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要“批林批孔”
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晚年一直挂念着他老人家身后中国会走什么道路、中国人民会不会再吃二遍苦。因此，他晚年发动过多次政治运动。从1973年底开始，毛主席曾发动过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然而，对于这场运动，毛主席当时没有发表具体的阐述，以至今天我们对它的作用和意义不甚明了。
毛主席晚年发动过多次政治运动。他发动过文革，而对于文革，毛主席曾阐述过，这是为了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出走资派，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从现实社会的体验中，也能深刻体会到文革的意义。即使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一些批判、遭受过一些挫折的老同志，看到当今社会的演变，很多人也都承认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
文革后期的1975年，毛主席还曾发动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评《水浒》”这两场专题运动。
当时，毛主席发表过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一系列谈话和指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经过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还存在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和工资等级差别，这很容易滋生官僚特权思想；另一方面，仍在实行的“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以及工资等级制，不利于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小私有观念，而小私有观念却每日每时地滋生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毛主席指出，特权思想和小私有观念，在工人阶级、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中，都有所存在。毛主席据此提出，一方面要在实际生活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劳动人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另一方面要多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弄清楚滋生修正主义的实际根源所在。
俗话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意思是说，《水浒》里尽是一些造反的故事，年轻人看了《水浒》，容易变得血气方刚、动不动就造反。而《三国》里尽是一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故事，老年人看了会更加圆滑、世故，而失去应有的练达和宽厚。毛主席则一反人们对《水浒》的既往认识，提出了独特、新颖的观点：“《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很明显，“评《水浒》”是一个政治隐喻，他向我们昭示的是这样几点。第一，毛主席作为毕生带领人民造反、革命的领袖，他对《水浒》演义造反故事、弘扬造反精神，是持肯定态度的。第二，同时，他又对《水浒》中反映的造反精神不够满意，所以在毛主席看来，宣传造反精神的《水浒》不是正面的好教材，而是反面教材。第三，为什么呢？正如毛主席所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领袖不好。”毛主席还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原来毛主席发动“评《水浒》”，还是在论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抓住一支农民革命队伍为例子，肯定它的革命大方向，却指出其“领袖不好”，就是担心尔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出现宋江这样的人物，打着革命的旗号，却在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慑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强大压力，向敌人投降。毛主席晚年，我党我国面临的，正是强大的美帝集团和虎视眈眈的苏修集团。
我们再把毛主席这个思想方法向前发挥一步，就是一切革命队伍里，都有可能出现某些领导人慑于敌人的压力，或者出于自己的私心，于是打着革命的名义，搞投降、搞“招安”。今天，当代中国左翼队伍里的“保救派”，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脚注。
总之，对于文革、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评《水浒》”，毛主席当年都发表过谈话、都对其意义进行过阐述，我们结合几十年来的社会实际生活，也都能有所体会和感悟。唯独对“批林批孔”，毛主席当年没有留下过详细说明。近段时间，笔者翻看了几十年前“批林批孔”时期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批林批孔”文章，感觉这些文章介绍了很多古代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业绩，显得很“专业”，却不能很好地诠释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的现实意义。笔者在这里不揣冒昧，试着阐述一下对孔孟之道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毛主席当年发动“批林批孔”的意义。
二
在社会经济方面，儒家是非常虚伪的。在儒家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让天下百姓都富裕起来，做到“藏富于民”。在孟子看来，“施仁政”必首先关注“民生”问题，要“置民之产”。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则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所谓“置民之产”，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拥有自己的产业，能够上孝父母、下养妻儿，拥有抵抗风险的经济能力。孟子认为，这是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底线要求。似乎，只有天下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人心才会稳定，社会和谐秩序的建构才有可能。故孟子进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
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民产”是“民心”的基础，“置民之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构所谓“美好社会”的条件。
正因如此，儒家才“励民致富”，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意即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这是一种耻辱。孔子进而还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 述而》）就是说，如果可求富贵，即使从事卑微的工作，我也愿意为之。儒家认为，为求富贵、吃苦耐劳，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样，儒家就成功地把能否致富的关键，推给了个人；即使不能致富，也不要怪别人、怪社会。
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产品支配着生产者，物质财富统治着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财产关系为核心。这样，就产生了阶级，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产生了阶级斗争。一部分有了“恒产”的“先富者”， 凭着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靠获取他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断致富。“后富”的劳动者却不能拥有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他们“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就是剥削产生的原因。试问，如果一个国家两极分化严重，这个国家还能算“有道之邦”吗？底层群众在私有制经济下、特别是经济危机之下生活困苦，这是被剥削者的耻辱，还是剥削者的耻辱？
儒家是极力为统治阶级“喂蚊”的，它当然不赞成奴隶们起来反抗。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奴隶大起义，一个起义领袖叫柳下跖、一个叫庄屩，孔子等儒家大知识分子都把柳下跖称为“盗跖”，认为奴隶起来造反就意味着做强盗。儒家希望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都能够“克己复礼”，即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要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虽然儒家也声称“民为贵，社稷次之”、“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其目的是希望统治者认真研究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永生永世统治人民。儒家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统治者可以告诉老百姓怎样做，却不可告诉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这就是儒家提倡的“驭民之术”。
