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萧太盛椒兰少”——主席写《七绝•屈原》的历史背景

　　主席在1961年秋写过这样一首诗：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屈子的才华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赋楚骚”、“握有杀人刀”，是前两句的关键。

　　后两句，则是主席借古讽今。

　　为什么主席会感慨“艾萧太盛椒兰少”？

　　要知道，这是1961年！

　　国内外在此之前，发生了这样三件事：

第一，一线领导同志的头脑发热和主席的极力纠“左”。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运用一切人类先进成果、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打击官僚主义以保证群众当家做主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确立了！但是理解总路线的人少之又少——主席强调的是实事求是的总路线，但是一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偏偏头脑过于发热，不听主席言。

　　早在成都会议，主席老人家就讲：“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319页）可见主席的实事求是。

　　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标都是集体表决通过，当时全国干群都有快速强国的情绪，而且大家都着急、主席也着急的时候，主席还比其他一线干部还要冷静、理智得多。主席不是封建皇帝，没有独裁决定权，他也要服从多数，多数决定之后他也要按着集体的决定办。一提到指标就直接定义为完全是主席个人的责任，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当时主席已经尽力去强调了注意实事求是、反对不扎实的浮夸。

　　关于反对粮食浮夸，主席也是坚决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能收三百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二百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何况还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原先的八百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382页）

　　主席原则性就是这样的强——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对干部则是严格要求。

　　农民和主席讲万斤，主席不置可否，不当面揭穿。干部一和主席讲万斤，主席立刻痛批：“万斤？堆也堆不起来！”

　　于是乎，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主席反反复复强调不要浮夸风，不要“放卫星”……

　　甚至在《党内通信》，主席直接告诉中基层干群：“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党内通信》）

　　主席也坚持和同志们同呼吸、共命运，为了号召大家共同检讨问题、纠正问题、渡过难关，他主动在《十年总结》做自我批评：“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96年版）》（第九卷）：《十年总结》）

　　正如薄一波所说，对于“左“的问题，主席是第一个发现并纠正的。（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

　　奈何很多一线经济工作者特别是地方经济工作者并不深刻理解主席的意思，没有深刻领会到纠“左”的必要性。例如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这也是主席所无奈的。

　　看看《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59年7月到1960年12月，主席写了《粮食问题》等等多篇文章，不遗余力的纠正“左”的问题。

　　主席为什么反反复复讲、苦口婆心的讲？因为他知道有些人还没听呀！

　　1961年，主席为什么写了“艾萧太盛椒兰少”？这里就能看出来，他的理智政策不被理解，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一线领导同志的“一平二调”和主席不遗余力的反“一平二调”

　　1958年，实现农民就地变工人、逐渐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发达社会主义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载体——集体公社产生了。但是，一线领导同志，特别是省级一些领导，不理解主席强调的“两个过渡”，想一下子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社共队产”、“一平（平均主义）二调（直接调粮）”。

　　公社本来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是好东西，但是一线经济工作者理解不到位，非要强行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主席所反对的。

　　北戴河会议决议之中，主席特意加了这样一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24页）

　　然而，响应主席号召、注意区分两大所有制的，还是少数。一些一线领导同志，忽视两大所有制的区别，甚至想取消商品生产、取消货币关系、取消等价交换、否定价值规律……这些恰恰是主席坚决反对的。

　　所以，郑州会议，主席特别强调了两大所有制的区别，特别强调了反对混淆两大所有制的“左”的错误；所以，武昌会议，主席继续纠“左”。当时，竟然只有王稼祥一人表态和主席纠“左”。“王稼祥由于对实行供给制以及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等问题有疑虑，在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刘少奇提出，建议中央常委不要在报纸上公布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说:这么多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唯独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好!可以组织几个人开个小会，让他详细说说他的看法。”（《王稼祥年谱》1958年，459页。）

　　主席也是人，不是神，他发现问题也有一个过程。起初，他看了赵紫阳关于反对瞒产私分的报告之后提到了注意反对瞒产私分的问题。但是经过调查研究，主席第一时间发现——并不是瞒产私分的问题，而是社共队产、无偿没收农民粮食的问题。

