶轴心要打，中国、俄罗斯都在里头，你说这不是疯了吗。为什么美国会出现小布什这种人呢，不接地气，富家子弟，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事情之难，看的是平面地图，不看立体地图。
成吉思汗与丘处机谈话之后，最终决定返道新疆，取中原。成吉思汗身边还有一个耶律楚材，他与丘处机一样也是有学问的人，耶律楚材在诗中说“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16]。意思是说西域到中原路途太艰险，双方接触都很难，更不要说打仗。
我们研究问题要有唯物主义，要接本土的地气。好思想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尤其是从本土里长出来;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从外面带一点思想——哪怕是马列主义——到中国来，若不能在中国扎根，那它就会水土不服，人听不懂，这样的思想自然就行不通。与王明等不同，毛泽东思想是从苏联十月革命传来并经中国土地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用长期和间进的方式销蚀一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西方殖民主义推行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这些计划内容的核心。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首领和农村中的长者称号,埃及等国某些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也称舍伊赫)，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17]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18]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19]，这是因为印度从灵魂到身体全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肢解了。去过印度的人知道，小城墙古迹多，这说明古印度是国家众分，地众分说明国家分裂，神众分说明精神分裂。如果中国也跟印度一样，有好多个宗教、宗派，宗教教派多了，今天这课就讲不下去了，甚至连饭也吃不到一块，更不要说讨论问题，一天到晚内斗。你的神和我的神不合，就弄不到一块了。印度神多，是英国人有意给它留的。英国人、美国人都虚捧印度是宗教和种族博物馆，虚捧它是有“包容力”的国家，这是忽悠。无中心的包容，其结果是没有力量。英国人从不这样干，他们长期镇压爱尔兰人，不允许国家分裂。美国人也是这样，他们杀光了印第安人。神多民弱，我们中国若有数不清的宗教派别，意识形态不统一，大家还能坐在一块儿吗?坐不到一块儿，天天争吵这样咱们就没有力量，中国就走不到今天。
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也学会了比较圆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导世界政治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20]。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翼侧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神上失衡，最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在文化战中，避免用直接表达而在尽量多地用间接的方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导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这是英国人最擅长的手法。
2000年，我曾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我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印度大学里有广泛的传播，尽管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掌握这种思想，但英国统治者不是直接而是用间接即用普世的学说淡化印度人的革命灵魂。你看甘地，再看曼德拉，两个多像呀，还有马丁·路德·金，这三个人都有共同特点，能坐牢，非暴力，不合作。能坐牢谁怕你呀;不合作，英国人不怕，只要你非暴力就行。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个梦，梦你尽管做，你只要不拿枪就行。毛泽东是拿枪的，拿枪就是唯物主义。印度曼德拉和甘地这两个本质上是一个人，是英国一个模子倒出来了，他让大家不去斗争，去坐牢，然后放你出来，再给你诺贝尔奖，甘地、曼德拉这样的奖最多，诺贝尔奖中的社会科学部分多是用于麻痹第三世界的。
英国人的这种“塑造”文化的方式不独用于东方，对于与他们长期对立的法国人，英国人也不放过。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在1644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人明白，这是对法国历史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伟大事件。但英国人不愿意法国强大，于是他们用貌似客观公正的“普世”作品丑化这场革命，将它描写为暴民们发动的反人道的恐怖杀戮。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就是这样一部用貌似客观公正的博爱方式妖魔化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将它描写为一场暴民运动。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82年后即1871年法国巴黎社会主义革命政权诞生后因不敢再使用暴力反被梯也尔反扑势力推进血泊之中。可我们至今未见英国像推崇《双城记》那样推出对梯也尔屠杀巴黎公社社员谴责的作品。
当时生活在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为巴黎工人阶级寄以极大的支持并在理论上对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予以总结。他通过《法兰西内战》这部伟大著作破天荒地为工人阶级提出了他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设想，欧洲大革命被镇压后发现，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更加明确了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思想[21]。
今天的美国人对这些文化殖民的手段也是运用起来也相当娴熟。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
西方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22]
事实证明，这些“和平演变”的手段对中国的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是中国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的历史。有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看似无意识和无政治的古玩收藏市场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潜意识及其结构。咱们到古玩市场看一看，有没有见过买或卖秦桧的字，有没有见过卖汪精卫的字，没有吧。雷锋的字也会有人收藏，因为他是英雄。这样一个有道德高地的民族你能战胜吗?当然不能。日本人叫梅兰芳出演，刀架在脖子上，梅兰芳就是不演，这就是民族不败的力量。毛泽东为什么称梅兰芳为“梅先生”，这是因为在抗战的关头，身在敌占区的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23]，显示出真男子的气概，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现在有些文艺片已少有这样的认识了，弄些什么呢?弄一些《色戒》之类的作品，男不男女不女的，父子同台献艺，当爹的留个大胡子，当儿子的留长发戴耳环，这都是要扼杀我们民族自觉自立精神的殖民文化。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出来一个李小龙，李小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香港人心的巨大震撼，它使香港人有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在李小龙的武术中体现了出来，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李小龙年富力强时“因病不治身亡”，最后弄了另一个“龙”，一改李小龙武风，整天钻在阴暗的地沟里，满脸黑污。香港回归后，又收摊不打了，穿一身西服，干吗呢?搞普世价值，搞环保，战斗精神一点也没有了。殖民文化就是要用一切形式打掉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战斗精神。打倒一个民族，首先是打倒或分裂这个民族的主体精神，而英雄主义就是主体精神的集中表现。
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化的历史，因此，中国人认识论还更多地保留着传统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这种方法的哲学概括就是“实事求是”。重经验、轻先验，“未知生，焉知死”[24]，“子不语怪、力、乱、神”[25]，“是”存在于现实的“实事”之中，一切从实践出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西方文化战中成功的前提是将当地国人民的唯物史观偷偷移植为唯心史观。在中国，中国人顽强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让西方很难推行他们的文化战略。这是我们长期能保留下来并仍在强劲发展的精神原因。
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认识武器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同学们恐怕体会不太深，为什么?除了这些年教育忽视外，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经的事、尤其是经的难事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什么时候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呢?在你困难的时候，困难是真理诞生的地方，也是认识真理的好学校，你没有困难，就没有问题，当然也找不到真理。“实事”，就是问题，“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实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国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认识传统。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举例来说，咱们现在都搞学问，没有生死存亡时，大家治学靠的是逻辑，比如大家吃饱饭后来讨论粮食安全，谈一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各有各的逻辑，不同的逻辑推出不同的道理，但如果饿三天再来谈，会议中间再放一个馒头，大家没有那么多定义了，也没有那么多逻辑和斯文了，眼睛发绿，直盯馒头，随时准备动粗。吃饱时，你问他什么叫粮食安全?他说有广义粮食、狭义粮食，还给你造出些模型和数据，一套一套的，饿三天还有那些吗?谁说广义的呢?让他去吃广义“粮食”。那个时候的人越“笨”就越接近真理，因为笨人知道活着才能谈其他。饿三天以后，不用教就明白什么叫粮食安全。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最宿，则是生死，即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后人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26]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咱们写形势分析文章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这些貌似有理的话，细一想基本是废话呀。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及诸物，近及诸身”[27]，意思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比如今天媳妇给你打电话，说老公，孩子找不着了。你能给媳妇说“不要紧，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希望同在、处理不好有意外的可能”这样的话吗?当然不能。若这么说，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学问一定要“近及诸身”即涉我，尤其要跟你的生存有关，没有生存，何谈学问?姑娘家，之所以能成为母亲，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经历。年龄是经历而非时间的纪录。没有事情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孩子是母亲和姑娘之间的界碑。孩子一哭，姑娘就不是姑娘而是母亲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50岁的女人还是姑娘，还喜欢接受那999朵玫瑰，接受噗通半跪在女生面前那暖男式的浪漫。但当你作了母亲就不一样，孩子一哭，你就要为孩子找粮食，进厨房，拿菜刀而不是拿玫瑰。为什么拿刀?孩子哭了，得吃饭;如果没孩子，那就另说了：找外卖，打电话。
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从目前那些美女谍片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爱情高于组织任务，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也有不错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我还看过《惊沙》和最近热播的《三八线》，都是有生死感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还不是主流。为什么，人没有遇到生死问题。人一到生死，马上就不一样。饿肚子时，这面放一把玫瑰，那面放一把枪，中间放一个馒头，你看他摸什么，上去肯定摸枪，因为枪能解决吃饭问题。如吃饱时，他一定摸玫瑰，摸玫瑰不解决问题，但能博得好名声。
中国共产党人是天然的唯物主义者。这是因为她成长之初面对的环境最残酷，不容浪漫。困难和生死就像甩干机一样迅速将党内那些不靠谱的唯心认识淘汰出局。家里洗衣机甩干速度越快，水分抛出去的越多，留下的就越是干货。认识论中的“干货”就是唯物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中诞生毛泽东思想是必然的。我们党诞生在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完不久，当时满世界喊的都是浪漫主义口号，什么要面包，不要大炮;要拖拉机，不要坦克等，和平的高调喊得震天响。这些口号很迷人，我们党就诞生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北京大学出了陈独秀，他领导第一届党中央，那时候的政治学不讲斗争，讲妥协，不讲物质利益，讲文化，净搞些西式学问，形式大于内容。在这个时候，我们党成长最慢，一天到晚和国民党谈判。陈独秀今天和俄国人谈一谈，明天往国民党那跑跑，玩虚的。陈独秀不知道枪是要杀人的，为讨好国民党，他还把工人的枪缴了。毛泽东当时很生气，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为什么说那么多“那样”，毛泽东生气啊。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的。中国二十四史告诉我们的历史不是陈独秀认识的那样。陈独秀是从苏联带来的思想，还掺和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少有中国本土的思想，玩的都是洋派，现在叫“范儿”，结果蒋介石用屠刀告诉他什么叫“范儿”：1927年“咔嚓”一下，将共产党杀了个血流成河。为什么蒋介石知道枪杆子的道理呢?国民党也是被清王朝杀出来了，六次反清起义失败，最后把孙中山杀清醒了，办黄埔军校，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这种清醒。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28];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29]这两幅题词，在今天也应作为我们办教育的座右铭。
学问要接地气，贴靠大地的学问才有生命力。在这方面，今天的北大人一定要学习毛泽东，同学们更要从青年毛泽东汲取力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当时告诉陈独秀，陈独秀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让蒋先生用刀把子来告诉这位书生什么是真理。“四一二”后，共产党一年学了几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脱西服，穿草鞋，进山接地气。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思想扎到中国的土地里，感谢谁，感谢反面教员蒋先生。