那么，在既有的剥削制度下，怎样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为统治阶级“喂蚊”呢？孔子曾经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大意就是不怕财富不多，只怕分配不合理；不怕人口稀少，而怕境内不安。“均”，一般人常常解释为平均，说孔子主张平均主义，其实大谬不然。
汉代的大儒家董仲舒解释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大意就是说，富人太富了就骄横，穷人太贫穷了就要忧患，因此统治者的统治之道就是要调节，富人不要让他太富了以至于骄横，贫穷的人也不要让他太穷了以至于忧患，这样求得上下等级制度的平安。
宋代大儒家朱熹则解释说：“谓各得其分”。
这些解释，都是要调节各阶层的收入，使贫者富者都能“各得其分”，不至于过富或过贫，以求社会的安定。
由此可见，在贫富问题上，儒家主张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先富带后富”，这是儒家坚定不移的社会理想与伦理目的。儒家认为，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乱源之所在。儒家除去主张“调均之”以求“上下相安”（即协调好贫富关系，防止底层群众造反，维持安定）之外，还主张“生财有道”，主张即使致富了，也要“戒奢寡欲，洁身自好”，即使掌握了剥削别人剩余劳动的条件，也要“以财发身，兼济天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向劳苦大众做一些施舍，更要做到“富而好礼”，即是要求为富者秉持敬畏之心、怀仁义之德、灭贪欲之念，强学达性、积善成德，自觉遵循道德规范。儒家认为，如果天下的商人和富人均能“好礼”，则乱源可绝，社会将趋于和谐，天下可平也。
儒家的方案，描绘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最高治国境界。儒家学说承认阶级差别、提倡阶级调和，号召底层群众“克己复礼”，同时号召“先富者”要“富而好礼，兼济天下”。孔子把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仁”。阶级调和、“先富带后富”，这是儒家“仁政”所追求的目标。
1939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就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致信张闻天时曾指出，孔子的所谓“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1964年8月，毛主席在同部分理论工作者谈话时又指出：“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毛主席晚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之一，恐怕就是要防止和杜绝走资派上台之后，一边实行剥削制度、推行等级制度，一边又高喊“仁爱”之辞，或者在保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搞一些改良主义，借此欺骗人民。
另外，毛主席还对孔子的“中庸之道”作出过深刻的批判。1939年，毛主席在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针对艾思奇“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是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并列看待”的观点，特地在艾思奇这段话下划了横线，并在后面写道：“‘中庸思想’本来就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
在艾思奇这部书的另一处，毛主席又批注道：“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
毛主席更进一步指出：“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毛主席一生都在培育新势力、反对旧势力，他们怎么能容忍“中庸”和“折衷”？毛主席是哲学辩证法大师，他也和列宁一样，特别警惕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搞阶级调和、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贩卖“和谐社会”等等修正主义货色。毛主席逝世后的今天，事实果然如此，我们惊诧之余，不得不叹服毛主席的智慧和远见。
另外，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容易造成人们委曲求全、不敢斗争的性格，这也是几千年“中庸之道”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的毒害。毛主席发动“批孔”运动，恐怕也有这方面的用意。
三
本来，毛主席批孔，是一以贯之的。有人说，毛主席“早年尊孔、晚年批孔”，这纯属胡说。“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口号，那时候，毛主席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革命者，他对孔孟之道的看法，肯定与五四时期的其他革命者没有差别。五四时期，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都批孔，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那么，毛主席晚年为什么又专门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不是要给其身后的中国人民留下什么政治遗言或政治隐喻？
据毛远新同志回忆，毛主席晚年曾同他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造反时批孔，建起封建王朝就尊孔。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抬出来，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或许，这就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或许，毛主席感到当时的人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昭示和隐喻，所以后来又发动了“评《水浒》”运动。
四
纵观孔子学说及整个儒家学说，可以概括地说，儒家承认阶级差别、允许阶级差别，但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儒家估计到社会可能会产生两极分化、发生贪污腐败，但它只允许对社会进行改良，不允许人民起来革命。
在今天，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有的人一边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一边又把孔子那一套搬回来？我们说，这不是可能，而是现实中已经有之。当今中国左翼队伍里，就曾出现过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谓“左派学者”，他公开叫嚣“尊孔”，他认为孔子才是最讲道德的，他甚至胡说中国近代、现代之所以出现那么多舍己为国的仁人志士和革命英烈，都是因为他们青少年时受了孔孟之道的教育。2014年，这位“左派学者”在所谓《农场答客问》中鼓吹道：“改良是历史的常态，造反、革命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充分暴露了这位“左派学者”的思想，跟孔孟之道如出一辙。
那位“左派学者”如小小苍蝇，几声抽泣，不值一提。可是，在2011年，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门前，突然出现一座孔子雕像。很快，有关部门赶紧打马虎眼，说是临时放在那里的。后来，在各界群众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那座孔子雕像被移走了。2017年，笔者到国家博物馆参观时，发现那座孔子雕像其实还在国家博物馆的院子里。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当时，如果没有众多左派老同志、各地网友以及全体人民群众的舆论压力，会不会有某些党内“健康力量”公然抬出孔子，然后再把孔子的观点塞进社会主义价值观呢？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把孔子雕像放在天安门广场这个企图没能得逞，毛主席当年发动“批林批孔”、给全国人民打了预防针，恐怕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毛主席当年与毛远新同志谈话时还指出：“如果共产党只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特权，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自己不革命了，也不许人民再革命了，那就要把孔夫子再请回来，尊孔、祭孔，这说明你的统治也难以为继了。”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史。一部4千万字的《二十四史》，留下了他200多处、4千字左右的批注，以及在2千多页上留下的画圈、划线等标记。（见詹红旗《〈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编辑出版纪事》，载于2013年7月30日《光明日报》）
1964年春天，毛主席读《二十四史》之余，心潮起伏、笔走龙蛇，一挥而就作出伟大诗词名篇《贺新郎·读史》。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