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开创者与实践者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潜心研究与刻苦实践的科学结晶，也是他广泛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丰硕成果，其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我们党内“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是毛主席第一个发出了“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呐喊！其次，是毛主席第一个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的强烈置疑！是毛主席第一个对苏联模式提出了大胆批评，并向全党发出了“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的警告，在世界范围内举起了社会主义多样性的旗帜！此外，是毛主席第一个提出了“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鲜明政治主张，迈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第二次结合”的步伐！最后，是毛主席第一个确立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大战略与一系列英明决策及重大举措，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等等，等等。事实表明，只有毛主席才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与践行人。
关键词欧洲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一生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建、制度建设与道路选择，进行了长期思考与艰苦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早开创者，具有独立的发明权与完全的知识产权。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他为我们今天的改革与发展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久珍惜。
一、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具体实现
马克思的辩证法告诉人们，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着、变化着的，并且以一定的时间地点为转移，那种所谓一成不变、永久如此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具体到社会现象也是如此。他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1]891-892这说明，同一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在社会层面可以甚至必然会有着极不相同的表现形式与个性特征。在谈到如何赢得与建设未来社会主义时，马克思更是显示出了他的智慧与才能，作出了科学的预言与构想。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包括恩格斯）既考察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考察了比较落后的、乃至半文明的国家。他认为，社会主义如果在前一类国家实现，就必然会是一种全社会统一的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社会。因为，它的生产力最为发达，生产关系比较成熟且十分简单，没有任何需要保留或保护的那些中间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如小农与其他形式的小生产等，因此，当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即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一种统一的全民所有制，并且“直接以社会化的形式应用于生产”。
然而，社会主义如果在后一类国家取得胜利，那么，其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它将不得不保留较多的旧社会痕迹，因而也不可能建立起产品经济社会，而只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经济社会。因为，它的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资料也还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于不同的经济主体中，由此也就决定了它的生产关系也比较复杂；即使是在国有经济内部，其生产资料所有制也还有其内部的差别，因而更不可能“直接以社会化的形式应用于生产”。这样，在国有经济范围内也必然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利益主体。这一局面的存在，必然使社会不得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保留着商品经济这种形式。
上述表明，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既可以是产品经济社会，也可以是商品经济社会。在某一国家，它到底应当采取哪种模式，则应以该国的具体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两种模式的基本构想，还只是一种抽象，或者说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如果一旦变为现实，它必然会呈现出更多的具体形式和丰富的民族特色。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运用这一政权进行社会变革时提出了10条具体措施。在此，他们还特别强调：“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2]490
另外，在1850年１月，马克思曾为《新莱茵报》撰写过一篇国际时评，在那里谈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其中特别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对社会主义在不同地域与民族所具有的某些形式差别作了一个总的概括。他指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８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3]265马克思在这里，虽然谈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或者共性，但是，有共性就会有个性，没有个性的所谓共性是不存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所不同的就在于其地域差别与民族特色，即“中国的”与“欧洲的”。这种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它们的文化精神方面，犹如“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的差别一样。
由此，毛主席认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必须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不得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矛盾论》、《实践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4]109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不懈奋斗，完成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便全面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通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实践，毛主席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发出了令世人震惊与深思的中国强音。他明确指出：“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改造生产关系的方法……，因为各国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差别，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模式.笔者语）。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5]143从此，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构想，就在毛主席的脑海里悄悄地蹦发出来了。
上述可见，毛主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其深厚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的，这就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唯一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原理。因而，毛主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现。此外，毛主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丰富的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基础，因而它又是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总之，毛主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它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高度融合的产物。
二、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他一生潜心研究、探索与刻苦实践的科学结晶
毛主席自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始终如一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具体实践问题。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在中国大地上潜心研究、探索与刻苦实践的结果。
1.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创造了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使中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新起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达到极端情况下的产物，因而社会主义一般都以发达的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确立的历史起点。然而，在中国却不，因为中国社会在此之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充分，很不成熟，因而，它不能作为我们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那么，我们中国到底怎样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摆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难题。在这一难题面前，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在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发展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发展充分了，成熟了，再来搞社会主义；二是在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以后，直接把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以及其相应的剥削阶级消灭光，径直进入社会主义。这两种选择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如果选择第一种，我们就可能犯右的错误；如果选择第二种，我们又可能犯“左”的错误。毛主席既没有选择第一种，也没有选择第二种，而是以他特有的睿智创造了第三种方式，即在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在旧中国与社会主义之间来一段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以后，以此为基点，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又是一个新的创举。
在中国，经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并不是毛主席一时的心血来潮或应景之作，而是早有考虑，早有准备，是他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后所作的一种历史性抉择。早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就提出，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6]1060另外，他还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外交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与阐释。从此，不论是在自己的著作中，还是在自己所起草的党的有关文件中，不断地对此作了补充与完善。
2.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创造了具有中国突出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使中国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可靠的现实基础。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从旧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个过渡时期，并不是要使中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阶段上。当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抓紧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保卫新生的国家政权。紧接着，他又带领全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进入社会主义作准备。