稍微好一点，唯心主义又来了。当时根据地稍微好一点，环境也好一点，人又犯晕。这一次不是北大的陈独秀而是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王明。王明直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外来思想。你拿逻辑还说不过他，人家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30]，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说起来也是，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标准，毛泽东也难达标：不是博导，没有课题费，没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哪一条都不够。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西南大山里。欧洲作战方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大家看这个图。这是欧洲大平原，俄罗斯就是在这个地方，基本也是平原作战。人家王明、李德两位老兄从苏联来中国苏区，也把欧洲平原的战术搬到西南山地。
大家看这个地图，这里是西南山地，在这个地方怎能用欧洲平原的方式作战，从欧洲来的李德老兄，就是要在山里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人为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31]。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他们与李德那真是师出同门，半斤八两。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打法，谁人多就能打赢，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你还人为修什么碉堡?你说傻不傻。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32]的游击战的天堂，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护。李德不要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决战，这不败才怪。你说他，他还不听，为什么?人家是“博导”，人家有“课题费”，人家还是“副教授”，你弄不过他。人家王明见过斯大林，还是单独召见[33]。而张国焘更厉害，他见过列宁[34]，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35]。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湘江之战，我们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中央红军，回来剩下三万多人，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掉脑袋。这个时候你信谁?你还能让王明干吗?当然不能，再干就全完了。
这次大家在生死之地找到了毛泽东，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出来。有的同志说那个时候我们找到毛泽东思想，这不够准确。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是少数人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大多数。所以大家还需要比较和观察。红军四渡赤水，毛泽东把大家带过了大渡河，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命运。大家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能力，知道了毛泽东的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大家在比较中也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
王明、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带来的问题，差点亡党亡军。那个时候军事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当时朱德、毛泽东两个人没有思想框框，朱德是从山里打出来，毛泽东是从中国土地长出来，要文凭没文凭，但将红军带过了大渡河。这时大家才充分认识到了王明、李德的错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不久又遇到张国焘错误路线更大的干扰。
张国焘当时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还见过列宁，当时他在川陕一带根据地搞得不错，从短期实践角度看，他对红军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有许多干部因此对他还有迷信。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张国焘要向南进入川康，毛泽东要北进陕北。孰是孰非，还得实践检验。结果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跟毛泽东到陕北的部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什么比王明、张国焘正确呢?因为毛泽东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张国焘的知识多是书本上的知识，又有许多骄人的头衔和光环，个人极度膨胀，这样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6月毛泽东告诉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会使红军“成为瓮中之鳖”[36];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决不会做瓮中之鳖”[37]。毛泽东讲的是经验，张国焘说的是逻辑。显然张国焘对中国四川的地缘政治的无知达到极点。但张国焘有兵有权，那怎么办呢?只有与湘江之后的经历一样，再让实践检验。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38]
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他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39]，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也都要了解[40]。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41]
关于四川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说一说，大家看地图，四川这个地方是一个口袋，有一个
好处，属盆地地貌。我在《中国地缘政治论》那本书里就谈过这个问题，盆地内部相对平坦，人生活比较好，发展比较好，但是重庆是一个封口，汉中是一个封口，汉中北面又是东西走向的秦岭。如将汉中、重庆两个口子封住，谁也进不了中原。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瓮中捉鳖”的意思。所以刘备入川后先拿汉中。不幸的是，拿下汉中后又失了荆州并由此错失了由荆州北上与汉中东出部队会合的战略时机。刘备死的时候在白帝城，为什么在白帝城?他通过夷陵战败知道蜀都不可立于成都，应该立在重庆。白帝城位于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今属重庆奉节县。刘备在夷陵失败后明白重庆的重要性。当时他已占领了汉中，如再卡住重庆，那就巩固了对出川进入中原的第一要地荆州的控制。明白了这些，就明白了为什么重庆是直辖市，为什么汉中归陕西，这都是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地缘政治知识。毛泽东明白这一点，也了解历史上蒙古大军数度入川后的死生艰难，但张国焘不明白这些，个人又很膨胀，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的忠告。先要南返，后又勉强北上后与中央分道西折新疆。结果张国焘西进部队几乎全军覆灭，而跟着毛泽东进入陕北的红军，在“西安事变”后日益壮大。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王明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党从溃败绝境地带向与国民党联手进入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可以依赖的引领全党走向全国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我党找到成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很不容易：前面是蒋军堵截，后面是军阀围追，一路尽是枪林弹雨。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42]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们现在也有人走长征路，手中举的是红旗，心里想得是旅游，没生死危险，就体会不出什么是长征，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论结合实际，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之中，这两点又可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王明和张国焘与毛泽东争得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哪里的真理。毛泽东说的是中国的真理，王明说的是苏联的真理，而张国焘说的则是个人的真理。这就是差别。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43]
理论结合实际，用咱传统的话说就是“经世致用”。人在灾难的时候，思想就与实际结合的密切;反之，人的思想就“饱暖思淫欲”，要胡思乱想。
在历史上凡是脱离实际，国家必有灾难。东汉后期，整个儒学都垮了，为什么垮?空谈名节，不解决问题。这时的儒学是被歪曲了的儒学。其实上升时的儒学是很好的，孔子本人的思想是带刀子的，西汉董仲舒把孔子弄成长袖大褂、阿弥陀佛状，这不是孔子的原型。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一个是颜回，子路是干嘛的呢?子路是舞枪弄棒的，这是枪杆子，颜回是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孔子也知道这个道理。孔子当宰相第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这个人类似今天的“公知”，处士横议，没有建设性，尽是负能量。知识分子有很多优点，但脱离实际的缺点也很突出，孔子反对的就是这个。毛泽东看得明白，他在读史时写下批语：“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44]“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45]。”[46]我们现在宣传的那个“孔子”有许多内容是董仲舒“修正”后的，也是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的。1973年毛泽东告诫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47]
汉朝以来的“孔子”是被歪曲的孔子，它误导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三国里面的杨修即是一例。杨修生于东汉末年，小聪明，但没有建设性。曹操在门里写个“活”字，他能看出是“阔”，也就这本事。将他与曹操麾下的郭嘉一比，就有了泥云之分。郭嘉在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中出了不少经世好主意，他有些像在统一六国中起了大作用的秦朝李斯。曹操有些像朱元璋，看到东汉为文人空论所毁，对脱离实际的酸腐文人很厌恶。他需要有经世致用精神的知识分子。杨修属于后者，罗贯中对他惺惺相惜，贬低曹操，原因是罗贯中也是杨修式的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书称他“有志图王”。1356年他入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麾下，主张不纳便离张而去。1366年到杭州后埋首创作《三国演义》。这本书中最动人，也是最害人的章节是“刘玄德三顾茅庐”[48]那部分。为什么?罗贯中从政欲望不减，但又不想自己找上门，希望皇帝——可能就是朱元璋——来请他，请一次都不成，还得找三次。结果他至死也没有等到这一天。与孔子的命运相似，本想当政治家的他不想却当了著名的小说家。《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被写的比刘备还高大上、是刘备离不开的智囊人物。为什么这样写呢?罗贯中在自比，暗示自己对新皇帝的重要性。古今知识分子有点本事就膨胀的弱点在此展露无遗。
既然是自比，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人物形象就大有处士横议、脱离实际的毛病。比较刘备，刘备说要进取中原，人便死在往东的路上。诸葛亮满嘴东进，脚往西跑，最后死在不东不西的定军山上。“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49]，用陆游这句自嘲的话评价诸葛亮也是合适的。书生常说“头掉大不了碗大一块疤”，不在乎，但若扣他一个月工资他就会跳起来，几天都生闷气;退休不混个局级也要抑郁得癌症。为什么刘备死在白帝城，夷陵失败后他知道了失掉荆州的原因是国都应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没有荆州的话，占领汉中就没有意义了，他就进不了中原了。事实上，自从刘备夺荆州失败并因此去世后，诸葛亮的北伐，尽管有《出师表》那样的慷慨悲歌，始终没有走出汉中。刘备率军东取荆州是关乎蜀国生死的大战略，诸葛亮名士作派，在皇帝打败后还在成都摇扇子，耍小聪明，不主动前去勤王接驾，这不是不靠谱吗?《三国志》上说“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也就是说，诸葛亮是从成都被召到白帝城的。若不召他过去，他还在成都拥兵等皇帝到城下叫门，这不是政治不坚定吗?所以刘备见诸葛亮时先讲权力交接事，是在考验诸葛亮，对他不放心。“惟工书，名过其实”[50]，这是陈寿对诸葛亮之子的诸葛瞻的评价，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评价用在诸葛亮身上也不为过。
所以说，同学们在读书时不要学杨休、诸葛亮式的“名士”范，要学习毛泽东去伪存真，学以致用的学风，不然就学歪了。周勃是西汉开国大将，战功卓著，刘邦死前吕后问宰相人选，刘邦说：“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51]，毛泽东赞扬周勃“厚重少文”[52]，今天我们同学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培养“厚重少文”的精神，无此则不能在未来承担建设国家的重任。
搞唯心，要亡国。战国时齐国搞“稷下学宫”，这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齐国为什么搞文化搞得那么有声势，有钱，卖盐。因为那个时候谁有盐谁就有钱，就和今天卖石油的中东国家差不多。盐是稀缺产品。管子说：“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53]守圉之国，就是不能产盐的内陆邦国，它们对盐的需求特别大，据说黄帝和炎帝在阪泉的冲突就是为了争夺盐池[54]。所以战国时齐国卖盐发大财，有了钱干什么呢，搞“文化大国”。秦国则不同，它搞经世致用的学问。秦国把“薛蛮子”“秦火火”之类不着调的人都赶走了，赶到哪去了，多到齐国去了，齐国都接纳。秦国用了谁?商鞅、李斯。韩非子人被杀了，但他的学问用上了，这些都是厚重少文、经世致用的学问，秦国由此崛起。秦国是“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55]，把寄留在秦国的各国的君主的孩子们教成戈尔巴乔夫式的脑残人物，将他们都送回本国，扶上王座，很像大英帝国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在印度、南非、香港等殖民地区的做法。当时秦国干嘛呢?给齐国送黄金，鼓励齐国搞“课题”，送“课题费”，就像今天美国人给我们一些人课题费一样。秦国鼓励齐国研究“白马非马”之类的不靠谱学问。“白马非马”研究对训练人的思辨能力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却意义不大。战士打仗骑马，你说“白马非马”，这怎么打。说是敌人又不是敌人，这又怎么打仗。
前一阵，国际关系学中流行所谓“建构主义”，对重大的国家利益认知不从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去考察，而是从“国际社会中经过国家间长期互动固化的认同符号和共同观念”[56]中去考察，说苏联解体“其原因不主要是苏联自身实力的衰落，而关键在于苏联的政治认同与国际身份定位有了很大的变化”[57]，这不是开玩笑的吗?靠想象建构对象，说你是敌人，我一建构你就不是敌人了，那是没有饿肚子，是小资的矫情。我上课给同学说，不要说建构敌人，你先给我建构一个男朋友试试?
