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还在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那是因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同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2〕〔3〕。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4〕。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战，并组织两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5〕。同年九月，共产党又作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8〕。不但发了这些宣言、通电、书信和决议，而且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然而还是没有结果。直至西安事变〔9〕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今年二月十日，当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乃以一个系统的建议电告该会〔10〕。在这个电报内，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自此以后，两党的谈判接近了一步。关于两党共同的政治纲领问题，要求开放民众运动和释放政治犯问题，红军改名问题等，共产党方面都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虽然共同纲领的颁布，民众运动的开放，革命根据地的新制度的承认等事，至今还没有实现;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当时约定随之发表的蒋介石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延搁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当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尽管还有某些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及其伟大的前途，还在认为结成这个统一战线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新的有利的证据已经表现出来了。第一个证据，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第二个证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虽然这个团结对于抗日的需要说来还是异常不够的，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问题至今在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第三个证据，这是最为显著的，就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这个抗战，就目前的情况说来，我们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我们早已指出，这样的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虽然如此，但是确实已经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11〕，那末，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第四个证据，就是对国际的影响。全世界工农民众和共产党，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合作成立后，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将更积极地援助中国。中苏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2〕，今后两国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根据上述的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判断，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这样伟大的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两党的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因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华北以至江浙前线的严重危机，现在已经不能掩饰，也无须掩饰了，问题是怎样挽救这个危机。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据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实行这个遗嘱?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还不下决心实行这个遗嘱?谁也明白，统制、镇压，是和“唤起民众”的原则相违背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还在今年五月间，就对于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地警告过当权的国民党，指出了没有民众起来抗战，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不但中国共产党人，各地的许多先进同胞以及国民党的许多贤明的党员，都曾指出了这一点。可是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其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隔离，军队和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统一战线没有民众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

　　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现在国民党对待民众的一套，还是十年来的一套，从政府机构，军队制度，民众政策，到财政、经济、教育等项政策，大体上都还是十年来的一套，没有起变化。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党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起来了，这是从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极大的变化。然而上述的一套则至今没有变化，这叫做没有变化的东西和变化了的东西不相适应。过去的一套仅适用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现在还是用了这一套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处处不适合，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不干抗日战争则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经干起来了，又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了，还不肯改换一套新的干法，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3〕。

　　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诸青来〔14〕，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问的一个。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说到三民主义，还在十年前两党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加以实行，并且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的手，在全国很大的地区中实行过了。不幸在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从此产生了国民党方面十年来反对实行三民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呢?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的政策;我们今天停止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说中国不要解决土地问题。关于这种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和时间性，我们曾经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贯地坚持了并发展了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所以共产党能于强寇压境民族危急之际，及时地提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这种唯一能够挽救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实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真是日夜馨香祷祝之的。为此，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这个纲领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得到国民党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现在还是中国的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我们相信，那些贤明的国民党人会有一天同意这个纲领的。因为如果不同意的话，三民主义就始终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不能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战胜，中国人民的亡国奴境遇就无可避免。真正贤明的国民党人是决不愿意这样的，全国人民也决不会眼看着尽当亡国奴。而况蒋介石先生在其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已经指出：“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这是很对的。现在的急务在谋三民主义的实现，放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见，改变过去的老一套，立即实行符合于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彻底地与民更始。这是今天的唯一的道路。再要推延，就会悔之无及了。

　　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的实行，没有一个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是不可能的。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军队都在执行抗战的任务，我们对于所有这样的军队，特别是在前线抗战的军队，都是具有钦敬之忱的。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是基本上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因此旧制度应该迅速地开始改造。不是说把仗停下来改造了制度再打，一面打仗一面就可以改变制度。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模范的前例，就是在北伐战争时代的国民革命军，那是大体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军队，恢复那时的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应学习西班牙战争的教训，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是从极困难的境遇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条件优于西班牙，但是缺乏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缺乏一个能执行全部革命纲领的统一战线的政府，又缺乏大量的新制度的军队。中国应该补救这些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他的老政策。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队。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孙中山先生曾经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实行同样改造的责任，今天是落在你们的肩上了。一切忠诚爱国的国民党人当不以我们的建议为不切需要。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建议是符合于客观的需要的。

　　我们民族已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国共两党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在国共两党团结的基础之上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注释

　　〔1〕这是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是：“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为了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了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装，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

　　〔2〕这是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期间，于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下面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

　　〔3〕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按照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红色政权，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使他们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办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党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4〕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国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通电中开始放弃“反蒋”口号。通电内容如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5〕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和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和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和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和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红军和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和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的说法，更是完全的空谈。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现时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和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和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

　　〔6〕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红色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红色区域实行和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和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和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地不能有什么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和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和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和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和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的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尽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几乎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

　　〔7〕在我们和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的愤怒和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志气和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和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和各省党部中，中央和各省政府中，在教育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和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和爱国的人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和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我们希望他们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和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地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伟大的革命时期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8〕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随后，根据情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估计人民共和国这个口号不会为蒋介石集团所接受，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接着又在同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的说明。两个口号形式上虽有不同，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下面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民主共和国问题的两节：“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红色政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9〕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10〕这个电报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发出，内容如下：“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8〕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省。

　　〔9〕《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10〕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11〕诸青来，上海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新学识》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后来，他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