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此文发表前后，外媒评价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影响更大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有1800多位各方面人士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系统地阐明了关于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经过整理并作了若干修改与补充，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为题，于同年6月19日公开发表。
关于这篇著作，2011年1月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指出：“毛泽东在这篇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著作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同性质矛盾及其处理这些矛盾的理论，是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见该书第428页）2022年6月出版的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指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见该书第477页）
今天，重新回顾这篇著作发表的过程，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这篇著作的历史作用和长远指导意义，是很有益处的。
毛泽东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缘起
《正处》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并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提出来，是因为当时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我国国内都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在客观上亟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创新，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1956年夏秋，苏共二十大后，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这年10月22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后，与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谈波兰问题，并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11月1日晚11时15分，刘少奇一行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1月2日零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彭真听取刘少奇汇报同苏共中央磋商的情况和匈牙利问题。11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的汇报。11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匈牙利问题时指出：“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1956年，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丰泽园前交谈。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于11月10日至15日举行。刘少奇在会上通报中苏两党关于波匈问题商谈经过时说，波匈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照搬苏联经验，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人民生活很苦；而国家领导人又学苏联一套，享受特权，引起群众不满。由此，刘少奇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避免“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产生的问题。毛泽东结合当时国内的群众闹事的问题，运用矛盾学说分析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毛泽东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类矛盾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提出了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
1956年下半年，我国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紧张的情况，加上领导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特别是有的地方工作严重失误后将错就错甚至引起民愤，再加上波匈事件的影响，一些地方连续出现群体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农村发生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知识分子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在“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公开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还有一些错误的政治言论。总的来说，虽然有少数是坏人破坏捣乱、反革命分子煽动，但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许多干部由于缺乏思想准备，群众一闹起来，要么怕字当头，惊慌失措，陷于被动，感到难以理解和无能为力，而听任事态发展；要么仍用阶级斗争的老办法来对付新问题，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简单粗暴地压制和压服，用革命战争时期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人民群众，以致矛盾激化。毛泽东当时就指出：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如何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积极面对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成为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关心的重大课题。
◆1957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南苑机场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早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该会于1956年2月14日至2月26日举行），195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针对苏联长期回避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就是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12月4日，毛泽东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形成了若干重要判断，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2--43页）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基础。
这样，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新矛盾的大量出现，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逐渐成熟。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正处》的讲话。
从讲话稿到著作公开发表
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和现实生活中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决定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在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
为进一步传达、贯彻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有800多位党内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召开6次座谈会，了解宣传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思想文化领域贯彻“双百”方针鼓劲。他在3月12日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说：在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毛泽东还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和讨论，引起热烈的反响。1957年3月5日至20日，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议第一天发言。他说：“在我们这次会议开幕以前，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曾经被邀请参加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社会主义国家将能够更好地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使这种矛盾不致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减少工作中的错误。”这样，讨论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成为了会议主题，共有406名委员和列席人员在会上发言。他们表示，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日趋完善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将起决定作用。各民主党派相继举行中央全会或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党委则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党内外广泛听取反映，征询意见。一时间，人们焕发出巨大的政治热情。《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报道：毛泽东的讲话在上海进行了普遍的传达和讨论，“它已形成了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
