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是怎样影响他人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党员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定力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多次要求，“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

　　在毛泽东的一些重要哲学著作中，有的直接谈哲学，有的贯穿了哲学思想，可见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对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那些亲耳聆听过毛泽东的教诲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感受，对于我们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新时代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很有裨益。

“信手拈来，入情入理”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江华，1907年8月1日出生在湖南江华一个瑶族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冬入党。1928年，21岁的江华上了井冈山，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有1年多时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江华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江华的原名叫虞上聪。1938年夏，他即将前往山东工作，临走前向毛泽东告别，由于敌后工作的特殊性，不能用自己的实名，于是便想要毛泽东帮他改名。毛泽东听后沉思了一会儿：“湖南江华是你的故乡，不忘家乡，不忘本，不如就叫江华吧！”从此以后，江华的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江华晚年回忆：“毛泽东同志是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长我14岁，既是领袖，又是老师和兄长，我为自己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能亲身聆听他的教诲而感到庆幸和自豪。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这不仅由于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写下了像《实践论》《矛盾论》这样哲理极强的哲学专著，而且还在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真理，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江华第一次听毛泽东讲哲学是在1929年4月的一次散步中。那天，毛泽东和江华、陈毅、谭震林一起在河边散步，毛泽东停下来问他们，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说鱼要睡觉吧，谁也没有看到过；说鱼不睡觉吧，似乎没有道理。三人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笑着说，我看鱼是要睡觉的。鱼在水中游动，总有个休息的时候，光有动，没有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任何动物，有动就有静，有生就有死。江华后来回忆：“他用这身边的小事，向我们阐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哲学道理，信手拈来，入情入理，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江华进入抗大学习。他听了不少中央领导人到抗大讲课，但给他印象最深、最有教益的还是毛泽东讲授的哲学课。江华感到，毛泽东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特别是常常引用一些通俗的事例，如人手掌上的拇指和其他四指的关系、象棋中的攻防关系、战争中的外线和内线的关系等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而抗大别的教师讲哲学，所举的一些物理、化学方面的例子多少有些“深奥”，使江华这些人总也听不明白。但听毛泽东那么一讲，就豁然开朗了。抗大学习结束后，他又参加了中央举办的一个由毛泽东讲哲学的训练班。他在这里发现，有个别人不但不来听课，反而讥讽道：毛泽东懂什么哲学，他讲的是庸俗哲学。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出国留洋、啃过洋面包的人才懂哲学，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1928年上井冈山开始，江华亲身经历了在毛泽东领导下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同时也经历了那些“啃过洋面包的人”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害。他深刻感受到，毛泽东讲授的哲学课，不仅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揭露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实质和对革命的危害。从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了干部的头脑，教育干部树立实事求是的理念，学会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1938年5月，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江华认真读了几遍讲演稿，感到非常振奋。他认为，《论持久战》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他在山东敌后抗战期间，随身带着，随时翻阅，每次阅读，都有一些新的启发。这篇著作被列为山东根据地政治、军事干部的必读教材，以此武装干部的头脑，教育部队和人民。

　　1943年冬，担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江华和夫人吴仲廉进党校学习。毛泽东听说江华回延安了，就到副校长彭真处叫他去见面。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山东敌后及回延安沿途所见所闻，特别问了这些地区的群众生活情况。江华汇报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听了江华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江华晚年回忆说，“‘察言观色’，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深刻的哲学含义，我铭刻在心，始终没有忘记。他教我观察问题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普遍的本质性的东西。他还教我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时刻记在心里，当好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促使我世界观转变的催化剂。”

　　2021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万吨水压机，一个跨越时代的符号》。文章写道：1962年6月在上海制造成功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是我国首批自主研制的基础性重大装备。过去60年来，它为我国的造船、电力、冶金、矿山、国防等行业锻造了许多重量级部件，为我国重工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在上海制造一台万吨水压机。毛泽东非常赞同，将此信印发大会代表。毛泽东还问上海市委负责人：上海能不能干？愿不愿干？上海市委负责人认为可以干。于是中央决定由上海制造万吨水压机，并确定沈鸿负责这项工程。