刀子并不是用来炫耀的“符号”，而是用来争“馒头”的工具，“馒头”对国家就是资源，对阶级就是生产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58]。欧洲上古史的罗马与希腊的命运，类似于中国同时段的秦国和齐国。黑格尔说：“束缚就是罗马人的宗教;相反的，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59]这里的“束缚”如译为“纪律”就比较贴切。战国时的秦国力行铁血统一，齐国则玩“百花齐放”，结果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齐竟不战自降。那才真是：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60]
齐国之亡，与苏联亡国很像。脑残了，搞唯心论。学问研究不好会把脑子搞坏的，所以毛泽东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61]
3.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
唯心论盛行时，唯物论也会出现有力反弹和抵制。实事求是就是东汉时提出来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因为此时中国知识界太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名学，用今天的话说叫“爱惜羽毛”。这个毛病在东汉末期尤其严重。国亡了，就知道光爱惜个人羽毛是没有用的。所以朱自清说：“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62]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杨修乃至罗贯中本人及其作品很有些东汉名学遗风。
东汉之后，宋朝也是一个学风严重脱离实际并由此亡国的王朝。宋朝的GDP在当时是世界第一[63]，有些像战国时的齐国，富裕却弱智。为什么?那时的学问受唐末禅学的影响。
理解宋朝的意识形态就有必要在这里与大家说说“禅”。禅宗的学问可以说是东汉之后的魏晋玄学与佛学杂糅的结果。我写了一本《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中里讲过这事。东汉时佛学进了中国，它与同期进入欧洲的基督教一样，也是有政治诉求的，也要与国家分权。基督教到欧洲那边去更是赤裸裸地要夺权，他们曾夺取了一半天下，可佛教到中国没有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与进入法兰西平原的查理大帝承接罗马帝国的外衣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需求一样，中国北方的鲜卑人进入中国北方后也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他不能用儒学作为鲜卑人的意识形态，因为用儒学他们就被汉化了，于是就请来了西来佛教。当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佛学和佛僧们特别的尊重，受到尊重的佛僧们就有了日益膨胀的野心。有一次太武帝出师平乱，路经长安在僧庙发现藏有兵器，疑其反心，北魏太武帝便对佛教开始镇压[64]。但镇压后鲜卑人还没有可以与南方儒学相匹敌的意识形态，没办法，后面的皇帝又把佛僧们再捧起了，让他们拥有大量的寺庙房产、地产，钱多了有的还放高利贷。当时寺院财产已占国家财赋的三分之一[65]。这时佛僧们从政欲望萌复，以至他们利用国家给予佛教的“优惠政策”，以众多寺院为基地发展出有如少林寺那样的带有武装性质的佛僧力量，这已悖于佛学教义。北齐时佛僧们干政日深[66]，这引起北周武帝警惕，周武帝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二次“灭佛”运动。由于这次事件主要发生于建德年间(公元573—578年)，佛史称之为“建德法难”，书称“为期虽短，而政令至为严酷。北方寺像，扫地悉尽。僧徒流离颠沛，困难莫可名状。或以身殉法，或隐迹尘俗，或遁匿山林，或入通道观。”[67]
隋之后，反复受到打击的僧界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开始好转。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还拜天台宗始祖智顗为师[68]，二人关系好的就像今天的“哥们”。但到隋末时，佛僧们却成了帮助李世民反隋的重要力量。大家知道的少林寺就是由于助唐反隋有功，才能在唐朝成为一段佳话。但从另一方面说，武力助唐也是干政，唐太宗明白，佛有能力反隋，也会有能力反唐。所以唐太宗对佛僧是限制性使用，防止它干政。说我姓李，我只能信奉道家而不是信佛。道家鼻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dān)，佛家只能在道家之下。李世民治国理政用的都是儒生。为什么呢?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儒学重现世，只有现世崇拜，这就是“忠君报国”，中国“患”字就反映了这个思想。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一个国家若有两个神，这个国家就麻烦了。为什么说我们党员不能信宗教?你想一个人心里若有一个耶稣，白天还要过党的组织生活，怎么过?这不内心打架嘛。西方与中国不同，西方一边是天主教主，另一边还得效忠皇帝，这造成了西方人心分裂，从而导致国家的撕裂，天天为众神而战，统一不到一块儿。因此欧洲大陆的版图很有点“微积分”，极度破碎。破碎了就打架，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绝非偶然，微积分学科出现在欧洲也绝非偶然。中国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人讲究的是和文化，和与合不同，和，《廣韻》順也，谐也，不坚不柔也。《书·尧典》协和万邦。合，《说文》，合口也;《玉篇》同也。中国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重“和”轻“合”，比如说“苟合”等。中国人不求“苟合”，更不求二分。这一点可从中国对数字的偏爱中得到反映。中国人喜欢“一”，反感“二”，比如“一以贯之”“忠贞不贰”等。“二”在中国文化中多是贬词，说这个人缺心眼就说他特“二”，说人不忠就说“有二心”，说这人莽撞，就说他“二百五”。中国人表达“二”的意思时常说“对”，说“双”，说“俩”，说夫妻双双把家还，成双成对，说“哥俩好”，中国人说一个忠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这些都是对立统一。西方人热迷康德的“二律背反”[69]。
唐朝佛僧们并不满足其“少林”虚名，在武则天建周时，支持武则天的改制，又干政了。武家革唐的做法不可能得到儒家的认同，武家只有从佛门寻求支持。而此时的佛僧们前所未有地发挥了能动性，其间表现最突出的是武则天最为青睐的华严宗。如果说隋朝时的天台宗只是配合国家的话，那这时的华严宗则走向极端，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宫廷斗争，为“武皇革命”打头阵。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承嗣伪造载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70]的瑞石。部分佛僧对此心领神会并于次年(载初元年，公元689年)秋七月，有“东魏国寺僧法明等”[71]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盛言神皇授命之事”[72];“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73]。现存敦煌《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有为武则天改朝造势、神化武则天的内容。但是，积极参与武则天取代李唐的运动并没有给本已获得很大发展的唐佛加分，相反却为佛门引来了更为严厉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
唐武宗灭佛很彻底，但不极端。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与西方不一样，西方对“异教徒”是赶尽杀绝，中国不这样，中国求和而不强合，只是限制其负面的东西，保留其正面的东西。在制度上王权通过对佛僧剃度和封号标准以及生存空间即寺院规模的控制，将佛教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由此牢牢地将佛事掌握在自己手中。潘桂明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五代王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74]。
经过这一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中国统治者终将多元意识形态中的积极内容融于以“忠君爱国”为使命的中国儒学，宋时融儒释道三家为一炉的新儒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佛教主流也从隋时与国家合作的天台宗到武周时富有张力的华严宗最后归位到主张自我心灵反省的禅宗。那些曾经激进入仕的僧人则转向“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75]的异端，尽管不是主流，但它还是“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身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厌倦和否定”[76]。毛泽东说：“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77]这话讲得非常深刻。
禅宗的特点是什么呢?这讲起来比较复杂，但讲的通俗些就是将道家学说中合理的相对论思想无限放大并发挥到极致，道家更多地用这种思想解释自然，部分用于人类社会，禅宗则用它改造了人心：比上不足，比上有余，世界就好像卓依婷演唱的那首《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首歌充满禅思，听多了，人就不担当了，就没有立场了。但它也有一个好处，能让人解脱痛苦，或者说痛苦的心可以得到麻醉。从这个视角大家看，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与卓依婷演唱《故事里的事》，异曲而同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解释，就可看出问题：说你是一个宋朝人就是宋朝人，说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为什么你把你当成宋朝人，是因为你把你当成宋朝人，你不把你当成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如果这样，你怎么打仗呀?肯定不打仗了。鲁迅笔下的阿Q人物形象是禅宗在清末民初时由学问堕落为滑稽的反映，这与今天曾喧哗一时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在已由学问转为滑稽所经历的路径大体相似。
苏轼去世于1101年，26年后，即1127年宋朝便遭遇了“靖康之耻”，北宋由此亡国。大家比较一下发生在1127年宋朝的“靖康之耻”和发生在1449年明朝的“土木之变”，没有定性的北宋人“横看成岭侧成峰”，在金军的攻击下不堪一击，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明朝人在于谦的带领下战胜了北方瓦剌大军的南犯，于谦的冒死担当保住了北京，大明王朝又延续了两百多年。
那是不是宋朝人就没有立场呢?也是有的，宋人的立场就是“天理”，天地宇宙，一理而已。这个“理”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普世价值”。就是说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只有普遍性，没有具体性。其结果，民族、国家的个性没有了，没有个性的“立场”只有神才有。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说：“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78]
北宋人天天空说理学而不求实际，这种思想再有禅宗的相对论思想从侧面推波助澜，导致“靖康之耻”以及随后的宋人偏安苟且的孱弱命运。
历史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许多时候人心还是很重要的。南宋诗人刘过[79]在《龙州集·襄阳歌》诗中提出“人定兮胜天”，意思是人只要坚定才能胜天，人要不团结就不能胜天。为什么南宋人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他们的遭遇使他们知道北宋灭亡的问题所在。北宋搞唯心，玩虚活，一玩虚就亡国。有意思的是，在当下中国，禅学和“普世价值”又双双在中国涌动，其中还有台湾地区“禅学大师”推进，有一段时间还曾形成相当的声势。如任其泛滥，其前途宋朝已有前辙，清末更现恶果。
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和自觉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般说来是从王阳明(1472年—1529年)开始。但在此之前的北宋的司马光(1019年—1086年)、南宋的朱熹(1130年—1200年)等所做的思想铺垫万不能忽视。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年—1127年)末期周敦颐(1017年—1073年)及其学生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80]。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81]，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82]。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83]，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84]。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85]
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86]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脱离实际的学风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对宋朝的军事力量造成致命的影响。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御史中丞贾昌朝《上仁宗备边六事》痛陈军界乱象：
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牙校[87]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稟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复振。近岁恩幸[88]子弟，饰厨传[89]，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於茲?然乘边鄙无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骤择将领，鳩集士众，士不素练，固难指纵[90]，将未得人，岂免屡易?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且亲旧、恩幸已任军职者，便当为将，兵谋战法素不知晓，一旦付千万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91]
文恬必致武嬉。宋末将军们多由近亲宠幸繁殖，“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这些人不思武备，胸无大志，“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如将千万士兵交到这些庸人手中，必“将致之死地”。
《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是对当时唯心空论的强烈反弹，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司马光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92]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93]，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94]。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95]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96]。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97]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朱熹诞生于宋朝南迁的第三年即1130年(建炎四年)，知识分子的亡国之痛自然伴随他的成长和学习经历，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这时的朱熹与少年杜甫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经历相似，同样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98]的伟大抱负，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年仅32岁的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1178年(淳熙五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1179年(淳熙六年)朱熹到任。1180年(淳熙七年)，朱熹重立白鹿洞书院，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决心从教育入手，再造救亡新人。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四书”为学生必读的至尊科目。1182年(淳熙九年)，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1183年(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直至1200年(庆元六年)去世。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进步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99]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
后人将朱熹当作宋朝著名的理学家，确切说，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革命家。朱熹与德国黑格尔一样，黑格尔将被康德“二律背反”打散了世界再用“对立统一”整合起来，朱熹也试图将北宋以禅思为底色的理学打散了的人心在再用“四书”整合起来，他在正统的理学概念中注入了革命的内容，将理学改造为可以治国理政的学问。朱熹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通过“格物致知”——这是“实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将中国知识分子培养和改造为可以图存救亡的骨干力量。飘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学就这样到南宋时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这与马克思将飘在天上的黑格尔辩证法拉到德国的大地上历程有些类似。
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认识呢?因为他有北宋的亡国之痛，南宋有点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坐视半壁江山在沦落北寇之手而不图收复。如果脱离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抓不住朱熹思想的要义，就会从“普世”的角度抹杀朱熹思想的革命价值。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00]其实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的命运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他们许多人的思想中的能动的、积极的和革命的部分被后来人“修正”为“普世”即人人可以接受的学说。比如孔子、朱熹、王阳明等的命运都是这样。
从司马光《治资通鉴》泣血疾呼，经南宋朱熹教育革命的大力助推，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与朱熹(1130年—1200年)同时代的岳飞(1103—1142)、辛弃疾(1140年—1207年)及稍后的文天祥(1236年-1283年)诗词中已有强烈的抗战精神。与孔子、朱熹的命运一样，今天我们有些人也把王阳明(1472年—1529年)学歪了，把王阳明的学问偷换成禅宗的内容，一天坐着没事练心，这是对阳明学偷梁换柱式的歪曲。
理论的价值在于时代赋予的问题。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学问的核心是要解决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为什么要“正心”呢?正心就是立场，有了立场才能谈观点和方法论。为什么王阳明要提出来这个，因为他看眼到明朝空论造成的误国问题，当然这也是北宋普世理学带来的同样问题。
蒙古人对汉人政权的颠覆，特别是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使明朝知识分子联想起宋靖康之难，他们在反思，为什么每次都是落后民族打败所谓的“先进”民族呢?你说人家不行，但人家把你打败了，最后王阳明说那是由于人心不正，不正是由于没有立场，无立场则人心不定。最后王阳明就说要正心。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先回答你是谁的问题，这就是立场。正心才能修身。为什么?你有根了，你的人生努力才可能是有矢量和有方向的。刚才我说了，中国的思想只能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思想。你是哪的人，你是中国人，你的双脚就必须踩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就是立场。有立场才可能有力量。所以，王阳明就说，你要正心，明白你是谁，这是全部学问的基础。