　　于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特别强调纠正“左“的问题，反对一平二调，反对“社共队产”，反对剥夺农民，甚至说了这样的话；“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3章，1959年，66岁）

　　也正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领导下，对公社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稳定了公社制度。公社制度是毛主席对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其特殊的原创性贡献在于，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首次成功探索出了在脱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极端贫穷落后而且农民小生产者规模空前巨大的大国稳定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道路。其普遍的原创性贡献在于，首次找到了生产力水平不足以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实际情况下缩小工农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变农民为工人、扩大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发展乡村生产力、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正确办法。农业区办工业，国家支付不起、生产力水平还低，怎么办？就要以公社为载体办工业。随着生产力发展，国家能支付起之后，再把社队工业变为全民所有。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不这样做，不缩小城乡工农差距，就会导致城乡分化越来越严重，不利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虽然主席迅速纠正问题、尽力而为，但是一线经济工作者还是难以充分理解主席的正确政策意图。于是，主席在1959—1960年，写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等一系列纠“左”的光辉著作。

　　这样的环境状况下，主席怎能不有感而发？“艾萧太盛椒兰少”！

第三，中苏决裂。

　　1958年7月，已经复辟了官僚资本主义的苏修就开始暴露了他们殖民我国的野心，提出要搞“联合舰队”。

　　这时，主席老人家大发雷霆，和苏修针锋相对。

　　主席的态度很清楚——理论问题不是侵犯我国人民利益的原则问题，你们复辟你们的，我们还不和你们翻脸。你们想和我们搞盟友关系，我们还可以借机发展自己。但是你们敢侵犯我们的人民利益，敢真的触犯原则问题，我们就寸步不让了！

　　主席对尤金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炮击金门刚刚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彻底露出了狐狸尾巴，见殖民我国不成，就彻底和我们决裂了。

　　1959年6月，苏联决定撤走专家、资金、设备。

　　苏联撤资，我们更要依靠对本国农业的加大提取来支援工业；苏联撤资之后还要逼债，我们更要依靠本国农业的加大提取来还债。

　　三年困难，我们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一线经济工作者的“一平二调”，因为苏修的撤资后维持工业和还债，是他们加大“调”的力度的主要原因。

　　苏修压迫，我们就要反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开始了。

　　“这三个阶段的论争，毛泽东都亲力亲为，几十次召集中央领导层开会，讨论修改文章，仅是“七评”就修改了18次，最后都由毛泽东定稿。正是在第三个阶段的论战中，毛泽东1964年3月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时，明确把这场笔墨官司说成是打‘文仗’”（陈晋：《“武仗”可以打，“文仗”更不怕》）

　　这次论战在国际共运史上，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广义上的中苏论战甚至可以追溯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并持续到主席去世）、双方发动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甚至出现了我们在珍宝岛的“文攻武卫”。

　　1960年4月22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沿着伟大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文章，全面批判了修正主义。之后，我们还发表了反击赫鲁晓夫的声明。

　　面对我们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和错误路线针锋相对，其他很多甘当苏修半殖民地的修正主义国家，对苏修搞“趋炎附势”，而不支持坚持真正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中国。

　　这能不让毛主席感到“艾萧太盛椒兰少”吗？

　　可见，主席写“艾萧太盛椒兰少”，体现了他当时的真实情绪！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面对“艾萧太盛椒兰少”，屈子选择了“一跃冲向万里涛”。而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选择了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带着他那身经百战的中国共产党和拥护党、拥护他的人民，杀出了一条血路，克服了三年困难。面对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面对苏联修正主义撤资和逼债导致的经济条件困难，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多数人民竟然勒紧裤腰带，跟着共产党，同甘共苦的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经过“二五”计划的努力，我们中国的工业产值达到了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工业化基本实现，朝着四个现代化的方向迈进；我们自己的导弹造了出来，连自己的原子弹也造出来了……

　　取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毛主席也是丝毫不强调是他的功劳，他强调是党的集体的功劳。相反，这一时期，毛主席做的自我批评却是最多的——其他党内同志都没他这样坦诚，没有他做的多，不信就看年谱！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