在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采取了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在农民与小手工业者完全自愿的前提下，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有计划、分步骤地将他们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顺利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与小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使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这里，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与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效果，都是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所没有过的。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办法与措施，走出了一条非常特殊的“和平改造”的道路。这就是，以强大的国家政权为后盾，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赎买与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将对生产资料的剥夺与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最终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变革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时也将作为剥削者的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型劳动者。这又是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创造。
毛主席和我们党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套政策措施与办法，其实就是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运用赎买的办法剥夺资产阶级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构想，在当时，由于历史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将此变为现实。列宁也曾试图将此付诸实践，但由于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不愿意，结果也使他的良好愿望落了空，而只有中国才真正实现了。这正是毛主席的一大功劳，也是他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所作的一大贡献。
对农业、手工业和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这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可靠的现实基础。
3.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科学地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中国刚从新民主主义踏进社会主义以后，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被提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这对毛主席和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又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这一情况，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建国前夕，他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就这样说道：“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7]1480-1481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办法，只好一切都向苏联学习。于是，我们就把他们的一套几乎全部搬了过来。经过几年的实践，虽说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了，使我们对苏联的模式与做法以及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了一些比较清醒的认识。
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文献《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写作时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思考。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更加努力地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8]10
上述可见，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独立思考，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没有他对苏联模式与做法的深刻反思，没有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认真总结，就不可能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他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潜心研究与实践所作出的科学总结，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概述
毛主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思考、研究与探索是多方面的，其取得的思想成果也是非常丰富的，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笔者认为，如果从经济方面考察，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认清基本国情，按客观规律办事
毛主席在上个世纪30年代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时候曾说过：要指导战争就要懂得战争的规律，要指导革命战争就要懂得革命战争的规律，要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要懂得革命中国战争的规律。同样，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必须懂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否则，就不是一个清醒的、有作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
毛主席在1961年曾经这样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为了认识中国的国情，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反复告诫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一个调查研究之年”。他要求：“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4]302-303切实“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4]237并且他还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表率。
在如何准确认识我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上，毛主席还特别强调要冷静，要有耐心，不要急。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4]300还指出：“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4]236
经过毛主席及全党的共同努力，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终于有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与成功的经验。如我们当时已经出台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和当时正在制定或准备着手制定的还有商业工作条例、中小学教育条例、军队建设以及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工作的条例等等，这就是明证。这些条例，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很肤浅，甚至觉得不太符合时宜。但是，客观地说，它还是比较实在地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实属不易，难能可贵。
2．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毛主席认为，对立统规律是世界的普遍规律。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即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如此。”[9]514他还指出：“我们不要迷信，不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10]69另外，在这个问题上，他还针对斯大林的一些认识提出了批评。基于这一思想，毛主席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其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与阐释。
首先，他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文中，他还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表现形式以及解决的方法等重大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与说明。这为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出发，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寻找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如何适时调整或变革上层建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比如，在国营企业经营管理权限到底应该是集中一些好还是让下面“搞点自由主义”好，其收入分配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国家、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为好；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到底如何逐一过渡，其经营管理到底是应该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还是应该以小队为核算单位好等等，毛主席都作过反复思考、多次探索。这其中不论收效如何，或是成功与失败，但是，他那种敢吃螃蟹，决心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来解决我国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的开拓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值得称道的。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正确分析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具体阐述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形式与性质之外，他还对如何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作了说明。他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11]365他还指出：“我们历来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与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11]371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经济及其与之有关的方面来说，就是要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家、企业与个人，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党与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与非，中国与外国等10个方面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中，毛主席指出：“工业与农业、内地与沿海，中央与地方，国家、集体与个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12]484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尤其要处理好这些关系。
毛主席之所以提出正确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其中，尤其要处理好上述这众多的关系，其良好用心就在于要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288这就是毛主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确定的一条根本指导思想。
3．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毛主席有一句经典名言：“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1]133还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4]305这是毛主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历史经验得出的一条真理性认识，也是对我国基本国情所作的高度概括。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别的什么样的政党或政治集团都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责任。所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当然，党的领导，不是面面俱到，包揽一切，而主要是抓大事，揽全局，其具体工作则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去抓，去落实。对此，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10]355 就是这个意思。