现在中国教育界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讲开放就忘了立场和国家。一定要出国才算开放。评高级职称非要出国几个月，这不合适;出国，没问题，但我们更要到中国基层去，到农村、工厂、部队去。不懂中国，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有什么用呀，你得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一次曾偶遇刚从国外回来朋友，告诉我他在想一个问题，我问想什么问题?他说在想“我是谁?”我说你是中国人呀，他回答说那不一定。大家看，这出国读书读疯了。我说反正我知道我是中国人，也知道我为中国人民服务。知道了自己是谁才能知道朋友和敌人是谁，这样才会有人生的力量。力量是冲着对象去的。没有对手的人生就是标量的人生，标量的人生看似欢快，实则无力。动物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大家知道力量必须有支点，支点就是立场，你没有支点，后面什么都扛不住。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标量的人生，脚底下打着滑轮，怎么担当，不担当，国破家亡，什么也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朱熹、王阳明都是为中国人寻找和建立力量支点的人，这才是他们学问的伟大之处，我们也只有从这个方面才能读懂他们的学问。
大危亡造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元朝人征服了满腹诗书的宋朝人，北方清人又灭了“学问空疏”[101]的明朝人。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汉人王朝为北方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被你看不起的人打败了自己，这个时候，汉族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此后，中国文化就有了“经世致用”的方向，学问就不再是供文人把玩的艺术品了。
王阳明是过来人，知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02]，为了让明朝避免宋朝空论导致亡国的悲剧，决定要从改造明人的认识论入手。从王阳明之后，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其特点是开始拿枪杆子了。王阳明就拿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人都拿枪杆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全拿枪杆子，学问也做得好。司马光泣血疾呼，朱熹准备，从王阳明始。宋人那种学问不用于实践，只用于把玩，学问人和拿枪人多不融通的现象发生变化，一直到近代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知识人都知道抓枪杆子。
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于湘湖地区，岳麓书院开一代新风，王船山力主这种学风。早年毛泽东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并终生提倡这种思想。“实事求是”则是这种学风的最基本的要求。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曾在“船山学社”[103]旧址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首“船山学社”四字是毛泽东亲笔题书。当时还有一种外来的思想，就是胡适带来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经世致用，现在咱们把它说成是“实用主义”，翻译上有问题，好象人家没有主义似的，不是的。杜威说的是效果产生真理，真理是从效果、效用来说的，这就是实践。为此，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特别叮嘱：“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104]
二 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且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民族在上升的时候，都是重实践的。像英国培根的实验主义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也是这样。青年毛泽东在北大见过胡适。可以将它看作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撞脸”，为什么说“撞脸”，因为他们只是在方法论上相似，但在本体论上还是对立的。毛泽东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胡适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毛泽东和王明的争论不是主义之争，是问题之争，即中国共产党搞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这是问题的要害。后来毛泽东一直坚持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就应有中国方法和中国道路。当时毛泽东说的话陈独秀、王明等党内大佬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交给实践检验。1927年“四一二”检验一次，1934年“湘江之战”检验一次，最后到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在路线选择上又检验一次。经过这几次生死检验，大家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毛泽东思想高于其他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扎根中国的土地中的思想，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
深植于中国实践的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本质特征。唯物主义最强调人民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批评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不知道人要吃饭，还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王明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奖状堆里长大的。他就没见过流血牺牲这些东西，这你怎么搞阶级斗争呀?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看了王明的弱智，特别是看了后来的赫鲁晓夫治国理政的乱来，毛泽东要求在全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用实践的方法培养中国未来的接班人。现在我理解了毛泽东叫我们上山下乡的意义。我记得是1975年下乡，现在回头看补这一课太重要了。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毛泽东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1961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握手，说要共同统治世界，1962年又跑到古巴搞导弹危机，伸手打了美国一耳光。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没有章法，断定他长不了。同时毛泽东也在想如何让自己的国家避免出现这种“二百五”干部，于是就搞了教育革命，搞上山下乡。
苏联的干部一直是考学上来的，但这样的人才成长机制好看不中用。大家到紫竹园观察一下竹子，会发现从根部起，第一节如果很长的话，这根竹子长不高。与人一样，第一节本科，第二节硕士，第三节博士、博士后就不长了。粗壮高大的竹子都是根节密的，这说明它是压出来的。人也是一样的，直接考学出来，不经压力，犹如一袋面粉，上面压一点东西就成了半袋。怎么办?撴一撴。上山下乡就是让我们的知识青年撴一撴，农村这一撴，我们撴出优秀人才来了，今天为共和国担大梁的大多都经历了那次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下乡时曾有过怨言，但今天自己到了天命之年才体会出毛泽东同志在人才培养问题上的深谋远虑。苏联的干部没有这“撴一撴”的经历，结果人不撴，国家被撴解体了。但坏事变好事，这一撴，撴出个普京来。不经灾难，不出人才。为什么美国衰落呢?它的人才成长机制也有苏联的问题。美国小布什二百五，戈尔巴乔夫也是二百五。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105]，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方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那怎么办呢?撒切尔说，对其制造内部问题，找代理人，找谁呢?她说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说，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经过他们帮助的戈尔巴乔夫可以继任，借助他可以实现他们的想法。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什么叫精英，这在今天的中国就叫“公知”。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撒切尔为什么敢这样说?一看戈尔巴乔夫就知道了。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一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接受老布什将这枚勋章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20世纪90年代，自毁国家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一重要环节，以分数、奖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要做工人贵族。”[106]这种意识导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无动于衷，因为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没了联系。
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真是傻到家了。把自己的国家干倒了，还给人家美国人数钱。苏联一解体，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就去世了。她可能知道自己错了，心理承受不了巨大的内疚与痛苦。有思想的人要么早逝，要么长寿。前者多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07]，后者大多通透世事。你若与农村90岁以上的老太太谈话，你会发现她们简直就是哲学家，没有她过不去的坎儿。倪萍写《姥姥语录》[108]，我发现她把这书写完，她自己就像姥姥了。看来她姥姥才是她的思想导师。
马克思说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109]，毛泽东又补了句：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10]。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后，就能体会出毛泽东同志搞教育革命的良苦用心。今天我们的教育不能忘记我党“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11]的教育方针。我们的学生和教师不能光想着搞所谓“纯学问”，爱惜羽毛，热衷演说时的掌声、鲜花和霓虹灯光。现在一些文人热捧“民国范儿”，岂不知，民国时，国破家亡，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举个奥地利旗都能保命，举个中华民国的旗就保不了命。这时的“著名学者”还有意义吗?罗马人横扫地中海时，有人说罗马人统治不了地中海，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罗马人回答说，把你们统治了，我就有文化了。最后很多地中海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在罗马人家中当奴隶。那个断臂美人维纳斯，原是希腊美神，后来成了罗马美神，为什么，罗马人赢了，成为了统治者，断了一只胳膊也好看。胜利者怎么都好看，在白人文化为主流的今天，完全可以假设，如果近代史是非洲人开辟的，工业革命发生于非洲，鸦片战争是由非洲人打赢的，请问化妆品今天是黑的还是白的?我认为，一定是黑的。因为颜色本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其中的喻意。近代史如果是黑人开辟的，工业革命如果发生在非洲而不是欧洲，那今天就电视里就没有“美白”广告，而肯定是“美黑”广告，黑色就会成为华贵的象征。毛泽东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审美也不例外。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问题争执不下，，到1901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已就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了。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为什么?亡国了，打败了。打败了，整个财富就让人家弄走了。亡国了，你个人声誉，什么“著名学者”“大师”，有什么用呀。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把国家看重。有人说，“我就是我”，怎么可能呢?你首先是你父母的孩子，人一出生，他的社会关系就被绑定了。成人后，你必须是某国的公民。拿着身份证，又要当“世界人”，这是小资的矫情。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家的发展。钱学森就明白这一点，在美国搞原子弹不可能对准自己的祖国。钱学森离开美国时受到美国的迫害，可中国强大后，又得到美国人的尊重。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时被拦住并被关进监狱。可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去接受这份荣誉;2001年90岁生日时，钱学森在美国的好友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学森。美国人放下身段真是由于折服钱老本人吗?有这方面的成份，但关键是中国已不可战胜。看看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核物理学家的命运，我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我说过，美国的朋友是打不败的敌人。1972年，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就放下身段要见毛主席。会见时，尼克松一口一个“主席”，对毛主席很是折服，身段放得很低。这说明尼克松懂道理。且不说毛泽东的文采，人家一路上就没有打过败仗，并且带领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走向强大。对这样的对手你若不尊重，那只能说你疯了。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西方为什么对周恩来是这样尊重，这仅仅用“高富帅”“净白美”是解释不了的。现在有人开始讲“身价”，动辄说某人“身价过亿”，这让人真正体会到了“没文化，真可怕”的含意。
人的“身价”要有也只能是那种高贵和不屈的精神。为什么周恩来在1954年受西方人尊重，那是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打趴了。打美国，特别是中国人打美国人，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但中国人敢打并且打赢了。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知道毛主席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习惯，提前一个月昼眠夜作进行练习。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他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翻译对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毛泽东接过话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112]宾主大笑。
这就是我们的毛泽东。1953年7月，毛泽东生生把美国打趴在三八线上。有人说，打到三八线不能说明美国失败，最多是平手。问题是当时我们的警告是以美国过不过三八线为底线。麦克阿瑟怕谁呀，整个一个“愤青”，他与小布什都与中国王明一样“不知道人要走路，不知道人要吃饭，不知道人要睡觉”，指挥战争几乎跟上帝一样，看的都是平面地图，指哪打哪。为什么?高干子弟、富家子弟、富二代、富白美，他爸是“李刚”，就这本事!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是真正在战争中洗礼出来的，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威风，西方人就认这个。
一百多年来，我们受尽了屈辱，为了摆脱这种屈辱，开始学人家英国，被英国打，学日本又被日本打，其间也学苏联，在湘江突围中差一点被李德从苏联学来的指挥知识弄得全军覆没。这一次次挫折让我们明白了：不能跟别人，得走自己的路。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出现了“中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拍手，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也不仅仅是他会讲演，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还是我们新中国把美国打趴了。2016年杜特尔特一改菲律宾高调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来到中国，其原因类似1955年“万隆会议”时的情势。今天中国崛起是全面的，美国衰落也是全面的。再强调一下，我说的“美国衰落”的概念是指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衰落。杜特尔特看到这个趋势，毅然决然来找中国。如果说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的威信是我们打出来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威信是中国人满怀自信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干出来的。
尼克松、杜特尔特，知大势，有文化，跟中国握手。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不知大势、没有文化的例子呢?也有。大家看看这两幅图：
对于二战罪行，德国人在以色列跪下认罪了，现在德国成了欧洲中心;你看日本，小泉从靖国神社走出来还这副洋洋得意的表情，这就没文化了。日本保守势力代言人《读卖新闻》会长渡边恒雄说：“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哲学，不学习，没文化，因为无知，他才会说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这样傻乎乎的话。”[113]犯了错要认错，这是有文化和强大的表现;不认错还横得不行，这就没文化。前阵有报导说，有个煤老板从监狱里放出来，还放鞭炮，让其喽啰去接迎，最后又被抓进去。小泉与这煤老板差不多。现在这个安倍就更没文化了：连“慰安妇”的罪也不认。真正的人应该护弱抑强，保护妇女，不惹事也不怕事。20世纪60年代，苏联与中国翻脸，美国又在中南半岛登陆，大有南北钳夹中国之势。毛泽东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根本不怕。