　　当年世界上只有美、苏两国拥有这种万吨水压机。我国所需的大型锻件，不得不依赖进口。可是，美国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而苏联老大哥又奇货可居。沈鸿率领的设计班子，在当时“大跃进”和“放卫星”的热潮中，始终保持冷静理智的头脑脚踏实地地工作，历时3年，终于成功。这项成果，不但震撼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仅60年代，就有40余个国家的宾客前来一睹万吨水压机风采。

　　沈鸿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只读过4年小学，但他喜爱摆弄机械。1931年至1937年，他从亲友中集资5000元在上海创办“利用小五金工厂”，制造弹子锁，担任经理兼工程师。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他带领全体工人和机器设备几经辗转到达延安。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沈鸿都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1942年，沈鸿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军工局特等劳模。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无限忠诚”奖状，并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这一年，毛泽东专门约见了他。他后来回忆：“一进门，一个身躯伟岸的人立刻站起来迎接，不用说，这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毛泽东了，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亲切握手，又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彭真、高岗。一落座，毛泽东就对我说：‘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咧，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在延安同毛泽东正式见面虽只有这一次，但经常听到军工局李强局长介绍毛泽东的许多史诗般的事迹。他的博大精深，平民领袖的作风，时有所闻。这次亲身接触中，对他那不耻下问，虚怀若谷的精神，印象十分深刻。”

　　沈鸿在延安工作虽然很紧张，但他总是挤出时间读书。毛泽东几篇重要著述，对他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读的第一本毛泽东著作是《论持久战》，他很快被书中的极强的理论逻辑力所折服，使他对抗战胜利更充满勇气和信心。接着他找来油印本的《实践论》《矛盾论》如饥似渴地学习。此前，他的头脑中有一种迷信：哲学是深奥的、高不可攀的一门学问，不敢问津。读了“两论”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真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哲学是帮助你怎样去认识客观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帮助你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去作事业——改造世界包括改造自己的学问。每个人都有他的哲学，只是被经验束缚在感觉认识的低级阶段，没能做到理论的抽象而已。毛泽东号召哲学走出课堂，我个人是亲受其益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促使我世界观转变的催化剂！”从此“两论”一直是他反复阅读的经典，他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在接受制造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任务后，沈鸿以“两论”为指导，首先带领设计人员到全国有小水压机的工厂考察了解各种不同水压机的性能，听取操作工人的意见；同时，广泛收集有关水压机的国内外技术资料，进行分析对比，集各家精华为己所用。

　　当时很多人认为：制造这种特重型的设备，按国际上通常的情况，必须有五个条件：要有大锻件、大铸件、大机床、大厂房、大专家。当时这些条件我们都不具备。真可算是“五大皆空”。有人就主张：“还是先向国外去订购一台吧！要自己制造，也得先有了这种机器，才好锻造同吨级水压机上的特大锻件。”有的甚至说：“如果真要自己设计制造，至少得从国外聘请一个高级的专家顾问组，在这个专家顾问组的领导下，组织一个强大的设计队伍，才好进行工作。”

　　沈鸿一班人坚持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武器，正确地处理了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学习继承和创造发展等一系列关系问题，用中国人独特的方法，设计制造成功了一台具有中国特色的万吨水压机。这台水压机除了具备世界上同类水压机的一般性能指标外，还具有了引起业内人士赞叹的四大特点：重量更轻、高度更低、力量更足、工作更稳。

　　沈鸿后来回忆：“毛泽东批准我国自己制造的12000吨水压机完成，《人民日报》约我写一篇感想。我在百忙中只抽出了不到半个钟头时间，写了一篇约400字的短文。说明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方法结出的硕果。这篇短文不是应付、应景之作，而是我们工作的高度经验概括。以后有我经手的几项大的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也都是‘两论’的理论。”

“我对他的哲学著作读的次数多得难于统计。”