经济建设，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外，毛主席还特别强调突出政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1]305只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他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一条重要原则。他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时又一再阐述与反复强调，并且针对教科书中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物质刺激等问题还做了许多商榷与批评。
政治挂帅，就是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教育，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倡导顾大局，辨是非，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之所以如此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并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两个阶级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无时不刻都会侵入到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灵魂，即使是共产党人也不会例外。因此，如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其思想就会变坏，其行动也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全党，要突出政治，坚持又红又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注重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另外，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改善人的精神状态，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的谈话中曾多次说道：“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思想政治工作。”[4]125当然，他也不否认物质鼓励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认为那不是主要的，并且也不能持久，根本的还是靠精神鼓励。
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毛主席，作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深知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同时，他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几十年，深知中国的贫穷与落后，所以，他始终不忘国家的经济建设。民主革命时期，在根据地，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将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部队给养与群众生活；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与大力发展生产力。新中国建立之时（即1949年12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经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13]25随即，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突出位子，并把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作为衡量合作化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标准。在他的坚持与指导下，最后的确收到了良好效果。当时我国的农业每年递增4.8%，工业每年递增21.8%，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其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全面分析了国内的基本情况。他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后来，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讲话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强调。他指出：过去几十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的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经济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12]647-648与此同时，他在1956年8月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讨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时指出：“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经济建设。”[12]511
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始终是明确坚定的，即使是在他往后的日子里，尽管运动不断，也没有动摇过。如在“四清”运动中，他仍然强调要抓好生产，要把是否增产作为检验“四清”运动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开始就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最后面对林彪、四人帮的疯狂干扰破坏，自己因年事已高，健康欠佳，无力回天时，还特别请出邓小平出面主持工作，强调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里，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对于抓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总是那样的清醒与坚定。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也是向前发展的，并且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
5. 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走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工业化，是毛主席梦寐以求的事，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最大追求。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新中国一成立，他立即着手恢复国民经济，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准备；尓后，他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工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一并提到党和国家工作的主要日程，并且矢志不渝地予以坚持。
那么，如何实现我国工业化？西方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优先发展轻工业开始，单兵独进，待有了雄厚的资金后，再来发展重工业，以推进整个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在苏联，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此来带动农业与轻工业，最后实现国家工业化。然而，在中国，毛主席既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也不走苏联的新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他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11]400即按农、轻、重为序推进国民经济发展，走一条用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最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
毛主席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第一，西方的那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要求，更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这对毛主席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第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也有许多弊端，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即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与轻工业，结果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失衡，农产品及生活资料供应不足，市场紧张，货币币值不稳定等。对此，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鉴。”[11]267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毛主席选择了一条更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之路。
按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能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吗？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毛主席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他指出：按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其实质不过就是“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提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他还指出：“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11]269
就如何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毛主席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确立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基本思想，并将此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以指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多少年来，由于我们坚持与执行了这一总方针，使我国的农业与工业乃至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得到了较为均衡地发展，为我们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实践证明，毛主席选择的这条工业化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
6．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是毛主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因特殊的战争环境，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撇开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尓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好发展。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是很清楚，直到去世之前在著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才明确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不过，他认为这种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只限于生活资料，而生产资料则被排斥在外。然而，毛泽东则不同，他是一个彻底的商品生产论者，即不但承认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且也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毛主席承认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存在，不是基于现实的无奈，而基于其深刻的理论认识。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不仅与不同所有制的存在有关，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它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谈话中指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是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与生产力水平密切联系。因此，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商品还很不丰富，某些范围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14]33毛主席的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卓越见解，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过。