我们有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得以立足并崛起于世界东方。靠什么?靠有钱，不是的，早年希腊人也有钱，宋朝人也有钱，犹太人有钱，但没有挽救自己的厄运。中国共产党从长征中汲取了不靠天不靠地只有依靠人民的精神。现有人解释长征说，红军能走完长征是由于有信仰，这句话没有错，但没说到根上。谁没有信仰，谁不勇敢呀?你说过大渡河桥，找十个国民党的士兵也能过去。如果让国民党走长征，他就走不下来，为什么，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在遍地是穷人的地方，你怎么走呀。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人民，毛泽东说“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114]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差别在这唯物的内容中而不在表面的唯心比较中。穷苦人民是多数，他们跟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没有不胜利的道理。你看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缺员的地方，就会迅速得到补充。共产党这边是媳妇送郎上战场;国民党那边是抓壮丁，发红包，赏大洋。为什么人民会跟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搞土改，将生产资料直接交给劳动者，打掉了中间依靠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剥削者。剥削者越多，劳动者收入就越少。共产党一搞土改，国民党士兵就跑到解放军这边了。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力叫人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力叫流民。有尊严的是人民而不是流民。流民可以转化为人民，但在这之前他还不是人民，人民必须有生产资料，手里掌握生产资料就能形成劳动，形成劳动才能生活，才能有尊严，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直接依靠劳动者并将劳动者转变为人民，则天下无敌。商鞅怎么把秦国变成强大的国家呢?拿破仑为什么能把法国变强大了呢?其中关键原因并不完全是他们使用了暴力，而是用暴力将土地不经过贵族直接交给人民了。有人说秦始皇靠残酷，所以战斗力强。错，靠残酷就把战斗力变强，我就不相信。说孟姜女哭长城，说长城是在鞭子下赶筑出来的。那你拿鞭子赶出来试试，长城这个被黑格尔称之为“一个最惊人的成就”的[115]大工程如没有人民的共识是建不起来的。当时人民的共识何在呢?在国家统一。因为两百多年的战国兵祸让大家明白了国家分裂的危害，也有了国家必须统一的强烈共识。人们有共识才自觉地去修的长城。孟姜女是带着铺盖卷一块儿修长城的，与我在农村参加修筑黄河大坝的工程一样，是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因为人民知道，如果没有这道长城，国家可能又要分裂。可这事后来被古代“公知”们写成“孟姜女哭长城”，这与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来被一些人写成“伤痕文学”的路数完全出入一辙。这是对历史的歪曲。隋炀帝修大运河也是一样，没有人民的共识，仅靠鞭子是修不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是胜利之本。国民党拿鞭子赶，给大洋，就是没有人愿为它牺牲，究其因，人民不支持。毛泽东思想体现唯物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性，只要和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站在一块儿，你就无往而不胜，有错误修正起来也容易。
中国人常说“势利”和“势力”，我喜欢这两个词，这两个词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势才有利，得势才得力。你若在大势上，这个“利”会养你;若不在大势上，这个“利”多一分都会伤你。所以一生应当追求什么呢?追求祖国大势，不要追钱。你有势，什么都有。傍大腕远不如傍国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沉浮，人间正道。你总盯着个别领导、盯着老板，看看前阵出了那么多大小“苍蝇”“老虎”，有什么用呀。在大势里头，你缺点可能都是优点。你不在大势上，优点可能就是伤你的缺点。蒋介石那些高官有许多都是哈佛毕业的海归，文化都挺高，最后跑到台湾岛上去了。共产党这边的干部受教育程度平均低于国民党[116]，最后是随共产党进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为什么?跟上了大势了。今天我们也一样，势利势力，逐势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17]。
这个世界讲究的是唯物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个一定要坚持，不能搞唯心论。坚持唯物论就得坚持斗争的哲学。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18]
为什么要斗争呢?不斗争行不行?不行，得斗争。因为这个世界资源是绝对稀缺的，发展是绝对无限的，资源和发展的矛盾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无法解决。但不发展，又要挨打;发展慢了也要挨打。要发展，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就避免不了两极分化，弥补两极分化，就需要更多的资源。资源又不是无限供给，而发展又是无限的，这样在目前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就不能不为资源而冲突。大家看一下世界地图，一幅世界地图就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边界线是直线的地方就说明国家间好说话。非洲有些国境线是直线，为什么，没有东西，沙漠。资源富饶的国家边界都是曲折的，为什么?东西多，冲突多。迄今为止，世界上就两种地方好说话，一种是一穷二白的地方，一种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地方。原始社会里大家很团结，属第一种情况，自助餐厅里很优雅，属第二种情况。进自助餐厅的人都很有风度，喝点酸奶，吃点水果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东西无限供给。假设一下，今天只能发票领餐，资源有限，那就餐的人就没有这么优雅了，就要有矛盾甚至冲突了。国家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资源有限，为了生存，你就要有斗争的意识。不然你就是东郭先生，最后被狼吃掉。
世界上国家间的斗争，都是为了资源而产生的斗争，这是唯物论解释;陷入唯心论，用普世的爱来解释国际关系，则一定要吃大亏。比如有些人将国际关系研究成“大爱无疆”的理论，不理解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不知藏南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能让。那个地方如果要让了，那印度为巩固战果的半径就要推至雅鲁藏布江，东面划到昌都。这样的话，那今后我们内地的水资源就有问题了;昌都地区没有了，我们大西南的航空航天基地就危险了，人家拿望远镜就能看见杨利伟，这样你怎么搞?毛泽东让印度已经让到了底线了，这是由于印度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有些书生说藏南是荒漠之地，没有必要与印度争。这些话犹如宋人空论，跟戈尔巴乔夫一样，没有唯物主义，就没了底线。说来也真是讽刺，在先秦旧籍中，宋人常被作为"二傻"的代称，后来的宋朝及宋朝人也常常为不靠谱的时代和不靠谱的人代词。目前盛赞宋朝的，如不是西方人就多是中国的“公知”。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但不善于斗争，也不能进步。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119]善于斗争的能力本质上说是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能力。与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是运用辩证法的高手。
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120]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辩证思维天赋的民族。这些在中国文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比如中国人过年用得最多的是“福”字。这个字既有唯物论，也有辩证法，简直是战略学的最高词汇了。大家知道这个“福”字的偏旁“礻”，是拜的意思，象形为一个人托拳揖拜，凡是所有崇敬词汇偏旁多是“礻”字。“福”字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有一口田饿不死，这是底线;一口田能消化，这在告诉人不能贪。饿死是死，撑死也是死。这个字的意思是，当你有一口田的话，已饿不着了，但绝不能没有，国家主权便是全国人民的“一口田”，这个要誓死捍卫;但有了一口田，那就要防止撑着了。前一条叫唯物论，后一条叫辩证法。没有唯物论要亡国，没有辩证法也要亡国。前者亡在不足，后者亡在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若研究一下中国人的幸福观和西方人的幸福观，二者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福有底线，有极限，西方的Happy(福)多是感情渲泄，Happy，就是Hi，有Hi感觉的，要不就是暴发户，要么就是幻想一夜暴富的追星族。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人要是没有辩证法，是接不住的。国家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帝国，在饥饿时崛起，在无度扩张中灭亡，是撑死的。进食多了会消化不良，营养堆积，最后导致脂肪肝、高血脂、高血糖，最后并发症发作而亡。过去饿时是营养不足的病，现在人是营养过剩的病，多也没福，少也没福。这个“福”字告诉你，人的获取要与其消化能力相匹配。如果不匹配，你就不是有福之人，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有福之国。
世间万物的大小与其获取营养的能力之间一定有一个天然的匹配关系。国家利益拓展和拉皮筋一样，皮筋拉到什么程度为好呢?拉伸出去的能回来为好。回不来，就是糟糕的拉法。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喜欢拉长皮筋，用猛力。大家知道猛了就回不来了。与上山一样，爬得高，到下山时才觉得害怕。有经验的人对上山风险的评估主要集中在下山。一般的来说，特别是过去被欺负过的国家，在国家崛起之初都热衷于扩张，结果是为扩张而所累。我注意到，在农村个子过高的，特别是两米以上的人，多走得早。为什么，营养跟不上，身体需求与营养供给不匹配。
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错。西方人不理解，西方人是按法律条文判定对错，中国人则按“度”，过度不过度，按质变的节点来计算。中国人错了，将错就错，又对了，西方人就不理解。中国人说“坦白从宽”，坦白了怎么能从宽呢?抗拒怎么能从严呢?西方人也不理解，中国人可以理解。中国画喜欢用虚，虚实相间。西方不，所有的空间全给涂满油彩，太阳、天空、云，全塞满了。他不知道虚，只知道实，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到手的才是真的。他们不知道老子说的“无”是什么意思。在西洋画里看不到“无”，全是“有”;中国画里虚实相间，错落有致。中国知道“过错”，过了就错。错不错，按过不过来算。“罪过”，大过曰罪，小过曰错。档案里写“记大过”，不写“记大错”。西方人不理解是错还是过。到底谁对呢?我们是对。会开车的，栽在高速上;会游泳的，淹在深水里;会打拳的，栽在拳头上;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难道不是吗?好多上电视的学术明星现在都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太火了，火到头就不火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各领风骚数几年。谁见过盲人被车撞死的呢?这时，缺点变成了优点。什么叫优点，有节制的优点才叫优点，不节制的优点叫缺点。这就是为什么说要谦虚谨慎的道理。
没有哲学的人难有幸福，哲学多来自阅历而不来自学历。少有阅历的年轻人，你给他一双上千块的皮鞋，他认为幸福，穿后才发现，五千块的裤子等着他，八千块的衣服等着他，一千块钱的领带等着他，营养不好再美容一下，就十万上去了。结果为得这一千多块钱的好处却花掉几十万。年龄大点的人是不会干这事的。有人问陈忠实幸福感，他说抽卷烟、喝西凤酒，拉二胡，听秦腔，就很幸福了。这是可持续的幸福感，因为它所需资源少，目标容易满足。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中国人是最懂节制的民族。黑格尔看清这一点，他说“中国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详细探考，则成为对整个中国哲学和学术的研究”[121]。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最重要方法的是战略目标要与资源相匹配。早期中央叫他去打湘南，毛泽东说不能打，如果打湘南，战线太长，我们会连自己老本都失了，最多能打到湘中[122]。有一次斯诺问毛泽东，你为什么搞世界革命呀?毛泽东说喊一喊，不出兵[123]。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忽悠呀。不是的，因为如果真的出了兵，整个资源若跟不上那效果更糟。俄国人和美国人就是这样帮助人的。人家两口子吵架，一个帮女方，美国带着枪过去，另一个帮男方，也带枪，两方打，打完了，人家两口子一好，把它赶出去了。毛泽东的方法则充满东方智慧。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帮忙不带枪，你带了枪一进去，你就得占领，就得控制，就得结怨。结了怨以后战争就没完了，等你资源跟不上时，皮筋就要拉断。另外，革命不能代替，只有通过本国人民的体验产生的革命，才能使那里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本领。你代替人家革命，结果，你走后，人家还是成长不起来。这在毛泽东的方法论中叫“群众路线”。今天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事业中，也要好好体会和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
三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制度，
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
地缘政治，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研究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之间的空间距离及其匹配关系的学问。你不能把你的战线拉得过长。在近现代史中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不多，俾斯麦、斯大林、罗斯福是有战略哲学的政治家，知道节制，他们反倒所获甚多。在这方面的反面教员就是日本。明治以来的日本领导人设目标都很大，看似很猛，结果却摔得最惨。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扩张。当时它仿效的榜样是英国。日本人想英国和我一样也是岛国，英国能征服世界，我还不能独占亚洲?但日本人不知道英国和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一样，英国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而日本面临的则是一个以中国为主体的完整的大陆板块。
大家知道大陆国家和岛国有着这样一个关系，大陆国家破碎，岛国就是中心;反之，岛国就是边缘。这是物理力学“两个矢量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道理在地缘政治上的运用。亚洲与欧洲不同，亚洲大陆是一个国家主体，力量整体性地向外辐射，日本没有矛盾可利用。欧洲大陆是从中心开始对等破碎，由外向内力量内耗同比增大，这使英国实施其均势战略准备了条件并使英国可以从容向世界扩张。日本不行。但是日本早期也有点莽劲，1895年开始就真把中国这个大板块给撞开并接近撞碎，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把中国分成了五六块。大家注意到日本人与蒙古人和满清人不一样，蒙古人和满清人到中国为中国发展和中国统一做了贡献，结果他们为汉民族接纳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族中的成员。日本人相反，他们进入中国后把中国分裂了，这是最恶毒的一点。日本分裂中国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亚洲的中心，将大陆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样日本就成了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敌人。与中华民族为敌，这是日本这个岛国力所不及的事。
这样怀有大东亚目标的日本便与中国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伤害日本，而日本目标实现的前提是中国的分裂，因此日本是非正义的一方。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都分出了几个傀儡“国”，西南、新疆、蒙古等又为不同政治势力控制，如果这样的形势稳定下来，那中华民族就有了灭顶之灾。但这时日本也开始国力不支，为了控制中国，它不得不将战线拉得更长：从日本拉到东南亚，再拉到缅甸，以至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最终在挨了原子弹之后才作罢，向亚太人民投降。
中国人知道“有福之人善退财”[124]。你看中国人结婚发喜糖。农村找个媳妇不容易，又漂亮，你说人家妒忌不妒忌，妒忌怎么办?发喜糖，嘴里一甜，心里就平衡了。国际政治也是这样，你不能全赢，全赢你就要输的。日本人枉称崇佛，可根本不知这些取舍之道。一根筋，一气打到印尼，打到缅甸，谁惹它，就打谁，与前几年的小布什一样。最后死也不服输，让美国给塞了个原子弹，玩完了。世界上谁挨过原子弹，就日本。为什么?没文化。一根筋，不挨原子弹就不能“脑筋急转弯”。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日本靖国神社放的多是这样没文化、没高度、一根筋的人，比如东条英机，如果一个民族还崇拜这些没有文化的人，这个民族就更没文化、没档次了。这是日本20世纪上半叶国家走向毁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有些日本人还陶醉于1895年对华甲午战争的胜利，这实在是不懂历史辩证法的无知。事实上，半个世纪后即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恰恰起因于甲午战争中日本对中国的胜利。甲午战争后日本攫夺了中国台湾，从此日本就登上了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车”。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占台湾不难，难在“消化”,即摆平西面的中国和东面的美国。为此，日本占领台湾，其结果就是将台湾推至为亚洲外交的中心。以台湾为圆心，其控制半径向南就得占领菲律宾，继而控制东南亚;向东就得占领关岛。如果要巩固关岛，其控制半径就得延伸到夏威夷。这样，中国和美国就成了日本的对手，而与中国和美国作对，日本必败无疑。为什么?“身材”不行，资源不够。但是当时的日本政治家不考虑这些事。结果越打对手越多，以至将苏联推到中美阵营。在这个时候，日本全国进入疯癫状态，为了“大东亚圣战”，倾其家底，全国“玉碎”。
前面说过，战略学本质上是用于国家“养生”的学问题，在这样的视角下，战略目标不变，但敌人会越打越少，甚至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必日本人也是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大赚大赢时就昏了头，结果将战略弄成让国家拼命的学问。在大赚大赢时舍不得放手，结果战争越打越大，战线越打越长，直到倾家荡产。下表反映的是1931—1944年日本军费与国民生产总值比值的变化，由图可知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是在战役层面战果甚多时“噎死”的。
我们看，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此时军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3.76%，1937年与中国全面开战，军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14%，1941年的时候开始对美作战开始，军费占28%，这已经到了危险边缘线了，1942年与美国全面开战军费一下到了34.6%。1943年猛进到46.7%。1944年，要命的是到了98.5%。一年之内，从46.7到98.5，这时日本国力皮筋已拉到尽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只能说日本人疯了，要玉碎，砸锅卖铁也要一打到底。到了这个时候，正常人都知道日本必败无疑，可日本还在“必然胜利”的幻觉之中。日本的失败是战略文化的失败。
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125]这话用于总结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及其失败也是合适的。日本人的战略南向极限到不了台湾，要是越过这个极限，日本就登上了“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车”。由此而言，对中国台湾的认知则是测量日本人节制能力高下的节点。
国家对外政策的节制力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军队的约束力。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们知道，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失败时好改革，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这次会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这样，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如果比较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惨败，就会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制度，不仅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如果当时中国红军仿效日本军阀，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即使战斗力很强，那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国家甚至也会有四分五裂的危险。
四 国家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体系现代性的基础
我们谈世界现代体系就不能回避国家统一性问题。