传达和讨论毛泽东这两篇讲话的过程，也就是分析和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和检查工作中问题的过程。从共产党方面来说，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中央连续发出党内指示，党报相继发表社论，推动这一进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赴各地视察，沿途宣讲，要求党的干部充分认识到我国正处在从革命到建设的社会大变动时期，要充分理解党采取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普遍、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党中央的整风指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这是在讨论和实行“双百”方针中形成的简化词语）。党衷心欢迎那些来自各方面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确实诚心诚意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此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整风开始前，毛泽东已于4月24日着手修改《正处》讲话稿。毛泽东在2月27日的讲话，有一个10页纸的提纲，这个提纲后来由中央档案馆收藏。提纲列有12个问题，每个问题中又列有若干要点。那天的讲话基本上是照提纲的要点展开的。胡乔木根据讲话记录作出一个初步的整理稿，毛泽东就在这个整理稿上进行修改。整个修改都是毛泽东自己动手，陈伯达等人帮助他做些具体工作。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开展，出现了许多复杂情况。毛泽东在修改《正处》时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复杂的情况的出现。
1957年6月至1966年5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吴冷西回忆录之一—新的探索和整风反右》中谈到了毛泽东修改《正处》的一些重要情况（见该书第81-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
1957年6月7日，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要吴冷西考虑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毛主席还谈到，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已修改好，并当场给了我一份6月1日的修改稿，要我看看有什么意见。”毛泽东对他说，“去年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曾用两种根本矛盾概括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今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则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基本矛盾。2月27日讲话中则概括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是基本矛盾，没有提出主要矛盾问题，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大部分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我的讲话，题目叫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个道理。”在谈到整风情况时，毛泽东说：“千万不要模糊对全国大局的总估计，人民的江山是不可动摇的。”吴冷西在谈话中了解到《正处》准备在6月15日左右公开发表。
6月13日，毛泽东再次找胡乔木和吴冷西谈话，要吴冷西当晚就去《人民日报》工作。吴冷西问毛泽东，《正处》即将发表，与讲话稿相比，“哪些是重要修改，我们宣传时应注意些什么？”
毛泽东告诉他，“……我们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改进我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次修改仍然贯彻原来的方针，不但没有改变，而且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毛主席说，这篇讲话，仍然强调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是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并且特别强调用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的是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还说，这次修改，百花齐放也是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在2月间讲话时只提出香花和毒草都可以放，现在都放出来了，就有一个如何区别的问题。干部、群众对此都很关心，你们新闻记者在报道中也遇到这个难题。五月底我集中精力修改时，经再三考虑，补充了区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这是政治标准，只是一些原则，遇到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过去一段时间，我顾虑的主要是把香花当作毒草，把党外人士的心里话当作毒草顶回去了。党外人士提的意见，绝大部分还是公正、合理的。当然，干部和群众中也有把毒草看作香花，不辨大是大非的情况。有了这六条标准，这两方面的偏向都要防止。”
吴冷西认为：“6月19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基调同2月27日的讲话没有改变，主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全文都是探索如何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文章总的方向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见《讲话》的第一节最末一段）”
6月17日下午，吴冷西收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送来的《正处》定稿。6月18日下午，田家英来电话通知说：“在第八节‘双百’方针中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之后，增加一句话，即‘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告诉邓拓同志后照办了。这样，毛主席这篇伟大著作，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经过毛泽东历时55天的修改完善，1957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终于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很快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
《正处》的发表，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的反响。1957年6月21日，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1957年6月，英国“一群专家”发表评论文章说：“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法国《世界报》1957年6月20日社论指出：“……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正处》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很大震动。苏联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家报纸，或全文或摘要刊载了《正处》。大部分人赞成，但也有持否定态度的。例如赫鲁晓夫在《正处》发表后一次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苏联不存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矛盾。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甚至说，苏联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而苏联哲学博士斯捷潘年则高度赞扬了《正处》，指出社会主义的统一并不排斥矛盾。另一位哲学博士祖努索夫指出，毛的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如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来就没有人作过这样辩证的全面分析。报告不但概括了中国的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的经验。可惜（苏联）党的领导人……在会上还忌谈矛盾。1957年6月22日，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的《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一文中说：“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南斯拉夫党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认为毛泽东的《正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指出：“虽然毛泽东的报告主要根据的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并且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但由于它的重大意义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它已经超越出中国的范围，因为，每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必然要遇到若干这类问题。”
《正处》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重要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卓越贡献。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第一个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尽管修改补充后公开发表的《正处》较大幅度地加强了有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但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些最基本的论断始终没有改变。这些正是中共八大决议中最本质的精神。
1958年1月，毛泽东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交党内讨论。毛泽东起草这个文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将过去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同新形势下积累的新方法好好地结合起来。该草案的主要内容，可视为对《正处》的重要补充。例如，“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
八大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历经曲折，但还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
这些成就的取得，追根溯源，是党始终坚持了《正处》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的精神，“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这里所说的“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就是《正处》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接着，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1982年12月4日，经过有几亿人参加的全民大讨论的，载有四项基本原则内容的宪法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四项基本原则也正式确立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的政治底线。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京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在这五个坚持中，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排在最前面。在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一定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