毛主席承认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存在，不是要想办法去消灭它，而是要发展它，利用它，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10]435-436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准备条件。”[10]435此外，他还特别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10]437
那么，毛主席到底是如何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一，利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毛主席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能够接受的一种经济形式，也是国家处理同农民关系的“唯一”有效形方式。他指出: “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10]439还指出：“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10]440
第二，利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搞好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的一系列谈话中，毛主席一再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要作用。他确信，价值规律是我们搞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重要依据与必要条件。为此，他提出，一要将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的工具。他在评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关于“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正确计划工业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的必要条件”一观点时指出：这话正确。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的工具，这是好的。对此予以肯定。二要将价值规律作为确定商品价格的基础，以调节市场，平衡供求的工具。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计划的一，价格第二”的主张。在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上，他既突出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没有把它强调得过头，而是把它放在计划之后，正好恰如其分。
第三，将价值规律作为企业核算的工具，提高企业效益。还是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毛主席几次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讲盈利。因此，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进经营管理，合理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此外，毛主席还根据当时国内出现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等突出问题，还特别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利用它教会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要使他们懂得算账的重要性。[4]34
7. 坚持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用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之间是基本适应的，但还有矛盾，因而，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还会有“改革”。他指出：那个时候，如果“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和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11]319
那么，到底该如何改革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毛主席提出了如下几方对策。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两种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同时也不要搞得太纯。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的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两种所有制，二者之间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过渡也“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15]570另外，他主张在继续巩固和完善公有制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发展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如“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 可以“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工厂，甚至还可以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10]170在农村，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允许农民不入社或已经入社的也可以退社，继续搞单干；在强调阶级斗争最厉害时，还允许农民持有自留地等等，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大做文章。他认为，虽说所有制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4]136他还认为，“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4]134因此，他积极倡导“鞍钢宪法”，推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领导人员、工人与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等。
第三，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坚持统筹兼顾与按劳分配原则。他指出：在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方面，过去我们遵循的原则是一国家，二集体，三个人的原则，现在应该倒过来，一个人，二集体，三国家。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他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4]130
此外，在上层建筑领域，毛主席特别强调和突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位与作用，在全党、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我们的党员和人民，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与自觉性。同时，在我们党内也紧紧围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展两种思想或主义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纯洁党的队伍，牢牢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另外，根据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积极调整和完善各方面的现行政策，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等等，等等。
上述可见，毛主席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以及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各种活动与举措，可谓费尽了心思，动足了脑筋，贡献了他的智慧与才华。
8.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经验和争取外援为辅相结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靠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6]1016 建国之初搞经济建设，由于没有经验，只好照搬苏联的一套，几年之后总觉得有些不舒服，尤其是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毛主席便下定决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搞建设。他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4]338就这样，毛主席在他的有生之年矢志不渝地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智慧，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我们的工农业也得到了成倍的增长。
但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不要外援，不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关起门来搞建设。对此，毛主席在修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争取外国的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5]145另外，1958年6月，他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示中也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0]380
正是在这样一条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经过一番努力与奋斗，到上世纪60年代中就已经基本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资技术基础。
上述诸点，只是笔者对毛主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经济学的角度所作的一个简单的概说，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全部论及，其余的只能另找机会。恕谅。
四、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毛主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大量实际探索与理论阐释，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这是他超越前人的伟大之处，是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主席在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过人的智慧与才能，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的坚定性，那种一定要找出一条“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论勇气与求实精神，是无以伦比的。试想：是谁第一个发出了“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呐喊？是谁第一个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的强烈置疑？是谁第一个对苏联模式提出了大胆批评，并向全党发出了“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的警告，在世界范围内举起了社会主义多样性的旗帜？此外，是谁第一个提出了“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鲜明政治主张，迈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第二次结合”的步伐？最后，是谁第一个确立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大战略与一系列英明决策及重大举措，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他老人家才真不愧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第一开创者与实践者。他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独立的发明权与完全的知识产权。他是最值得全国各族人民景仰与怀念的人！
注 释
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过专论，有兴趣的朋友可见拙作《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解》二文（分别请见《科学社会主义》1990年第4期和《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②资料显示，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其中，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1%，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6.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4.9%。另外，主要产品产量，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4]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 吴冷西：憶毛泽东 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
[9] 毛泽东书信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12] 逢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学史：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文/屈炳祥，本文为作者向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