一个忠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国家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一切压迫民族都在强调世界现代性时试图淡化国家的民族性和统一性，比如他们将国家统一污称为“落后的大一统意识”，将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污蔑为“大独裁者”“暴君”等。他们知道，打掉一个国家的统一性是打掉这个民族独立性的前提，而消灭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性又是殖民地统治实现的前提。西方人的东方学研究，尤其是英国人的东方学研究多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比如他们的一些语言学家，到别的国家研究出越来越多的语言。本来就一个民族，最后被研究出了他们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民族。时间长了，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向民族仇恨，时间长了，这个地区就分裂出了许多国家。
目前我们国内学界就有人根据“战国”一词望文生义地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认为：“春秋时代的那些‘国’，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具备所有‘国家’特征的实体。那里有国家认同、有疆界、有包括军队和税收体系在内的，功能相当完备的政府。国内还有对研究‘先秦国际关系’的禁忌，视之为‘国内关系’。然而，先秦时代各国的关系显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关系。”[126]
事实上，中国战国时代的那些相互战争的诸侯或“邦”与周王朝还至少是名义臣属关系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个“周”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孟子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127]秦国的建立，从法权关系上说，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七国“主权国家”的强行兼并。不承认这一点，由所谓“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的立论在法权逻辑上就会推导出中国在秦之前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秦始皇强行将其他“主权国家”兼并后统一起来的国家的错误结论。由此，中国先秦的历史——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经历过“战国时代”的国家的历史——存在的统一的宗法主权的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中国历史就由此被削去了一半：中国历史只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思路来研究我们上下五千年，我们的历史就被歪曲了，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就不能前进了。
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国家统一性作为世界现代性的前提。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更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128]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129]。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130]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31]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统一派。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比欧洲较早地有了战乱的痛苦教训。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欧洲统一的历史只比中国早不比中国晚。大家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一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欧洲是一个国家，一个法统。我们中国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中国经过战国时期的大战乱，北宋人司马光对此痛心疾首，说这一时期是“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32];司马光甚至说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133]。
前面讲过，经验都是从血里头学出来的，中国人比欧洲人较早地经历这段为时两百多年的裂国之痛，这段经历对未来中国的成长是有益的：两百年的战国之乱换来后来二千多年的统一。中国战乱时欧洲则享受着为时近千年的统一与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权与一律，个性就得受到制约。这引起欧洲人的反感。结果是在中国人向往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向往并促成了欧洲的裂变。这个裂变可是以千年计算的，也就是说，欧洲罗马时期的千年和平又催生出后来欧洲的千年分裂和战乱。现在欧洲人又认识到统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一些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却在羡慕着欧洲破碎的副产品——个人自由并据此指责中国的“大一统”。
这里顺便说一下，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许多原因，但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我年轻时读这段内容时不理解，认为罗马专制。但随着年纪增大，阅历多了才认识到那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中国为什么那么破碎，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了，加上周王朝后期的过度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这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与今天华尔街大佬一样，用手中掌握着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对此，《管子》描述：
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134]
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是与战国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说，君权众分才使金权有了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135]
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君王千万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在对待金融资本的态度上，今天的特朗普与昨天的秦始皇面临的任务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无枪、无钱、无权的特朗普远没有秦王嬴政的力量和手段。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秦王嬴政要消除这种“中一国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为“立为天下王”创造条件，不惜向相国吕不韦痛下杀手，随后果断统一国家货币并配之于“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最终将金融资本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并由此彻底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王夫之《读通鉴论》开篇盛赞秦始皇：“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136]
由于中国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由秦始皇创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对这些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经济政策特点的高度概括，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所以，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本质上并不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分裂还是统一的斗争，事实上，这场斗争在今日美国愈演愈烈，而在当代中国也远未结束。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特朗普竞选时对华尔街金融大佬的谴责，都是这场斗争在美国的继续。
秦始皇靠什么呢?靠枪杆子。当时整个战国就是被金融资本经济搞乱了，秦始皇并没有采用类似今天市场学派的所谓“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歪理邪说，而是用政治，极端说是用暴力即专政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大家看傅筑夫写的三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37]说的就是这事。中国二百多年分裂，打得很厉害，这让中国人认识到并果断制止了金融资本泛滥的危害。在这方面，秦始皇当推首功。
砍树都是纳凉人。古罗马给欧洲带来的长期和平，使欧洲人失去了国家分裂的痛苦经验，继而不顾一切地要个性自由，结果换来的是持续一千多年并且至今也看不到统一希望的破碎欧洲。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其原因就是它的破碎性。由于中国人先于欧洲有了两百多年战国的混乱的教训，秦始皇统一中国才有了人民支持。有人说秦始皇残酷，其实六国君主中，没有一个不残酷的。残酷都有，但秦始皇的残酷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历史进步大趋势。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暴力”持赞扬态度，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38]
秦始皇为中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隋炀帝(569年—618年)修了大运河这又将中国南北联为一体。从此江南的资源可以北调。如果没有大运河，北京国都根本立不住。因为资源上不去。所以，隋炀帝的贡献是很大的。同样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分裂及人民经历的痛苦，使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工程得到人民支持并在短期完成，这与前面说的秦始皇修长城的工程得到人民支持一样。没有人民支持，仅靠暴力强制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大的工程。用“势之所趋”评价隋炀帝及其大运河工程也是合适的。可许多书说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便于江南财富北运，并便于他到江南巡游”[139]，这是将现象当本质的浅薄之论。
有人说，亚洲也有版图破碎问题。但亚洲的破碎与欧洲的破碎有本质的不同。大家注意到，对国家危害最大的是从中间分裂，尤其对称性分裂。大陆地区若出现难以复合的破碎，就是从中间地段出现对称型裂变。大家知道《资治通鉴》开篇从公元前403年的晋分三家开始，为什么?这是因为在危害国家的诸要素中，司马光最看重的就是国家分裂，尤其是从中国中间地段出现的对称性分裂。他告诉人们二百多年的战国就是从山西、河北、河南这一中国“心脏”地带分裂开始。与身体一样，人不怕断指断腿，就怕拦腰断裂。欧洲对称性分裂就是从中间地带开始的。司马光对此毫不留情地评论说：晋分三家后，“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40]。
一千多年后，欧洲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但结果却不如中国幸运。公元800年前后，大概也就是中国唐朝后期，法兰克国王在欧洲建立了地域几乎覆盖整个欧洲的查理帝国，它使欧洲经过大混乱后再次获得统一，它对于欧洲的意义与秦帝国之于中国一样是巨大的。可惜的是，与中国盛唐大一统时代并行的欧洲查理帝国甚至没有达到中国秦汉统一的水平。中国汉初高祖刘邦时的韩信、景帝刘启时的吴王刘濞，他们分裂国家的图谋都没有得逞，而同样的企图在欧洲查理帝国内却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141]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对此，黑格尔有着与司马光同样的痛心疾首的心情写道：“法兰克帝国便是这样碎成片段了。”[142]
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的签订对欧洲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后果与中国春秋末期“三家晋分”后的形势极为相似。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143]若将这句话移至公元843年的欧洲，我们也可看到“非三晋之礼坏”，乃查理“自坏”，即查理大帝对罗马教廷缺乏足够的警觉，其无原则地扶持罗马教廷政策是导致欧洲后来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关于此，大家可看一下我写的《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144]这本书。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前376年，韩、赵、魏飞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后，中国持续254年的战国时代，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之自坏也。”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黑格尔痛心疾首地说：843年，依照《凡尔登条约》，查理曼的后裔将帝国划分了一次;不久，全境便又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小邦，各邦都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地位。法兰克帝国便是这样碎成片段了。[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中国要是以长江或黄河为界，形成对称性分裂，那中国的力量就不能形成合力，就要形成欧洲式内耗，这样就麻烦了。1948年底，李宗仁提出要与共产党以长江划界，多亏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然中国那时也就分裂了，因为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在分别对国民党、共产党施加压力，力促中国两分形势。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45]
蒋介石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主张划江而治的所谓“稳健派”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为自己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46]
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如果没有毛泽东，别的不说，至少今天台湾海峡东西两岸的分治问题就分扩大到长江南北两岸。如果中国沿长江南北分裂的话，那上海、西藏、新疆、东北等可能就难保了。届时中国在哪呢?也可能在所谓“中原”即河南一带。若果真如此，那现在中国一定是战火连天，谁都能欺负我们。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再次出现分裂的局面是可能的。奥地利曾是雄居欧洲的大国，现在大家得用放大镜才能在欧洲的地图上找到奥地利。欧洲是从中间部分分裂，分为法、德、意三大块，形成对称性分裂，这样就难复合了。这就是欧洲政治的问题所在。欧洲到现在最痛苦的是谁呢?默克尔。与经历二百多年战国时代的中国人渴望统一一样，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渴望统一的愿望太强烈了。张伯伦、丘吉尔、撒切尔、默克尔，是推进欧洲统一路线的关键人物。我们许多书里说张伯伦是一个绥靖主义，把他写得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无能，其实这个人是很有战略头脑的，他告诉希特勒，说咱们俩要打起来，美国和苏联要介入，届时不仅欧洲要完，而且世界就不是欧洲而是苏联和美国的了。丘吉尔和希特勒这两个人当时比较年轻，听不进去，打了起来。结果欧洲在二战后失去了世界霸权，世界成了美国和苏联的天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二战结束后丘吉尔才明白欧洲被美国出卖了。看看欧洲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
丘吉尔成为一代伟人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欧洲失败以后，1946年，丘吉尔提出“欧洲合众国”的思想，这个思想最初是雨果提出来。雨果通过一部《悲惨世界》道出了欧洲苦难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取代了欧洲的世界霸权，丘吉尔这时才理解了雨果的思想和张伯伦的苦衷。他决定从哪跌倒从那爬起，重新恢复大英帝国。他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战略呢?忽悠美国。这个方法英国从二战后一直用到美国倒在伊拉克的今天，此间他们全力推进欧洲统一，英国也曾加入欧盟。但今天的英国人似乎又忘了老一代政治家的经验，旧病复发，追求一岛之私，2016年宣布脱欧，欧洲又面临破碎的可能，你说默克尔能不难受?要是丘吉尔和撒切尔在，也会抱头痛哭。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全欧洲人民的悲剧。
五 治理世界的两套逻辑：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最后，让我们将话题再回到我们讲课的主题，即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147]中国的逻辑就是社会主义的逻辑，西方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认识这一点，应当从英国工业革命说起。
我们知道，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英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有苏联、美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每种方案都有其成功的地方，对世界文明也有不小贡献，但现在看到，存在的负面问题也不少。英国模式带来的比如殖民地问题，由苏联人、美国人解决了;但苏联和美国的方案也带来比如东西争霸和南北两极分化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又导致苏联解体和美国的衰落。苏联解体后，美国曾有短期独步世界的时期，其间曾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美国治理方案，结果弄得天怒人怨，南北差距持续扩大，贫困化现象已从南方世界向美国本土和欧洲延伸。美国自伊拉克战争失败后便迅速衰落。与此同时，中国强劲的和平发展给世界带来希望。世界关注的目光从美国开始移向中国，需要中国展示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人民已做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和贡献。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则是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治理方案的生动展现。
说到“一带一路”，就不能不说“坦赞铁路”。大家知道，1965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想合作，当时坦桑尼亚的总统请俄国帮忙，修条铁路。俄国人不帮;跟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帮。最后找到中国，毛泽东满口答应，且无偿援助，实打实地帮。
在非洲，中国当时的投入的资金远不能与美国、苏联比，但成效要远比美苏深远。为什么呢?中国的帮助是东方式的劝和不劝分;美国与苏联则是西式的劝分不劝和。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中国援非工程人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帮人家把路修了，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铁路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作派不同，中国人与非洲人最后交了朋友，一条铁路通了非洲和中国人民的心。