　　王朝闻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1909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合江县，1940年至1945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创作员、教员。解放后，王朝闻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务长、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美术》（后改为《美术》）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王朝闻从延安时期起就对毛泽东怀有敬仰之情。他回忆道：“记得当时有两件小事，也能使我感到堪称伟大的毛泽东，竟自那么平易待人，言谈幽默。一件是他穿着有补丁的衣裤，在广场上给鲁艺全体作报告。当讲到向群众学习的重要，引用‘黔驴技穷’的寓言时，还模仿了驴子的一个动作，用一只脚向后一蹬，引得我和大家一样都笑了。我自觉在这样的笑里，主要不是觉得这个动作滑稽，而是它体现着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亲切关系。我相信他在重要会议上一定很庄重，但他此刻对我们毫不见外，深感他对我们也没有任何首长架子。另一件，是院领导陪他到西山看望工作人员。当走到我住的窑洞门口，听说我是搞雕塑的，他立即说：‘你是做泥菩萨的。’我当时完全没有领会，他这话的内涵是指对神的崇拜，只敏感到他那应用群众语言的习惯，和这种语言也有幽默特征。后来，我写作时和别人一样，称他为‘我敬爱的毛主席’。这话并非违心的套语。而是以我自己的特殊感受为依据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了他一生的工作指南。他特地强调：“毛泽东在军事哲学方面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我的艺术哲学和美学思想有十分深刻的影响。我不大习惯应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政治术语，但不妨重复地说，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名著所体现的方法论对我影响极深。同我对他在长征途中的诗词的反复阅读的兴趣相比较，我对他的哲学著作的阅读的次数多得难以统计。”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王朝闻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雕塑教学和雕塑创作。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请他创作毛主席浮雕像用作封面。王朝闻反复地思考：毛泽东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于一身，怎么表现呢？最后形成认识，作为《毛泽东选集》的封面，还是应该强调思想家的一面，思想家可以概括、包括其他的方面。他决定着力刻画眉宇和嘴角，把眉和眼睛拉近一点，嘴角绷紧一些，表现主席的深思和自信。后来王朝闻专门写了一篇写他创作时的思路文章，其中既怀有对领袖的敬爱，更有理性的思考，很能体现他的艺术思想。后来在他从雕塑教学和创作转向美学研究的诸多原因中，最关键的是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北平解放后，王朝闻给天津《进步日报》副刊撰写文艺创作方面的系列短文，这些短文偶然被毛泽东看到，毛泽东认为不错，便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从文章看来，他是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嘞！”后来，丁玲在《文艺报》编辑部把此事转告了王朝闻。王朝闻得知后备受鼓舞。从那一刻起，他下决心“改行”。

　　毛泽东的实践观点和矛盾观点，深刻地影响了王朝闻对艺术美的本质问题和审美关系的理解，指导着王朝闻进行审美创作与欣赏。毛泽东喜爱读《红楼梦》，经常征引《红楼梦》中的典故来喻事说理。毛泽东还提倡高级领导干部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读。毛泽东透过《红楼梦》中的艺术形象，把握其反映的封建社会现象。对于《红楼梦》中的凤姐王熙凤，毛泽东曾说“王熙凤善使两把杀人不见血的飞刀”。1973年至1974年，王朝闻写出《论凤姐》一书。他运用《矛盾论》关于个性和共性的观点，专门写了一篇《天下老鸹一般黑——凤姐的个性与共性》。文中写道：“不论曹雪芹塑造这个典型人物是否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他运用‘如实描写，并不讳饰’的方法创造出凤姐这个形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法则。”王朝闻认为，在《红楼梦》众多人物中，王熙凤是曹雪芹花费笔墨最多的人物形象之一，也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王熙凤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什么都和别人不一样，这也不可能，在《红楼梦》中，身份地位和她相近的人物也有一些，比如尤氏、秦可卿、李纨、薛宝钗等，她们都是家族的女主人，不同程度的参与家族事务的管理，生活在大体相同的生活环境中，因而她们的思想言行会表现出一致性，这可以说是她们的共性。“凤姐等人的个性，体现着他们所隶属的阶级的共性，即和其他人物基本相似的一致性。因而凤姐既是特定矛盾关系中的个人，又是没落地主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王仲在纪念王朝闻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时，以钦佩的口吻谈到王朝闻：“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阶段，许多艺术理论界的朋友都纷纷表白自己是纯艺术理论家，生怕和马克思主义沾上边，唯恐躲闪不及。但王朝闻先生从来不模糊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明确形象。”“王朝闻先生曾在90大寿庆祝会上发表生日感言时问大家：你们知道我能写出这么多书靠的什么理论方法吗？他回答道：我是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学来的！在这本书里，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观点，通过对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各种要素的层层对比分析，从中找出发展演变的规律性，进而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结论。王朝闻先生从中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成为他研究各种文艺问题和美学问题得心应手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