后来坦赞两国关系生变，这条铁路没怎么用。有人由此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但后来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了，一条铁路让非洲人民把中国人记了半个世纪，他们许多国家把毛泽东的像与本国开国总统的像并列悬挂着。你说除了第三世界，世界上哪有这样国家?这用现在的学术语言叫“软实力”。若将培养这种软实力的经济投资与收益与苏联和美国比，中国才是真正的“多快好省”。一个工程下去，看似不赚利，但友谊的回报却是巨大和长远的。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中国人的无私帮助很快得到第三世界的无私回报。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148]当时我们塞红包了吗?没有。按市场经济这事得塞红包。你无私的帮他，他无私的帮你，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你说毛泽东那一代没有“经济头脑”?毛泽东是从政治账中算经济账的，政治才是经济中的大账。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149]
事实上，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红利。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在这次所谓“南海仲裁”事件中支持我们的多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兄弟。2015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美国将梵蒂冈教皇的发言与习近平主席安排在同一天，电视上可以看出留下聆听习主席讲演最多的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智慧呢?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是也受压迫民族。人受了欺负就会增长出反抗的经验和智慧。
研究坦赞铁路，就不能不研究对中国人民有切肤之痛的中东铁路。1895年，我们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第二年李鸿章去俄国寻求抗日合作。俄罗斯说合作可以，但是得修进入中国的铁路，得运兵，不运兵怎么合作。这样俄国人便在中国修建“中东铁路”[150]。铁路管理按市场股份制原则，俄国占51%的股份，控制了铁路的经营权。结果俄国工程人员进来了，家属进来了，在铁路两旁形成了俄罗斯人为主体的小社会。当时来华修路的俄国人居高临下，瞧不起中国人，俄国人完全是霸主的样子。这样就激化了与地方人民的矛盾并由此引发了日益严重的治安问题。这样警察就得来，警察来了军队就来了，军队来了就难走了，就要占领东三省。本来是好意帮助，但按西洋人崇拜的市场的方法，结果反而结了怨。铁路修着修着就要占领，这一占领，帮人就帮出了仇人。这就是造成近代中国东三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青年时目睹因中东铁路引发的中国东三省领土危机，后来这条铁路的经营权还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来的。怎么收回来的，朝鲜战争把美国人打败了。斯大林一看，把美国打败了，我还占着铁路干什么，就这样还给了咱们。斯大林还这条铁路时一定很痛苦，因为这条铁路连着他从罗斯福那里得到并以出兵东北打击日本为代价换来的旅顺驻军权，没了铁路，旅顺、大连也势必要一并为中国收回。当时苏共要开十九大，斯大林还要留点面子，毛泽东考虑到这一点，只收回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留后再收。被里子收了，被面子留着，斯大林很感动，毕竟让他在苏共十九大上有些面子。
中东铁路收回后，毛泽东也一定要思考今后中国的外援道路，总不能帮人帮出仇人。结果毛泽东创造一种新的全心全意为被压迫民族服务的“坦赞铁路”模式。这种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效果怎么呢?从修建坦赞铁路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2014年，非洲人还有许多国家元首去韶山向毛主席表达敬意。理解这一点，就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对当代世界的巨大意义。与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最接近社会主义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可以看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
西方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更没有尝试过社会主义优越性，他们按市场经济原则培养出的思维很难理解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你看英国人和法国人是怎么理解一带一路的。大家看，这是2014年5月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封面，说中国人来了，英国人把今天的中国人搞的“一带一路”理解为当年闯入欧洲的匈奴人。不同的只是昨天是东方人拿着长枪马刀，今天东方人拿着皮包过去了。2015年1月5日法国《寒流》杂志的封面反映了法国人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法国人认为，东方人来了，该轮到法国人拉洋包车、当“骆驼祥子”了。图中车上坐的是越南人，因为越南曾是法国人的殖民地。狗都只咬洋人，法人与狗，不得入内，历史倒过来了，要饭的也写汉语。他们为什么这样理解我们呢?因为他们就这点经历，没搞过社会主义，就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只知市场经济中的你死就是我活。所以庄子说，夏虫不可语于冰[151]，夏天的虫过不了冬天，你告诉它冰多寒，天有多冷，它听不进去。西方人没有受过那种殖民压迫，只压迫过别人，压迫别人是长不出智慧。中国怎么会有“坦赞铁路”的援非智慧呢，因为我们在与俄国人合作修建“中东铁路”时受过欺负，吃过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明白了帮人和好，人家会记你一辈子，帮人破裂，人家会恨你一辈子。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来到非洲坦桑尼亚并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人员。习主席回来后于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152]。如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你就能明白习主席“一带一路”的深远意义，它实际上要带给世界治理一个中国方案，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方案。这就是坚持反帝、反霸的斗争，对第三世界国家劝和不劝分，不剥削人，不压迫人，国际社会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红利，以减小南北世界的贫富差距。
这个方案很有现实针对性。今天南北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北方世界是“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是“路有冻死骨”，为什么“9.11”时有人驾着飞机用生命去撞世贸大厦?为什么美国人要占领华尔街而不占领白宫呢?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把这个世界发展搞得不可持续，人民越活越难了。现在世界殖民现象向发达国家内部渗透。南方世界已是皮包骨头，无油水可榨，国际资本为了1%的富人的利益，开始剥削北方发达国家了。这实在搞不下去了。今天特朗普上台说明美国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模式搞不下去了。为什么特朗普会上台?因为他提出了和华尔街金融资本相对立的政策。不管他将来怎么样，他的一些提法是顺应了历史大势的，因而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其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实体经济+社会主义，实体经济既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们共同的敌人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矛盾，但在目前还是有共性的，因而在对待金融资本主义态度上，在一定时期它们还是同路人。但是，社会主义的方案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提供和实施。当前的世界所表现出种种危机表明，它最终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改造方案，而当代中国的实践将为这个伟大事业作出较大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就包含当代中国为世界治理提供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新方案。这让我想起毛泽东《念奴娇·昆仑》那首词：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诗词是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的。这词的上阕说的是中国崛起。“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说明中国历史长。“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搅得周天寒彻”，这在说中国崛起将对旧世界的冲击。毛泽东喜欢大闹天宫的孙大圣，说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是英雄。共工怒触昆仑山造成“地不满东南，天倾西北”的世界大变局。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53]
在毛泽东看来，未来的世界也将有大的变化。毛泽东坚信，变化的结局必然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
词的后半阕谈崛起后的中国将走什么发展道路。毛泽东是一个不畏强权但又知道节制，从不出远手的人。他从不把国力伸展的“皮筋”拉得很长，更不会把目标设得过大。因此毛泽东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也就是说要守一口田，不要搞霸权。“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意思是什么呢?欧洲是欧洲人民的，美洲是美洲人民的，中国可守成的范围就在亚洲。这其中的哲学思想是节制，共富，均衡，而不是像英国、美国那样独吞独占。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曾做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154]这说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已考虑到未来新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再走帝国主义老路，要走一条“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的国家发展道路。只要我们坚持有限哲学，不搞帝国主义式的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即“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多极化世界转变。最终中国人民将给世界治理提供的方案就是“环球同此凉热”，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必须说明的是，这样的结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不能分裂。现在这样说似乎是天方夜谭，但看看苏联解体以及埃及、利比亚动乱后的政治形势，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样的可能性是一些国家乐观其成因而也是存在的。而杜绝这种可能性的绝对条件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果失去了这些大的政治前提，我们前面讲的关于中国前景的许多推论都要改变甚至逆转。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在校的中国留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55]毛泽东这次讲话的那一年我刚出生，距今已有一个甲子，这句鼓舞青年人的话激励着我整个人生征程，今天我再将毛泽东主席的寄语送给大家，为了我们的祖国，愿与大家共同奋斗。
[1] 这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于2016年9月29日启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讲座之一《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治理体系》的讲稿，部分内容收录到“名家经典领读”课题组著：《人民公开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代》。讲课时间2016年11月23日，地点，清华大学。
[2]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8页
[4] 《诗经·大雅·文王》，见袁愈荌译，唐莫尧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5] [俄]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页。
[6] 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关于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平息这场叛乱，海外评论较多。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的胡适认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山岭较多、地形复杂的徽州。因此共产党更不可能消灭西藏的武装叛乱。国际上也有持悲观的看法人，有个美国专栏作家艾乐索普，认为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20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动这么多去，西藏高山同共产党军队难进入。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西藏平叛时对此评论说：“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20万军队，只要5万军队，20万的四分之一。”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77页。
[7] 英]埃德蒙·R.利奇，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5页。
[8]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7页。
[9] 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10]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率领的代表团，在被问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军事著作时，毛泽东回答说：“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
[11] 毛泽东指出张国焘南下入川的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页。
[13]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写信和回信给蔡和森、萧子升等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14] “当亚历山大通过印度而获悉真相之后，他仍然于其帐篷中自我封闭三日，然后决定班师。”[法]鲁保罗著，耿昇译：《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15]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16]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17] 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是当时带领埃及人民抵拿破仑的军事首领和民族英雄。
[18] 《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7页。
[19] “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20] 间接战略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提出的关于战略理论。
[21] 1852年，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22]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页。
[23] 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24] 《论语·先进第十一》，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25] 《论语•述而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27]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系辞下传》，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79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30] 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页。
[31] 1934年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32]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页。
[33] 1937年11月14日王明从莫斯科动身回国，同行的有康生。此前三天即11月11日斯大林召见王明。斯大林办公室当天来客登记簿记录有：1.德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点10分进入，18点05分离开;2.王明同志，16点10分进入，16点50分离开;3.王明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4.康生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5.沙平(王稼祥)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我们看到，1937年11月11日16点10分至16点50分，季米特洛夫将王明带进斯大林办公室后并接受斯大林近40分钟的特别召见，斯大林对王明回中国后的工作的作了专门指示。17点15分至18点，王明同康生、王稼祥进再次入斯大林办公室，受斯大林召见。这说明，尽管知道他有不成熟的问题，比如对“西安事变”中王明“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的方法极不满意，但总的说来，斯大林还是将王明当作未来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来培养的。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页;[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34] 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的中共代表。关于这段接见的详细描述，可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页。
[35] “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3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3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38] 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39] “在他所主持的为期四个月的那一期农民讲习班中，毛讲了三门课：农民问题(讲了一周，总计23小时)、农村的教育工作(9小时)和地理(4小时)。”[俄]亚历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辉等译：《毛泽东传》(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
[40]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44]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45] 申韩：战国时法家申不害和韩非的并称。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亦以称申韩之学。
[46]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47]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
[48] 详见罗贯中：《三国演议》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茅庐》。
[49] “一春客路厌风埃，小雨山行亦乐哉。危栈巧依青嶂出，飞花并下绿岩来。面前云气翔孤凤，脚底江声转疾雷。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南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嘉川铺遇小雨景物尤奇》。
[50]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页。
[51] “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至登辅佐，匡国家难，诛诸吕，立孝文，为汉伊周，何其盛也!始吕后问宰相，高祖曰：“陈平智有余，王陵少憨，可以佐之;安刘氏者必勃也。”《汉书》卷四十《列传第十·周勃》，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62页。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4页。
[53] 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3页。
[54] 钱穆认为：“阪泉应在今山西省南部解县境。大抵这两部族的势力均在向北伸展，渡过黄河。”“解县有著名的盐池，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黄、农两部族在此战争，殆亦为此。”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页。
[55] 张分田著：《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56] “建构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主要关注共同知识的社会性和结构性，把国际关系中的共同知识或社会共同拥有的知识界定为文化，泛指国际规范，国际话语和意识形态等，它是国际社会中经过国家间长期互动固化的认同符号和共同观念，本身就具有结构性，就是一种国际观念结构。”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57]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59]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60] [五代]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
[61] 毛泽东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页。
[62] 朱自清：《论气节》，《朱自清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63]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64] 公元445年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事，拥众10万。第二年北魏太武帝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在一寺庙内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下令诛杀寺内僧人。在寺中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财物以万计，还有洞窟藏匿妇女。随行的崔浩劝其灭佛。鉴于佛事已有挑战皇权的趋势，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采纳崔浩的建议下诏废佛，令诛杀长安沙门，焚毁佛像，敕留守平城的中枢官员向各地发布命令，按照长安的方式诛灭四方佛僧，焚毁所有佛寺。为了强调，帝又下诏自王公以下文武百官，如果有人私下供养僧人，都要送交官府，不准隐瞒藏匿。限在当年二月十五日以前一律交出，过期不交者，一经查出，僧人处死，藏匿者全家诛杀。当时太子的佛学老师玄高也被诛杀，太子为佛僧求请，言诛僧枉滥，帝不允。参阅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65] “文宣帝高洋将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66] 北齐武成帝高湛(公元562—564年)时，佛事转向颓废。武成帝深陷佛事，两年而卒。胡皇后摄政时，僧人介入政事日深，565年武成帝崩，太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勾结，北齐迅速走向衰落并为北周于公元577年所灭。
[67] 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7—478页。
[68] 参阅《广弘明集》卷二十七《隋炀帝于天台山顗禅师所受菩萨戒文》，《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6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4页。
[69]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是却相互矛盾的现象。比如，正命题：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有限制;反命题：宇宙没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没有任何限制;它在时间与空间中都是无限的。
[70] [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武曌》，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7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6页。
[72] [晋]刘昫等著：《旧唐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页
[7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6页。
[74] 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75] [宋]王涛：《五代会要》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2页。
[76] 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7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页。
[79] 刘过(1154—1206年)，南宋文学家，字改之，号龙洲道人。湖北襄阳人。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布衣终身。曾为陆游、辛弃疾欣赏，亦与陈亮、岳珂友善。词风与辛弃疾相近，抒发抗金抱负狂逸俊致，与刘克庄、刘辰翁享有“辛派三刘”之誉，又与刘仙伦合称为“庐陵二布衣”。著有《龙洲集》《龙洲词》。
[80] 《二程遗书》卷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9页。
[81] 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9页。
[82] “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于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噪之。”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8页。
[83] 宋代士大夫入仕的途径很多，诸如科举、资荫、摄官、特奏名、骨吏、纳栗以及从军补授，外戚推荐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宋代科举主要有进士、诸科两大形式。由进士科出身而位至宰辅者大大多于诸科出身。一般而言，进士录取名额较少，但大多为才智卓异之士，所以说“宋之得才，多由进士”。欧阳修谓：“自太宗崇奖儒学，骤耀高科至辅弼者多矣。盖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魏泰称：“本朝状元及第，不五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所以由进士出身，是士大夫摧升为宰相的一条主要途径。据统计，北宋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始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凡1.667年有宰相72人，南宋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开始至赵凤祥兴二年(1279年)凡153年，有宰相63人。其中进士出身的，北宋有63人，占总数87%强，南宋有48人，占总数76%强。可见宋代宰相以进士出身为最多。王翠：《从贵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径的比较研究》，载《文艺评论》2011年第8期。
[84] 毛泽东读北宋策论时的批注。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85] 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0页。
[86]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87] 牙校：军队中的下级军官。
[88] 君主宠幸的近臣。
[89] 饰厨传：丰盛的饮食。厨传指驿站。厨，供应过客饮食;传(zhuàn)，供应过客的车马、住处。后以“饰厨传”指好吃好喝、好住好玩。
[90] 指纵，意为放出猎犬追逐猎物，比喻调令。
[9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16页。
[92] 司马光：《进通鉴表》。
[93] 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做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二十三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94] 南宋胡寅在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义少”。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序》宋嘉庆十一年刻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印。
[95] 宋代以文学见长(比如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树的却极少。毛泽东读他们的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他在读马周给唐太宗的上疏时，想到宋人的策论，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读欧阳修的《朋党论》，他批注说：“似是而非。”。读苏洵的《谏论》，批注说“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对苏洵询所著《六国论》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说：“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96] 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97] 1863年4月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20年比1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1天等于20年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98]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99] [宋]苏轼：《题西林壁》。
[100]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页。
[101] 钱穆先生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至于以议论误国。”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7—698页。
[102]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103] 船山学社位于湖南长沙市中山东路。最早是曾国藩祠，始建于1875年。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为曾国藩题词，1914年刘人熙等人为纪念王船山(王夫之)，阐扬其思想，发起组织船山学社。
[10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105] 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10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2页。
[107] 沙灵娜译、何年注释、陈敬荣校：《唐诗三百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315页。
[108] 倪萍：《姥姥语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
[109] “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10]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些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111]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指示提升为党的教育方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112] WilliamBurr：THEKISSINGERTRANSCRIPTS，TheNewPress.NewYork.1998.p.97.
[113] 《日媒体老总说小泉没文化》。
[1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页。
[115]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116] “我们的将军百分之九十大字不识，或者只识很少的字。蒋介石的将军都是大学毕业，什么陆军大学、黄埔军官大学，那样的学校我们只有少数人进去过。”毛泽东：《打仗的办法主要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
[117] 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118]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19]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121] [德]黑格尔著，魏庆征译：《宗教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122] 1927年8月薪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说：“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今湖南邵阳)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是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212页。
[123]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时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1965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
[124] “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六年正月初三)》，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17页。
[125]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页。
[126] 潘维：《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28期，第75页。《潘维：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网文可查。关于此方面更多的扩展资料可参阅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清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2009年论坛提供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讲习班课程表及阅读材料”以及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周学术论坛：赵鼎新教授主讲“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等。
[127] 《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635页。
[128] [美]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129] [美]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130] [美]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3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132]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133]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134] 译文：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64页。
[135] 译文：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5—1426页。
[136]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页。
[137]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2年、1984年版。
[138] 司马迁著：《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139] 蔡美彪：《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140]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141] 参阅《查理帝国》和《查理帝国的分裂》两图，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2002年版，第42、43页。
[142]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143]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144] 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45]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4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1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1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1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150] “中东铁路”是指沙俄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清路”，民国以后改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了有关东清铁路的建设事宜。东清铁路从1897年8月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营业。同时修筑的从哈尔滨直达旅顺的支线铁路(“中东铁路南满支线”)习惯上也认为是东清铁路的一部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长春以南路段改属日本，称为南满铁路。俄国东省铁路公司还取得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和驻军的特权，形成比一般租界规模大得多的“国中之国”。沿线兴起一批大小城镇，特别是东省铁路公司的管理中心，铁路枢纽哈尔滨。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苏联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1945年，苏联一度又拥有这条铁路。1945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干线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30年期满后，无偿交还中国。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发布公告，中长铁路正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这条铁路称为滨洲铁路和滨绥铁路，都属于哈尔滨铁路局管理。
[151] 《庄子·外篇·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152] 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10月，习近平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153]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154]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1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